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1933年5月到6月，徐悲鴻在法國巴黎舉辦了一次中國美術展覽會，展出了一大批當時中國著名畫家的作品和一些中國古代藝術品。展覽會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歐洲多國政要隨后紛紛邀請徐悲鴻去舉辦畫展，由此開啟了中國美術在歐洲的系列巡展，一舉為中國美術、為徐悲鴻贏得了極高的國際聲譽。

近些年來，書籍、報刊、網(wǎng)絡上陸續(xù)出現(xiàn)了一些涉及徐悲鴻與盛成交往的文字。在敘及這次巴黎美術展覽會時，部分與史實并不相符，今筆者特此做一番考訂。

《盛成回憶錄》封面為徐悲鴻為盛成畫的素描肖像

盛成與徐悲鴻

盛成（1899-1996）這個名字，現(xiàn)在對于一般人而言可能是比較陌生的。但是在上世紀前半葉，他是一個知名人物。據(jù)《舊世新書——盛成回憶錄》以及盛成的其他回憶文章，生于1899年的盛成于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在法國期間創(chuàng)作了法文小說《我的母親》，由于該書獲得法國著名詩人瓦萊里的首肯而一舉成名，并結識紀德、羅曼·羅蘭、海明威、蕭伯納等諸多名人。1930年回國后，他與徐悲鴻、章太炎、蔡元培、胡適、陳寅恪等政界、文化界重量級人物來往密切；齊白石曾為他的婚禮當過證婚人，并贈以書畫作品；他還替李宗仁、白崇禧出面找齊白石刻過印章；他當過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張繼的私人秘書；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他曾加入當時在上海抵抗日軍的十九路軍，并擔任政治部主任。半個世紀后的1985年，他還獲得了法國駐華大使代表密特朗總統(tǒng)授予的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騎士證書。

盛成與齊白石的交往主要就是上述兩件事，他與徐悲鴻的交往則要豐富得多，在回憶錄里的記載也詳細得多，主要包括：他早在1916年就已與徐悲鴻相識，當時二人均在震旦大學預科學習；1919年徐悲鴻與他先后赴法國學習，但從那時直到1930年盛成回國，其間二人雖同在巴黎多年，卻沒有任何聯(lián)系；1930年10月，盛成“載譽歸國”，回到上海不久，就有人向他提到“（徐悲鴻）很想見到你”。此后，盛成還介入了徐悲鴻家庭糾紛的調解，努力挽救徐悲鴻與蔣碧微之間已陷入危機的婚姻；特別是1933年初，在徐悲鴻赴巴黎主辦中國美術展覽會之際，盛成通過“兩封信”給予了最關鍵的支持，“解決了悲鴻一直為之苦惱的經(jīng)費問題”，使得“徐悲鴻的處境開始有了轉機”。此后直到抗戰(zhàn)前夕，盛成與徐悲鴻還有一些交往，盛成在回憶錄中均有述及，在此略過不提。

盛成的“兩封信”

1933年1月28日，徐悲鴻從上海出發(fā)，乘輪船赴法國，舉辦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于3月3日抵達法國馬賽，5月10日展覽會正式開幕。展覽會取得了極大成功?！胺查_四十五天，入門統(tǒng)計凡三萬余人，目錄售價十法郎，印之三版，可謂盛矣?！?/p>

盛成在1983年所寫的《情深誼長——一個老同學、老朋友的回憶》一文中寫道：

我赴京北上，……不久結識了北平女子大學畢業(yè)的鄭堅，在我們準備結婚以前，悲鴻來到了北京。在我們的住處，他告訴我李石曾準備讓他帶著中國近代名家的繪畫到歐洲去開個巡回展覽，并答應支付川資路費……

聽完他的一番話，我心里也極贊成……不過轉念一想，李石曾吹的大話極少兌現(xiàn)，悲鴻如寄希望于他，萬一事后出了岔子，弄得悲鴻來去不得，那將如何是好？想到這，我婉轉地對悲鴻說：“……可是你還不了解李石曾這個人吧，他是極端靠不住的，你務必小心謹慎才是??！”

望著他陷入沉思的表情，我考慮了一下，繼續(xù)說：“請放心，悲鴻，我寫兩封信給你帶到法國去，一封交給大文豪瓦萊里先生，一封交給他的志愿秘書于連·莫諾先生，他們既是我的恩師，也是我的朋友，你萬一遇到困難就去找他們，肯定會得到幫助的?！?/span>

據(jù)盛成描述，1933年1月22日一早，他和鄭堅在碼頭上把兩封信親手交給了徐悲鴻，并囑咐法國船長好好照顧一下這位中國著名的畫家。緊接著，徐悲鴻到法國后，“李石曾許下的諾言不過是張空頭支票，經(jīng)費沒有了，但畫展的消息已經(jīng)傳出，悲鴻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

他們急忙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求得了一筆款項，使預定的展覽會得以如期舉行；不過更有力的幫助還是來自法國的友好人士瓦萊里和莫諾。他們收到我寫去的信后，立即前往中國近代繪畫展覽會參觀，不僅對這一幅幅出自中國近代畫家之手的佳作極為贊賞，瓦萊里還在悲鴻1926年畫的一幅蔣碧薇（注：應為蔣碧微）肖像畫《嘯聲》（注：應為《簫聲》）上欣然題了兩句詩。此事一下轟動了法國藝壇，各界人士紛紛前來參觀，畫展受到了很大重視。展覽會取得了成功，并賣出了十二幅畫，這才解決了悲鴻一直為之苦惱的經(jīng)費問題。

這里有某些細節(jié)的失實或存疑之處。一是徐悲鴻從上海起程赴法國的時間，經(jīng)考證，不是盛成在這里所說的1933年1月22日，而是1月28日；二是據(jù)當時與徐悲鴻同行的徐夫人蔣碧微回憶，送行人員中向船長交代要照顧徐悲鴻夫婦的人并不是盛成，而是褚民誼。甚至連盛成是否親自出現(xiàn)在送行者隊伍之中，也還有疑問。

史實不應被忽略

十年后的1993年，在《舊世新書——盛成回憶錄》中，盛成對前述文字加以修訂、補充，對這件事又作了新的表述：

1932年11月，徐悲鴻到了北平。李石曾說給他30萬塊錢，讓他去法國辦一個中國畫展。在南京時，李石曾給了徐悲鴻一萬元，讓他來北平買畫。他到北平后來找我，我說：“李石曾這個人靠不住，他給了這一萬元，其余的錢很可能就沒有了?！毙靻栁以趺崔k，我答應給他寫兩封信，到法國后，一封給瓦萊里，一封給瓦萊里的志愿秘書。我讓徐悲鴻先把信交給瓦的秘書，再由他把信給瓦萊里。

到了次年的1月19日，我寫好了兩封信。1月21日，我們從北平動身，24日到了上海。我把信交給了徐悲鴻。28日，徐乘意大利船去法國。船上有張繼的女兒。我把徐悲鴻夫婦介紹給了我認識的船主。

到巴黎后，李石曾剩下的29萬果然沒有兌現(xiàn)。徐悲鴻夫婦租了房子，不來不去，處境困難，只好找瓦萊里的志愿秘書曼努（Monot）。曼努是一個銀行家，他看了我的信后，便帶徐悲鴻見了瓦萊里。晚上，瓦萊里和曼努隨徐悲鴻去他的住處看了他的畫。當時沒有電，他們二人爬了很多層的樓梯上去。瓦萊里在徐悲鴻的一幅畫上題了兩句詩。曼努回去后，立即給巴黎的各大報社打電話，所有的報紙都發(fā)表了消息。曼努又買了徐悲鴻的畫。這樣，徐悲鴻的處境開始有了轉機。

這里糾正了前說關于徐悲鴻起程日期的問題，但又出現(xiàn)了新的細節(jié)問題，比如，這里說徐悲鴻1932年11月到北平，實際上徐悲鴻直到1932年12月15日還沒有去北平；徐悲鴻等人乘坐的是法國船博多士號，盛成在前說中稱法國船，本來說對了，這里卻又錯誤地改稱是意大利船。

除了上述細節(jié)上的不同之外，兩篇文字在主要表述上也存在一些差異，比如前者說瓦萊里“收到我寫去的信后，立即前往中國近代繪畫展覽會參觀”，還在徐悲鴻1926年畫的一幅蔣碧微肖像畫《嘯聲》（應為《簫聲》之誤）上欣然題了兩句詩?！按耸乱幌罗Z動了法國藝壇，各界人士紛紛前來參觀，畫展受到了很大重視。展覽會取得了成功，并賣出了十二幅畫，這才解決了悲鴻一直為之苦惱的經(jīng)費問題?！焙笳邉t說“（曼努）看了我的信后，便帶徐悲鴻見了瓦萊里。晚上，瓦萊里和曼努隨徐悲鴻去他的住處看了他的畫。當時沒有電，他們二人爬了很多層的樓梯上去。瓦萊里在徐悲鴻的一幅畫上題了兩句詩。曼努回去后，立即給巴黎的各大報社打電話，所有的報紙都發(fā)表了消息。曼努又買了徐悲鴻的畫。這樣，徐悲鴻的處境開始有了轉機?！迸c前一表述相比，后者有兩處重要的修改，一是沒有再提瓦萊里在其上題詩的那幅畫的名稱，二是沒有再提瓦萊里去展覽會現(xiàn)場參觀。

兩次表述的共同之處有兩點：一是李石曾“極端靠不住”，言而無信，使徐悲鴻在巴黎陷入絕境，美術展覽會也幾乎要泡湯；二是關鍵時候徐悲鴻靠著盛成的“兩封信”，請動了法國大文豪瓦萊里，瓦萊里為徐悲鴻大力捧場，使徐悲鴻走出了絕境，也使展覽會取得了成功。

近些年，各類媒體和出版物上出現(xiàn)的在1933年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之際徐悲鴻與盛成有關交往的描寫，大體都是根據(jù)盛成的上述兩種回憶錄，并且往往通過虛構作了進一步的渲染。實際上,經(jīng)考證，徐悲鴻當時直接去瑞士找了顧維鈞，這也是李石曾讓徐悲鴻去找的。顧是中國駐法公使，本應常駐巴黎，但當時由于日本在中國東北挑起事端，國聯(lián)正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會議斡旋“中日沖突”，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于1932年10月上任中國駐法公使之后不久，即趕赴日內瓦，并在日內瓦斷斷續(xù)續(xù)地住到次年。找“中國駐法使館”與找“顧公使”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最終顧維鈞給了徐悲鴻一萬法郎的資助，但不是用中國駐法使館的公款，而是自掏腰包。這意味著，李石曾讓徐悲鴻去找顧維鈞解決經(jīng)費問題，絕不是開“空頭支票”。這是很重要的一條史料，是不應該被選擇性忽略的。

李石曾

李石曾其人

這次展覽的名稱也并不是盛成回憶錄中所說的“中國近代繪畫展覽會”，而是“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其展覽的作品并非“一幅幅出自中國近代畫家之手的佳作”，而主要是中國當代畫家作品（二百余幅）與“極古畫”（六七十幅）的匯集，而“近古畫”如任伯年、沈南蘋、禹之鼎、錢載、徐達章等人作品合共只有11幅而已，占極小比例。

其次，“李石曾準備讓他帶著中國近代名家的繪畫到歐洲去開個巡回展覽”、“李石曾說給他30萬塊錢，讓他去法國辦一個中國畫展”，這樣的表述將李石曾說成是這次展覽會的動議者、策劃人，也不是客觀事實。關于這次展覽會的起因，徐悲鴻有過多次明確闡釋，他自己才是這次展覽會的動議者、策劃人?！案`思吾國在國際間聲譽日落，茍無文化宣傳，外人觀念，日以謬訛，而文化宣傳之吸引力，以美術為最宏，與人印象亦較深切。于是悲鴻乃約同寧蘇平滬之美術團體及美術家，集中作品，決作歐行，羅家倫、顏文樑、汪亞塵諸先生皆力助其成者也。”“至于畫展一切接洽，在內在外我絕對未用政府名義，惟學術團體之助我者，如中央大學、中法大學、中國畫會、蘇州美專、新華藝專等，皆列其名：因我想如畫展得有榮譽，終當屬于我國全體；設有毀謗，則將由我一人當之，不令累及國家?！?/p>

為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事業(yè)做出過巨大貢獻的李石曾，其實對于徐悲鴻主辦的此次畫展給予了大力協(xié)助。據(jù)《申報》1933年11月28日刊登的《巴黎中國畫展經(jīng)過》一文介紹：1932年夏，徐悲鴻致函赴歐的國民黨元老、中法大學創(chuàng)辦人李石曾，講述了中法畫展舉行的必要性，請他與法國當局交涉。對于展覽本身，徐悲鴻提出了三條原則，其中之一為“必須取中法大學蒐藏中國近代美術展覽會之名義，以便征集作品?！崩钍讷@得巴黎國際文化學院院長波萊同意后，隨即囑咐該院美術部主任奉篤吉帝司，和劉大悲一起找法國美育次長米斯頓及國立美術館總館長范納等商議，通過范納與宣德堡姆美術館館長杜薩丸接洽，雙方訂立了有關展覽會場地、展品、經(jīng)費等方面的書面條款。顯然，如果沒有李石曾的全力支持，徐悲鴻這次展覽會從作品征集到展覽場地的確定都將面臨極大困難。

李石曾(1881-1973)，系中國現(xiàn)代著名教育家，1901年赴法留學，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24年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監(jiān)察委員。此后，李石曾一度與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并稱“民國四大元老”。李石曾是中國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對于當時中國派往法國的勤工儉學生給予過極大的支持。盛成本人在其于1932年出版的《海外工讀十年紀實》中就有這樣的記載：“民國十一年（1922年）秋，北京政府匯交巴黎華法教育會分給勤工儉學生款項十萬元——聽說這筆款子是李石曾先生奔走多時的結果……我們非常的感激李先生。”

實際上，徐悲鴻與李石曾早在1918年就已相識，兩人之間相知頗深、交誼匪淺，李石曾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對徐悲鴻多有提攜之舉。徐悲鴻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寫道，1918年，“……李石曾先生初創(chuàng)中法事業(yè)，先設孔德學校，余與碧微皆被邀盡義務?！碑敃r的徐悲鴻夫人蔣碧微對此也有一致的記述，“由于華先生（華林）的關系，我們又認識了李石曾夫婦，李先生剛剛開辦孔德學校，請我去教音樂?？椎聦W校就在我們住處的附近，來往倒也方便?！背斯ぷ麝P系，徐悲鴻夫婦與李石曾夫婦在生活上也有很密切的接觸。據(jù)蔣碧微回憶，1918年暑假，“北大有許多教授和學生，集體到西山碧云寺避暑”，由于徐悲鴻當時是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的導師，他們夫婦“也參加了這個小小的集團，把方巾巷的房子退掉，兩個人搬到了故都名剎碧云寺……我們和顧孟余先生夫婦合住一進屋，李石曾先生夫婦住在另一進”，一起度過了特別輕松愉快的兩個月時光。1928年1月初，徐悲鴻應李石曾以“世界社”名義之邀，為吳稚暉、張溥泉（即張繼）及張靜江夫婦畫像，共得八百元的潤資。李石曾提攜徐悲鴻結交的這些人，都是當時政界十分顯赫的大人物。對于李石曾的青睞與提攜，徐悲鴻當然十分感激，并通過畫作表達出來。也是在1928年1月，徐悲鴻創(chuàng)作了一幅《九方皋相馬圖》，此圖高172厘米，寬184厘米，屬大幅作品。左上題：“九方皋，丁卯歲闌，悲鴻寫奉石曾先生雅教?！睔v史上，九方皋與伯樂齊名，都是以善于相馬著稱的。后來，徐悲鴻又創(chuàng)作過許多幅以九方皋為主題的畫作，所表達的都是對慧眼識才者的渴望與感激。1928年9月，時任北平大學校長的李石曾，聘請徐悲鴻出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之職，當年10月，徐悲鴻接受聘請，趕赴北平。李石曾對徐悲鴻的賞識、器重，是完全對得起“九方皋”這個比方的。

展覽會成功的基礎

一次畫展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決于三個條件：展品，經(jīng)費，以及宣傳造勢。就這次展覽會而言，展品方面，徐悲鴻在從上海出發(fā)之前，已經(jīng)“自己埋頭做工夫，畫了大幅人物畫二十余幅，一面征求南北中三部著名畫家的精品共三百余點，又向各處借宋元以降古畫五十余點”。提供畫作的當時著名畫家有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等71人。到巴黎以后，又向本地博物館以及歐洲大收藏家借到中國古畫若干，作為展品參加本次中國美術展覽會展出?！按舜沃袊女?，除盧浮宮博物館借出五幅外，集美博物館借出一大部分。多伯希萊由中國敦煌運來之物，中國古董商盧君芹齋借出壁畫十余件，皆河南等地歹人偷賣出者。又宋元畫張十余幅，歐洲大收藏家皆藏有中國古畫甚多，凡借得四十余幅；合計約六七十幅。益以中國當代名人之畫二百幅，可謂洋洋大觀，歐洲未有之創(chuàng)舉。各大報俱派訪員來探消息，滿口贊譽中華文明之辭……”可見徐悲鴻對于這次展覽的展品預先有著十分縝密的謀劃，其準備是非常充分的。

經(jīng)費方面，確實一度讓徐悲鴻感到比較緊張，但是在正式開展之前一個月，也得到了妥善解決?！暗苋デ锏美钍壬?，遂籌備此事……經(jīng)濟當然由李石曾先生籌措（事前已有預算），于三月三日晨七時抵馬賽，身上只有一千余法郎……石曾先生適來巴黎，接談后，彼匆匆去瑞士，即不別返國，行后來書，言一切委托顧公使，自能幫忙云云……乃走瑞士見顧公使，顧言使館經(jīng)費支絀，無能為力，但由彼夫婦兩人名義，捐助本會一萬法郎……（民國政府教育部）朱騮先部長，鑒于國際文化宣傳之重要，此會之功虧一簣，乃于四月十八日電告，當先匯萬金為助。”此外，“北平中法大學寄會一萬〇一百法郎。”（按，當時中國法定貨幣1元折合法國貨幣5法郎）“此會實力之扶助，無過于教育部財政部。”

關于此次展覽會所需經(jīng)費，盛成在《舊世新書——盛成回憶錄》中說：“李石曾說給他30萬塊錢，讓他去法國辦一個中國畫展。在南京時，李石曾給了徐悲鴻一萬元，讓他來北平買畫……到巴黎后，李石曾剩下的29萬果然沒有兌現(xiàn)……”給人的印象是展覽會所需經(jīng)費高達30萬元之巨，而李石曾僅提供1萬元就沒了下文。

但據(jù)徐悲鴻的記載，則是“吾人原定經(jīng)費三萬華金”，由于李石曾已先給了1萬元，徐悲鴻到法國后的實際經(jīng)費缺口只有2萬元。就連這一缺口，在展前一個月也得到了圓滿解決，而且其中處處皆見李石曾的身影：“收政府補助一萬元，尚有一萬元，顧代表夫婦捐兩千元，中法大學兩千元，農(nóng)工銀行四千元，又中法大學兩千元?！逼渲?，“顧代表”即顧維鈞是李石曾去瑞士以后寫信指示徐悲鴻去尋求幫助的（當時顧維鈞亦在瑞士，李與顧在瑞士極有可能見過面），顧維鈞也確實給予了幫助，這顯然是遵照李石曾的交代所為；中法大學與農(nóng)工銀行共支持了八千元，而北平中法大學與中國農(nóng)工銀行均系李石曾所創(chuàng)立，且當時李石曾正擔任著中法大學理事長兼校長以及農(nóng)工銀行董事長之職，所以這兩處的三筆資助也必然與李石曾有關。另外，李石曾這次赴歐，是率中國教育考察團而去的，以他在民國教育界舉足輕重的地位，教育部以政府補助名義撥給徐悲鴻的一萬元經(jīng)費，其背后很可能也有李石曾極力促成的因素。可見，雖然當時李石曾因故不得不比原計劃提前離開法國返回國內，但是他并沒有將其對徐悲鴻的資助承諾拋到腦后，而是先赴瑞士，說服顧維鈞拿出一部分資金，然后在自己回國以后，繼續(xù)通過自己掌控的中法大學和農(nóng)工銀行給予徐悲鴻有力支持。

在展覽會的宣傳造勢方面，徐悲鴻以及在巴黎擔任接洽工作的中法大學駐法代表劉大悲，也做得十分到位。首先是促成顧維鈞公使參加了展覽會開幕式。另外，徐悲鴻與劉大悲又邀請到了大量法國政要及文藝界有影響的人物，或出席開幕典禮，或為展覽會寫推廣文字?！八脑露迦?，偕大悲往訪教育部長特蒙齊先生，特氏對于此次展覽盛舉，備極稱許，決親臨參與開幕典禮。展覽會目錄冊，本有前國務總理赫理歐先生長序，彼忽有美國之行，致匆匆寫得數(shù)行，恭維中國畫……惟得大詩人梵賚理（即瓦萊里）先生一序，序甚好……”盛成極為推崇的瓦萊里，在徐悲鴻筆下明顯處于比較次要的位置。

由于展前的宣傳造勢做得到位，使得展覽會開幕之日極其熱烈?！爸袊眍櫨S鈞公使、顧夫人，蕭參贊，趙頌南先生……法國政府教育部長特蒙齊，美術次長飽臘埃，各博物院院長、美術視察員、政界名流、著作家、學者、貴族，及美術家，蒞會者凡三千余人。同人到處應接，疲于奔命。滿耳賀語，窮于置答。”

到展覽會開幕現(xiàn)場祝賀、并極力為展覽會做宣傳的法國文化界名流中，有一人令徐悲鴻印象最為深刻，但這人并不是瓦萊里。“其最為感動之祝賀，當無逾甘米葉莫葛雷先生（Camille Maudair）。先生為歐洲文藝批評界泰斗，著作等身，半世紀以來作家多受其月旦。彼頻從人叢中覓得我，既相見握手，乃言曰，我即甘米葉莫葛雷，以真誠向君祝賀，此展覽會實至華美，尤以大作為所敬佩。我乍聞其名，即深震動，對此嘉譽，喜出望外，半年苦心，懸憂方釋。除向之稱謝外，不能更作一語。翌日即為文刊費加羅（Figaro）報，大張中國美術，后凡三四次，為中國美展護法，不特感荷無盡，尤不能不謂之奇緣也。”

盛成在1983年的回憶錄中所稱“瓦萊里還在悲鴻1926年畫的一幅蔣碧微肖像畫《簫聲》上欣然題了兩句詩。此事一下轟動了法國藝壇，各界人士紛紛前來參觀，畫展受到了很大重視。展覽會取得了成功，并賣出了十二幅畫，這才解決了悲鴻一直為之苦惱的經(jīng)費問題?！笨梢哉f，與基本事實是有較大出入的。

徐悲鴻1926年為蔣碧微所創(chuàng)作的油畫肖像畫《簫聲》，現(xiàn)在早已公之于眾，畫上并沒有所謂瓦萊里的親筆題詩。后來，盛成在1993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就沒有再提及這幅油畫，只是說“瓦萊里在徐悲鴻的一幅畫上題了兩句詩”。由于徐悲鴻的大量畫作流散于世界各地，此事也難以查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