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兩位導師，一位是我的碩導李輝凡老師，一位是我的博導吳元邁老師。李老師和吳老師是同齡人，李老師生于1933年9月5日，吳老師生于1933年12月12日，李老師比吳老師大三個月。李老師和吳老師在今年幾乎同時去世了。2023年4月17日，吳老師在因中風臥床苦熬三年多之后終于解脫；將近兩個月后的2023年6月15日，李老師因沐浴時摔傷被送進醫(yī)院，在病情幾度反復后突然離世。我的兩位導師前后腳來到這個世界，又像約好了似的手牽手駕鶴西去。他倆訃告的第一段文字結尾相同：“享年89歲。”

甚至連我最后道別他倆的兩家殯儀館也相距不遠：4月21日上午10點，我們在東郊殯儀館功德苑送別了吳老師；6月19日上午8點，我們在通州殯儀館紫竹廳送別了李老師。他倆的告別儀式都不像他們生前大多數同事的后事那樣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他倆不約而同地在北京的東郊最終離開這個世界。他倆的告別儀式都很冷清，這當然是他倆家屬的意愿，也與持續(xù)三年的疫情有關，但道別的場景還是令我們這僅有的幾位、十幾位到場的人心生傷感，甚或負疚。我們送別他倆的時候，天都陰著，還落了小雨。

1984年11月29日，劉文飛碩士論文答辯會，左三為吳元邁，右三為李輝凡。劉文飛供圖

一

我和兩位導師的“私交”，似乎超出了通常的師生關系。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在安徽師大讀書，一日在生化樓前的棕櫚樹下閱讀剛從圖書館借出的《高爾基中短篇小說選》——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綠皮網格本叢書的一種——翻開書，我立即被序言所吸引。這篇序言全面介紹了高爾基中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史、“流浪漢”形象和藝術特色等問題。作者娓娓道來，舉重若輕，讓我頓時感覺走近了高爾基及其中短篇創(chuàng)作，序言最后的署名“李輝凡”也就此深深烙在我的腦海里。

大學畢業(yè)時，我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研究方向就是“高爾基研究”，導師原本是張羽老師，但一年后，我轉到李輝凡老師名下，并在李老師的指導下順利畢業(yè)，進入社科院外文所蘇聯室工作。不久，我在勁松一區(qū)114樓分到一間半地下室的集體宿舍，而我們這個單元的頂層恰好就是李老師的家。從此，作為“地下室人”的我與作為“頂層人”的李老師成了鄰居。

每逢周二，我倆一同騎自行車前往位于建國門的社科院上班。無論在單位還是在家里，李老師話都不多，唯獨在我倆騎車上班途中，他卻往往談興大發(fā)，且聲音很大（聲音小了可能彼此也聽不見），從與俄國文學相關的點滴知識到單位里的人與事，他隨口道來，我卻感覺比聽他給我們講課更有趣。每逢節(jié)假日，曾為印尼華僑、廚藝十分精湛的師母陳老師常邀我上樓吃飯。

記得有一年我與李老師一家一起過年，我把新買的一張紅色折疊桌搬到樓上。席間，我與李老師的公子李曉東猜酒，用筷子敲打桌面，嘴里高喊“老虎、棒子、雞、蟲”。李老師起初在一旁冷眼觀察，許久之后終于按捺不住，加入了我們。但他只與我對壘，不愿與曉東決戰(zhàn)，可能擔心有損為父的威嚴。在與我對壘時，他永遠只喊“老虎”和“棒子”，永遠不出“雞”和“蟲”（他可能覺得老虎和棒子更有殺傷力一些，由此也能感覺出李老師溫文爾雅的外貌下隱藏著的那顆好戰(zhàn)的心），被我抓住這個特點后，李老師的酒自然喝得比我多，不久就滿面通紅，被師母趕進了臥室。我的那張小紅桌上，從此留下了我們三人用筷子頭砸出的一片片小凹槽。

還有一件事也能反映出我與李老師的“私交”之深：李老師的書柜里端端正正地擺放著一套《金瓶梅》（是改革開放初期出版的“潔本”），李公子曉東當時已考上清華，想看這套書，李老師卻不同意，還給《金瓶梅》所在的書柜上了一把鎖。曉東請我替他把這套書“借”出來（這套“潔本”《金瓶梅》我之前已讀過），我向李老師開了口，他二話不說，就把書給了我，我交給曉東帶到清華去讀，讀完后再由我還給李老師。曉東對此深感不解：為什么同一本書，我能看他就不能看呢？我說因為我是你爸的學生，還因為我和你爸都是學文學的。曉東無語。

后來，我終于在勁松9區(qū)901樓11層分得一套兩居室，而李老師一家早在此前數年已遷居此樓12層，我和李老師再度成為鄰居，一住又是六七年，直到我搬到團結湖。后來，李老師在師母去世后也搬去東郊的京城雅居，與曉東一家同住了。

吳老師是我的老鄉(xiāng)兼校友，他出生在皖南歙縣，曾在安徽師范學院（安徽師范大學的前身）學習。我在研究生考試后不久就聽聞了吳元邁的大名，正是他從北京傳來了我可能參加復試的“小道”消息。他先是把消息告訴了他在列寧格勒大學的老同學、當時在安徽大學外語系任教的白嗣宏老師，白老師又轉告給了安徽師大的力岡老師。

來到北京后，我應吳老師之邀去過他家，先在雙榆樹，后在昌運宮。吳老師的母親是一位不識字的小腳老太太，滿口鄉(xiāng)音，聽吳老師說我是安徽人，她便立即滔滔不絕地跟我聊起天來，可她的徽州話我?guī)缀踹B一個字也聽不懂，但不能掃了老人家的興，我只好連連點頭，盡量呼應她的面部表情，交流因此竟也十分順暢。

1991年，吳老師擔任社科院外文所所長兼黨委書記。也就是在這一年，我開始隨吳老師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完成博士論文答辯后，吳老師數次建議我到外文所科研處工作，似有意栽培我，可我每次都找個借口婉言謝絕。最后一次，他輕輕感嘆了一句：“也好，人各有志嘛?！钡诖撕蠛荛L一段時間，我還是做了他的“科研秘書”，經常為他起草發(fā)言稿。在他擔任國家社科基金外國文學組的首任組長后，我陪他到全國各地的高校和科研單位做調研，走了很多地方，結識了吳老師的許多朋友，我的一些年輕朋友也趁機熟悉了吳老師，我和吳老師因此有了一個共同的“朋友圈”。他晚年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我還是有幾位年輕朋友的?！?/p>

1959 年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吳元邁（左一）與白嗣宏（右一）以及后來成為白嗣宏妻子的奧爾迦（左二）在列寧格勒合影。白嗣宏供圖

二

李老師和吳老師都是時代的驕子。他倆都出生在上世紀30年代，那是中國近現代最貧弱的時代之一，他倆的童年是在兵荒馬亂中度過的。他倆都出身農家，吳老師還是遺腹子，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吃百家飯長大的”。新中國的成立改變了李老師和吳老師的命運，由于品學兼優(yōu)，他倆于1953年同時走進大學，李老師考入哈爾濱外國語專科學校俄語系，吳老師考入安徽師范學院中文系。他倆后來都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感慨，如果沒有1949年后建立的新政權，他倆是沒有可能讀大學的。

在上世紀50年代，能上大學已是機會難得，能去蘇聯留學更屬鳳毛麟角。同樣由于品學兼優(yōu)，或許也因為家庭出身好，李老師和吳老師又被選派出國留學。吳老師于1954年被選派至北京俄語?？茖W校留蘇預備部學習，一年后出國，先后就讀于基輔大學和列寧格勒大學，1960年7月回國，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蘇聯文學組工作。李老師比吳老師早兩年來到這家單位，他1958年研究生班畢業(yè)后就被分配到科學院文學所蘇聯組，一年后被選派留蘇，在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進修兩年，1961年回國。

李老師和吳老師就讀的列寧格勒大學和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都是當時蘇聯最好的高校和研究機構。李老師的導師赫拉普欽科（1904-1986）和吳老師的導師杰爾卡奇（1906-1987）都是當時蘇聯的頂級學者。李老師和吳老師在蘇聯時期主修的高爾基研究和普列漢諾夫研究也是蘇聯當時的顯學。更為重要的是，他倆當時所處的恰是蘇聯解凍時期之后所形成的活躍開放的學術語境，是包括文藝學在內的蘇聯學術的黃金時期之一。

李老師和吳老師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學的是當時最時髦的俄語和俄蘇文學專業(yè)，學成回國后又分配到我國最高的學術機構中國科學院做專業(yè)研究工作。俄語還是他倆的月老，李老師的夫人是他在哈外專的同學，吳老師的夫人也是他在列寧格勒大學的校友。他們都組成了真正的“俄語之家”。不難想象，在刻苦修得俄語之后，在系統(tǒng)掌握了蘇聯的文藝學知識之后，當年的他倆風華正茂，躊躇滿志，正準備大展學術宏圖。

然而，李老師和吳老師又似乎是生不逢時的。就在他們回國后不久，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便開始裹挾他們。他們在蘇聯修得一身武藝，回國后卻無用武之地。

但是，在1970年代末興起的改革開放熱潮中，李老師和吳老師卻迅速成了中國俄蘇文學研究界、乃至整個文學研究界的風云人物。

李老師和吳老師都是俄蘇文學研究專家，且均以理論研究見長。在李老師和吳老師之前，我國的俄蘇文學研究比較偏重文學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似乎少有專門研究俄蘇文學理論的學者。而在改革開放時期，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乃至整個中國學術界，迫切需要的正是作為思想解放之利器的理論創(chuàng)新，于是，李老師和吳老師便得以施展他們的學術特長。

兩位老師在1980年代發(fā)表的大量文章，如李老師的《我國高爾基文藝思想研究中的幾個問題》（1981）、《高爾基的人道主義思想》（1981）、《八十年代的“開放體系”問題》（1986）和《維謝洛夫斯基與現代性》（1986）等，吳老師的《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與現實主義理論問題》（1982）、《文學本體論的歷史命運》（1985）和《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礎》（1987）等，都在當時的文學理論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倆均相繼出版了幾部關于俄蘇文學理論的研究著作，如吳老師的《蘇聯文學思潮》（1985）、《探索集》（1986）、《現實的發(fā)展與現實主義的發(fā)展》（1987）等，李老師的《二十世紀初俄蘇文藝思潮》（1993）和《文學·人學——高爾基的創(chuàng)作及文藝思想論集》（1993）等，從而把我國俄蘇文學的理論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準。

我記憶中的兩件事，可以佐證他倆在當時中國理論界和學術界的影響。1979年，吳老師在《哲學研究》上發(fā)表一篇論文，題為《也談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副標題是《與朱光潛先生商榷》。文章發(fā)表后引起很大反響，有一次我們到當時的外文所所長馮至先生家做客，聽馮先生說，他曾與朱光潛先生談到吳老師的這篇文章，朱先生說：“吳元邁的理論功底還是蠻扎實的?！?/p>

1982年，李老師與張羽老師應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之邀訪蘇。這是中蘇交惡之后中國的俄蘇文學學者首度訪蘇，受到蘇方高度重視?；貒?，張老師和李老師舉行一次內部報告會。記得會場設在當時外文所所在的社科院學部四號樓的一層會議室，不大的會議室被擠得水泄不通，除了社科院哲學、歷史、文學等研究所的同事外，還有來自作協(xié)、文化部、北大、北師大和北外的眾多同行。當天的報告會由李老師主講，身著西服、戴著黑框眼鏡的李老師端坐臺上，不慌不忙地講了三個多小時，內容涉及蘇聯文學界的現狀和動態(tài)。他介紹的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開放體系”等理論問題，更是激起了聽者的強烈興趣。報告完畢，全場起立，長時間地向李老師鼓掌。

我們如今談起改革開放初期文學研究的思想資源，總以為它們主要源自西方，殊不知當時對蘇聯同時期的文學和文化理論的借鑒和引進也是一種重要的思想源泉，因為我們思想解放運動的主要解構對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文革”之前從蘇聯引入的文學意識形態(tài)，解鈴還須系鈴人，蘇聯同行在相關方面的理論突破對于當時的中國學者而言無疑更具借鑒意義。正是在這一學術語境中，我們才能更充分地意識到李老師和吳老師當時所做的俄蘇文論研究工作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李老師和吳老師既是新社會的幸運兒，也是新時代的弄潮兒，他們受累于20世紀中國的諸多曲折，也以自己的努力作出了不負使命的奉獻。他們的一生折射出了新中國培養(yǎng)的第一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他們的經歷，如赫爾岑所言，就是“歷史在一個人身上的反映”。

1960年，李輝凡在莫斯科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的高爾基雕像前。李絲雨供圖

三

李老師和吳老師專業(yè)相近，學術歷程也大同小異。他倆前后腳來到中國科學院文學所工作，在改革開放之后，他們在新組建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脫穎而出。在我于1982年初考入外文所讀研究生時，他倆都是外文所蘇聯文學研究室的副主任，主任是張羽老師。在張羽老師擔任外文所所長之后，李老師任蘇聯室主任，吳老師則任新組建的理論室主任。1980年代中期，時任外文所所長葉水夫先生領銜編纂我國俄蘇文學研究界的第一個國家重點項目《蘇聯文學史》，李老師和吳老師都被任命為副主編。1987年，吳老師晉升研究員，次年，李老師也晉升研究員，他倆在他們那一代學者中始終是走在前列的，是外文所俄蘇文學研究的雙擘。

在李老師和吳老師之前，我國已涌現出眾多杰出的俄國文學譯介者和研究者，他們按出生年代大致可劃分為兩代，即以魯迅、曹靖華、鄭振鐸等為代表的第一代，以及以巴金、戈寶權、葉水夫等為代表的第二代，而出身在1930年代的李老師和吳老師則是我國第三代俄國文學研究者的杰出代表。

然而，出身和經歷、專業(yè)和成就均很相似的李老師和吳老師，在性格上卻迥然有異，李老師沉默寡言，做人一絲不茍，吳老師則滔滔不絕，做事風風火火。在學術觀點上，兩人也不盡相同。

在《蘇聯文學史》編寫組中，李老師和吳老師這兩位副主編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的關于蘇聯文學歷史的評價立場，相對而言，李老師更多借鑒蘇聯學者的觀點，立場偏保守一些。編寫組里的郭家申老師、錢善行老師更支持李老師。吳老師對于蘇聯文學史更具“反思”意識，編寫組里的童道明老師和我更贊同吳老師，而主編葉水夫先生以及編寫組的另外兩位成員張孟恢老師和王守仁老師則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中間派”。

比如，在論及馬雅可夫斯基與未來派的關系時，吳老師認為馬雅可夫斯基是“經由”未來派走向成熟的，即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未來派，而李老師則認為馬雅可夫斯基是在克服未來派的影響之后才變得偉大起來。由李老師和吳老師引起的學術爭論，伴隨著三卷本《蘇聯文學史》寫作的始終。

我對李老師和吳老師性格碰撞的最真切體驗，是在1990年底莫斯科開往北京的國際列車上。那一年夏末秋初，李老師和吳老師應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之邀去做學術訪問。當時的蘇聯處于其解體的前一年，蘇聯社會已弊端盡顯，人心渙散，負責邀請李老師和吳老師前往莫斯科的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居然無法為兩位老師購買到返程車票。兩位老師被安排在莫斯科西南郊的一座少先隊夏令營，他倆雖吃喝無憂，卻度日如年。無奈之下，當時在莫斯科普希金語言學院進修的我，只得與同在普院進修的新疆外辦工作人員陸兵先生一起去蘇聯交通部交涉。我們建議中蘇共同創(chuàng)建一個“絲綢之路旅游合作項目”，對方很感興趣，與我們簽訂了一份合作意向書。在“談判”結束時，我們提出要回國落實此事，但聽說火車票不太好買，對方立即答應給我們提供一間國際列車包廂。

順利買到車票后，我陪兩位老師回國，我們六天五夜的漫長行程基本上是在李老師和吳老師的爭論或爭論過后的長時間沉默中度過的。爭論的內容包括學術問題，比如對某一位俄蘇作家的看法，也包括日常生活問題，比如對俄蘇風土人情的理解和認識。吳老師伶牙俐齒，李老師不善言辭，但爭論的結果往往是吳老師“敗下陣來”，原因就在于李老師要更不屈不撓一些。

比如車過貝加爾湖，吳老師說鐵路離湖很近，可能只有幾公里，李老師則說鐵路離湖最近的距離也有幾十公里；比如吳老師說，俄羅斯女士一過40歲就不好看了，因為體型會發(fā)胖，李老師就說也有年過40歲、甚至年過60歲的俄羅斯女士依然能保持體型，他還舉出他認識的某位俄羅斯女士為例證。一次，在此類爭論之后，吳老師憤而走出包廂，坐在車廂過道的折疊椅上。待我過了十幾分鐘后來到過道，吳老師依然沒有消氣，他沖我說道：“你們李老師啊，就認死理！”當然，不久之后他倆又會和好如初，然后再擇機展開下一場爭論。

四

我的兩位導師都離世了，這意味著我從此成了一位學術孤兒。契訶夫在上中學時就寫了一部劇作，題目是《Безотцовщина》，我們之前大多譯成《沒有父親的人》，其實，沒有任何人會沒有父親，但幾乎每個人都會有失去父親的經歷，因此，契訶夫的戲劇處女作或可譯成《沒有父親的狀態(tài)》。李老師、吳老師那一代學人如今紛紛離去，這就意味著我和我的同輩學人正在步入“沒有父親的狀態(tài)”。

李老師作為碩導只帶了我和張曉強兩個學生，吳老師作為博導也只帶了五六個學生，而我現在的碩士、博士生已有幾十位，他們無疑也都能算是李老師和吳老師的學生。家庭的血緣關系是一種傳承，學術大家庭也有其血脈延續(xù)，就這個意義而言，我的兩位導師還會源源不斷地擁有他們新的學生。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燕京講席教授、人文社科學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