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晶清（1907-1993）

 “小鹿”指文壇耆宿陸晶清，因其姓“陸”，個子不高，又喜歡蹦蹦跳跳，所以學生時代即有此昵稱，絕無不敬之意。她是一位不應該在人們的記憶中被淡忘的人物。

九十八年前，她就主編過《京報副刊·婦女周刊》，后來又編輯過《世界日報·薔薇周刊》，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她以創(chuàng)作詩歌、散文見長，文筆華美，情感細膩，代表了當時女性作品的普遍風格。她的散文集《素箋》和《流浪集》于1930年和1933年先后出版，在中國現(xiàn)代散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她是魯迅的及門弟子，許廣平的同窗好友，畢業(yè)時曾跟許廣平等邀請魯迅、許壽裳參加謝師宴。魯迅跟許廣平離京南下時，在車站的送行者中，也有她嬌小的身影。經(jīng)她跟其他校友證實，1925年12月1日，女師大學生運動取得勝利，學潮中二十四名骨干（包括陸晶清）在校門口合影。照片頂端的題詞系魯迅擬稿：“民國十四年八月一日，楊蔭榆毀校，繼而章士釗非法解散。劉百昭率匪徒襲擊，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蒙從來未有之難。同人等敵愾同仇，外御其侮。詩云：修我甲兵，與之偕行。此之謂也。既復校，因攝影，以資紀念。十二月一日?！边@一題詞，應視為一篇重要的魯迅佚文。

很多人都不了解，她還是中國現(xiàn)代婦女運動的骨干。1926年1月，經(jīng)李大釗介紹，她參加了中國國民黨左派組織。當時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時期。她在何香凝領導的中央婦女部擔任干事，同在婦女部的還有中共黨員鄧穎超、蔡暢、劉清揚等人。那時她用的名字叫“陸娜君”。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她又積極參加國內(nèi)的抗日工作，并在歐洲參加國際反法西斯運動。1939年8月26日，她的丈夫王禮錫烈士病逝時，他們夫婦正分頭進行戰(zhàn)地訪問，九天之后她才聞此噩耗，如霹雷轟頂。她后來擔任民革中央委員和民革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無疑跟這段光榮歷史有關。

我跟她是1975年通信聯(lián)系的，中間人是當年女師大劉和珍烈士的戰(zhàn)友張靜淑老人。初次到上海岳陽路拜訪她，是由摯友和“老上海”丁言昭帶路，因為我中小學時代生活在只有“七里零三分”的小城，到了馬路縱橫的大上海立馬成了“路癡”，上街就暈，茫然不知所措。

跟她聊天是件有益而特別親切的事情。我們談及了“薔薇社”，談及了為魯迅所鄙薄的剽竊者歐陽蘭，談得最多的當然是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發(fā)生的“女師大風潮”。后來，她寫下了一篇《魯迅先生在女師大》。因為我曾經(jīng)任教的北京魯迅中學就在女師大舊址，所以有些細節(jié)只有我跟她能相互溝通，比如她提到原女師大當作“病房”用的那座西小院，原有八間小房，其中有一間就是我住過十四年的單身宿舍，她曾經(jīng)居住過的北京校場口，也是我初次安家的地方。但是，她從沒有說過她一度經(jīng)歷的坎坷曲折。她的文章《憶浦熙修》開頭一句就轉述了浦熙修的原話：“我擁護黨！我相信黨！我問心無愧！問題總有一天能弄清楚的！”我想，這也就是她久蓄于內(nèi)心的話吧！

她還有一篇短文，題為“我漂浮在回憶的長河中”。她八十六年的生涯，的確飽覽了變幻而壯美的歷史風云，又有一支生花妙筆。令人遺憾的是，她留下的回憶文字跟她的經(jīng)歷相比實在太少。比如，她經(jīng)歷的大革命，擔任編輯的神州國光社，參加的抗日救亡運動，她在歐洲的反法西斯活動，值得寫下的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她跟我交流時，我竟忘了收集她回憶摯友石評梅的口述資料。她僅在1939年寫過一篇簡短的《王禮錫先生傳略》，而沒有來得及親自為丈夫擴寫一部厚重的王禮錫傳，來紀念這位三十九歲即英年早逝的杰出人物……

我跟她最后一次見面應該是1982年8月，她應邀到北京開會，不慎摔了一跤，導致骨折，住進了積水潭醫(yī)院北三樓骨科病房301號。我去探視過她，有一次還陪著劉亞雄老人一起去看她。劉亞雄是她在女師大的同學，“女師大風潮”中的“偕行者”，其父劉少白是毛澤東敬重的“開明士紳”，本人曾任勞動部副部長，當時是交通部顧問，被薄一波尊稱為“劉大姐”。兩位老人在一起回憶起學生時代的崢嶸歲月，感慨萬千。六年后劉亞雄去世，這次會面竟成她們的最后一面。

“小鹿”生于昆明，卒于上海，白族人，終年86歲，今年是她逝世三十周年。她跟我們雖然已經(jīng)天人永隔，碧海青天永渺茫，但她跟一切為中國文學事業(yè)和民族解放事業(yè)作出過貢獻的前賢一樣，會永存在后人的緬懷中。唐代白居易《夢微之》詩中寫道：“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彪m然我跟她的交往無法跟白居易和元稹相比，輩分也不合，但切合我撰寫此文時的心境和年齡狀況，故援引于上，以作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