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子，本名曾清生，男，1971年生，江西吉水人。已出版長篇散文《青花帝國》、散文集《回鄉(xiāng)記》《去林芝看桃花》《田園將蕪——后鄉(xiāng)村時代紀事》《蒼山如?！畬酵隆返?，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提名、第四屆三毛散文獎、第三屆江西文學藝術獎等獎項。中國作協(xié)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協(xié)散文委員會委員，江西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秘書長。

一切敘事都是故鄉(xiāng)敘事

陳蔚文（以下簡稱陳）：江子你好，首先祝賀你獲得魯迅文學獎這一殊榮！這令江西文藝振奮，也帶給江西的文學作者很多鼓舞。今天我們主要圍繞你的創(chuàng)作聊一聊。你的散文主要題材涉及鄉(xiāng)村敘事、紅色敘事與歷史敘事，這三種敘事類型也是當下散文創(chuàng)作當中的主要類型，你覺得對你來說，這三種類型，哪一種題材的創(chuàng)作難度會更大？

江子（以下簡稱江）：你對我的散文類型梳理得很全面，但是在我心里，這三種敘事其實是一種敘事，那就是“故鄉(xiāng)敘事”。為什么這么說呢？首先，散文寫作需要處理好寫作者自身與寫作題材之間的倫理關系。散文之所以叫散文，在于它能容天下所有東西，萬事萬物都可變成散文的素材。但同時，一個寫作者，他不可能進行無限寫作，他必須構建自己跟世界的倫理關系。這種倫理關系，對于我而言就是與故鄉(xiāng)的關系。我的鄉(xiāng)村寫作是寫我的家鄉(xiāng)江西吉水，《回鄉(xiāng)記》《田園將蕪》這兩本鄉(xiāng)村主題作品集寫的是吉水贛江以西的村莊。我寫紅色敘事，寫井岡山往事，寫的也是發(fā)生在吉安的故事。吉水屬于吉安，吉安也是我的故鄉(xiāng)。我思考我的故鄉(xiāng)吉安自古崇禮重學，是宋明理學積淀非常深厚的文化原鄉(xiāng)，為什么這樣一塊地方會跟這樣一場革命相遇？我當然想了解它，因為了解它其實就是了解自己。

關于歷史敘事我寫了《青花帝國》。從我是江西人這一角度，我當然認為景德鎮(zhèn)也是我的故鄉(xiāng)。甚至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把景德鎮(zhèn)當作文化意義上的故鄉(xiāng)，因為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在青花的氛圍中長大，小到餐具，大到擺件。很難想象，沒有景德鎮(zhèn)的青花瓷器，我們的生活會是什么樣子？青花參與了我們的成長，它是所有江西人的精神刺青，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我覺得我有責任來表達，來把景德鎮(zhèn)這樣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精神說清楚。

對于我來說，一切的寫作都是故鄉(xiāng)敘事。我想我接下來的寫作肯定也和故鄉(xiāng)相關——只有書寫故鄉(xiāng)，以故鄉(xiāng)為主題，我對我的寫作才有把握，才有駕馭感。

陳：我記得有次你提到“紅色敘事”難的不是紅色，而是敘事，怎么理解這句話？

江：江西有一個非常大的富礦，或說文化資源，那就是紅色題材。20世紀20年代開始到30年代，甚至到整個40年代，幾十年的紅色歷史在這塊土地上沉積，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故事，留下了很多的文化密碼，留下了很多關于家與國、愛與恨、生與死、榮與辱的思考。這一資源，充滿了人性的無限張力，存在著文學的巨大可能。

但對于這個紅色富礦的開發(fā)，不管是從我自己的寫作，還是江西作家的整體書寫，我都不是特別滿意。我們有時候總站在一個很狹隘的立場，比如階級對立的立場，比如聚焦重要政治人物的立場。我們的寫作總是難有突破，反而是外省的很多作家，從這個富礦里挖到了金子，寫出了好作品，比如軍旅作家喬良早年的小說《靈旗》。

我個人認為紅色歷史題材大有可為。其實我們把視野打開一點，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紅高粱》，何嘗不是紅色歷史書寫？有時我想，是不是“紅色敘事”的概念給了我們觀念上的禁錮，如果我們把它改稱為“戰(zhàn)爭題材”，是不是會有更大的創(chuàng)作自由度？戰(zhàn)爭作為題材，具有更廣闊的表達空間、更大的容量、更大的情感與思想的爆發(fā)力。

陳：是啊，任何類型題材都不應為“類型”所限，在文學語境中，不論哪類題材都具有多角度敘事的可能性。

江：對，我的觀點就是寫紅色歷史應該對它進行雜色處理，把紅色歷史跟傳統(tǒng)倫理嫁接起來，跟人性嫁接起來，跟民間敘事嫁接起來。這樣寫作空間就會變大，寫作就有可能更好。比如我寫井岡山往事，是從微觀入手，著眼于普通的小人物去還原當年的歷史場景，也是我在紅色敘事范疇做的一點點嘗試。

陳：聽說你寫《回鄉(xiāng)記》之前讀了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的短篇小說集《鄉(xiāng)村生活圖景》，對你觸動較大。這部作品據(jù)說源于奧茲的一個夢境，它雖然描寫的是以色列鄉(xiāng)村，但表現(xiàn)的卻是帶有普遍性的人類境況，酷似卡夫卡的小說。你可以具體地談談有什么觸動嗎？

江：《回鄉(xiāng)記》的寫作時間其實跨度很長，應該有五六年，我在寫作中邊寫邊讀邊思考，期間我讀到了《鄉(xiāng)村生活圖景》。鄉(xiāng)村變遷，城市化進程，其實不單單是中國的問題，而是世界性的問題。那么同樣的題材，國外頂尖的作家怎么去表達？奧茲的《鄉(xiāng)村生活圖景》不厚，但寫得很迷人，一點也不土，很現(xiàn)代。他寫在一個古老的宅子里頭，地下經常在半夜傳出詭異的挖掘聲響；他寫一個鄉(xiāng)村老嫗，會坐在鄉(xiāng)村路口等待從城市來的外甥；一個陪著自己已經衰老不堪的母親的男子突然有一天遇見一個陌生的來訪者，來訪者說他是他們的遠親，為了證明這一點，來訪者還躺下來偎依在他睡覺的母親的身邊……

這樣的鄉(xiāng)村敘事特別新穎。這些故事我們都有。一個活了八百年甚至一千多年的鄉(xiāng)村，它的地下都有故事，都有可能從遠方來人續(xù)接血脈，幾乎所有留在鄉(xiāng)村里的老人，都在等待自己親友的歸來。

奧茲豐富、現(xiàn)代的鄉(xiāng)村表達，無形中影響了我對鄉(xiāng)村書寫的認知。我一直在思考怎樣讓我的寫作看起來多一點新潮，多一點現(xiàn)代感，多一點文學品質，多一點與當下眾多鄉(xiāng)村書寫不一樣的東西。

陳：《回鄉(xiāng)記》其實恰恰是你面對回不去的故鄉(xiāng)寫下的。你在城市定居多年，已經是一個城市人的身份，當從主變客，成為故鄉(xiāng)村莊的一個觀察者時，這種身份的轉變對你寫作故鄉(xiāng)時會有什么樣的影響？

江：我想起2009年的時候，我祖母去世，整個葬禮上我一直在哭。我媽問我，你干嗎一直哭？我沒法告訴她原因。我想我的悲傷不僅僅是祖母作為個體的消亡，更多是我覺得祖母去世之后，我和我的村莊發(fā)生了巨大的撕裂性的變化。以這一事件為標志，我與故鄉(xiāng)的關系將不再像過去那樣黏稠、親密，而是越來越疏遠。

當然客觀來說，我也贏得了一個新的視角來對故鄉(xiāng)進行審視。這種視角，既不是沈從文對他的故鄉(xiāng)那樣審美、深情，也不是魯迅對其故鄉(xiāng)那樣冷峻批判，它是一種新型的視角，它既是激情的，也是克制的、冷靜的、客觀的?！痘剜l(xiāng)記》這本書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接下來還能不能寫一本新的反映故鄉(xiāng)變遷的作品。我的故鄉(xiāng)與我更加疏離。我的長輩們正逐漸凋零，同輩也步入中老年，很多年輕人我已經不認識了。我對故鄉(xiāng)越來越陌生，我對故鄉(xiāng)的書寫越來越沒有信心。而如果我要寫一部新的作品，我可能要找到更加嶄新的角度，重新確定我與故鄉(xiāng)的關系。

陳：奧茲寫村莊，其實也不是赤子還鄉(xiāng)的故事，而是以一個觀察者角色進入村莊，具有超現(xiàn)實主義色彩。書中的八個短篇像是一出多幕話劇，每個故事都稀松平常，但奧茲毫不厭煩，毫無畏懼地追索人物的心靈世界，他實際寫的是人類普遍而永恒的主題——生存、失去、欲望等。

江：是的，他以第三者的身份也能寫得這么好，我想有一天我也許會重新找到一個角度來開展鄉(xiāng)土敘事，說不定也會寫出一種新的景觀。

“我在世界之中，世界在我心里”

陳：說到他者，有種說法，散文是“我”者的文體。寫他人，寫他事，寫他物，但終究寫的還是那個“我”，甚至有人認為散文是種自戀的文體，你認同這個說法嗎？但同時，有時“我”的不在場又會讓讀者覺得不及物，不如一手經驗的散文可讀。你覺得如何處理“我”與“他”的關系，好的散文是否應超離“我”，而去向“他”？

江：我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認同散文就是書寫“我”的文體，散文寫的其實是作者的自傳。比如沈從文，他在寫《湘行散記》的過程中，完成了對自我的形象塑造?！兑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的最后一句是：“我站在河邊寒風中癡了許久?！边@是我讀到的20世紀30年代最美好的中國作家形象。還有，《野草》完整地塑造了魯迅的形象，一個在黑夜中試圖突圍的形象。

散文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不斷地塑造自我，修煉自我。一個成熟的散文作家在不同的散文寫作中，呈現(xiàn)不同的自我。這些自我在不同的寫作階段，幫助一個散文作者去完成自我的成長和外部的連接。他借助“我”去表達對世界的發(fā)現(xiàn)，用自身生命經驗的提煉去表達他的世界觀?！拔摇笔秦S富的，它不僅僅是個體的，也不僅僅是此刻的。

陳：也就是說，“我”其實是不能剝離于“他”而存在的。好的散文，“我”和“他”不是一個對立的關系，而是交織的，是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存在的。

江：對，我在世界之中，世界在我心里，它是這樣的一個往來關系。

陳：我今天剛好看到陳世旭老師寫對散文的兩點芻議，他說當下“具有相當思想和藝術水準的散文作品并不多見”，孤芳自賞和故作高深的散文不少，還說“散文寫作的種種流弊，讓人對散文不免輕視”。散文作為一種進入門檻相對較低的文體，水準參差不齊，你能否舉例，說說你認為的好散文標準是什么？

江：2023年2月7日《收獲》雜志公眾號發(fā)表了翻譯家李文俊的兒媳馬小起寫的《獨留明月照江南——懷念我的李文俊老爸爸》，我被打動了，看后哭了很久。這種哭是享受，它符合我的好散文標準，第一是真誠，第二是自由。我曾經說散文是水性的，具有裹挾的力量，包容、吸納，表達空間非常大。

好散文的第三個標準，即散文其實是修為的藝術，修為到哪里，散文就到哪里。一個寫作者的作品是其人格的映射。我們說沈從文的文章好，那是有他的人格和修養(yǎng)支撐，這個很重要。

馬小起的這篇文章，非常質樸，底下有滄桑感和痛感。她是文藝京漂，困頓時嫁給一個輕度自閉癥的丈夫。這樣的經歷不能說是勵志，但她在這段婚姻里得到了成長。她懂得李文俊，懂得李文俊家庭的可貴。馬小起的這篇文章里面不僅僅有翻譯家李文俊的人格修為，還有馬小起這個京漂文化人的認知、命運與修為。兩種力量在一起交織，兩個時代在一起碰撞，就產生了很大的感染力和精神能量。

陳：你的身份是個散文作家，但同時你閱讀廣泛，包括小說、詩歌，也在《收獲》等微信公眾號發(fā)表過小說評論。這種跨界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江：散文它是一種復合文體，“散”很重要，它意味著寬廣、自由，意味著龐雜和豐富，意味著可以吸收很多文體的能量。生活中，我讀散文讀得很少，我讀得最多的是小說，還有史學、地域文化學、社會學。

陳：從西方譯本來說，我們讀到好小說的機會遠多過好散文；可能比起散文，小說是更適合翻譯，更能爭取讀者的文體？國外專業(yè)散文作家似也不多，更多是文體兼顧，比如美國作家愛默生，是散文家也是詩人；亨利·詹姆斯是散文家，同時也是批評家、劇作家和小說家。有些散文作者可能較少讀小說，但其實廣泛的閱讀能帶來更多啟示。你最近在讀些什么書？

江：小說這種文體本身可讀性較強，天馬行空，空間比散文更大，某種程度上比散文更有娛樂性，更能吸引人。我最近在讀法國女作家尤瑟納爾的小說《東方故事集》，很短，很適合在旅途中讀。我平時閱讀很龐雜，最近讀的歷史書是《劍橋中國明代史》上、下冊兩本，由研究明代歷史的外國漢學家執(zhí)筆，寫得特別生動精微，文字特別平實好看。

朋友們對我的影響

陳：你剛獲得“三毛散文獎”的集子《去林芝看桃花》是一本行旅散文的結集。近年你行走了不少地方，廣交文友。我知道你和浙江永康的鄭驍鋒是好友，你笑稱他為“宗師”，你覺得外省的一批寫作者對你的寫作有什么影響？

江：我喜歡行走，喜歡交往。我認為一個寫作者應該吸取更多的能量，多到山水中行走，還要跟不同的靈魂打交道。我喜歡到南方去，到江南去。我特別喜歡跟浙江的一幫朋友在一起，他們呈現(xiàn)出與江西作家完全不同的氣質和品質。

比如鄭驍鋒，他是學中醫(yī)藥專業(yè)的，有中醫(yī)藥執(zhí)業(yè)證，但他不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他寫文章，每天大量閱讀，按計劃書寫，動不動列十年計劃。他寫了《人間道》，一本散文體的中國史綱，這要付出巨大的能量。早些時候我認為他不可能完成，但他現(xiàn)在快完成寫作了。他對于文學有宗教般的熱情，這是我所缺乏的。

還有寧波作家趙柏田，他原來是一個體育老師，現(xiàn)在是職業(yè)作家。前些年我去臺灣，在臺北訪問的每個書店幾乎都有他的書。有一次我看他微信朋友圈里列出一段時間的書單，有二十多本，非常驚人，史學、人類學、文學、經濟學還有哲學，非常精微和龐雜。我想江西很少有作家能達到這樣的閱讀量。

浙江作家還有陸春祥，他寫了一系列以中國古代筆記文學為資源的散文，他可能是中國掌握、閱讀中國筆記文學信息量最多的人，這成為他獨特的資源。

我覺得他們都足以成為我的老師。散文說容易很容易，但說難就難——浙江的這幾位作家展示的是有難度的散文寫作。

陳：的確，驍鋒兄的《人間道》用散文體闡述中華幾千年的金戈鐵馬，興亡悲歡，看得出做了大量功課，卻又不是歷史的搬運工，有自己的見識。從他的創(chuàng)作也可看出，寫散文如果只有情懷難免流于單薄。即便一則短文，如果有足夠的知識儲備，可體現(xiàn)見識，短中也可見長。若思想蒼白，見識欠缺，文藻再華麗也是徒然。

“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歷史寫作

陳：你近年寫歷史人物較多，包括你最近對故鄉(xiāng)——江西吉安的明代文化名人產生了濃厚興趣，也一直在為這個做創(chuàng)作準備。相較于之前非常流行的“大文化散文”，你覺得當下的歷史散文寫作有些什么新變化嗎？從作者當年明月帶起的“明朝熱”衍生為“歷史熱”，史類題材的書籍、影視一直是近年來的熱門，能否談談你的看法？

江：當年余秋雨引發(fā)了文化散文熱，他的散文是宏大敘事。現(xiàn)在史類散文隨筆更多流行的是小切口。你看漢學家、史學家史景遷，他的《王氏之死》，講述了發(fā)生在中國山東一個小縣城一位姓王的普通女性被謀殺的普通案子，展現(xiàn)了當時社會的真實生活。

陳：史景遷被譽為最會講故事的歷史學家，他以說故事講史的方式，不僅讓西方讀者得以認識一個豐富的中國，也讓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有了新視角。但對歷史散文寫作，“講故事”的方式似乎會消解歷史的嚴肅性？不過近年來，這種敘事方式越來越得到讀者與市場的認可。這種方式，使史研究逐步回歸到人文學，寫小人物，注重文學的描述，兼顧微觀研究——以這樣的方式進入歷史內部，這似乎成為當下研究歷史的一個走向。

江：對，還有美國漢學家孔飛力創(chuàng)作的歷史學著作《叫魂》。他從街頭的一件小事開始，把整個乾隆時期中國的政治結構和權力運作方式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像剝洋蔥一樣，結構非常好。山西作家張銳峰寫了一本《古靈魂》，兩百萬字，寫古晉國時期的大概上百號人物，他們的內心獨白。你看他把這么遠古的歷史，用這么現(xiàn)代的方式來表達。

陳：我看到過《古靈魂》的介紹與部分章節(jié)，介紹中說“《古靈魂》嘗試以獨特的多重微小敘事對權威歷史觀提出真?zhèn)无q題”。兩百萬字的長篇散文，真是一個浩大的文學工程。

江：還有四川作家蔣藍的歷史敘事，在故宮工作的祝勇的歷史敘事。還有李敬澤老師，他的不少歷史類隨筆，如《上河記》《青鳥故事集》，都非常棒。他前段時間有過一篇演講，關于北京雨燕，像絲綢般華麗，鉆石般剛健恒久。真是漂亮。

陳：我看了那篇文章，《北京雨燕以及行者》，它是李敬澤先生在北京“十月文學之夜”的演講。他講到李白、杜甫、蘇東坡，還有他多次寫到的曹雪芹。以燕寫人，翱翔入史。

江：對，那種自由充沛的才氣，讓人驚嘆。它是一個復合性的文本，雜糅了文學批評、史學、散文、詩等文體，把歷史書寫帶入了一種新的天地、新的境界。還有馬伯庸，他是年輕人的歷史書寫。夏堅勇的《紹興十二年》，讓人想起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他們的這種寫作從一個非常小的切口切入，充滿了對歷史的洞察力，同時又非常有現(xiàn)代感。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你看得出來，這些歷史書寫都在努力跟現(xiàn)實發(fā)生關系。

陳：歷史寫作應當破除標簽化，江蘇作家夏堅勇，我讀過他的不少史類隨筆，包括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的《湮沒的輝煌》，還有《慶歷四年秋》?！督B興十二年》中，像趙構、岳飛、秦檜這樣的人物，千百年來已經被標簽化、符號化，夏堅勇先生的意圖是想穿透歷史的迷障，去探尋人性的多面與復雜，厘清、復原歷史事件本身的豐富性以及相互間的勾連。而李敬澤先生等人寫歷史，不是為了寫古代而寫古代，而是在當下的背景中去貫通歷史，召喚人物。

江：我感覺現(xiàn)在的歷史寫作是“亂花漸欲迷人眼”?，F(xiàn)代的文學經驗給歷史題材寫作帶來了各種新的可能，新的觀念也給歷史的闡釋帶來了新的空間。

陳：但同時，這樣一種百花齊放的寫作現(xiàn)象，它的受眾面還是比較有限的。我指的是在更大范圍內，這些寫作并沒有出圈，似乎很難像當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成為一種大眾閱讀現(xiàn)象，你如何看這問題？

江：現(xiàn)在跟余秋雨那個時代比起來，文化語境發(fā)生了變化，時代背景發(fā)生了變化，整個社會生活視頻化、圖像化了。但我并不覺得悲哀。文學回到了理性，回到它應有的位置。我覺得歷史讀物還是比較熱門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宋代主題圖書，包括《宋徽宗》，作者是美國的尹沛霞，應當都售賣得不錯，豆瓣也有不少評價。大家都想從歷史中找到自我，歷史是我們的來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如果我從事歷史題材寫作的話，我覺得我也成不了一個爆款，我也沒有那么大的野心，但我還是想寫出自己對歷史的理解。我覺得會很有意思。

陳：你寫吉安歷史名人的系列完成多少了？我知道你之前寫了《解縉》，兩易其稿，第一稿寫了兩萬多字廢掉了。還準備寫《楊士奇1442》，說他是整個明朝最牛的內閣首輔，江西泰和人，幾任皇帝的老師，可最終敗在了他兒子身上——他能教好皇帝，教不好兒子。你目前的這個創(chuàng)作是否順利？

江：太難了，我寫第二篇的時候就進行不下去了，因為我面對的是一個很大的工程，要寫出自己的歷史觀，并且符合當下審美，特別難。一直覺得自己還是沒有想好，我認為《解縉》那一篇都是不成功的，可能還要推倒重來。我想歷史人物都能在我筆下活著，他們在我的文字里思考、行動、呈現(xiàn)。我想我會借助小說的很多技術。

陳：這的確是給自己的寫作提出了一個難題，讓人物在文字中自我思考與行動，尤其還是歷史人物。

江：是，我一直在找，而且因為工作忙，現(xiàn)在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但是我努力吧。我嘗試過很多寫作方式，我不想重復過去，我想有一種新的角度。它可能會造成我嚴重減產，但是我覺得我愿意從事這樣的寫作。因為它難，所以有意思，它也是我故鄉(xiāng)寫作的延續(xù)。我不斷地告訴別人，我在寫這個系列，其實是不斷地給自己打氣。最終會形成怎么樣的結果，我真的沒法預料。有時候我會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我想寫出它，是想為當下提供精神資源。歷史是鏡像，可以讓我們映照現(xiàn)實。

對江西散文的觀察與期待

陳：除了我開始說的那三個散文類型，鄉(xiāng)村、紅色和歷史，目前較活躍的生態(tài)文學寫作，作為一個生活在綠色生態(tài)大省的作者，你在這方面投入筆力多嗎？

江：我寫過很多樹，也寫過動物，但我不想給自己貼上一個生態(tài)文學的標簽，因為人就是生態(tài)中的人，生態(tài)換一個詞叫自然。我們與自然的關系如同親子，一個作家怎么能不寫自然，他的寫作怎么能不跟自然發(fā)生關系？

我去年在《文學報》發(fā)表過一篇文章，《毛姆的月亮和海明威的豹子》?！啊栋材取た心崮取啡绻麤]有那些對俄羅斯自然景色的絕美描寫，它的藝術感染力會不會喪失許多？”“自然是文學的全部?！蔽谊U述這個觀念，是因為我認為從法律到道德到日常生活，我們社會人與人的交往方式，都是由自然生發(fā)的。我們說“頭頂?shù)男强蘸托闹械牡赖侣伞?，難道頭頂?shù)男强崭鷥刃牡牡赖侣墒莾杉聠?？我覺得自然也好，生態(tài)也好，不能跟人世割裂開來，它們是渾然一體的。

我去年在《北京文學》發(fā)表了散文《兩棵樹》，通過書寫自然來表達對這個世界變化的體察。

陳：作家的身份以外，你還是江西文學的一個工作者和觀察者。從這個角度，你覺得江西的散文創(chuàng)作較之前有什么變化嗎？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有哪些新氣象？又有哪一些可以提升跟開拓之處？

江：江西散文這些年其實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具體表現(xiàn)在，江西散文作家名篇迭出，在全國獲獎多，出版也多；隊伍有老中青三代，每個人的寫作路徑都非常清晰。但我還是覺得不滿足，它沒有呈現(xiàn)出一種宏大的氣象，沒有呈現(xiàn)出磅礴的格局。

陳：可以展開具體說說你理解的宏大氣象和磅礴格局嗎？

江：我說過好的散文應該具備三個要素：真誠、自由精神、個人品格和修為。江西散文的傳統(tǒng)其實都是靠人格來支撐的。你看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它背后是晉朝的歷史變遷和陶淵明思想精神的決絕，陶淵明決意辭去官場回歸田園的人格力量。到宋代，江西的作家都是學問家，有很高的理學建構?！疤扑伟舜蠹摇敝坏耐醢彩藢W問，還有實踐。他在包括經濟、政治等方面的主張和實踐，成就了他千古一相的名聲，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名。相比于他們，今天的我們是不是過于文弱，是不是我們的文章不夠宏偉、雄健和博大？古代的江西作家，其實大多是在外地成就事業(yè)的，今天我們的散文書寫，如何突破我們的地域性？今天的江西同行，我覺得在技術上一點問題也沒有，但是，我們在精神建構上是不是還可以更磅礴一點、寬闊一點，表達更充分一點，情感能不能更多一點？對于時代的體察發(fā)現(xiàn)是不是能夠更深刻一點？

你看張承志的《魯迅路口》，他站在紹興的一個路口，分析魯迅、秋瑾、范愛農等人的精神走向，分析魯迅的思想在當代的命運。這樣的文章，能不能在江西產生？我覺得不難，前提是我們要有更大的視野。鄭驍鋒寫散文體的中國史綱，這樣的雄心在我們江西作家中有沒有？我們有沒有對寫作宗教般的熱情，我們的閱讀面是不是還可以更廣博一點、更豐富一點？

陳：這些問句的確是對江西寫作者的提醒與共勉。當參照的標桿更高時，寫作者對自我要求也就更高。有時，難度是一個必需的過程，它意味著不斷突破和創(chuàng)新。謝謝你的分享，也祝你在創(chuàng)作上取得更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