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興業(yè)銀行創(chuàng)始人、魯迅留日同學和同鄉(xiāng)蔣抑卮贊助周氏兄弟出版《域外小說集》一事，已成為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但對于蔡元康與魯迅在日本時期的交游，以及他對于周氏兄弟翻譯出版方面的支持，似乎很少有人提到。蔡元康系蔡元培的堂弟，曾與周氏兄弟一起在東京留學。在魯迅去世后，蔡元培的悼文里就提到這一層關系，他寫道：

三十年以前，我在德國留學的時候，覺得學德語的困難，與留學東京之從弟國親通信時，談到這一點。國親后來書，說與周豫才豈明昆弟談及，都說“最要緊的是有一部好字典”，這是我領教于先生的第一次。后來國親又寄給我《或外小說集》一部，這是先生與豈明合譯的，大都是北歐的短篇小說，譯筆古奧，比林琴南君所譯的，還要古奧，止要看書名“域外”寫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時候?qū)τ谛W的熱心了。[1]

蔡元培對周氏兄弟多有照拂，他最初知曉這兩兄弟，應該就是通過蔡元康。其實，魯迅日記及周作人的回憶文章里也多處提及蔡元康，可知他們之間交情不淺?？梢赃@么說，在東京時期與蔡元康結(jié)識，對于周氏兄弟當時在東京從事的文藝活動，以及他們后來與蔡元培的交往，均有著很大的助益。

蔡元康

一、伏見館的同住人

周氏兄弟1906年夏秋來到東京后，住在本鄉(xiāng)區(qū)湯島二丁目的伏見館?？赡芤驗檫@是周作人初到日本的第一個住所，所以他對此處有比較細致的介紹：這是“中下等的下宿”，旅舍有三層，房間通常是四席半大小，有十間左右，有一兩位下女，還有公共浴室。一樓有兩間房，稱為第一號、第二號；二樓的房間從第三號房到第九號，有七間客房；三樓是第十號，僅一間客房。他們剛搬進來第一個月住在一樓的第一號房，后來可能是二樓的客人搬走了，魯迅就搬到了二樓的第八號，后來也租過第六號的房間。房飯錢每月不出十元。[2]周作人沒有說明每月十元是指一人的花費，還是兄弟二人的花費。推測應該是兄弟二人租一個房間，有個時期也租了八號、六號兩間房。周作人也在文中提到他們的留學費用：“但留學經(jīng)費實在也很少，進國立大學的每年才有五百日圓，專門高校則四百五十，別的學校一律四百圓，一個月領得三十三圓，實在是很拮據(jù)的，不過那時管理也特別麻胡，就是你不進什么學校，也不過問，一樣可以領取學費，只要報告說是在什么地方讀書就好了?！盵3]他的回憶與游學生監(jiān)督處所辦《官報》的費用表是吻合的，由于兄弟倆都沒有進公立大學或?qū)ｉT大學，所以他們領取的學費是每人每年400元，即每人每月約33元。

蔡元康是1907年春天來到日本，因為邵明之的介紹，也住到了伏見館。周作人介紹了蔡元康入住的情況：

我們在伏見館始終住的是第八號房間，后來對面的第六號空出來了，遂并借了這一間，因為仿佛是朝東的，所以在夏天比較要好一點。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忽然的來了新客，不得不讓給他們住了，來客非別，乃是蔡谷清君夫婦，蔡君名元康，是蔡鶴卿即孑民的堂兄弟，經(jīng)常在《紹興公報》上面寫些文章，筆名國親，與魯迅本不熟識，是邵明之所介紹來的。蔡君是新近才結(jié)了婚，夫人名郭珊，她的長姊嫁給了陳公猛，即是陳公俠的老兄，二姊是傅寫臣的夫人，這時同了她的妹子來到日本，要進下田歌子的實踐女學?！璠4]

邵是學鐵道的，后來在杭滬路上任工程師，當初在北海道留學，那地方很冷，舊住民蝦夷還多數(shù)存在，邵大面多須，聲音很響，朋友中間給他取個渾名曰熊，有時尊稱之曰熊先生。他每逢休暇必從札幌跑到東京，找許陳和魯迅談天。因了他的關系魯迅又認識了蔡谷清，那是蔡孑民的堂弟，與郭珊女士結(jié)婚不久，即雙雙往日本留學，最初一年公寓學校與醫(yī)院的事多是魯迅給他們照料的。[5]

邵明之，即邵銘之（1877—1942），名文镕（文熔），字銘之，魯迅日記又作明之，浙江紹興人。1906年秋周氏兄弟赴日本，同行的就是邵銘之和張午樓二位，他們在日本時期也常到伏見館來聊天。據(jù)“各省官費/自費畢業(yè)學生姓名表”（自光緒三十四年九月起至宣統(tǒng)元年七月止）：邵文镕于光緒二十八年八月（1902年）赴日留學，浙江省官費，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入東北帝國農(nóng)科大學，宣統(tǒng)元年四月（1909年）獲得畢業(yè)證書，證書號數(shù)：“東字第二九〇號”。[6]歸國后曾在杭州任土木工程師，又在江蘇如皋創(chuàng)辦華豐鹽墾公司。魯迅日記中多處提到他，晚年在上海亦有來往，是終身的好友。

蔡元康（1879—1921），字谷清，魯迅日記又寫作國庼、國青、國親、國卿、谷青、谷卿、垕卿，浙江紹興人。蔡元培之從弟，早年追隨蔡元培參加反清排滿的革命事業(yè)，是光復會會員、中國同盟會會員，曾在上海愛國女學任教。關于他在日的履歷，據(jù)“各省官費/自費畢業(yè)學生姓名表”（自光緒三十四年九月起至宣統(tǒng)元年七月止）：蔡元康于光緒三十二年二月（1906年）赴日留學，自費，三十三年三月（1907年）入日本大學法律科，宣統(tǒng)二年四月（1910年）獲得畢業(yè)證書，證書號數(shù)：一四七二。[7]

郭珊（1885—1954），字簣一，浙江紹興亭后人，蔡元康新婚的妻子。據(jù)“各校各生履歷清冊”，光緒三十三年三月（1907年）到東京，進入實踐女學校工藝科就讀。[8]根據(jù)周作人的說法，她的大姐嫁給陳威（公猛）為妻，她的二姐嫁給了傅寫臣為妻。蔡元康的這兩位連襟與魯迅是同一批留日學生。陳公猛，名陳威(1880—1951)，紹興山陰人，1902自費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攻讀經(jīng)濟。1906參加清廷游學畢業(yè)生考試，考取法政科舉人，1907年一度因徐錫麟案被捕。民國后任國會眾議院議員，內(nèi)務部參事，財政部錢幣司司長、庫藏司司長、中國銀行副總裁等職，1921年11月辭去財政部司長一職。陳公猛也是《浙江潮》撰稿人，他和陳儀兄弟倆是魯迅的同鄉(xiāng)好友，魯迅日記中多有記載。傅寫臣，即傅彊（1878—？），字公權(quán)、寫忱，杭州仁和人，1902自費留學日本，入成城學校陸軍。1904以浙江官費再次赴日本學習法政速成科，1906年5月畢業(yè)?；貒笕渭纸簧嫠緝L事、延吉府知府、吉林府知府等職。民國后任吉林濱江道道尹、東三省特別法院高等審判廳廳長、江蘇省政務廳長、浙江督辦公署兼省長公署秘書等職。

如上可知，1907年春蔡元康攜郭珊及其二姐入住伏見館，姐妹二人擬進下田歌子創(chuàng)辦的實踐女校。由于他們初來乍到，人地不熟，所以最初階段就學、看病、租房等事宜，就得靠魯迅、邵銘之這樣的老留學生出面相助，包括購買女性的一些物品，可謂事無巨細。周作人提到，郭珊的二姐剛到日本就懷了孕，讓邵銘之很是為難：

可是就生了病，須得進病院，而這病乃是懷了孕，她那一方面是由邵明之照料，弄得做翻譯的十分狼狽，時常來伏見館訴說苦況。這大抵是關于婦女生活的特殊事情，魯迅經(jīng)手辦理的也有這種的事，不過最初由男人傳述，還沒有什么困難，第二步卻要說給下女聽，如托她們代買月經(jīng)帶等，這在當時實在有點別扭的。好在這事也只頭一次為難，以后進了學校，她們會得自己辦理了。[9]

魯迅顯然也經(jīng)手了不少類似的雜事，由此關系自然也親近起來。魯迅生活簡樸，很少參加娛樂活動，但因為蔡元康的關系，這段時間朋友們還一起去劇場看過戲，據(jù)周作人回憶有過兩回：“有一回，大概是一九○七年春天，幾個同鄉(xiāng)遇著，有許壽裳、邵明之、蔡谷清夫婦等，說去看戲去吧，便到春木町的本鄉(xiāng)座，看泉鏡花原作叫做‘風流線’的新劇。主人公是一個偽善的資本家，標榜溫情主義，欺騙工農(nóng)人等，終于被俠客打倒，很有點浪漫色彩的，其中說他設立救濟工人的機關，名叫救小屋，實在也是剝削人的地方，這救小屋的名稱后來為這幾個人所引用，常用作談笑的資料。還有一次是春柳社表演《黑奴吁天錄》，大概因為佩服李息霜的緣故，他們二三人也去一看，那是一個盛會，來看的人實在不少，但是魯迅似乎不很滿意，關于這事，他自己不曾說什么。”[10]

這一時期伏見館里客人不斷，周作人提到陶煥卿、許壽裳、陳公俠（即陳儀）、邵銘之以及周作人南京時的同學吳一齋等，魯迅根據(jù)他們各人的特點，還起了種種“諢名”，如邵銘之被稱為“熊”，吳一齋有個綽號叫“火腿”，等等，這背后都有故事。從魯迅給許壽裳的書信可知，蔡元康的綽號是“俅男”（也寫作俅南），周作人后來做過這么一番解釋：

其三是俅男。此為蔡谷清的諢名，谷清名元康，乃蔡孑民的堂兄弟，清末留學東京，畢業(yè)于明治大學，夫人郭珊則在女子實踐學校。初至東京以邵明之（文镕）之介紹始識魯迅，同住在本鄉(xiāng)的伏見館，朝夕相見，有些私事也無所不談，所以魯迅送給他這個別名，不過只是背后相稱罷了。我們和蔡孑民后來相見，雖然他的聲名很大，小時候就聽見人說，比之于洪水猛獸，可是見面的時候卻覺得是“古道可風”，并無什么異常的言行，而這位蔡先生卻又是坦率非凡，所以有些自己說的事情或者反要令人懷疑了。[11]

周作人說蔡元康的諢名“俅男”是出于他告訴朋友們的“私事”，但沒有具體說明是什么私事。“俅”出自《詩經(jīng)》:“載弁俅俅”，應是穿著冠服的意思。許壽裳曾提及魯迅和蔡元康的一件趣事：1912年他們幾人一同乘船去北京，魯迅曾半開玩笑說蔡元康“被烏龜背過”，許壽裳對此解釋說：“至于‘烏龜背過’，乃系引用谷清的自述，說從前在北京時，曾到八大胡同妓院吃花酒，打茶圍，忽遇驟雨，院中積水，無法出門了，由妓院男子背負涉水而出?！盵12]不知“俅男”的綽號是否與此有關。從這件事或可了解蔡元康為人做派的某一方面。

蔡元康一家應該是住了半年不到就搬走了，在他們搬走后，1907年下半年，周氏兄弟因為不滿意伏見館的其他客人過于喧鬧，也搬了出去。雖然他們同住的時間只有幾個月，但此后的交往并未中斷。值得一提的是，1908年周作人申請就讀立教大學，蔡元康系擔保人。周作人學籍簿“保證人”一欄，填寫的是蔡元康，三十歲，和周的關系是“知人”(熟人、友人之意)，住址是“四谷區(qū)東信濃町十番地”。[13]

許壽裳、魯迅于1909年回國，蔡元康回國應在1910年。多半是由于現(xiàn)在僅存的魯迅致許壽裳的幾封信中，對于蔡元康有一些負面的評價，研究者后來很少關注他和魯迅之間的交往。魯迅在給許壽裳的信中曾對蔡元康頗有微辭：

君之近狀，聞諸邵蔡兩君，早得梗概。凡事已往，可不必言；來日正長，希冀在是。譯學館學生程度何若？厥目之堅，猶南方不？君之講學，過于淵深，若欲與此輩周旋，后宜力改。中國今日冀以學術(shù)干世，難也。(1910年11月15日）

君此后與俅男語或通訊時，宜少憼，彼喜昭告于人，以鳴得意。斯人與奡頭同在以斧斯之之迾者也。此地已寒，北京當更甚。校課竣后，尚希以簡畢來。（1911年1月2日）

俅南善揚人短（與在東京時大不同矣），君若與書札往來，宜留意。（1911年3月7日）

這是魯迅回國后在紹興期間給許壽裳的三封信，在僅存的早年的這幾封信里，魯迅提到了陳子英、邵銘之、蔡元康、張協(xié)和、袁文藪等留日同學的名字，并感嘆“舊友云散，恨何可言？”（1911年1月2日信），再加上收信人許壽裳，這幾位應該就是魯迅留日時期最密切的“朋友圈”。那么，為何在這兩封信中魯迅對蔡元康有這樣的評價？從前一封信看，蔡元康可能對魯迅說了許壽裳在北京的處境，揭了許壽裳的短，所以魯迅也勸誡許壽裳“君之講學，過于淵深，若欲與此輩周旋，后宜力改?！比缜?，周作人為魯迅致許壽裳信中的“俅男”做注解，也說他“坦率非凡，所以有些自己說的事情或者反要令人懷疑了?！濒斞傅诙⑷庑盘嵝言S壽裳今后說話或?qū)懶乓约幼⒁?，因為蔡元康說話口無遮攔，而且喜歡說別人的短處。魯迅為何對蔡元康有這樣的評價，究竟是什么原因，如今已無從知曉。目前僅知道許壽裳和蔡元康回國后都于宣統(tǒng)二年（1910年）參加了清政府舉行的游學畢業(yè)生考試，9月發(fā)布的榜單中，蔡元康、許壽裳、邵文镕、張邦華（張協(xié)和）及曾同在仙臺留學的施霖、與周氏兄弟曾同住中越館的但燾等，均榜上有名。[14]其中蔡元康（時年三十二歲）考取法政科舉人，第二年被任命為四川知縣。許壽裳（時年二十八歲），考取文科舉人，與張邦華等一同進入學部任小京官。[15]

但魯迅、許壽裳對蔡元康的不滿很快消散，辛亥革命后，1912年4月魯迅、許壽裳等接到教育總長蔡元培的任命，根據(jù)許壽裳的回憶：“五月初，同由紹興啟程北上，還有蔡谷清和舍侄世璇?！盵16]他們四人是一同結(jié)伴自紹興至北京。從魯迅日記可知，到北京后蔡元康與他們的往來依舊較為密切，經(jīng)常一同吃飯、談天。這里插一句，盡管魯迅反感有人議論“浙江籍”，但在蔡元培主管的教育部確實以浙江籍留日學生居多，形成了一股勢力。盡管后期因職業(yè)、志趣不同，魯迅與蔡元康的交往減少，但日記中仍多有記載：1913年11月29日，蔡元康將赴杭州出任浙江高等審判廳廳長，魯迅與許壽裳、張協(xié)和等在廣和居為他餞行。1915年蔡元康調(diào)任江蘇高等審判廳廳長，翌年回杭州在浙江興業(yè)銀行任職，仍與魯迅保持往來，或互通書信，或登門往訪。1917年冬至次年夏蔡元康為臨時參議院議員。1919年，蔡元康調(diào)杭州中國銀行任職，魯迅這年回紹接眷屬到北京，來去途經(jīng)杭州時均登門拜訪蔡元康，蔡氏亦派人協(xié)助魯迅到捷運公司托運行李等。1921年4月17日，魯迅日記記載“谷青病故”，于5月11日“賻蔡谷青家銀四元”，以致哀悼。[17]

蔡元康去世時，蔡元培正在羅馬，他在《西游日記》1921年4月20日這天有如下記載：

二十日 得里昂轉(zhuǎn)來宋漢章君電，知從父弟谷清去世。谷清少于我十四歲，在革命運動及教育事業(yè)，力為我助。留學日本，治法律與經(jīng)濟，曾任蘇州審判廳長，后改入金融界，任中國銀行杭州分行行長。對于浙江省公益，亦多所盡力。持此以往，大有可為。今年僅四十三歲耳；竟以暴疾歿，哀哉！惜哉！我今次西游，既哭仲玉，又哭谷清，旅中郁悒，非可宣言。[18]

在《自寫年譜》中蔡元培也提到蔡元康的去世，以及蔡元康早年對他事業(yè)上的協(xié)助：“國親比我小十四歲，甚有才干，我的區(qū)動革命，我的推行教育，得他的助力很多?！盵19]蔡元培組織光復會，參加同盟會，進行革命活動，蔡元康都追隨其后。1903年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建編譯所，與蔡元培等在上海發(fā)起成立的中國教育會合作，編譯出版了一大批國文、歷史、地理教科書，成為商務印書館的一大特色。這一時期蔡元康也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也正由于這一層關系，他留日后能夠?qū)χ苁闲值艿姆g出版助一臂之力。

二、蔡元康與《紅星佚史》的出版

1934年魯迅在寫給楊霽云的信中提到的：

……我因為向?qū)W科學，所以喜歡科學小說，但年青時自作聰明，不肯直譯，回想起來真是悔之已晚。那時又譯過一部《北極探險記》，敘事用文言，對話用白話，托蔣觀云先生紹介于商務印書館，不料不但不收，編輯者還將我大罵一通，說是譯法荒謬。后來寄來寄去，終于沒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見了，這一部書，好像至今沒有人檢去出版過。[20]

魯迅初到日本時，受到梁啟超所譯科幻探險小說《十五小豪杰》等的影響，開始嘗試用白話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他于1903年出版的《月界旅行》及1906年出版的《地底旅行》都采用了章回體及文白夾雜的譯法?！侗睒O探險記》的翻譯當也在這時期。商務印書館從1903年起推出規(guī)模宏大的“說部叢書”，專門出版翻譯小說，所以魯迅委托文壇前輩蔣觀云幫忙推薦書稿。然而這次投稿不僅被拒絕，還被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斥為“譯法荒謬”。

創(chuàng)辦于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實力雄厚，在當時的出版界首屈一指，籍籍無名的青年作者要出版譯作并不容易，即便是魯迅也曾遭冷遇。這次受挫對立志從文的魯迅來說無疑是不小的打擊。1907年底在《天義》上有署名“獨應”的《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一文，“獨應”系周氏兄弟的共同筆名，此文末尾有一段按語，自述在東京的書店看到林紓譯作后的感想：

論成后數(shù)日，偶從店頭見近人所譯《雙孝子噀血酬恩記》一書，事既無稽，而譯者林氏一序，語尤荒謬。（中略） 近來吾國人心虛偽涼薄極矣，自非進以靈明誠厚，烏能有濟？而諸君子獨喜妄言，至斥求誠之士字【子】為蠢物，中國流行軍歌，又有詈印度波闌馬牛奴隸性者，國人若猶可為，不應有此現(xiàn)象。吾聞序言，如遇鳴鴉，惡朕已形，遏【曷】勝憫嘆也。[21]

商務印書館推出的“說部叢書”中，林紓所譯小說占了很大比重，林譯小說可謂商務印書館的寵兒，不僅以最快的速度出版，而且稿酬也比一般作者高兩三倍。這本《雙孝子噀血酬恩記》，原名The Martyred Fool，英國大畏克司蒂穆雷（D.C.Murray)原著，林紓、魏易合譯，封面題“倫理小說”，收入“說部叢書”第一集第七編，丁未年（1907）九月出版，書前有林紓的“評語”一篇。“獨應”此文卻對這篇“評語”大加抨擊，并感嘆“諸君子獨喜妄言，至斥求誠之士子為蠢物”，從這句感慨中可體會到魯迅當年郁郁不得志的憤懣心緒。

但與此同時，魯迅仍在積極謀求商務印書館的認可。在1906年夏秋二弟周作人赴日留學后，周氏兄弟作為林紓翻譯小說曾經(jīng)的粉絲，也開啟了合作翻譯的模式，并且仰仗蔡元康這樣一位朋友助力，他們兄弟倆這時期合作翻譯的三部書稿中有兩部被商務印書館接納，并順利出版。周作人后來多次在文章中回顧這段“賣稿”經(jīng)歷，在《我是貓》一文中他提到：

一九○六至八年中間翻譯過三部小說，現(xiàn)在印出的有英國哈葛得與安度闌二氏合著的《紅星佚史》，有丁未二月的序，又匈加利育珂摩耳的《匈奴奇士錄》，有戊申五月的序。這種書稿賣價至多兩文錢一個字，但于我卻不無小補，伽納忒夫人譯《屠介涅夫集》十五冊以及勃闌特思博士的《波闌印象記》這些英書都是用這款買來的。還有一部譯本是別一托爾斯泰的小說《銀公爵》，改題“勁草”，是司各德式的很有趣味的歷史小說，沒有能賣掉，后來連原稿都弄丟了。戊申以后遂不再賣稿，雖然譯還是譯一點，也仍是譯歐洲的作品……[22]

周作人也屢次提到蔡元康為他們兄弟倆出版書稿提供的幫助。在《遺失的原稿》一文中他寫道：

光緒丙午九月我到東京，住在本鄉(xiāng)湯島的伏見館內(nèi)，慢慢動手翻譯英國哈葛得安特路郎共著的小說《世界欲》，至丁未二月譯成，改名為《紅星佚史》，由故蔡谷清君介紹，賣給商務印書館，得價洋二百元。[23]

據(jù)序文上所記是在丁未（一九○七）年二月譯成，那時還住在伏見館里，抄成后便寄給商務印書館去看，回信說可以接收，給予稿費二百元，還要一個賣稿的中保人，這時我們恰好便請蔡谷卿做了，因為他是當時場面上的人物，是最好沒有的了。十一月中《紅星佚史》就出版了，作為《說部叢書》的初集的第七十八種。[24]

《紅星佚史》是周氏兄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第一部翻譯小說，小說系兩位英國作家合著：一位是林紓也很欣賞的羅達哈葛德，現(xiàn)通譯為亨利·萊特·哈葛德（或哈格德），是19世紀后期英國新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以創(chuàng)作非洲冒險故事而聞名，代表作有《所羅門王的寶藏》《她》等；另一位作者安度闌俱，周作人后來譯為安特路朗，現(xiàn)通譯為安德魯·朗格（Andrew Lang，1844—1912），是英國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詩人、民俗學家，以研究神話、民間傳說聞名于世。這部翻譯小說列入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初集第八編，題為“神怪小說”，版權(quán)頁注明：“原著者 英國羅達哈葛德 安度闌俱；譯述者 會稽周逴”；出版時間為“丁未年十一月”，即公歷1907年12月。本書正文前有《小引》一篇，末尾落款是“丁未二月，會稽周逴識”，可知本書譯成于公歷1907年3月前后，恰好也是蔡元康來到日本之時。

顯然，周氏兄弟能賣稿成功，與蔡元康的推薦大有關系。堂兄蔡元培與商務印書館的密切關系，及其與張元濟的深厚交情，使蔡元康順理成章成為介紹人。在蔡元康的幫助下，譯稿《紅星佚史》被商務印書館接納，不僅如此，蔡元康還做了周氏兄弟與商務印書館簽約出版合同的擔保人。周作人文中說蔡元康是“當時場面上的人物”，言下之意應該是指他交游廣闊，經(jīng)濟上具有相當實力，又能慷慨助人。

蔡元康的這次推薦，對于周氏兄弟的經(jīng)濟也大有助益。這次賣稿所得稿費為二百元，這個數(shù)目不算小，當時魯迅和周作人留學的官費是每人每年四百元，也就是說他們出版這本書所得是一個人一年官費的二分之一。周作人在《東京的書店》一文中提到早年在丸善書店購買的文學書籍，也曾提到：“不過當時普通留學官費每月只有三十三圓，想買這樣大書，談何容易，幸而有蔡谷清君的介紹把哈葛德與安特路朗合著的《紅星佚史》譯稿賣給商務印書館，凡十萬馀字得洋二百元，于是居然能夠買得”。[25]周作人后來回顧這段往事時，兄弟倆已經(jīng)決裂多年，所以他只說“于我卻不無小補”，實際情況當然是于他們兄弟倆在經(jīng)濟上均“不無小補”，且對他們?nèi)蘸髲氖挛膶W是很大的激勵。

不僅如此，在稿費到手前蔡元康還借錢給兄弟倆用于購書。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錄》里提到：

初次出馬成功，就到手了兩百塊錢，這是很不小的一個數(shù)目，似乎可以買到好些外國書了。在錢還沒有寄來之前，先向蔡谷清通融了一百元，去到丸善書店買了一部英譯《屠介涅夫選集》，共有十五本，每本里有兩三張玻璃板插圖，價錢才只六十先令，折合日金三十元，實在公道得很。我們當時很是佩服屠介涅夫，但不知為了什么緣故，卻總是沒有翻譯他的小說過，大約是因為佩服的緣故，所以不大敢輕易出手吧。此外又看見出版的廣告，見有丹麥的勃闌兌斯的《波蘭印象記》在英國出版，也就托丸善書店去訂購一冊，這書是倫敦的海納曼所出，與《屠介涅夫選集》是同一書店印行的。勃闌兌斯大概是猶太系的丹麥人，所以有點離經(jīng)叛道，同情那些革命的詩人，但這于我們卻是很有用的。他有一冊《俄國印象記》，在很早以前就有英譯了，在東京也很容易得到，這與后出的克魯泡金的《俄國文學上的理想和現(xiàn)實》，同是講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好參考書。至于《波闌印象記》，尤其難得，在后來得著札倍耳的德文《世界文學史》以前，差不多沒有講波蘭文學的資料，替《河南》雜志寫《摩羅詩力說》的時候，里邊講到波蘭詩人，尤其是密克威支與斯洛伐支奇所謂“復仇詩人”的事，都是根據(jù)《波蘭印象記》所說，是由我口譯轉(zhuǎn)述的。講匈牙利的，有一冊《匈牙利文學史論》，是奧大利系的匈牙利人賴息所著，也是很有用處，但那是偶然買到，不是這一回所特地去訂購的。[26]

稿費還沒到手，周氏兄弟已經(jīng)迫不及待想用這筆錢去購買他們渴慕的書籍，遂向蔡元康提前預支一百元，由此可見他們交情之好，也足可證明蔡元康對這兄弟倆在文學事業(yè)上的熱心支持。第一部書稿得以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對魯迅和周作人無疑是極大的激勵，也鼓舞了他們繼續(xù)從事翻譯和文學創(chuàng)作。此后，周氏兄弟又一鼓作氣翻譯了《勁草》，也投稿給商務印書館，可惜未能出版。1908年10月周氏兄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第二部小說《匈奴奇士錄》，小說原作者育珂摩耳，現(xiàn)通譯為約卡伊·莫爾(1825—1904)，是匈牙利杰出的浪漫主義小說家。這部翻譯小說列入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二集第五十一編，被歸入“言情小說”， 出版后獲得稿費一百二十元。[27]這部書稿是否經(jīng)由蔡元康介紹不得而知，但第一部書稿介紹成功，則后面與商務印書館洽談也就比較容易了，這是可以想見的。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早期出版的《紅星佚史》和《匈奴奇士錄》，另一部譯作《黃薔薇》也是經(jīng)蔡元培介紹，于192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蔡元培、蔡元康兄弟對于周氏兄弟在翻譯出版事業(yè)上的大力襄助，值得銘記。

注釋：

[1]原刊1936年11月16日《宇宙風》（半月刊，上海）第29期和同年11月《青年界》（半月刊，上海）第10卷第4期。收入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45頁。

[2]周作人：《下宿的情形 知堂回想錄（七一）》，1961年4月2日作。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51頁。

[3]周作人：《下宿的情形 知堂回想錄（七一）》，1961年4月2日作。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351頁。

[4]周作人：《徐錫麟事件 知堂回想錄（七四）》，1961年5月6日作。本文引自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360頁。

[5]周作人：《許陳邵蔡 隨筆外篇（一○八）》，原刊1950年12月30日《亦報》，署名鶴生。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860頁。

[6]佚名編：《清末各省官/自費留日學生姓名表》，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編第五十輯，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3頁。

[7]佚名編：《清末各省官/自費留日學生姓名表》，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編第五十輯，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19頁。

[8]佚名編：《清末各省官/自費留日學生姓名表》，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編第五十輯，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92頁。

[9]周作人：《徐錫麟事件 知堂回想錄（七四）》，1961年5月6日作。本文引自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360頁。

[10]周作人：《看戲 魯迅在東京（二五）》，原刊1951年6月2日《亦報》，署名十山，收入《魯迅的故家》。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第554頁。

[11]周作人：《魯迅佚文及注解》，原刊1963年1月17日《光明日報》，署名仲密。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第3頁。

[12]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峨嵋出版社1947年出版。本文引自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選編：《魯迅回憶錄》（專著上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9頁。

[13]【日】波多野真矢:：《周作人與立教大學》，《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期。

[14]《學部考取東西洋游學畢業(yè)生名單》， 《申報》1910年9月8日第18版，第13501期。

[15]《上諭》，《申報》1910年10月6日第2版，第13529期 ?！锻⒃囉螌W生分部分省掣簽名》，《申報》1911年6月29日第26版，第13789期。

[16]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峨嵋出版社1947年出版。本文引自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選編：《魯迅回憶錄》（專著上冊），第239頁。

[17]《光復會會員蔡元康》，收入紹興魯迅紀念館編：《魯迅與他的鄉(xiāng)人三集》 ，浙江：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第232頁。

[18]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344頁。

[19]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23頁。

[20]1934年5月15日魯迅致楊霽云信，《魯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99頁。

[21]《天義》第十一、十二期合刊“社說”欄，1907年11月30日刊，署名獨應。本文引自萬仕國、劉禾校注：《天義·衡報》（上），第192頁。

[22]周作人：《我是貓》，1935年5月作，收入《苦竹雜記》。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 第609頁。

[23]周作人：《遺失的原稿》，1945年7月3日作，收入《知堂乙酉文編》。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九卷， 第557頁。

[24]周作人：《翻譯小說上 知堂回想錄（七七）》，1961年5月7日作。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369頁。

[25]周作人：《東京的書店》，原刊1936年10月1日刊《宇宙風》第26期。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第342頁。

[26]周作人：《翻譯小說下 知堂回想錄（七八）》，1961年5月8日作。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372頁。

[27]周作人：《墨痕小識》，本文原署“甲寅六月起孟記”，甲寅六月是1914年7—8月，但文中記事至（民國）八年即1919年12月27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2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