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學文，生于1967年9月，河北省沽源縣人；畢業(yè)于河北師范大學中文系，現為江蘇作家協會專業(yè)作；著有長篇小說《燃燒的蒼白》《天外的歌聲》《有生》等5部；中篇小說集《麥子的蓋頭》《命案高懸》等17部。中篇小說《一棵樹的生長方式》《飛翔的女人》《極地胭脂》《婚姻穴位》等多部作品被改為影視??；曾獲魯迅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好書獎、孫犁文學獎，魯彥周文學獎、《小說選刊》全國優(yōu)秀小說獎、《小說月報》百花獎、《十月》文學獎，《鐘山》文學獎，花城文學獎等；現居南京。

生活確實艱難，但彌足珍貴

孫衍：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的？或者說因什么機緣開始了小說的寫作？

胡學文：我開始小說寫作是參加工作之后，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個時候寫小說，也寫散文。當然，熱愛文學應該是很早的事了，那時候比較喜歡閱讀，但少年時代讀的書也不太多，一直到上了師范學校之后，才開始讀了一些，其實也沒有讀多少，但是畢業(yè)之后，就想嘗試寫作。

那個時候很有激情，工作任務比較重，所以寫作常常在中午或者晚上、夜里進行。就像一個人蓋房子，準備了很多石頭、磚塊、木頭，覺得馬上就能蓋起來了，但是真正動工的時候卻發(fā)現無從下手。那個時候寫小說也就這樣。一直到90年代，我發(fā)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是在《湖南文學》，題目是《巖漿》，那本刊物我手里已沒有了。

孫衍：您在教師崗位上待了多久？

胡學文：八年。在鄉(xiāng)鎮(zhèn)四年，在縣城四年。鄉(xiāng)鎮(zhèn)那四年是剛參加工作，任語文老師，也當班主任，那段經歷還蠻重要的。因為我過去是在村里生活，中學是在鄉(xiāng)鎮(zhèn)，等于在鄉(xiāng)鎮(zhèn)生活了幾年，對鄉(xiāng)鎮(zhèn)也有了一些了解。而且那些孩子們的家基本都在村里，所以我經常家訪，這樣就對鄉(xiāng)村有了另一種認識。另外四年是在縣城中學。一個人對社會的了解，從宏觀上是不可能了解得那么清楚、那么細致的，只能從一些具體的事情去進入。在縣城當老師，也經常和學生家長打交道，也是對社會的一個了解。

孫衍：您的第一部小說《騎驢看唱本》是在什么情景下創(chuàng)作的？

胡學文：《騎驢看唱本》是一個中篇小說，發(fā)表在張家口的《長城文藝》上?！堕L城文藝》原來有刊號，后來變成內刊，所以準確地講，這部小說還不是在正式的公開刊物上發(fā)表的。這個小說寫實性比較強，就是根據我在鄉(xiāng)鎮(zhèn)的經驗和體會寫的。寫的是鄉(xiāng)鎮(zhèn)小人物的故事，也觸及了某些社會問題。后來再看當時寫的小說，就發(fā)現，過去的小說可能寫外在的東西比較多，內在的心理描寫比較少。

孫衍：您的小說大多有黑色幽默的成分，這和塞外相對艱苦的生活有關嗎？

胡學文：我的小說有多少黑色幽默成分，這需要讀者和評論家去評定，但是我能肯定的是，這和塞外相對艱苦的生活有一定關系。現在回頭去看，那個時候的生活真的特別苦。我記得特別清楚，可以隨便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少年時代，有一年過春節(jié)，我母親買了兩斤瓜子，叫我父親炒，但是他從來沒有炒過，結果炒糊了。類似這樣的事情其實挺多的，現在回想是比較艱苦的，但是過去，在當時并不覺得艱苦，覺得生活可能就是那樣的。在我的少年時代，就是感覺永遠吃不飽。

雖然艱苦，但是人還是蠻快樂的，可能越是苦的時候，越需要快樂來調節(jié)，不然的話精神上沒有支撐，心情不好，日子就沒法兒過了。所以說雖然苦，但是大家還是懂得去調節(jié)的。怎么去調節(jié)？可能語言是一種方式，另外可能就是通過某些事情去調節(jié)。

孫衍：記得您在故鄉(xiāng)張北時留下過一些影像，那里的記憶一定非常深刻吧？

胡學文：我的故鄉(xiāng)不是張北，是沽源縣。當然我對張北也很有感情，因為我在張北縣讀了三年師范，記憶很深。實際上，我在寫作時把我的家鄉(xiāng)沽源縣、張北縣，還有康保、尚義等壩上四縣，都是作為故鄉(xiāng)來關照的。這個記憶很深，當然最深的還是我出生的村莊。我在寫作當中，常常將故事和人物放到那個村莊。

比如說我寫兩個人在街上說話，腦里馬上會出現一個很強的畫面，那個街道的走向是什么樣的，左邊是什么房子，右邊是什么房子，前邊是什么，后邊是什么；是雞從街上走過，還是哪個地方有狗；早晨是什么樣子的，中午是什么樣子的。是很緊密、很密切的一個整體，這個印象很深。把這個人物放到這樣一個地方去寫作，就會發(fā)現那個畫面變得非常生動。

深刻的記憶就更多了。比如說在少年時代，我們照全家福，父親因為干活沒去，我母親帶著我們兄妹幾人坐牛車，來回一天，就為照一張相，黑白照。我的少年時代，當時村里有很多水坑，因為我不知道哪個深哪個淺，本想蹚著過去的，沒想到掉了進去，掉進去的時候還聽到上面有人說，快拿東西來，等等一些很雜亂的聲音。

生活確實是很艱難的，但是經過時間的打磨，經過時間的過濾，特別是作為一個寫作者，回憶的時候，那些東西、那些記憶可能都變得非常珍貴。因為，根本不用去體驗，那就是你的生活本身，確確實實經歷過的。比如有一次，那是改革開放之后了，我們家分了地和牛。我和母親從地里趕?；厝?，遭遇大雨，真是滂沱大雨，睜不開眼，但又要往前走，低著頭在雨柱里，跟著牛走，那種在雨中行走的感覺，在寫作當中就可能用得到。

還有寒冷的感覺，我的故鄉(xiāng)特別冷，數九天常常在零下30多度，雪也下得特別大。風雪之后，在村莊最后面的人家，雪積到一定程度，就跟房頂形成一個斜坡，我們玩兒的時候，常常就跑到人家房頂上了。那種寒冷，常有迷路凍死人的事。

還有就是塞外高原，風特別大，常言道，“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不是夸張，是真實的，只不過夏天風略小一點，春天和冬天，風都特別大。特別是冬季雪天的風，我們老家稱為“白毛風”，雪被風吹起，天地茫茫。那種時刻，待在家里行不行？那不行，有時候必須得出去。所以在老家走路，辨別方向是很重要的。

自然環(huán)境對一個人，不管是寫作者還是普通人，影響都是非常大的。除了自然因素之外，其實還有文化因素。我的老家是內蒙高原的邊緣，是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過渡地帶。等于在文化上是一個交融的情況，那么這種影響，就會有特別豪放的一面，有特別堅韌的一面，但是又有很細致的一面。

孫衍：北方作家的語言和南方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胡學文：北方作家的語言和南方可能不一樣，有方言的影響，有說話方式的差別，還有風俗飲食文化的不同，都會這樣那樣地對作家的語言產生影響。但細分的話，南方作家他們自己也是不一樣的，北方作家也不相同。語言是文學最重要的一個要素，一部作品好不好，未必需要看完，可能看一部分就知道了是不是值得看。一個判斷的標準，就是看這個作家的語言怎么樣，語言好不好，這是其一；其二是看作品有沒有個性，我想這首先跟作家的個性有關系，然后也和他的追求有關系；其三，可能就是自覺不自覺的，有文化也有自然的因素。我曾經在一個地方舉例，兩個人見面說話，要在南方是很安靜的，輕言慢語，彼此聽得都非常清楚。但是要在北方，尤其是我們那個地方，風又大，在冬天里見面，必須得大聲說話，甚至得喊出來吼出來，不然的話聽不清。喊的時候，聲音自然是不一樣的，語音語調也是不一樣的，作家在寫的時候，所用的詞匯也應該是不一樣的。似乎沒有太直接的關系，但是追溯起來關系還是很大的，影響還是蠻深的。

孫衍：《怒放的康巴諾爾》里有壩上的描寫，是非常典型的高原敘述。小說家的散文很少受到關注，但這篇非常好。

胡學文：《怒放的康巴諾爾》寫的是我們壩上的一個縣，康?？h。康?？h城南面有一個湖，叫康巴諾爾，諾爾在蒙語里是湖泊的意思。那個地方有很多鳥，叫遺鷗。那種鳥長得很鮮艷，也不怕人。當時和朋友去玩，很有觸動，就寫了這篇散文。因為我們老家的鳥，一般是喜鵲、麻雀，還有百靈，我們村莊附近這種鳥比較多，像遺鷗確實很少，所以在康保見到的時候，就很感興趣?，F在康保對遺鷗的保護也非常好，我的朋友不久前還發(fā)了一個視頻，他們成立了一個遺鷗保護協會，常有人從自己家里拿食物去喂鳥。

迎合，對創(chuàng)作必定有所傷害

孫衍：說說對您影響最深的作家？

胡學文：對我影響深的作家，其實挺多的。最早我讀俄羅斯作家的作品比較多，像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還有吉爾吉斯坦的艾特瑪托夫。那個時候也不太注重什么現實主義，還是其他的什么主義，只要有書讀就行。他們對我的影響可能都有，包括屠格涅夫關于草原的描寫。

我讀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那個時候讀得真是特別過癮，感覺就是在寫我的家鄉(xiāng)，是在家鄉(xiāng)大地上發(fā)生的故事。后來讀得多了，包括馬爾克斯、?？思{，好多現代派作家的作品都讀過。比較起來，可能我更喜歡福克納和馬爾克斯的作品，?？思{的小說、馬爾克斯的小說，每年都要讀。

近幾年我比較喜歡的作家是阿爾巴尼亞的作家卡達萊，他的書我差不多全買回來讀了。當然不是每一部都好，但是有幾部我是特別喜歡的，比如說《夢幻宮殿》《亡軍的將領》《破碎的四月》等等。他的作品風格是不一樣的，但是他的很多作品里都寫到石頭城堡，這可能跟他的生活環(huán)境有關系。

說不好哪個作家對我影響最深，提到的這些作家，還有一些沒提到的作家，對我都有影響。影響可能自己也未必能意識到，但是有。比如略薩，他的結構主義對我寫長篇特別有啟發(fā)，所以說對一個作家，有的喜歡其敘述，有的喜歡其語言，還有的喜歡其思想深度。

孫衍：您的作品受到廣泛關注，是在2000年后，特別是《麥子的蓋頭》入選了2004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

胡學文：《麥子的蓋頭》是我個人作品中最早入選中國小說排行榜的，可能在這之后，作品受到了一些關注吧。

孫衍：很多作家都是在作品“觸電”之后為大眾熟知，《奔跑的月光》改編成電影《一個勺子》過程中，或者說版權轉讓過程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嗎？

胡學文：簽這個協議的時候是陳建斌的一個助手過來找我的，我當時還住在石家莊，他到石家莊去跟我簽的。當時我知道是陳建斌想拍。似乎也沒有什么特別有趣的故事，反正很快就達成協議了。

孫衍：陳建斌導演對這部小說非常推崇，說說您對他的印象？

胡學文：陳建斌在別處講過，他當時要找一部小說來改編成電影，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有一天看《人民文學》雜志，正好看到這部小說，馬上讓他的助手跟我聯系。實際上到現在，我和陳建斌并沒有見過面，但是我看過好多他主演的電視劇，我覺得他人還蠻好的，在《一個勺子》獲了金馬獎之后，他給我打過一個電話。后來，比如說我出小說集，出版社說想用一些劇照，這種時候有些影視公司是不樂意的，因為出版社提出來了，我就試著跟陳建斌聯系了一下，看看可不可以，陳建斌非常爽快，后來這個圖書營銷讓他幫忙做一些宣傳什么的，他也答應得比較痛快。我覺得這個人挺好的。

孫衍：除了《奔跑的月光》《婚姻穴位》《大風起兮》都被改編成了電影。影視改編對小說的創(chuàng)作有什么影響？

胡學文：影視改編對小說的創(chuàng)作沒有什么影響，電影是導演的作品，小說家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小說。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如果說有影響的話，可能就是在傳播上有影響。因為電影還是大眾化的，電影播出之后，很多人會回過頭來找小說閱讀，傳播的途徑多，渠道也廣，讀者受眾也比較多。

個人在小說寫作的時候，要警惕影視化的寫作。但是，電影作為一個藝術類型，還是有小說或者說有文學值得借鑒的地方，比如說，?？思{的長篇小說《八月之光》，很明顯運用、借鑒了一些影視的藝術手法，畫面感特別強。畫面感強對小說創(chuàng)作是好是壞？我覺得有好有壞，如果說你寫一個場面，那種畫面感還是需要的，但如果在寫作當中考慮到影視的因素，而且迎合這種改變的話，對創(chuàng)作必定有所傷害。

孫衍：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的？

胡學文：我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就開始寫作長篇小說，但是很不成熟，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開始想得很好，但是寫到中間感覺手忙腳亂，人物頭緒多，故事結束倉促。人物的命運怎么安排，雖然開始想好的，但是寫到中間，可能就不一樣了。長篇是結構的藝術，我想當時感到寫得吃力，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結構沒有想好。

小說還是有技術性的，有激情也須有技術，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后，長篇小說就寫得比較少，主要寫中短篇。我們不可否認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在技術訓練方面更有效。因為一個小說有什么問題，有哪些不足，寫完之后你很快就能看出來，長篇不行，長篇可能寫完了，有很多問題，但看不出來，篇幅和跨度拉得太長。

所以，我基本以中短篇創(chuàng)作為主。當然閱讀長篇還是挺多的，相當于給自己提供一些滋養(yǎng)，為以后的創(chuàng)作做一個準備。

長篇，就是讓自己慢下來

孫衍：您的長篇小說并不多，但一部比一部扎實。從《天外的歌聲》《紅月亮》《私人檔案》《漩渦》，到2021年出版的《有生》。

胡學文：迄今為止，我寫了五部長篇，《天外的歌聲》是練筆之作。那么后來的一些，包括《紅月亮》其實也是不成熟的。談不上扎實，當時覺得還可以，后來再看，覺得問題還是比較多的。有的是在主題上，可能單薄一些；有的在敘述上，可能更傳統(tǒng)一些；還有在人物的塑造上，可能急于寫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寫出人物的命運，寫出人物跟這個社會的關系。走得太急，相當于到一個地方，目的地是到了，但是因為走得快，中途很多風景忽略掉了?，F在想想，特別遺憾，目的和終點是重要的，但中途那些風景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為它就是目的的一部分。

也正是意識到這些問題之后，在構思《有生》的時候，我強制自己不要急。前面寫那些長篇小說，有時候這個出版社編輯催促，或者是刊物催促，就急于寫完。寫《有生》的時候，我不再有這么急迫的心情，不斷在提醒自己，慢下來，一定要慢下來，而且因為這個小說比較長，所以準備工作自認為還是做得比較扎實的。比如小說的主人公祖奶，先后嫁過三個丈夫，生過九個孩子。當時，我是準備讓她生十多個的，后來一想，人太多，可能會有些亂，和每個丈夫生三個，正好九個。九這個數在中國也是偉大的，所以就想九個。那么就有一個問題，九個孩子，她是在什么時候生的，哪個孩子哪一年出生的，還有過世的時候，都要考慮到。而且這個孩子出生的時候，或者這個孩子成長的某個階段，其實是對應那個時代的重大事件或社會背景的，當時我想明確地寫出來，后來想如果寫出來，跟格拉斯的《鐵皮鼓》就太相近了，所以就沒有提，但也是隱在小說當中的，可能很多讀者沒有看出來。九個孩子出生的時候，都是對應中國大地上發(fā)生的一些事情，一些重要的事情。

還有其中的喬石頭這個人物，我在構思的時候，還寫了一個他的傳記，他的極端自負，經歷過一些什么樣的故事，也想寫出來的。但是在寫的時候就想，如果寫出來，可能就像一棵樹，枝干太粗太長了，會把這個樹冠壓得彎下來，會影響祖奶的形象塑造，會影響其他被祖奶接生的那幾個人的塑造，所以就簡寫處理了。

喬石頭這個人物，他的命運其實是暗示出來的，通過他在祖奶床前的講述，還有他和村莊一些人打交道，包括和祖奶相處，基本上喬石頭這個人物性格就完成了。

所以《有生》這部小說是什么樣的，自有評論家和讀者去評價，我自己能說的就是我傾注了感情，準備工作做得特別細。寫完之后，戀戀不舍，與她相處甚久，有些難分難舍。后來我就寫了一篇后記，叫《我和祖奶》。

孫衍：您有過到鄉(xiāng)村任鎮(zhèn)長助理的經歷，這和老師的身份又大不相同，這多少會給您帶來一些新的認知和思考。您的長篇小說《漩渦》就是寫青年教師如何成長為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

胡學文：一個人在寫作過程當中，有時候經常會把自己的一些經歷、體驗寫到小說當中，或者是根據自己的經驗、體驗去進行想象?！朵鰷u》這部小說，是寫一個青年教師如何成為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這也是比較寫實的一部小說，我還是覺得不是很成熟，單薄了些。

我當過八年老師，可以說有教學的一些經驗，一些經歷。為什么想去擔任鎮(zhèn)長助理，就是覺得我對鄉(xiāng)鎮(zhèn)的一些生活，可能某些方面還存在一些隔膜，后來就到鎮(zhèn)里掛職，待了一段時間。那段經歷對寫作有多少幫助，我不好說，可能那就是生活經歷的一部分。

特別是對人的認識，尤其是和村干部打交道的時候，那種認識比較多。鄉(xiāng)村干部是極有智慧的，也可以說是極其圓滑的。他那種處理問題的方式，有時可能是憑想象達不到的，或者是難以想象的。我曾經到過一個村子，跟村長進行過交流，特別有感觸。他知道我不是真正的鄉(xiāng)鎮(zhèn)干部，所以他也比較敞開，不加隱瞞，講他對上如何去做，對下如何去做。一方面，可能這就是一種生活；另一方面，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其實也體現了中國文化對于一個農民，對一個生活在鄉(xiāng)村的人物，是如何一點一點打上烙印的。

【訪談者簡介】孫衍，作家，出版人；作品發(fā)表于《解放軍文藝》《散文詩》《美文》等刊。著有散文集《愿你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生活一半是回憶，一半是繼續(xù)》等；現居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