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英國文學雜志《雅典娜神殿》首次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年《死屋手記》英譯本第一次出版；同年，英美媒體較多報道他離世的消息，直至世紀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在英美基本處于冷遇期。20世紀初至20年代，英國俄文譯者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譯筆陀氏俄國風格的作品英國化，他才為英國讀者接受，這是其進入英美的起步階段；30年代至40年代，他的作品幾乎沒有新英譯本，加尼特譯本又持續(xù)了近20年的影響。50年代至90年代，眾多俄文譯者涌現(xiàn)，他們繼續(xù)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僅在前輩們的基礎上糾正譯作的某些錯誤，還希望盡力還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風格，呈現(xiàn)屬于他的獨特聲音。

德·米爾斯基在他的《俄國文學史（下卷）》“作者序”中寫道：該卷“始于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離世之年）……1881年被選來作為一個合適的路標……”米爾斯基認為這一年標明“俄國現(xiàn)實主義古典時代之終結”，他清晰地發(fā)現(xiàn)當時俄國國內(nèi)主流文學的這種創(chuàng)作現(xiàn)狀。也有俄國學者“‘精確’地將俄國文學在西歐的‘崛起’”定在這一年。而這一年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進入英美讀者視野的起點。

一，1869年至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英國的接受

1869年以前，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發(fā)表了《死屋手記》、《罪與罰》和《白癡》這些奠定其在俄國作家中地位的作品，他本人和這些作品都未受到英國的關注，英國文學期刊、雜志和報刊均沒有相關報道。然而英國人對俄國文學的了解從克里米亞戰(zhàn)爭時就開始了?！癧克里米亞]戰(zhàn)爭后，從經(jīng)濟、政治和軍事觀點看，從主要西方國家的霸權看，有必要更好地認識這個有威脅性的俄國，這大體促進了對其文化和文學與日俱增的興趣?！北R西亞·艾埃洛（Lucia Aiello）指出，1869年，英國文學雜志《雅典娜神殿》（Athenaeum）1月刊發(fā)表對尼古拉·斯特拉霍夫之作《俄國文學總體趨勢》的評論，俄國文學進入英國讀者的閱讀視野。同年12月25日該雜志提及俄國文學和文化相關內(nèi)容，其中有一份來自俄國圖書編目學家梅若夫（V.J.Mezhof）的《圣彼得堡巴祖諾夫書店俄文書籍銷售分類目錄》，艾埃洛認為就是在這一天的“俄國”欄目中第一次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年代的人們》的作者是皮謝姆斯基，他是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唯一被記錄的小說家，但沒有榮譽加在他身上”。此欄目既沒有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簡介，甚至他的小說都沒提及，可見在當時英國媒體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不算俄國重要的代表作家。

艾埃洛還提到，在1870年，羅爾斯頓（W.R.S.Ralston）發(fā)表在《雅典娜神殿》上的《親斯拉夫作者的魅力》一文又說起這份書目。他的目的是為俄國文學的優(yōu)點辯護，因為法勒(Frederic William Farrar)在《演說家族》中認為在斯拉夫語中充滿文學趣味僅波蘭語和塞爾維亞語，羅爾斯頓對此不滿，列舉許多俄國作家，例如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法勒在《俄國文學的價值》中除了回應羅爾斯頓的批評外，認為俄國少有作家達到歐洲作家水準，僅提到克雷洛夫、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在兩人精彩的辯論文章中都未談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艾埃洛還發(fā)現(xiàn)一位介紹俄國文學的英國人尤金·斯凱勒（Eugene Schuyler），他在1875年首次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這些作家的書名讓我想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A Young Man）……”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淡出英國公眾的視野。

直到1879年，《觀察家報》（Examiner）3月8日“拾零”（STRAY LEAVES）中俄國文學新聞欄目才再次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狄更斯派的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已開始在《俄國導報》上發(fā)表了《卡拉馬佐夫兄弟》前幾章，俄國讀者已熱切地閱讀了它?！贝藞?月5日又在同欄目報道：“……屠格涅夫接受莫斯科女士們邀請，進行兩場演講。有人要求他別再寫小說了，‘因為他自己太法國化了’。而其他人真誠地請求他放棄不再創(chuàng)作的決定。在彼得堡，這位著名小說家受到了非常熱情的接待。幾天前，他代表俄國文學基金會參加了一些公眾閱讀活動。屠格涅夫從《獵人筆記》摘選，用微妙的幽默感朗讀，獲得了無盡的掌聲。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近在首都某條街上遭到虛無主義者的攻擊，他也參加了這次公共朗讀?！绷硗?，《蓓爾美街報》在4月7日“偶記”欄目詳細報道虛無主義者們“不僅刺殺高級公務員，還刺殺任何一位明顯是熱心的政府擁護者。這些擁護者中有一位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于3月22日晚在圣彼得堡的街上遭到襲擊，但已脫離生命危險?！?/p>

作為英國周報，《觀察家報》報道俄國文學新聞時，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一方面根據(jù)新聞報道的五要素時間、人物、地點、事情經(jīng)過、事情發(fā)生的原因作非?？陀^的陳述，如上述第一則新聞中，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歸為像狄更斯一類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意指他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風格，其創(chuàng)作屬于當時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流類型。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其他作家的襯托，因為十九世紀的英國更是屠格涅夫的陣地，報刊中涉及他的新聞都會放在首位，如第二則新聞中，在作家參與公共閱讀方面，該報詳細、生動地給予屠格涅夫更多筆墨，而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受攻擊和與屠格涅夫參與同場朗讀的情況，僅點到為止。

另外，《觀察家報》談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會把他放入與某件事相關的作家群報道中，如1879年6月12日：“在彼得堡的普遍抱怨是，眼下俄國沒有出現(xiàn)優(yōu)秀的作品了。屠格涅夫因政府對待他的方式而心碎，故拒絕寫任何小說；托爾斯泰伯爵宣布不再計劃寫歷史愛情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謝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放棄了文學，成了政府雇員；葉甫蓋尼·馬爾科夫被流放至他在克里米亞的莊園；而泛斯拉夫領導者阿克薩科夫受到當局密切照管，以至于他的朋友們認為明智的做法是他不應該在出版物上發(fā)表觀點。簡言之，本土創(chuàng)作正受到專制的全力壓制，而當不利的恐怖政治在帝國行政機構中統(tǒng)治時，沒有什么作品值得加入到俄國經(jīng)典文學行列。”這類新聞體現(xiàn)了歐洲傳統(tǒng)新聞以政治為主的特點?！队^察家報》本身具有政治時事特點，它從文學層面描述俄國政府對作家影響力和言論的密切關注，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其他作家被一同報道，貼上“政治雇員”的標簽，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政府的約束。

而且，1880年5月22日，此報繼續(xù)報道：“上周在圣彼得堡，代表斯拉夫派的主要作家們舉辦了文學之夜，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朗讀了《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節(jié)選。”8月28日又報道：“據(jù)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尼古拉時代有過風流韻事?！边@種常用“一句話新聞”的方式報道，本身用意是突出新聞內(nèi)容的時效性和分量。前者明顯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立場，他代表斯拉夫派。后者類似花邊新聞出現(xiàn)在報紙上。在十九世紀，世界新聞傳播業(yè)發(fā)生了重要轉變，政治民主化，商品經(jīng)濟的自由競爭，英國工業(yè)革命不僅使印刷技術極大提升，還催生了工業(yè)城市的發(fā)展，進而使勞工階級快速崛起，社會中下層人群對信息的迫切需求，打開了新聞市場，這些因素促使新聞商品化，一種廉價報刊（penny press）便產(chǎn)生了，它具有“大眾化、商品化和機器化”特征，新聞史學家們稱其為“‘機器的、群眾的’報刊樣式”。“一句話新聞”與廉價報刊的作用融合，影響著其他報刊，《觀察家報》在十九世紀經(jīng)過數(shù)次變遷，不乏受其影響。因此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簡短新聞有時充滿嚴肅的報道，有時夾雜無足輕重的“胡謅”。

從這些新聞內(nèi)容可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英國雖有提及，但未受到如屠格涅夫那樣的追捧。盧西亞·艾埃洛認為，“在英國這些年（1860-1880），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到處受關注?！贝送?，因陀氏的創(chuàng)作習慣使其小說出現(xiàn)一些“弊病”，以至于很難博得英美評論家的關注：“因為他本人有個習慣即太重視小說事件，混淆主體，推理過長而不適度，所以他會令人非常厭倦。由于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是連載的，而且在剩下的部分完成前就發(fā)表了一部分，故其小說也許大都會有這些特點。” 因而，他在1869年至1880年英美知識分子和讀者的視野里處于邊緣化狀態(tài)。直到1881年，他在英美的接受和關注才有所改善。

二，1881年：英美雜志報刊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報道

1881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英美一些報刊雜志從2月到12月不斷有該消息的報道，內(nèi)容長短不一。英國《學會》（Academy）雜志最先報道，之后《曼徹斯特信使與蘭開夏郡綜合廣告報》（Manchester Courier and Lancashire General Advertiser）（以下簡稱《曼徹斯特信使》）以“圣彼得堡的壯觀葬禮”為題詳細報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禮。而《標準報》（Standard）以“一句話新聞”“俄國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于前天離世”一筆帶過。《雅典娜神殿》在12月“俄國”欄目開篇進行報道。美國的《洋際日報》（Daily Inter Ocean）在3月也有相當長的報道。

除《標準報》外，其他雜志報紙基本通過選擇和凸顯的方式報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禮概況，簡述他的生平經(jīng)歷，提及他的代表作品和主要思想，各有側重。《學會》和《雅典娜神殿》重在描述他的生平和作品，《曼徹斯特信使》概述他的葬禮情況，《洋際日報》基本平衡葬禮和生平創(chuàng)作內(nèi)容。然而，它們以自己的刊物立場，搭建各自的新聞框架，把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眾多孤立或零散的消息進行定位、尋找、理解和歸納，從而作整體詮釋，使英美讀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產(chǎn)生新的認識。

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禮概況，《學會》寫道：“……上周日為他的去世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活動，或許他對俄國文學而言是最大的損失?！薄堵鼜厮固匦攀埂穼Υ藞蟮垒^為詳盡：“周六，出于特別的尊重和對其才能的欣賞，他的遺骨被運往圣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學校和社團等諸多機構的六十四個代表團參加了該葬禮，每個團體攜帶一個花朵點綴的月桂花環(huán)。棺木上放著康斯坦丁大公之妻奧爾登堡公主亞歷山德拉·約瑟佛芙娜女大公的花環(huán)。至少有兩萬人參加葬禮或列隊行進，隊伍超過一英里；出于親屬特別的愿望，這個隊伍沒有警察的干預；自始至終，秩序井然?！迸c《曼徹斯特信使》相比，《洋際日報》的報道開頭與它相似，之后部分敘述呈現(xiàn)當時的一些細節(jié)：

他在西伯利亞礦區(qū)的監(jiān)禁導致了其癲癇病和肺部疾病。這兩種病造成了他的死亡。人群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遺體周圍數(shù)天，有大公們，各個階層的男男女女。所有閱讀過、思考過、研究過他作品的人與他作最后的道別。孩童站在他的棺木旁，為拜訪者們獻花。葬禮開始前，他的棺木上發(fā)現(xiàn)了一個含有兩盧布和說明紙條的信封：

這是一個遭受饑荒者的救濟金。他以上帝之仆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榮，因為他站在窮人與受壓迫者一邊。一個窮人獻上。

昨天遺骨被遷移至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勞拉（Alexandero-Nevsky Laura）墓地，今日遺骨被埋葬于此。送葬的人超過五萬人，他們分成三十個團體，分別是男女文理中學，男女醫(yī)學院，音樂學院，劇院，酒吧，出版社，同業(yè)公會，教堂，市政公司。每個團體攜帶花圈和月桂葉，上面寫有不同的祭言。來自莫斯科的花圈寫著：“從俄國心靈到偉大導師?！?/p>

沒有哪位將軍、政治家、皇室成員曾受過如此榮光。因沒有警察護衛(wèi)，葬禮隊伍絲毫沒有貴族特色。人們自己排成井然有序的隊伍。在一英里半的游行中，葬禮隊伍花了三小時。朋友、文人和學生們肩負棺木。一路上，唱詩班和人們唱起“永恒的記憶”。我從未聽過用如此莊嚴、宏偉而悲哀的詞句填詞的俄國葬禮曲。

今天中午，內(nèi)斯特主教在十二位牧師的協(xié)助下，舉行了隆重的安魂儀式。教育部長和新聞首席審查員也在場。當棺木往下放入墓中時，可聽見周圍的啜泣聲，而且我看到人人淚流滿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十歲的女兒以悲傷的聲音唱起：“再別，親愛的，善良的，和藹的爸爸，再別。”人們深受感動。隨后是演說和誦詩。花圈和鮮花覆蓋在墓上，夜幕降臨，人們?nèi)栽谄渲車?/p>

為了紀念死者，他的紀念碑上刻著銘文：“他發(fā)現(xiàn)了上帝的火花?！?/p>

從三份雜志報紙的內(nèi)容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禮是一個重大事件，它具有諸多復雜的屬性，但撰稿者沒有事無巨細地羅列它們，出于新聞的實效性和文本特性，他們抓住主干要素，呈現(xiàn)葬禮的宏大規(guī)模。此番報道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國受到極高認可的地位。我們發(fā)現(xiàn)，從1869年始，英美斷續(xù)地關注這位俄國作家后，終于大批量且隆重地報道他的逝世。

在《洋際日報》關于葬禮的報道里，撰稿者從俄國階層，對逝者的評價和葬禮儀式三個層面敘述。俄國來自不同行業(yè)的代表組成團體有序送葬，各個階層對他緬懷，這是俄國全民對他的敬意；尤其對一位窮人在他棺木上放盧布和紙條進行特寫，它強調(diào)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充滿本土性并深受底層的敬仰和感激。而從窮人所寫的“上帝之仆”，花圈上的祭言“從俄國心靈到偉大導師”和紀念碑上的銘文“他發(fā)現(xiàn)了上帝的火花”看，對俄國人民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與上帝對話的使者，一種“精神領袖”的形象和一位具有宗教思想深度的洞見者。從儀式上，葬禮隊伍有條不紊，一路上唱詩班唱起“永恒的記憶”，主教與牧師吟唱安魂曲，女兒唱“離別歌”，還有演說，讀詩和鮮花——使得整個儀式褪去貴族色彩，場面以“平民”“本土”特色展現(xiàn)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國的親民性。

另外，該撰稿者也加入自己的感受和觀察：“我從未聽過用如此莊嚴、宏偉而悲哀的詞句填詞的俄國葬禮曲?！?，“當棺木往下放入墓中時，可聽見周圍的啜泣聲，而且我看到人人淚流滿面”。此主觀的表述還原場面的真實性，現(xiàn)場以“永恒的記憶”作為葬歌，不僅渲染肅穆氛圍，也是參與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和其為俄國所作所為的肯定；作為啜泣聲的聽覺和淚流滿面的視覺描述是參與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產(chǎn)生的悲慟情緒；“夜幕降臨，人們?nèi)栽谄渲車庇旨氈碌赝怀鰠⑴c者的不舍之情。

雜志報刊談及階層、場面、敬辭等內(nèi)容表明了一種接受其方式的新開端，也是從作為他者身份的英美媒體層面更進一步表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國的意義。

這些雜志報紙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個重點報道是對其生平簡介、作品概述和思想情況的融合敘述。內(nèi)容都涉及他的西伯利亞經(jīng)歷，因為他的作品英譯本在其離世這一年出版，名為《活埋：西伯利亞十年勞役》（即《死屋手記》）。而各家雜志報紙撰稿者以各自建構的新聞框架加強了該部分的報道。

《學會》報道了他的服役經(jīng)歷和身體狀況：“無疑，他因《死屋手記》聞名全國，這本書已譯成英文。它基于作者在西伯利亞的經(jīng)歷寫成，他因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有關，在尼古拉一世時期，遭到流放。在現(xiàn)任沙皇繼位掌權后，他被允許回來。然而，因其健康和癲癇突發(fā)，他身體虛弱?！薄堆诺淠壬竦睢坊疽酝铀纪滓蛩够纳骄€索概述：他于1845年以《窮人》登入文壇，受到前輩們的褒獎，后來寫了諸多沒有價值的小說，之后“由于他發(fā)表了非常明確的觀點，作為傅立葉的狂熱信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至西伯利亞。他在那里服勞役四年，且經(jīng)歷苦力工作。他在一部小說中描寫了他人生的這段故事，該小說最近被譯成英文，名為《活埋》。他回到俄國時，其健康受到嚴重打擊，精神的平靜受到摧毀，還有癲癇病和神秘主義色彩?！倍堆箅H日報》更是以“一個被赦免的殺手”為題奪人眼球，在開篇直接進入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亞經(jīng)歷：“這是個相當意外的事，國外郵件帶來一個男子葬禮的新聞，該名男子曾共謀刺殺沙皇年老的父親，同一天，電報發(fā)來沙皇被刺殺的新聞。該男子很引人注目，而且他的葬禮也值得紀念。駐莫斯科的倫敦《新聞》記者說，1849年，這位叫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男子試圖殺掉沙皇尼古拉，隨后他被判死刑。沙皇尼古拉減輕了對他的判決，把他監(jiān)禁在西伯利亞礦山。現(xiàn)在這位十足的陰謀者被隆重地葬于沙皇的首都……尼古拉去世那年，他的兒子赦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位小說家重新出現(xiàn)在圣彼得堡，而且很快發(fā)表了他的巨著《死屋手記》。他在書中描寫了西伯利亞監(jiān)獄所有的恐怖之事。因受俄國人民的熱愛，他被銘記。”

上述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關鍵詞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流放，西伯利亞，苦役，癲癇。這些詞經(jīng)由撰文者組合，勾勒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亞并長期遭受病痛折磨的畫面。《雅典娜神殿》還以“傅立葉的狂熱信徒”修飾，一方面?zhèn)鬟_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前充滿強烈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另一方面暗指他追求的空想社會主義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關系?！堆箅H日報》的這部分報道以欲揚先抑的手法講述作為“殺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亞的事件，在最后的轉折句中，報道稱其為“十足的陰謀者”，而他被厚葬于彼得堡，此番鮮明比對可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國的地位的變化。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亞經(jīng)歷和其《死屋手記》之后，這些文章重點陳述第二層關鍵內(nèi)容即他的其他作品和新聞人經(jīng)歷?！秾W會》直接從他的三部作品中提取重要信息即“感情分析”（analysis of feeling）、“感傷情緒”和“陰郁色調(diào)”：“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最有名的是《罪與罰》、《群魔》、《白癡》。雖然在感情分析方面，無人能與他匹敵，但是他在其作品中塑造人物時幾乎總會有一些病態(tài)的情感。在《罪與罰》中，他描繪殺人犯的懊悔可以完全見到這種情感，但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它達到了相當高的高度，這本小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的最后兩年發(fā)表在M.卡特科夫的雜志《俄國導報》上。他在小說中投注的陰暗色調(diào)和使讀者入迷的魅力會讓人強有力地想起埃德加·坡（Edgar Poe）。從這方面，他的作品可以與屠格涅夫和皮謝姆斯基的作品形成極為顯著的對比，后兩者的作品中明亮清麗的愛占據(jù)重要位置。”其中“病態(tài)的情感”本身不僅有感傷意味，還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時對人物的精神心理傾注相關。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撰稿者把其風格色調(diào)與愛倫·坡作品（《雅典娜神殿》也提及此風格與愛倫·坡相似）聯(lián)系起來，且文中對比他與屠格涅夫和皮謝姆斯基，突顯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創(chuàng)作風格的獨特性，即不是明亮清麗的愛，而是灰色陰郁的情感?！堆箅H日報》提及《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認為后一部小說不僅運用了“精神分析”手法，還推動了俄國社會的司法改革：“一年后，他寫了另一部杰作《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之后的小說《罪與罰》包含了對誘發(fā)犯罪的動機所作的意義深遠的精神分析。這部作品緩和了俄國司法對待罪犯的方式。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了許多小說，但沒有一部會有如此顯著的影響。”該報的著重點明顯突出《罪與罰》的社會作用?！堆诺淠壬竦睢犯鶕?jù)其小說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一句話評述，并側重他的神秘主義傾向：“（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他成了悲慘之人的詩人，（在《罪與罰》中）他是以一種深度的精神分析描繪精神異常狀態(tài)的畫家，這令人清晰地想起埃德加·坡。由于經(jīng)年累月所吸收的神秘主義因素，他看似有一種越來越危險的傾向，而且預示著其天賦的毀滅。在他的后期作品中（《群魔》、《白癡》和《卡拉馬佐夫兄弟》），身為作家和藝術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循密茨凱維奇的風格，逐漸成了一個純粹的神秘主義宣傳人?！?/p>

最后《學會》和《雅典娜神殿》著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辦的《作家日記》，并從其中分析他的斯拉夫立場：“1876年，他產(chǎn)生了成為獨立出版人的想法，于是創(chuàng)辦了一份月刊《作家日記》，他集編輯、出版人和撰稿人于一身。因此，他筆下不僅出現(xiàn)了諸多故事，還有當下社會政治趣味的主題。然而，近來的這些文章都次于作為小說家而寫的作品，而且表明他執(zhí)著于最狹隘的斯拉夫派，厭惡西歐自由派思想。在中止了兩年以后，作者的《日記》在其離世前又出版了幾個月?！薄安粷M足于通過小說這一媒介發(fā)表他的觀點，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辦了一份他作為唯一編輯和作者的雜志（《作家日記》）。在這份雜志中，他開始討伐西方科學和文明，認為它們以經(jīng)濟奴役掌控世界，至少沒有提升其道德和智性氛圍；認為唯有拯救人類才能使每個個體的人在道德上完滿?！薄堆箅H日報》僅提及過這份雜志的名字，而沒有詳細報道。

《學會》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在的斯拉夫派有“狹隘”的、固守本土的特點，與西歐自由派思想對立；《雅典娜神殿》從其雜志里發(fā)現(xiàn)，他對西方科學和文明的憎惡源于它們帶來的現(xiàn)代化生活，尤其是，他認為由資本的“經(jīng)濟奴役”生發(fā)的權力操控了世界，而經(jīng)濟卻無法改善社會乃至世界的道德和智性狀況，只有道德凈化才可救贖人類在資本世界里的“墮落”?！堆诺淠壬竦睢氛J為，“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普希金紀念像揭幕儀式上的演講中可發(fā)現(xiàn)他這個思想的最新發(fā)展，當時他表達了堅定的信念：俄羅斯民族實際上貧窮與無知，但充滿基督教的寬容，注定從道德上會改變?nèi)祟悺＿@個信念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斯拉夫派關系緊密起來，他們最終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其領導者。雖然在俄國新聞業(yè)最先進和有教養(yǎng)的群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點遭到最堅決和最徹底的反駁，但是他對這些觀念的忠誠依然不可撼動?！边@暗示俄國國內(nèi)的斯拉夫派與西歐自由派思想之爭。

英美雜志報紙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離世后的零散報道可以組合成一個小傳，供讀者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洋際日報》的“被赦免的殺手”、“陰謀者”、“靈魂的解剖者”和“悲傷的詩人”、“上帝之仆”、“俄國心靈”、“偉大導師”，到《雅典娜神殿》的“詩人”、“畫家”、“作家”和“藝術家”，并以斯拉夫派立場抨擊西方的科學理性對社會與人的傷害，捍衛(wèi)以道德凈化拯救個體的人的觀點——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些新聞框架里呈現(xiàn)出多面形象。由此可見，這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和思想備受英美關注，英美媒體竭盡所能挖掘他的生平和作品深意，并通過新聞傳播途徑樹立了他的公共形象，而這一年也是他的作品正式進入英美的起點。

三，1881年至20世紀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譯介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本英譯作品《活埋：西伯利亞十年勞役》出版。該書由瑪麗·馮·蒂洛（Marie Von Thilo）從俄文翻譯。1月24日，英國《蓓爾美街報》以“西伯利亞的囚犯生活”為題報道了這本書（朗曼公司出版）；4月20日，美國《公理會報》在“一周圖書”刊登該書圖書信息（紐約亨利·霍爾特出版社出版）；4月30日，美國《每日晚間公報》在頭版一欄中以“西伯利亞的苦役”為題對該書做了簡單報道。相比而言，德國和法國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譯介更早，“在德國，《窮人》德譯本早在1850年就出版了，1864年《死屋手記》德譯本出版，到189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德譯本基本都已出版。在法國，也存在相同的譯介情況?！钡谟u論家和讀者更青睞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從以下圖表可見這三位作家作品的英譯情況：

從圖表可知，188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英譯才正式開始。而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作品早在1880年以前就有英譯，甚至屠格涅夫的作品英譯更早。屠格涅夫的作品進入英國的原因諸多。首先，“屠格涅夫大約在1847年7月12-23日首次拜訪英格蘭”，直到1881年10月，他多次前往英國。他常年旅居國外，在英國結交文化圈的作家朋友如薩克雷，狄更斯等，他與這些朋友不僅討論關于英國當時的各類時事和文化消息，因為他的俄國人身份，他們的討論也會涉及俄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比如克里米亞戰(zhàn)爭等，所以屠格涅夫及其作品是英國作家讀者了解俄國文學的一扇窗戶。因此，1854年《弗雷澤雜志》8月刊發(fā)表了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的選錄，它是從4月出版的《獵人筆記》法譯本中摘取，這是屠格涅夫的作品首次進入英國。此外，俄國文化英國介紹者也是屠格涅夫在英國受到歡迎的一個重要因素。羅爾斯頓是其中一位關鍵人物，“……也許他值得被銘記的是作為伊萬·屠格涅夫的譯者和擁護者”。1869年，他翻譯了《貴族之家》，英譯名為《麗莎》（Lisa），該英譯小說“具有里程碑意義，它使英國人對這位在十九世紀后期占主導的小說家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它的書訊也在《標準報》的6月22日和《曼徹斯特信使》的6月23日刊上報道：“俄國著名小說家兼查爾斯·狄更斯先生的朋友屠格涅夫先生已經(jīng)完成一部新小說，將在未來幾天出版。他的《貴族之家》（Nichée de Gentilshommes）和其他的鄉(xiāng)村生活和風俗的圖景的作品已譯成多種語言，他在其國家理所當然地享有盛譽?！眱赡旰?，在圣彼得堡大學教授英語的查爾斯·特納翻譯了《前夜》，他的譯本不是非常有名。第三個因素是屠格涅夫本人的創(chuàng)作風格，他的小說雖然寫發(fā)生在俄國的故事，但文風并非充滿濃厚的俄國傳統(tǒng)風格，更多是英法小說里的“風味”。即使他的英國崇拜沾染了法國氣息，但“自他在斯帕斯科耶的那些年起，他經(jīng)歷中就有了某些英國氛圍”，他的兄長尼古拉也是個英國愛好者，所以會給屠格涅夫許多英文方面的書籍，而在1868年目錄學家的問答中，屠格涅夫說他在十四歲開始學習英文。除了學習英文，他還閱讀諸多和英國有關的文學，歷史，哲學，政治經(jīng)濟和社交禮儀。另外，他也沒有錯過法文和德文的學習。他人生的許多時間都在法國度過。英法外來文化浸染于他的認知和創(chuàng)作，因而他的作品符合英法讀者的閱讀品位。

另一位1881年前在英國受到關注的作家托爾斯泰，他的作品英譯在1860年代出現(xiàn)（與圖表的呈現(xiàn)略有差異）。1862年，托爾斯泰的《童年和青年》由M.馮·邁森堡（Malwida von Meysenburg）從俄文譯成英文。同年，《觀察家報》1月25日和《印度之友》3月27日都刊登了托爾斯泰作品英譯本的圖書信息。

《格拉斯哥先驅(qū)報》《每日新聞》和《晨郵報》，這三份報紙先后簡述了托爾斯泰的經(jīng)歷，并介紹他的作品英譯本內(nèi)容。作為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時參軍的貴族托爾斯泰，在戰(zhàn)爭結束后，他回到鄉(xiāng)間邸宅，不僅在沙皇亞歷山大實施的社會改革中盡力而為，還努力改善農(nóng)民的條件，因為他一直積極參與農(nóng)奴解放之事。托爾斯泰“不只是一個理論家；他確信能使此刻正等待解放的兩千萬奴隸享受自由的果實，他們可以獲得教育”。他還創(chuàng)辦鄉(xiāng)村學校，自己擔任老師?！昂喲灾?，他是個非常高尚的人。”此外，他的創(chuàng)作和榜樣身份影響和他同階層的貴族們，并致力于戰(zhàn)后的國家重建。在英國媒體眼中，托爾斯泰是一位崇尚自由、充滿開明的愛國精神的俄國貴族。

英國報紙報道他的《童年和青年》，認為他通過深刻的洞察力寫了自己年輕時俄國的生活，用筆真摯、直率和樸素，對英國讀者而言，俄國是一個非常令人陌生的國度，通過這本書，讀者可以了解它在不同時期的社會風俗，信仰儀式，生活習慣，家庭關系，思考方式，情感見解等?！冻苦]報》還使用一些修飾以突出這本令人好奇的書，如它帶來“令人不熟悉的風俗，在俄國之外不存在的民間信仰以及和我們的社會體制不相同的社會形態(tài)”?！睹咳招侣劇酚终J為它對學生心智方面會產(chǎn)生道德影響。此外，《格拉斯哥先驅(qū)報》認為“我們不用懷疑，這本小書以英文的方式在我們當中呈現(xiàn)會受到歡迎，而且它是適合青年男女的書，我們誠摯地把它推薦給公眾?！薄冻苦]報》還報道它“非常沒有英文小說的特點，但它仍有點兒類似法文小說”。在這些媒體眼中，托爾斯泰的這部作品充滿異國特色，內(nèi)容有教育意義，適合英國年輕人，它雖沒有英國小說特色，但有法國小說的味道。因此，1862年，英國媒體樹立托爾斯泰的正面形象并推介其充滿許多故事的俄國小說，這些動作促使托爾斯泰及其作品進入英國讀者的視野中，從1870年代至1900年代他的作品還有持續(xù)的英譯。但托爾斯泰“在英國的文學聲譽通過《十九世紀》雜志的一篇文章正式開始于1879年”。

與前兩位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簡介及其作品在英美姍姍來遲。即使從1880年代至1900年代他的作品英譯有十部，但總體呈現(xiàn)下降趨勢。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在英國讀者的接受中占盡風光，前者受到的關注度更為持久并且遠勝于后者。這段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譯作品都從法譯本而來。即使他的小說《罪與罰》中的犯罪敘事對英國犯罪小說類型的發(fā)展有巨大影響，但是英國公眾真正認識其作品魅力前，他仍需要等待多年。其中的原因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風格和當時俄國的圖書市場狀況。納博科夫曾就他對文學的興趣（藝術的永恒性和個人天才）方面表態(tài)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算不上一位偉大的作家，而是可謂相當平庸——他的作品雖不時閃爍精彩的幽默，但更多的是一大片一大片陳詞濫調(diào)的荒原”。在他之前，一些評論家們也持有相同觀點，“與像屠格涅夫這樣的大師相比，其笨拙的結構、過多的唯情論、陳詞濫調(diào)和粗俗之語損毀了其風格”，“譯者們期望消除不完善之處，為了讓作者更適于西方的高品位?！睆挠襟w對俄國圖書市場的報道，可側面認識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市場銷量：“……俄國雜志《俄國言論》有觀點宣稱，應該鼓勵本土文學，而把稅金加在所有外國小說上?！抖韲哉摗穲蟮溃壳?，俄國大量譯介外國小說，尤其是英國的，因為它的小說精彩絕倫，也非常迎合讀者的品位，也許除了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本土作家想與他們成功地競爭幾乎毫無可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葉甫蓋尼·馬爾科夫、弗·克列斯托夫斯基這類小說家，雖然他們極盡才華，創(chuàng)作了描寫俄國生活的佳作，但比起狄更斯、薩克雷和沃爾特·司各特爵士作品的受歡迎度，他們的作品沒有很好的銷量?！碑敃r俄國在西化進程中譯介大量的英國小說，俄國讀者也著迷英國小說，即使本土文學受到扶持，仍比不上英國小說的銷量。這種圖書市場的普遍大眾化現(xiàn)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這類作家的作品在本土的銷量受阻，可以推測，如果他的作品譯成英文，在英國出版，無法受到英國讀者追捧，那么銷量也會受限，影響書商生意。

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沒受到極大的關注，所以他的作品沒有大量譯介成英文。除了瑪麗·馮·蒂洛和H.愛德華茲（H. Edwards）各自翻譯了《死屋手記》外，弗雷德里克·惠肖（Frederick Whishaw）翻譯的較多，如《永遠的丈夫》（1881），《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1886），《賭徒》《白癡》（1887），《舅舅的夢》（1888），但從1881年至1899年譯介量總體呈下降趨勢。進入二十世紀，其作品的譯介量經(jīng)歷了兩個小高峰和一個持續(xù)上升期。第一個小高峰是1900年代至192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英譯者有康斯坦斯·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C.J.霍加斯（C.J.Hogarth）、E.馬丁(E.Martin)、E.梅恩（E.Mayne）、S.S.科捷梁斯基（S.S.Kotelianskii）和J.M.莫里（J.M.Murry）。其中康斯坦斯·加尼特為俄國文學的主要英譯者，她不僅翻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還翻譯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等作家的作品。她翻譯前者的作品有《卡拉馬佐夫兄弟》（1912），《白癡》《群魔》（1913），《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死屋手記》（1915），《少年》（1916），《窮人》《同貌人》《脆弱的心》《永遠的丈夫》《地下室手記》（1917），《白夜》（1918），《脆弱的心》（1919），《涅朵奇卡》（1920）。1920年代至19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新英譯本極少，而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譯本基本又占據(jù)了約20年，重印多次，這些譯作“在那個時段會被各種修改、更新、刪節(jié)和改編”；而且她本人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作了諸多潤色以便符合英國讀者的閱讀品位：“她縮短和簡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各種方式減少他作品中不和諧的差異，舍棄他持續(xù)不斷的節(jié)奏和重復，削弱作品的俄國色彩，在作品中作解釋，使它規(guī)范化。”她的譯文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風格弱化，但為更多的英國讀者接受，這也是在英美傳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方式，“它也為之后的譯者進一步探索更真實的聲音提供了可能”。

1930年，E.希爾（E.Hill）和D.繆迪（D.Mudie）翻譯了作家的書信集；1949年，鮑里斯·布拉索爾（Boris Brasol）翻譯了《作家日記》。

進入195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英譯進入第二個小高峰，譯者有戴維·馬格沙克（David Magarshack）、杰西·庫爾森（Jessie Coulson）、A.科羅勃特金（A.Kropotkin）、R.雷恩菲爾德（R.Renfield）、基里爾·菲茨萊昂（Kyril Fitzlyon）、喬治·伯德（George Bird）、L.納茲羅佐夫（L.Nazrozov）、J.古拉爾斯基（J.Guralsky）、奧爾加·莎爾采（Olga Shartse）和艾薇·利特維諾娃（Ivy Litvinova）。他們不僅重譯了上一輩譯者翻譯過的作品，還翻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曾被譯成英文的作品，如《冬天記的夏天印象》。這個時期主要譯者是戴維·馬格沙克和杰西庫爾森，前者“無疑糾正了其譯文的錯誤；而且他的目的是在英語中有一種易于傳播的更為新式的譯文風格”。杰西·庫爾森的譯作“趨于流暢，但使文本缺乏生動性，并且縮略了文本內(nèi)容”。這些譯者依然希望在盡量不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風格的基礎上用最佳的英譯文，致力于其作品在英國的傳播。

1960年代至199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英譯呈現(xiàn)上升趨勢，譯者數(shù)量眾多，譯本數(shù)也非常驚人。這些譯者是西德尼·莫納斯（Sidney Monas）、亨利和奧爾加·卡萊爾（Henry and Olga Carlisle）、安·鄧尼根（Ann Dunnigan）、J.卡澤爾（J.Katzer）、羅伯特·德塞克斯（Robert Dessaix）、伊夫林·哈登（Evelyn Harden）、簡·肯蒂什（Jane Kentish）、安德魯·麥克安德魯（Andrew MacAndrew）、D.洛（D.Lowe）、羅納爾德·梅耶（Ronald Meyer）、邁克爾·卡茲（Michael Katz）、W.J.萊瑟巴羅（W.J.Leatherbarrow）、理查德·佩維爾（Richard Pevear）、拉麗莎·沃洛洪斯基（Larissa Volokhonksy）、戴維·麥克達夫（David McDuff）、阿蘭·邁爾斯（Alan Myers）、肯尼斯·蘭茨（Kenneth Lantz）、伊格納特·埃夫塞（Ignat Avsey）和D.帕特森（D.Patterson）。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在美國，安德魯·麥克安德魯翻譯了《群魔》和《卡拉馬佐夫兄弟》，他因喜歡把翻譯比作異域風格的樂器演奏經(jīng)典曲目，故他的譯文“相當自由順暢，細節(jié)變換自如，重新安排、縮減并解釋這位俄國作家，以至于譯本缺少作家與眾不同的聲音”。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又出現(xiàn)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新譯者，他們是英國的戴維·麥克達夫，美國的理查德·佩維爾和拉麗莎·沃洛洪斯基。他們一致認為應恢復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語言的特有聲音、語氣，以及別樣的語調(diào)，于是他們所呈現(xiàn)的“字面上的譯文，包括試圖用英文附和俄文的句法規(guī)則和詞序——因為對豐滿的、合乎邏輯的英語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敘述和對話中開拓了自由的俄文詞序，英文翻譯有時會顯得特別零散——當然會刻意為之?！毕啾塞溈诉_夫的拘泥字句，佩維爾和沃洛洪斯基更注重從前輩譯者們的譯文中挖掘“真實、粗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使書面語和可讀性達到平衡。在對話方面，他們把譯文處理得“更鮮活和更口語化”，但在語氣表達方面，他們沒有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風格。為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更接近他本人的表達，其他譯者也在作一些努力，如邁克爾·卡茲、簡·肯蒂什、伊格納特·埃夫塞、阿蘭·邁爾斯都在語言的生動性、內(nèi)容的可讀性、作者的語氣語調(diào)等方面努力。

總括起來，從19世紀60年代末起，英美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到1881年開始譯介他的作品，他一直遭受冷遇，這種情況源于那時英國對俄國文化的選擇性接受，而且圖書市場大眾化影響譯者選擇譯文的風格和作品銷量。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離世之年，英美對其創(chuàng)作的報道主要以“精神分析”和“宗教思想深度”為主，這影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當時英國的接受。即使1880年代至1990年代他的作品被譯成英文，但因其作品的風格粗糙、不流暢，使作家的影響又陷入低谷。直到進入20世紀前半期，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譯文開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英國讀者中的接受，因為譯者對他的作品進行完善，使其符合英美讀者閱讀品位，這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開始出現(xiàn)熱潮。在這個基礎上，20世紀50年代以來，新譯者們涌現(xiàn)，汲取前輩們的翻譯經(jīng)驗，更注重還原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實的創(chuàng)作風格，同時盡力增加可讀性，以防讀者失去閱讀興致。從圖表可見此起彼伏的狀態(tài)，這也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在英美經(jīng)歷了曠日積晷的接受和譯介過程。

今日（2023年11月11日）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202年。

（陳天祥，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