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思想家，王陽明自明代中后期起就顯示出無遠弗屆、深久綿長的影響力，在數(shù)百年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享有非凡的地位，即便歷經(jīng)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局，現(xiàn)代作家如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葉圣陶和孫毓修仍舊受到濡染，與其學說建立了或隱或顯、或遠或近的復雜關(guān)系。

周氏兄弟鄉(xiāng)邦先哲的陶染

王陽明生于浙江余姚，在心學傳播的關(guān)鍵期長年講學紹興，此地誕生過在中國學術(shù)史上格外重要、可溯源至兩宋時代的“浙東學派”，“陽明學派”“浙東史學”是其關(guān)鍵構(gòu)成。生長于斯的周氏兄弟與這片土地、這批先哲建立了內(nèi)生性的聯(lián)結(jié)，其淵源大體涵括三個層面：

一是對故土的情感。魯迅說過：“于越故稱無敵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異，后先絡(luò)騷，展其殊才；其民復存大禹卓苦勤苦之風，同勾踐堅確慷慨之志，力作治生，卓然足以自理”，對家鄉(xiāng)的歷史和氣質(zhì)認同度頗高。他的思想、創(chuàng)作與地域元素密不可分，有人指出其小說雜文有深刻、犀利的特色即“由于地方的關(guān)系”，與浙西偏文不同，浙東重史，毛奇齡、章學誠、譚獻和李慈銘“都是很好的例子”，魯迅有過之無不及，“是這一派的代表”，縱使難說全然，“部分影響當然是有的”。周作人自認未脫浙東人的氣質(zhì)，“四百年間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性，這就是世人所通稱的‘師爺氣’”，“一種喜罵人的脾氣”。

二是導師的影響。周氏兄弟出章太炎門下，對師尊學術(shù)理念有所賡續(xù)。章氏對王陽明的評騭歷經(jīng)了三個階段：他起初以樸學家的眼光痛斥王學，罵其粗陋不堪，《訄書·王學》篇充滿了非王的思想；從事反清活動時，他利用王學為革命造勢，養(yǎng)成革命精神，卻依然加以質(zhì)疑；辛亥革命后，他平靜下來潛心于國學的研習與傳播，為對抗文化激進主義重新肯定了王氏的事功和學說，對王學的整體認知發(fā)生逆轉(zhuǎn)，同時力圖以佛學化解王學的粗陋之處，他對王門后學則始終采取批駁的態(tài)度。章太炎這種變動不居的認知在不同階段或?qū)哟紊嫌绊懥酥苁闲值堋?/p>

三是個人的閱讀趣味。魯迅重視晚明，深入挖掘了現(xiàn)實晚明和從東林黨衍生的民間力量。周作人更是鐘情于晚明言說，深受由王門后學影響的袁宏道、李贄和徐渭提出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童心說”“真我”等文藝觀的影響，他推許李贄與王充、俞正燮為中國思想界三賢，以為李氏“似乎很激烈”“思想倒是頗和平公正”，談?wù)摰摹爸皇怯谐ＷR罷了，說得更明白一點便是人情物理。懂得人情物理的人說出話來，無論表面上是什么陳舊或新奇，其內(nèi)容是一樣的實在，有如真金不怕火燒，顛撲不破，因為公正所以也就是和平?！彼J為李贄品評歷史人物擺脫了深文周納、不近人情之弊，論文無咬文嚼字、吟味制藝之憾，“隨意插嘴，多有妙趣，又務(wù)為解放”，《童心說》尤其絕妙，對傳統(tǒng)經(jīng)書的指摘或批判“雖近游戲，卻也頗有意思，格以儒家忠恕之義，亦自不難辨別出來?！?/p>

魯迅直接談到王陽明的文字僅有一處，即1925年11月抨擊讀經(jīng)時說：“他們雖說什么經(jīng)，什么古，實在不過是空嚷嚷。問他們經(jīng)可是要讀到像顏回，子思，孟軻，朱熹，秦檜，王守仁，徐世昌，曹錕；古可是要復到像清、元、金、唐、漢、禹湯文武周公，無懷氏，葛天氏？ 他們其實都沒有定見。他們也知不清顏回以致曹錕為人怎樣，‘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過像蒼蠅們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濒斞冈缒曜小段幕琳摗返?，不乏對重建民族文化的思考，其中一個解決方案是“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办`明”說雖非王陽明首創(chuàng)，卻是其思想體系中的關(guān)鍵概念之一，《傳習錄》中有特別論述，他把心界定為“身之靈明主宰之謂”，而“靈明”即“良知”，即我們的本心，每個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本質(zhì)，它天然就有，永遠存在，但要通過磨洗才能光明起來。在現(xiàn)實意義上，他們講求積極入世，有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傾向，以無比的熱忱和有效的救世良方影響社會人心。王氏重“知行合一”“致良知”，魯迅則有“立人”論；王氏肯定人、尊重人，試圖調(diào)動人的主體能動性思考人生、解決現(xiàn)實問題，而魯迅力主改造國民性，重鑄民族魂靈，讓每一個個體經(jīng)由思想啟蒙充實頭腦、打開心靈，從各種束縛下解放出來。他們聚焦于人的現(xiàn)實境遇，力圖引導自己和他人沖破困境，尋找或?qū)崿F(xiàn)自我，完成主體精神的自覺超越。

周作人直接談及王陽明之處多些，如提到朱舜水與王陽明是得人崇敬的同鄉(xiāng)，“朱君的節(jié)義固極可欽，其學問則非我所能懂，蓋所宗無論是王伯安是朱仲晦，反正道學總是不甚可解的”，不乏嘲諷之言，而《五十自壽詩·其五王守仁》：“往昔讀古文，吾愛王陽明。瘞旅文—作，不虛龍場行。吾與爾猶彼，此語動人心。非墨亦非釋，儒家自有真。后年說良知，學術(shù)為—新。未嘗吃苦瓜，味道殊難名。素不喜閩洛，跳脫良所欣。擒濠雖小事，亦足傲迂生。道誼兼事功，百世有幾人。向往不能至，祠下徒逡巡?！北M顯他對王陽明的作文、思想、學術(shù)、事功的欽服之意和向往之情。王學和晚明思潮對周作人的影響非常清晰，他甚至將現(xiàn)代文學的源頭定在晚明，他對公安派和竟陵派甚是贊賞，認為袁氏兄弟在十六、七世紀就提出了與胡適相似的主張，某些說法比“八不主義”更得要領(lǐng)，“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富有鮮明的現(xiàn)代意義，所論文章之“法”切合現(xiàn)代的“主義”或“體裁”，并正確地提出反對摹仿的理念。后起的鐘惺、譚元春部分彌補了公安派的流弊，盡管其文有些奇僻怪異，卻不模仿左、馬而是“任著他們自己的意思亂作的”。周作人總結(jié)明末文學運動與民國文學革命相似，主張和趨勢幾乎相同，作品近似，胡適、冰心、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像公安派，清新透明而味道不厚，俞平伯、廢名似竟陵派，有時不好懂，又頗難得。他以受王學影響的晚明文藝思潮來觀照、評價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和建構(gòu)，并抽繹出了二者的共性和差異。

郭沫若從認同、修煉到保留性批判

1924年，郭沫若為上海泰東書局計劃刊行的《陽明全書》作序，撰成《偉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陽明》，此文從王氏為擺脫劉瑾追殺所詠《泛海》一詩談起，以為這與孔子在陳絕糧、倚樹而歌，耶穌在海船上遇颶風的境況類似，展示了他人生五十七年間“在理想的光中與險惡的環(huán)境搏斗著的生涯，他努力凈化自己的精神，擴大自己的精神，努力征服‘心中賊’以體現(xiàn)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氣魄”，他的精神“如太空一樣博大”，他的生涯象在“夜靜月明中乘風破浪”。郭沫若全面接觸王陽明始于1915年9月，彼時他陷于悲觀失落、恨不得自殺的精神狀態(tài)，因偶爾買到一部《王文成公全集》，每天閱讀十頁，早晚靜坐兩次，不到兩周睡眠好了，夢減少了，心悸平復了，從此徹悟了“一個奇異的世界”，眼前的世界由“死的平面畫”活了起來。荏苒多年，他已將全集轉(zhuǎn)贈他人，“王陽明的影響卻是深深烙印在我的腦里”，他是“以徹底的同情去求身心的受用”探討王陽明，而非追求系統(tǒng)的知識或客觀的分析。

郭沫若將王氏一生分為三段：浮夸時代、苦悶時代和匡濟時代；稱之有兩大特色：不斷地自我擴充和不斷地與環(huán)境搏斗。他指出儒家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到了王陽明時代已經(jīng)被埋沒在章句之中，拘迂小儒凝滯于細枝末節(jié)而不識大體，儒家和孔子的精神在傳襲時產(chǎn)生歪變，成了虛象而非如實的真容。王陽明作為撥開云霧的好手，解釋了孔門哲學的真義，其思想可以撮錄為：“萬物一體的宇宙觀”，即“心即理”；“知行合一的倫理論”，即“去人欲存天理”，通過“靜坐”“事上磨練”的形式來實現(xiàn)。郭沫若指出該表式雖然簡單卻是王氏思想的全部，也是儒家精神的全部。這里的“理”是宇宙的第一因原，是天，是道，是本體，是普遍永恒而變化無定的存在；它混然自存，動而為萬物，而理不在心外，心即是理，形構(gòu)了萬物一體的宇宙觀。天理的運行無善無惡，純?nèi)巫匀?，按照一定的秩序和歷程周而復始，無際循環(huán)，并在前進中不經(jīng)意間化育萬物，“萬物隨天理之流行是逐漸在向著完成的路上進化”，而善與惡的發(fā)生、對立與糾纏就成為常態(tài)，絕對的惡是人欲，絕對的善是天理，要努力去人欲存天理，積極體驗“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努力于致良知，造就知行合一。靜坐以明知，事上磨練以求仁，不偏枯，不獨善，努力于自我和別人的完成與發(fā)展，正是王陽明所樂見其成的。

在附論“精神文明與物質(zhì)文明”中，郭沫若斷定東方的精神文明是救世的福音，王學與歐西社會主義存有一致處，去人欲存天理從社會層面來講就是廢去私有制而一秉大公，而兼信孔子、王陽明和社會主義是因為馬克思和列寧的人格上不輸于孔、王。在“新舊與文白之爭”中，郭沫若指出讀書的目的在于得意而忘言，文字的精神不在所借以表示的工具，文不文、白不白不該成為獲取知識的障礙，《傳習錄》就是白話文本。在“王陽明的教育說”中，郭沫若肯定了王氏的教育觀與近代教育學說多有共通，如主張啟迪而非灌輸、注重體育健身等。

郭沫若屢屢憶及這段耽讀王著練靜坐的人生經(jīng)歷，如1936年談到“在那個時期我在思想上是傾向著泛神論（Pan-theism）的，在少年時所愛讀的《莊子》里面發(fā)現(xiàn)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輝，更進而開始了對于王陽明的禮贊，學習靜坐?！贝_實，年輕的郭沫若傾心認可、崇拜王陽明，稱其為中華民族發(fā)展中的杰作，延至四十年代卻有了變化，如他談及將文章改名為《王陽明》收入《歷史人物》的目的是為了呈現(xiàn)自己思想上的幾度變遷和替王氏說幾句公道話，“今天拿思想的方法來說，他無疑是一位唯心論者，但我也不想學當今的賢者那樣，凡是有唯心論的色彩的，便一律斥之為反革命”，唯心論有時比唯物論更趨進化和遵從真理，當后者流為瑣碎、錮沒性靈之時，每每有唯心論起來加以挽救，在變革時代應(yīng)該贊揚唯心論的革命性，“王陽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無疑是以一個革命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一反程朱之徒的瑣碎，想脫去一切學枷智鎖，而恢復精神的獨立自主性，這無寧是值得我們贊美的。我們不要在他所說的‘致良知’的一些暖昧的形而上的言語上去拘泥，我們請在他的注重實踐，提倡‘知行合一’‘事上磨煉’上去做工夫吧?！彼_始以唯物論、唯心論的二元對立模式來觀照王氏，又肯定了唯心論的特殊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史人物》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重出，郭沫若在“改版說明”中指出此文入選“實在有點不倫不類”，故而去除，序文也作了相應(yīng)地刪削。1958年，他在編選《沫若文集》時再次談到禮贊過王陽明這樣一位有定評的唯心論者，“我覺得他的‘知行合一’，特別是‘事上磨煉’，是側(cè)重實踐的。這和他的唯心論的世界觀是一個不能調(diào)和的矛盾。在我看來，他的思想是沒有想通。”而保留此文是為表明“我三十多年前在唯心與唯物之間搖擺的思想歷程。我當時的思想也是沒有想通的?！睋?jù)學者研究，他對初版本的內(nèi)容作過或大或小的刪除或修訂，隱含了難言的心曲。

葉圣陶“學生國學叢書”與《傳習錄》點注

《傳習錄》最早于1512年初次匯編，此后各種版本蜂擁而出，批校本有施邦曜所集的《陽明先生集要》、陳龍正所輯的《陽明先生要書》、陶春田的批注本等，葉圣陶也點注過該書。20世紀20年代上海商務(wù)印書館編輯出版了“學生國學叢書”，參與者有葉圣淘、傅東華、夏敬觀等，葉氏點注的有《禮記》《蘇辛詞》《傳習錄》等。是書1927年出版，同年11月27日《申報》所刊“商務(wù)印書館新書出版廣告”記為“一冊，定價九角，郵資二分半”“此書系王門弟子記錄乃師之學術(shù)講話，及陽明論學書信之合集，為研究王學之切要材料?，F(xiàn)今分段句讀，附加注釋，便于省覽?！?2月14日廣告補充了“現(xiàn)今分段句讀，附加注釋，于其所引經(jīng)傳皆記其出處，合于省覽”等內(nèi)容。《申報》多期“售書廣告”錄有叢書中各書的售價：《宋元學案》一元五角，《史記》一元四角，《詩經(jīng)》六角，《孟子》《呂氏春秋》五角，可見定價九角的《傳習錄》頗得出版商看重。

葉圣陶的點注詳實，可以分為以下幾種：1.人物簡介。大抵包括生卒年、字號、籍貫、功名或官職以及著作等內(nèi)容，有徐愛、陸澄、蔡宗兗、歐陽德、冀元亨等數(shù)十人。2.背景介紹。如“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yǎng)靜”注為“明武宗初政，宦官劉瑾專權(quán)，南京科道戴銑等以諍諫得罪。守仁抗疏救之，亦得罪，謫貴州龍場驛驛丞。以正德三年（1508）春至龍場，五年升江西廬陵縣（今吉安縣）知縣。其在貴州，為始論‘知行合一’之時?！?.注明出處。如“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注為“語出《中庸》；言垂法于后，堪以俟待后之圣人，雖遠百世，其道不異也?！边@種箋注多出自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也不乏史書，如“小杖、大杖”來自《后漢書·崔骃列傳》。4.名詞解釋。如“結(jié)圣胎”注為“道家凝精修攝，久而精神狀態(tài)入于特異之境界，謂之結(jié)圣胎。如宋修道者藍方曰：‘吾養(yǎng)圣胎已成?！?.意義闡釋。如“卻是義外也”注為“義外之說，發(fā)自告子?！睹献印じ孀悠罚骸孀釉皇成?，性也。仁，內(nèi)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nèi)也?！献优c辯，則明仁義俱在內(nèi)。此處取義外為言以明至善不在事事物物上也?！庇秩纭跋壬凇洞髮W》‘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注為“《大學》，《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鄭玄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迫艘延小洞髮W》專本。南宋時，與《中庸》《論語》《孟子》合并為四書。程頤謂‘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朱熹為之作注，稱《大學章句》。則區(qū)全篇為經(jīng)一章，傳十章，并記之云：‘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jīng)文，別為序次如左’。而以舊本為誤本。《大學》有‘致知在格物’一語，朱熹注云：‘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盅a釋‘格物致知’之義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格物，此謂知之至也?！苏f也，守仁抵之。”這類箋注帶有研究性質(zhì)，剖析了王氏的思想理念或?qū)W術(shù)觀點，有助于區(qū)分其學說與他人言說的異同。

這些點注又難免有誤，如將“虔州”注為“今江西虔南縣”，如“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于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闥’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當為“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于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闥’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笨傮w上，葉注考稽規(guī)范、援引精準，評價理性客觀，又淺切易懂，為相應(yīng)程度的學生閱讀、理解傳統(tǒng)經(jīng)典提供了便利。此書銷量極好，反復重印。無疑，葉注本《傳習錄》在王陽明著作版本史和傳播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

孫毓修“少年叢書”與王陽明傳記

據(jù)學者研究，最早為王陽明立傳者是明代文壇領(lǐng)袖王世貞，此后尹守衡、毛奇齡、萬斯同等均有撰纂，延至現(xiàn)代有余重耀輯《陽明先生傳纂》，王勉三編著《王陽明生活》等，近年有束景南《陽明大傳：“心”的救贖之路》等，日本學者岡田武彥等亦有專著，它們以或長或短的篇幅、或詳或略的筆法呈展了王氏跌宕曲折的一生。孫毓修所撰《王陽明》極其獨特，它是20世紀初商務(wù)印書館推出《少年叢書》（又名《中外偉人的傳略》）中的一種，“本叢書將中外名人的言行事業(yè)，用簡明的文字、興趣的體裁，編成傳略小本，少年讀此既可養(yǎng)其高尚人格，且能助長其奮斗的精神。”這套書從1914年至1931年翻印了12版，茅盾許之“記事簡明，議論正大，閱之足以增長見識，堅定志氣”。叢書第二任編輯和主要作者是目錄學家、現(xiàn)代兒童文學的開拓者孫毓修，他負責了諸葛亮、陶淵明、蘇軾、岳飛、王陽明、華盛頓等20人傳記的編定或撰寫。用半文言寫就的《王陽明》一萬余字，共八章，分別是“少年之意氣”“龍場之謫”“道德之猛進”“南贛平盜”“平寧王之難”“事后之譏讒”“立功兩廣”和“粹言”。

整體上，此書言簡意賅，文風潔凈，筆法清雅，敘述流暢，很能吸引讀者。它還有其他特點：一是隨注，包括歷史人物、地點或作者覺得須講清原因之處都有注解，便于讀者獲取知識或明了原委，如短語“發(fā)班超投筆之想”注為“后漢班超為人傭書，嘗輟業(yè)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詳見少年叢書《班超》?！倍桥鋱D，全書有圖片十幅，如漁舟逃脫、鄱陽湖大戰(zhàn)等，筆致細膩，線條柔美，增強了趣味性。三是每個章節(jié)均有“批評”，對王陽明各個人生階段所作所為、所思所想加以評騭。如在“平定寧王之亂”章節(jié)指出歷史上儒將少，能如王陽明用兵者更少，作為理學名儒而身列戎行歷經(jīng)百戰(zhàn)而制敵的還有曾國藩，但曾氏麾下戰(zhàn)將多，而王氏幕中參與機密的不過一二從學之士，指揮兵馬的不過本省府縣佐貳諸職，更可見王氏化腐朽為神奇之手段；王氏用兵之術(shù)在于“學問純篤，養(yǎng)得此心不動”，凡人智能相差不遠，勝負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即便今日兩國對壘，如甲炮、地勢和人數(shù)相當，“學問”“此心”依然有效。如評平定寧王叛亂后王氏遭受的譏讒，從他首報捷疏與重報捷疏的不同可見當日處事之難，曲筆以媚群小本非儒者所為，但不這般可能干戈再起，地方必遭蹂躪，“此實陽明不得已之苦衷”“非徒為避一己之禍患起見”；面對張忠、許泰的挑釁，王氏百般忍耐，處處忠厚老實，與平定寧王時的機詐百出判若兩人，終使地方得以保全，可見變詐如毒藥，不得已偶然用之，而忠厚老實乃家常便飯，一日不可缺少。這些評價既能說明事情的原委，證明王陽明彼時彼地選擇的無誤，又借助隱指教導少年應(yīng)該承續(xù)和學習此種優(yōu)秀的品質(zhì)。

綜前所述，我們了解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葉圣陶、孫毓修與王陽明之間的關(guān)系，王氏及其學說如涓細長流滋養(yǎng)了后世學子，無論是全盤肯定、部分接受或是加以批判，都展示了這位杰出的思想家在現(xiàn)代時域的不絕回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創(chuàng)新即是如此，在一代又一代學人的轉(zhuǎn)化后沉積為我們共同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