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旭

孫 衍

我將為水的靈魂所吸引，依靠著帆在風(fēng)云間行走，從路途到心靈，從喧鬧到安靜，張開雙臂，去擁抱自然，去與鄉(xiāng)親交談，去聆聽最質(zhì)樸也最靈動的語言，去享受最真實的美。

——陳世旭《鄱陽書房記》

某種程度上，寫小鎮(zhèn)，就是寫中國

孫 衍：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從事創(chuàng)作的？或者說是什么契機，讓您開始從事創(chuàng)作？

陳世旭：初中時我開始寫詩，對母親夸下?？冢喽嗟刭嵏遒M讓她別太辛苦。當然這是一種少不諳事的吹牛，但是埋下了寫作的種子。

孫 衍：您提到過，上學(xué)的時候接觸到一些名家的作品，比如普希金、老舍等，他們對您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吧？

陳世旭：我至今沒有讀過老舍的小說。不記得哪年填過一張問卷，當時好像是看過電影《茶館》，很驚奇作家編戲的本事，就在“喜歡的作家”一欄，填了“老舍”。普希金則是我終生的旅伴。他寫的愛情，激動了我的青春；他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支持我度過最艱苦的歲月。

孫 衍：一個年代有一個年代的明顯特征。您這一代作家，普遍都經(jīng)歷過下鄉(xiāng)勞動，自然學(xué)業(yè)會多少受到影響，您也是到37歲才到武漢大學(xué)求學(xué)。這一代作家對于求學(xué)這件事的執(zhí)著一定比后面幾代人更為渴求吧？

陳世旭：我出世那天，祖父讓人剪了我的胎毛包進紅紙放在胸口，把一件大皮襖當?shù)艚o我請奶娘。臨終前把我父母叫到床前交代：以后不管怎樣難，都要讓這個孫子考取功名。那時候，科舉已經(jīng)是遙遠的故事，但老人滿腦子仍是一大堆舊夢。初中畢業(yè)家里無力供我升學(xué)。父母親為此終生都對老人懷了深深的內(nèi)疚。

上大學(xué)成為我青少年時期最大的愿望之一。1964年夏，我去了農(nóng)場務(wù)農(nóng)。知青大返城，我不在政策范圍，后來被借調(diào)到小鎮(zhèn)。1978年成家，忽然聽說我這個年齡的人可以參加高考，心一下子就亂了。跟妻子合計了半天，還是決定放棄報考。我們都拿著最低一級的工人工資，一旦生孩子日子就會很難。于是琢磨寫小說。意外的是，這居然讓我獲得了上大學(xué)的機會。1985年，我成為武漢大學(xué)在職插班生，校方發(fā)了教工用的紅校牌，以免使我這種年齡可以當同年級本科生父親的人尷尬。但我仍掛著學(xué)生的白校牌。這源于當大學(xué)生的固執(zhí)的愿望。

1980年我在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五期文講所的半年進修，給了我文學(xué)的標高，而武漢大學(xué)給了我向這標高跋涉的指南。短暫的兩年里，我認真而忙碌，像是被向?qū)ьI(lǐng)進圖書館，瀏覽了一遍專業(yè)圖書的目錄，雖然只是觸及皮毛，但對一個相對完整的知識系統(tǒng)多少有了一點切近的觀感。與同輩同行比，我不算缺乏生活積累，但缺乏開掘和表現(xiàn)的必要素養(yǎng)，倘若沒有武漢大學(xué)兩年的受教，我后來的寫作怕是難以為繼。

孫 衍：上大學(xué)時，讀到莊子的《逍遙游》，其中有種“人必須從狹小的個體生存環(huán)境中擺脫出來，看到世界的宏大，打破認知的限制，才能進入高遠的境界”的感覺。這部作品對您影響很大吧？

陳世旭：在先秦諸子中，我最喜歡莊子。他給予我的影響，可以說是全方位的。令我慚愧的是，我終其一生也做不到像他那樣超脫世俗的種種桎梏。

孫 衍：距1979年您創(chuàng)作的《小鎮(zhèn)上的將軍》獲得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已經(jīng)有四十多年了。這部小說顯然是您人生的一個重要轉(zhuǎn)折點。時隔多年，回過頭來看這部小說的誕生和獲獎過程，您有沒有新的感觸？

陳世旭：《小鎮(zhèn)上的將軍》獲獎，主要是原型人物的成功。我因此感謝那個時代提供了這樣的原型，同時也給予了我寫出這樣一個原型的機遇。時隔多年，這種感觸尤其深刻。小說寫的是人生逆境中的人格光輝，這樣的光輝，在任何時候都是可以照亮生活的。

孫 衍：《小鎮(zhèn)上的將軍》《將軍鎮(zhèn)》包括您的很多小說，都出現(xiàn)了小鎮(zhèn)這個地理概念。?？思{的《喧嘩與騷動》、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都是以小鎮(zhèn)為背景。小鎮(zhèn)對于一部小說，一個作家，一個時代，有什么特別的意義嗎？

陳世旭：我理解的“小鎮(zhèn)”是鄉(xiāng)村與城市的結(jié)合部，也可以說是農(nóng)業(yè)文明與工業(yè)文明的交叉點。容我胡謅，這有一點像當時的中國在世界的位置。某種程度上，寫小鎮(zhèn)，就是寫中國。就我的能力而言，這絕對是一種狂妄，但我的確是這樣想的。

孫 衍：您早期的寫作中，“小鎮(zhèn)文化”“農(nóng)村系列”占據(jù)較大比例，后來由于自身命運的變化，對于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tài)和生存處境有了更多的思考，這類題材的小說成為您創(chuàng)作的主要內(nèi)容。這是一個什么樣的轉(zhuǎn)變過程？

陳世旭：我的寫作基本是跟著我的經(jīng)歷走的，走到哪寫到哪，從來沒有任何計劃，如果說“轉(zhuǎn)變”，不過是境遇變了。

孫 衍：有評論家說，您的知識分子系列小說聚焦中國社會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tài)和精神追求，展現(xiàn)了一代人的士林概貌。小說塑造了新舊老少眾多的生動的知識分子形象，探尋了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這是一種反思，也是一種責(zé)任。

陳世旭：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對評論家充滿了由衷的敬意。他們總是能說出作者自己沒有意識到甚至根本意識不到的東西，從而幫助作者提高對生活的認識能力和作品的思想高度。

孫 衍：除了小說，您也從事散文和詩歌的創(chuàng)作，在長篇小說《孤帆》中，就有大段類似散文的描寫，比如寫到陳志跟著兩位老先生“研究文物”時，用大段篇幅描寫了陶淵明放牧、耕作、采菊、醉酒的“隱士人生”。散文化的描寫，在小說中的運用很巧妙。

陳世旭：除了虛構(gòu)和非虛構(gòu)之外，小說和散文的區(qū)別遠沒有白菜與蘿卜那么明顯。契訶夫詠嘆的《草原》、沈從文描繪的湘西、托爾斯泰小說中的大量散文化的景物描寫，無論看作小說還是看作散文，誰能說不是最佳的范本？作為一種輔助手段，小說中的環(huán)境描寫、氣氛渲染、情感抒發(fā)、心理獨白單獨成篇都是散文。

孫 衍：其實是反映了小說主人公此時此刻的心境吧？

陳世旭：散文化表達更宜于作者直抒胸臆。

孫 衍：您說過，寫作的壓力主要來自外界，自己并無大志。事實上，您在創(chuàng)作上已經(jīng)成績斐然。

陳世旭：事實恐怕恰恰相反。忙忙碌碌快一輩子，只有數(shù)量的增加，少有質(zhì)量的提高。作家有兩種，一種是在圈內(nèi)圈外都擁有大量讀者，一種是始終走不出圈子。我屬于后一種。我很為始終無法改善文字的夾生狀態(tài)沮喪。最初獲得一些好評的作品，其實是原型的成功。而那樣的原型可遇不可求。今年上半年出了幾本書，書名無意中構(gòu)成了一種隱喻：在半個世紀寫作的《漫長的路》上，像一葉《孤帆》掙扎在文學(xué)的河流，將消失于《無影無蹤》。前些時候《人民文學(xué)》給了我一個作者獎，以及包括這次訪談，顯然是對一種認真努力的寫作態(tài)度的鼓勵，用心良苦，我很覺溫暖。小說散文隨筆之類我肯定還會寫，大的作為則完全不可能了。能夠認清這一點，放平心情，偏安一隅，是一種福氣。這是我唯可自負的地方。

人首先應(yīng)該是懂生活、會生活的生活家，然后才不妨去做其他的什么家

孫 衍：您的小說中，包含著大量對于贛鄱大地極具特色的鄉(xiāng)土風(fēng)情的描寫。這是您獨有的生活體驗嗎？

陳世旭：我在農(nóng)場種了八年棉花，之后在小鎮(zhèn)工作了十年，十八年的鄉(xiāng)鎮(zhèn)生活，我能流利地說當?shù)夭煌姆窖?，收集了大量的民間俚語和歌曲。做生活的有心人，處處留心皆學(xué)問，我以為這是一個有志于寫作的人應(yīng)該具備的素質(zhì)。

孫 衍：近幾年您的文章中出現(xiàn)了蘇東坡，從陶淵明到蘇東坡，看似同為“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但二人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從您的文中，還是能看出來這種潛移默化的改變。

陳世旭：陶淵明是個有文化的“農(nóng)民”，蘇東坡是個能吃苦的才子。他們的境界都極高遠，但處世方式卻大相徑庭。前者死心眼，后者能變通。我崇拜他們的境界，更仰慕后者的才華。

孫 衍：記得您寫過一個“真名士”的文章，是寫到北歐一個國家，當?shù)匚幕块T的官員帶著一輛中巴來接，趁主賓寒暄的時間，司機一趟一趟地在接機大廳和停車場之間兩頭跑，把笨重的行李搬上中巴。他高大，壯碩，袖子挽得老高，手臂上滿是濃密的體毛，臉色通紅，一頭大汗。到了賓館，他又把行李一件件送進大堂。然后，禮貌地向大家擺了擺手，走出賓館，自始至終一言不發(fā)。后來才知道，他是一名教授，出版過許多著作。

陳世旭：在那個國家，這樣的人很多。當時使館的工作人員告訴我，當?shù)剀囌?、機場踩三輪車載客拉貨的，常常就是當?shù)氐拇髮W(xué)老師或在校學(xué)生。他們崇尚平等。

孫 衍：“真名士”也出現(xiàn)在您的新長篇《孤帆》中，描寫了“當代精神世界的一個珍稀物種”，不流于世俗的“老阿公”危天亮的形象，像是一個落后于時代的“老古董”，固執(zhí)、堅硬，而又純潔、透明。這個人物和故事的發(fā)展構(gòu)思非常精巧，您當時是怎么想到要創(chuàng)作這樣一個人物的？其他人物也非常真實，甚至能看到您本人的痕跡。

陳世旭：我的寫作很笨拙，基本離不開原型。最多是為了故事的需要，適當添油加醋。陳志的兒時生活和鄉(xiāng)鎮(zhèn)生活部分基本是我的自傳，小說中“江洲”上的“雞矢分子”“小鎮(zhèn)”里的“陳志”大體就是我自己。從鄉(xiāng)鎮(zhèn)回到省城之后的“陳志”，則皆是“道聽途說之所造”。有時候為了讓人物顯得真實，我會故意加進我的散文和隨筆里的一些文字，讓人誤以為是作者夫子自道。這有可能給作者的名譽帶來某種損失，但為了成就作品，我以為這是值得的。其實，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出賣”自己的人。

孫 衍：小說中的日常生活描寫，對于一個作家來說，看上去容易，其實很難。這跟您在寫作之外大量時間花在柴米油鹽醬醋上有關(guān)吧？能說說您一天的生活是怎樣的嗎？

陳世旭：對我來說，描寫日常生活一點也不困難，直接展示我自己的生活狀態(tài)就行了。成家?guī)资陙?，除了出差在外，家?wù)都是我一手包攬：無師自通地做出了簡便舒適的桌椅，既易操作又可口的飯菜，甚至一手抱大兒子和孫子。兒子出生，妻子是剖腹產(chǎn)，傷口感染，臥床半年，沒有奶水，我去書店買了育兒常識的書，一面給兒子喂煉乳洗尿布，一面給妻子熬藥煮粥；退休不久我又跟妻子一起遷居廣州，幫兒子小兩口做家務(wù)，帶孩子。孫子晚上哭鬧，一到我手上立刻就呼呼大睡。從那時開始，我的手機起床鬧鐘一直定在早上五點三十分。起床后，清掃，做飯，抱孫子，妻子身體一直很弱，我還得經(jīng)常陪她上醫(yī)院。在做所有這些的間隙，才在電腦上爬格子，有時候干脆把電腦放在灶臺上，想到什么就趕緊碼字。將近三十萬字的《八大山人傳》，基本就是這樣敲出來的——那是我再版最多的書，至今應(yīng)該是第七版或第八版了。我給《光明日報》寫過《生活家李漁》，其實寫的是我自己的生活感受。在我看來，生活第一，寫作只能是生活的一部分。人首先應(yīng)該是懂生活、會生活的生活家，然后才不妨去做其他的什么家。我敬仰許多取得巨大成就的作家，但也不免為他們在家庭生活甚至在對待自己生命上的失敗感到遺憾。

孫 衍：《孤帆》原名《老玉戒指》，原本是一部中篇小說，后被創(chuàng)作成長篇小說，這是基于什么考慮的？

陳世旭：《老玉戒指》主人公危天亮的原型是我一位好友，他品行正直，為人厚道，幾近迂腐，令我極為尊敬。他去世后，我寫的悼文題為《一個好得“可恨”的人》?！独嫌窠渲浮分袔讉€主要人物——危天亮和他的父母親以及妻子形象的塑造，想要著力狀寫的是一種我敬仰的人格，一種作為人的本質(zhì)的純粹的精神品質(zhì)，至于他們的社會屬性并不是小說想要突出的意義。同樣的品質(zhì)在不同的社會屬性人物身上都是存在的，古今中外無論貴胄還是平民、將帥還是士兵，乃至對立雙方的各類社會背景的無數(shù)杰出人物身上都有這種品質(zhì)的閃光并被歷史所肯定。文學(xué)追求的是整個人類向善向美的人格理想。這是我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以來一直堅持的寫作宗旨。

孫 衍：小說的前半部分出現(xiàn)的人物較多，后半部分較多描寫陳志與危天亮的關(guān)系。寫得極為日常，卻處處顯現(xiàn)出主人公內(nèi)心的善與義，不著一字，一覽無余。通過故事的推進，其實讓我們看到了文壇的眾生相。這和您長期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是分不開的吧？

陳世旭：在將近半個世紀的寫作生涯中，我接觸并了解得較多的自然是“文壇的眾生”。也許就是出于諸多的感慨，中篇《老玉戒指》發(fā)表后，我覺得意猶未盡。小說所推崇的人格，在現(xiàn)實生活中，幾乎是鳳毛麟角，我給冠了個名字叫做“珍稀動物”，把中篇的故事延展開來，發(fā)展成為一個長篇，是想在一個相對廣闊紛繁的當代生活圖景中，突出“精神世界中的一個珍稀物種”的永恒價值。為此，我把認識或者聽說的各色文壇人物集中到“陳志”身上，用以烘托“危天亮”，同時給自己樹立一個做人的標準。這也是我對好友的一個紀念。如果要說小說的“功利”，這就是這部小說唯一的“功利”。

孫 衍：陳志這個人物，不僅出現(xiàn)在《孤帆》中，也出現(xiàn)在《江洲的桃花》《籬下》等小說中，雖然身份不盡相同，但又恰好構(gòu)成了一個完整的形象。這是您有意為之，還是無意中的創(chuàng)造？

陳世旭：陳志這個小說形象是逐漸趨于完整的。先有《江洲的桃花》《籬下》等諸多篇什，后有《孤帆》。這是我結(jié)構(gòu)長篇的一個方式：先寫一系列背景同一、故事勾連的中短篇，一個拋物線完成后連綴成長篇。之前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裸體問題》，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將軍鎮(zhèn)》《邊唱邊晃》，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一半是白色一半是黑色》等，都是這種結(jié)構(gòu)的長篇。最近我又把“江洲往事”系列結(jié)構(gòu)成了一個長篇，交給了山西的一家出版社。到此，鄉(xiāng)村題材的小說寫作告一段落。正在寫一系列城市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如果順利，也有可能結(jié)構(gòu)成一個長篇。為了給自己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我把這種長篇寫作辯解為“斷簡式長篇”或“拼圖式長篇”。這與我缺乏想象能力同時不善鋪張也缺乏長篇敘事的耐性有關(guān)。

我理解和表現(xiàn)的“好人”，就是在生活中讓人覺得溫暖、在小說中讓人覺得明亮的人

孫 衍：您說愿意寫“好人”。這個“好人”的概念很有意思，我們都知道人性是復(fù)雜的，小說中的人物更是如此，能說一下在您的認知中“好人”是什么樣的？是如何把“好人”融入小說中的？

陳世旭：從根子上說，寫作的取向常常與作者的個性有關(guān)。性格決定命運，也決定寫作。我有個致命的弱點是膽小，害怕從老鼠到老虎幾乎一切動物，小時候跟大人逛皮草店，連柜臺上的虎皮也不敢摸；長大了受邀去朋友家，會先問有沒有貓狗之類的寵物，倘有，敬謝不敏。也許就因為膽小，我一直喜歡單純、明朗，不喜歡復(fù)雜、陰暗。我最初的文學(xué)愛好是詩歌，最崇拜的詩人是美國的惠特曼，上初中時從一位高中生那里讀到他的《大路之歌》：“我輕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我自由，整個世界展開在我的面前，漫長的黃土道路可引我到我想去的地方……”多么敞亮開闊。小說我愿意讀有詩人氣質(zhì)的雨果，不敢碰哲學(xué)家那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影視劇我至今看不完一部懸疑片、兇殺片、推理片、諜戰(zhàn)片、恐怖片、宮斗片，一見廣告詞中有“驚悚”二字，就扔到一邊。早年看電影《紅高粱》，“剝頭皮”的鏡頭剛開始，我立刻閉上眼睛，起身摸索著“逃”出影院。心理承受能力的薄弱，讓我對所有有人性深度的小說望而卻步，也使自己的小說寫作始終停留在淺薄平庸的水平。我理解和表現(xiàn)的“好人”，就是在生活中讓人覺得溫暖、在小說中讓人覺得明亮的人。

孫 衍：孟繁華提到一個概念——“有情的文學(xué)”，此處強調(diào)文學(xué)書寫人間的情義、誠懇和人間大愛。《孤帆》顯然也是這樣一部小說，您是怎么理解“有情的文學(xué)”這個概念的？

陳世旭：很多年前，我跟隨中國作協(xié)代表團訪美，一路與大連作家鄧剛同住一室。因為老是更換住處，他睡不好。我則因為沒心沒肺，到哪兒都是倒頭便睡。他后來形容我每次倒下去就像中了槍一樣一下就睡死了。我聽出他對自己失眠的焦慮，有天半夜睡過一個囫圇覺后，我聽他還在翻來覆去，便起來擰亮床頭燈說：“我不睡了，陪你說會兒話吧?！彼麖拇采弦卉S而起，站在兩張床之間，給我復(fù)述了杰克·倫敦的短篇小說《我去看我的姐姐》。鄧剛說話充滿了激情，有力地揮著手，語速越來越快，音量越來越高，臉和脖子漲得通紅：“我去看我的姐姐……”

這是小說每一個自然段的開頭。在每一個自然段里，逐漸展開“我”去“看姐姐”的路上的一個個畫面，逐漸展開“姐姐”的一個個側(cè)面：她的美，她的善良，她的溫情，她對“我”、對幾乎所有人的各種好……我被小說、也被鄧剛的激情牢牢抓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等待著“我”與“姐姐”見面的那個高潮澎湃的時刻。

“姐姐的家就要到了，就在前面，就是那個看得見的村莊，我就要見到我的姐姐了……”

鄧剛的手向遠處指著，突然停住了敘述，靜默了好幾秒——我覺得那幾秒是那么漫長——突然說：“我沒有姐姐?！?/p>

我一下怔住了。淚水毫無出息地洶涌而出。

鄧剛顯然也被杰克·倫敦和自己感動了。以他慣常的幽默打趣說：“你小子原來也會哭啊?！?/p>

很多年過去了，我一直沒有找到這個小說的中文譯本。鄧剛也記不清他當時看到的是哪本雜志。我不能保證他復(fù)述的準確，但上面情節(jié)已足以撼動我的心靈。那個夜晚，我忽然明白了一個也許淺顯也許簡單卻值得記住的道理：“姐姐”可以是真實的，也可以是想象的；“姐姐”也許遙不可及，也許根本就不存在，你卻一定會去看她。我相信，我的每一個認真的文學(xué)同行，心里都一定有一個這樣的“姐姐”。

“姐姐”，是真、善、美的化身。文學(xué)的道路，就是去看“姐姐”的道路。對我來說，這就是“有情的文學(xué)”。

孫 衍：移居廣州后，您深居簡出，但創(chuàng)作從未停止。從贛鄱大地到嶺南地區(qū)，氣候和人文都大不相同，最近的創(chuàng)作和以往有什么變化？

陳世旭：我是個不擅交際的人。在江西期間，因為公務(wù)在身，不得不有相對廣泛的社交。一旦卸下公職，我便回到了幾近封閉的生活方式。為了說明我的想法，退休時我特地在單位的刊物發(fā)表了《告別大樓》一文，“大樓”是“單位”的象征，自那之后，我再沒有走近“大樓”一步。此外，我到哪都隨遇而安，樂不思蜀，沒有明確的家鄉(xiāng)觀念，我在小說里說過：我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鄉(xiāng)。嶺南與嶺北，也許有氣候和人文的不同，但人是有適應(yīng)性的動物，來粵十多年，無論身體還是心理，我從沒有覺得任何不適。再說，除了上菜場上超市，送孫子上學(xué)，陪老伴就醫(yī)，我基本足不出戶，完全感覺不到移居前后的差異。

至于創(chuàng)作的變化，主要在心態(tài)。早年對評論、轉(zhuǎn)載、獲獎的期盼，漸漸淡然，寫作純粹是一種精神的愉悅，只問耕耘，不問收獲，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