幼年時，唱歌跳舞曾是社會性的重要活動，演出此起彼伏。日常生活的貧脊被舞臺上的絢麗糅合到一起，成為我們成長的營養(yǎng)。文藝宣傳隊，這是當時我不求甚解的一個詞，隊友們每天進出校園，大多不必坐進教室，而是直接置身排練廳，從藏到蒙到維到朝鮮，各民族的身姿逐一試過。那時我黑、瘦、矮，終日猴子般上樹下河，比男孩子更迅猛地惹事生非，目光茫然懵懂，得過且過，即使動不動臉蛋被抹上厚厚的油彩，在舞臺大幕間頻繁出沒，也沒有特別高興或不高興。

但是十歲那年，在一個陽光傾巢而出的夏日，我見到了一個人，她姓翁，縣劇團舞跳得最好的那位，二十歲不到，極高的個子，長手長腳，笑意盈盈。那時我父親是公社分管文教衛(wèi)生的副主任，他以磅礴洶涌的激情搗鼓出一個名震四方的公社宣傳隊，縣劇團因此經(jīng)常駐點鎮(zhèn)上，三餐也同在公社食堂。無論臺上還是臺下，之前我都早已見過翁，擦肩而過，井水與河水。但那個夏日她被請來教我們排練，就站在咫尺外舉手跨腳旋轉跳躍，她動著，我們也跟著動。音樂由立于一旁的老師用手風琴奏出，循返往復，高揚脆亮。某一瞬一股氣流當頭貫下，仿佛被電擊，剎那間陽光剔透，四周每一根柱子都明媚如洗。

原來人可以活得這么美。

后來她又來再來，一次次把這種感覺放大。

也就在這期間，公社宣傳隊的那群男女也陸續(xù)被請來，教我們跳這支或那支舞，他們大多是從城里來插隊的。這個千年古鎮(zhèn)離市區(qū)只有十幾公里，江水環(huán)繞，魚米豐盛，就成了有吹拉彈唱跳一技之長的人，優(yōu)先選擇的“廣闊天地”。他們正青春年少，一腔豪情與一身才華都愿意傾倒而出。彼此間多少還有點較勁，每支舞的成敗都關乎各自的臉面。這其中有一個叫三妹的女子，身材勻稱，腰肢挺拔，舉手投足都韻味疊出。她從城里來插隊后，被一所村小學招為民辦老師，專門教跳舞。那個離鎮(zhèn)上還有五六公里的偏僻小村，因為三妹，很快就在各種文藝演出中名聲鶴起了，成為可以與我們鎮(zhèn)中心校齊名的強勁隊伍。鎮(zhèn)里動不動就演出，兩所學校經(jīng)常聯(lián)排節(jié)目，三妹領銜，她讓我們這樣那樣，動作要扣住節(jié)拍、氣息需呼應情緒，細白的皮膚和彎彎的半月眼在大汗淋漓間，泛出無盡的滋味。碰到全縣巡回演出，一個公社最多只能挑出兩個節(jié)目參加，我們兩所小學于是合為一體，同住同吃，齊排練共演出。

中學時在宣傳隊里主管舞蹈的也是女知青，個子高挑，聲音響亮，快人快語，隨時瞪著眼準備對動作錯誤和脫拍的我們大喝一聲，恨不得再飛起一腳。

回憶這些時，有一個句子一直在耳邊回循：“美好的女性引領我們前行?！边@應該脫胎于歌德的詩句：“永恒的女性，引領我們上升?！背藥砦璧?，這些知青還帶來了書。在他們簡陋的行李袋里，一本本紙張泛黃、封面已經(jīng)破損的書不時冒出來，并陸續(xù)傳遞到我們手中，從《寶葫蘆的秘密》到《苦菜花》、《青春之歌》、《野火春風斗古城》……

成年后我常常在猝不及防間猛然想起十歲那個夏天，以及那個翁姓美麗女子。八十年代初，翁已是市文工團的一員，在主演一部轟動一時的話劇后，又成為一部香港功夫片的女主角。電影上映后她成為明星，但很快傳出她入獄的消息——最初說因出賣情報被捕，幾十年后在網(wǎng)上查到，她其實是因生活作風而致牢獄之災。那時我已經(jīng)開始在報刊上發(fā)文章，暑期到作協(xié)打張證明，獨自頂著大太陽輾轉赴省女子監(jiān)獄，試圖探望她，無果。后來以她為原型，寫了長篇小說《薔薇前面》。該書2003年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時，我曾四處托人查找她下落，設想有一天能坐到她對面，把這本書親手交給她，并告訴她在那個已經(jīng)逝去的遙遠夏日，那個舞姿優(yōu)美的女子曾在無意間開啟了我對世界的向往。但最后得到的消息是，出獄后她去了香港，幾年前已經(jīng)病逝。

那個小村里的宣傳隊員中學時很多跟我成了同學甚至同桌，我們匯到一起，仍然日復一日排練演出，繼續(xù)獲得免上課免考試的權利，以至于高中畢業(yè)時，我竟不知道數(shù)學中的正負數(shù)為何物。她們則早早結婚生子，過上平靜富足的日子。而那個叫三妹的舞蹈老師七十年代末招工回城，十幾年后工廠倒閉。命運沒有給她驚喜，從小辛苦練舞，夢想以此為飯碗的她，終究還是被舞臺遠遠拋棄了。

廣場舞盛行后，當年的宣傳隊隊友在沉寂幾十年后，突然又得以生輝。她們在各自的村子里重新被注目，承擔起教練和領舞的角色，穿著色彩濃烈演出服的照片在朋友圈連綿不斷。繞了一圈，童年打下的底子又剎時向外突圍。她們很高興，照片里橫溢著無以言表的歡愉與滿足。歲月曾賜給她們很多可能性，不待兌現(xiàn)，又一把收回，卻仁慈地多少殘留些審美方向。拔背立腰，眼含秋水，身姿柔媚，站在那里她們就一眼有別于其他農(nóng)婦。

有一天曾經(jīng)的同桌發(fā)來一段視頻：她和另外幾個當年的宣傳隊員去看望老師。她們一起逛公園，見有塊空地，臨時起意，欣然跳廣場舞《雪山阿佳》。視頻像素不高，我反復看，看了好幾遍。她們或穿緊身裙，或穿高跟皮靴，領頭的那個微胖，肩頸略僵，但每個動作都款款有致情緒飽滿……多年不見，我們的三妹老師??！雖已年近八十，她居然仍是最出挑的。

就是那天，我決定寫《漁家姑娘在海邊》。

小說里舞姿翩翩的老師名字就叫三妹，她身上也融進了那個翁姓明星以及公社宣傳隊其他女子——閉上眼我想了想，仍記得起許多人的名字，她們的臉也一張張花朵般飄浮而過，連氣息都清晰可感。在什么時代，生于什么地方，成長中與哪些人相逢，被怎樣的際遇澆灌與塑造，都不是自己能做主的。生命有光，光逶迤而至，它們總會竭力找到閃爍的契機，悲欣交織，且歌且行。在這個故事背后，我的一聲慨嘆正悠長劃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