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徐斯年所著《王度廬評傳（增訂本）》出版，為王度廬的讀者們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以便全面了解這位通俗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全貌。早在2000年李安電影《臥虎藏龍》上映之后，徐斯年先生就利用業(yè)余時間，于2002年動筆撰寫《王度廬評傳》書稿。2005年，該書由蘇州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評傳中詳盡介紹了王度廬的生活環(huán)境、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及相關(guān)作品評價。去年出版的《王度廬評傳》增訂本，則補入了不少研究章節(jié)，梳理了新材料如王度廬早期作品，尤其是偵探武俠作品的刊錄情況，以及雜文、詩歌、傳奇等散佚舊作。其中，徐斯年所整理的約150篇王度廬散文作品，2014年曾于香港天地出版公司出版，題名為《王度廬散文集》。根據(jù)北岳文藝出版社待出的王度廬作品大系目錄，這些后來整理的作品有望在日后與讀者見面。

王度廬原名“葆祥”（后曾改為“葆翔”），字“霄羽”，出生于1909年一個下層旗人家庭?！岸葟]”是他于1938年后才啟用的筆名。據(jù)《十年一覺電影夢：李安傳》一書記載，李安是在宣傳電影《飲食男女》時，經(jīng)由作家舒國治從大陸帶回的影印本讀到王度廬的小說《臥虎藏龍》，之前讀過他的其他作品。后來李安拜訪王家，王老夫人告訴他，王度廬將筆名取為“度廬”，意思是寒廬度日，“從這個抑郁的筆名可見一斑，他只是為抒發(fā)心中的無奈辛酸，并不求全”，書中這樣寫道。

電影《臥虎藏龍》影響太大，新進的武俠迷用純武俠的標準來檢閱王度廬的小說，可能會遺漏多元評判的視角。面對爭議，李安很幽默，他借由《臥虎藏龍》的改編回應(yīng)：“我不是在做女強人，我是在做男人面對女強人時該怎么辦?！鼻腥朦c令人印象深刻，也提醒我們了解到王度廬作品的復(fù)雜性。實際上，要從舊文人的舊小說中打撈出當代先鋒的社會文化理念，本來是徒勞無功的事。小說有其自己的社會背景，帶來時代條件的限制。通俗小說因貼近生活的敘述方式，具有心靈力量的傳遞功能，尤其是社會言情小說，依托曲折的情感故事，展現(xiàn)特定時代的社會風俗、文化沖突和難言之隱。更因為通俗小說是十分關(guān)心日常生活的，它便十分關(guān)心人，一定會關(guān)照到弱勢群體的生存處境。故事的批判性也會超越言情本身的局限，是我們觀看生活史的感性向度。

2018年，王度廬言情小說《粉墨嬋娟》《風塵四杰·香山俠女》《古城新月》《海上虹霞》《落絮飄香》《晚香玉》六部作品整理出版。若用現(xiàn)代的眼光來看，這些小說都有才子佳人故事的毛病：風格雷同、男尊女卑。《海上虹霞》說的是富家小姐與負心漢私奔的故事，因男方無力扛起生活重壓，拋妻棄子流亡南洋，多年后與流落風塵的女子重逢。小說結(jié)合了曹禺名作《雷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故事脈絡(luò)，突出男人與錢、女人與情的歷險。小說在警世教化背后，對愛情的態(tài)度基本是消極的。尤其表現(xiàn)在男主人公衣錦還鄉(xiāng)，精打細算著要怎么給淪落為暗娼的前妻作經(jīng)濟補償。從重新迎娶的閃念到不斷為自己的拋棄卸責，從給200元錢到最后決定只給60元錢，讀來令人心驚。

在王度廬的小說里，金錢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人性丑惡的照妖鏡，會摧毀純真的愛情。然而，在當時并不景氣的社會環(huán)境中，平民男性求職不順，缺少教育的女性參與社會建設(shè)的機會則更加稀少，兩者一旦產(chǎn)生情感聯(lián)結(jié)，悲劇在所難免。如《古城新月》寫富家子弟因不滿政治聯(lián)姻離家出走后遭遇社會毒打的歷程，在短短一兩年的艱難謀生中，富家子與自由戀愛的表妹情感生變。男主人公在失去家族經(jīng)濟支援后的心理自卑孕育了異化的自尊，以至于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還救助了一位娼戶家的養(yǎng)女、他后來的學(xué)生白月梅。這一段三角戀雖直白地提出了現(xiàn)代的問題：“男女之間有沒有純友誼”，但隱藏其后是更本質(zhì)的追問：窮人到底該不該有愛情。

《落絮飄香》說的是失怙孤女范菊英與窮大學(xué)生秦樸相愛，但雙方都經(jīng)濟拮據(jù)。秦樸的同學(xué)、闊少章紹杰買通菊英叔父及閨蜜圈，引誘她同居，幾個月后另覓新歡。菊英母親在找章紹杰理論時竟被他的司機開車碾過，命喪黃泉。菊英失母之后，又被叔父騙賣到鄭州為娼，后為舊時鄰居所救，送回北京。再度與秦樸相見時，已身患肺病，人生落入慘淡的境地。

相似遭遇的女性，還有《晚香玉》中的二玉。等待著被拯救的貧家女子，不是沒有努力獨立謀生的想法，二玉想當百貨公司女店員，白月梅努力當一名護士，胡麗仙想當學(xué)校的雜務(wù)工，范菊英多么向往成為女大學(xué)生、甚至女留學(xué)生，最終騙她去鄭州的工作是當工廠女工，由此可見女性心志和社會現(xiàn)實的巨大差距。

王度廬在小說中會假借不同人物之口直白地提醒年輕女性警醒物質(zhì)的誘惑，告訴讀者女性物化自己就是走向絕路，因她們身邊會圍繞著“美貌”的掮客與獵手，將手無縛雞之力的她們推入萬丈深淵。以現(xiàn)代的眼光看，類似“這年頭兒，凡是漂亮的年輕女人，大概很少沒有麻煩的”這樣的話屬于厭女的典型形態(tài)，但不能忽視的是，王度廬對女性的同情并不單一表現(xiàn)為庇護，他很重視女性作為“人”的復(fù)雜欲望，他也不會一概地懲罰那些不符合社會期待的女性的生存選擇。這可能是新舊交接時代的通俗故事中必然呈現(xiàn)的復(fù)雜樣貌：女性的覺知并不徹底，但也不是完全沒有覺知。

這些出身低微又經(jīng)歷復(fù)雜的女性所倚靠的并不是“先進”的知識來預(yù)判自己的命運，而是圍繞著艱苦的生計中產(chǎn)生的直覺。這種本能的直覺固然是不可靠的、有風險的，但直覺產(chǎn)生的主體卻并不是愚笨和墮落的，因而小說中自相矛盾之處也是常見的。如《香山俠女》中第六回回目“胡麗仙的覺悟”就提醒我們注意，她到底覺悟了什么呢？胡麗仙為保護自己想保護的人，委身于惡人崔大爺。啟蒙者“我”體諒她愛慕虛榮出自人之常情，甚至居高臨下地教育她“麗仙，你現(xiàn)在已經(jīng)明白（自己所托非人）了吧？”胡麗仙的回應(yīng)很有意思，她“看了我一下，說，‘當初我也不是糊涂’”。

《粉墨嬋娟》中的女主角魏芳霞就更令人印象深刻，她接受了暗戀者方夢漁的經(jīng)濟資助重新登臺唱戲，卻不愿意徹底放棄自己不倫的戀情，理由當然是出于感情。她對方夢漁說：“不必您說，我都明白，我應(yīng)當有我自己的人格，爭取我的出路。我不但明白，我還真這么打算過，并且做過?？墒俏椰F(xiàn)在一細想，不行！……人是該當怎么樣都是命……我心里永遠也忘不了您！我身體跟著姓賈的，精神得一輩子跟著您！”換句話說，獨立的事她也做過了，這是對的事，她都明白，她這部分精神覺醒過了，但另一部分現(xiàn)實她思來想去還是覺得聽從現(xiàn)實的安排更舒適。換句話說，“我還想叫她唱戲”是方夢漁的內(nèi)心欲望，不是芳霞的內(nèi)心欲望，改唱旦角更不是她的愿望，她本來是不愿演武生才改學(xué)旦角，后來在小碧芬的婚禮上，又堅持要唱英雄受困的《薛禮嘆月》，反抗屈辱的場景。方夢漁覺得她靈魂空虛，那是他的事，芳霞覺得無能為力，她有自己的憤懣和壓抑，啟蒙者方夢漁并不了解。最后，方夢漁死于情敵賈某槍下，芳霞決定終生不婚，成為了藝術(shù)陳列館的女售票員。她的身體沒有跟著姓賈的，她的精神也沒有跟著姓方的。她犧牲了兩個人，倒是成全了她自己：一個不燙頭的、樸素的女售票員。這個故事怎么看都是很奇怪的，不符合期待的。

芳霞的故事甚至有點像丁玲小說《慶云里中的一間小房里》中的阿英。因著這個古怪的結(jié)局，我們或可以回看李安的讀法。《臥虎藏龍》中的玉嬌龍當然是強的，言情故事的邊界限制不了她。她在言情的世界里一定會突圍，成為不自知的破壞力，讓眾人感到不安。故事的邏輯因此“突圍”才獲得了新的敘事動能：別（男）人怎么處理她呢？由此可以說，李安確實準確識別了王度廬小說中的言情要素，并找到了女性故事在現(xiàn)代續(xù)衍可能性上的錨點。這樣不那么舊又不那么新的女性，男性要怎么容納她們呢？這便自然去到了武俠天地。

在以上六部已出版的言情系列中，《風塵四杰·香山俠女》和《粉墨嬋娟》是風格最為特別的，都借用了王度廬最熟悉的京劇作為故事推進的要素，不失為文本內(nèi)部有趣的越界嘗試。女性角色用女武生、女老生來實現(xiàn)性別越界，擺脫坤旦所吸引的男性凝視，是王度廬經(jīng)由京劇角色虛構(gòu)特點來規(guī)避風險、完成文學(xué)復(fù)仇的嘗試。我們或可推論，王度廬的小說從言情過渡到武俠，換句話說武俠中那么重言情的敘事方式，可能不是簡單的文體類型游戲，而正是發(fā)自“突圍”的想象，是特定時代傳統(tǒng)女性角色想要實現(xiàn)進階的窄路?？v觀王度廬的創(chuàng)作全貌，他并不只是一位長期被遺忘的武俠作家，而是一位通俗小說多面手。他的作品數(shù)量驚人，且不斷在通俗小說各種類型的邊界進行探索，如偵探武俠、武俠言情。電影《臥虎藏龍》所依托的“鶴-鐵五部曲”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風格。

據(jù)徐斯年考證，王度廬16歲初登文壇時，各種題材的通俗小說他都嘗試過，包括武俠小說、社會小說、偵探小說、哀情小說等。偵探武俠是他寫作的真正起點，相關(guān)作品多發(fā)表于《平報》和《小小日報》。《小小日報》是1925年在北京創(chuàng)刊的綜合性小報，在北京盛行一時。如今現(xiàn)存報紙殘缺，看不到這些作品的整理版本，我們僅能從評傳的轉(zhuǎn)引中，看到一些故事脈絡(luò)。徐斯年提到的《紅綾枕》，是王度廬1926年發(fā)表于《小小日報》上較為完整的中篇作品，三萬余字共十章，講述了一宗蹊蹺血案。一對苦命鴛鴦因強權(quán)者奪妻被迫分離。新婚之日忽生血案，新郎新娘均死于非命，到底是誰殺了誰？誰又幫誰殺了誰？情、俠、案匯集于一起，文類交叉的特點可見一斑。小說發(fā)表時標類為“社會小說”，徐斯年認為可歸入社會言情，但這又是王度廬模仿福爾摩斯探案手法所作“魯克系列”的第一部。徐斯年還指出，“‘本來這種人應(yīng)該生在一千年前’……后來他在20世紀40年代的作品《風塵四杰》中又表達過同樣的見解?！?/p>

《風塵四杰·香山俠女》在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王度廬小說大系“言情卷”六部作品中，是風格最為“武俠”的一部。故事背景是生活在北京天橋周圍的社會邊緣人群和流浪藝人，他們情義互助，與天橋惡霸崔大爺頑抗，救回了被霸占的貧家美貌女子胡麗仙。從《風塵四杰》到續(xù)作《香山俠女》，從四杰到八怪，王度廬說，“凡在天橋謀生的人，每一個都怪，不怪不受歡迎，不怪也就不能生活”。天橋“拿大頂”的女兒李翠秀最后承擔了刺殺崔大爺?shù)闹厝?，在崔大爺又把獵艷的目標投向她的時候，她超越了“胡麗仙的覺悟”。如果說言情小說根植的運行規(guī)則還是要遵循現(xiàn)實世界的邏輯，那么武俠故事則是徹底從現(xiàn)實生活中下線，登錄新的虛構(gòu)空間。小說贊美李翠秀“就像一根鐵釘，也可以說，她就是一個用鋼鐵錘煉出來的少女，她有著俠士的性格……”她最終在文明社會成為殺人犯，隱身江湖，卻成就了“香山俠女”的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