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天樞先生

 1957年秋我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報到后不久就認識了蔣天樞先生。聽說先生秉性耿介、不喜交際，也沒有任何社會兼職，外界媒體對他的報道甚少，但在本系卻不斷有同學提到他的名字，介紹他的行誼風范與講課特點。蔣先生以教書育人為其天職，一直堅持守望在教學第一線，與學生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那時候中文系經(jīng)常有全系性的活動，無論是傳達文件、聽形勢報告，還是關于教學問題的辯論會，會址都安排在工會俱樂部小禮堂，四五百人剛好坐滿，音響效果極好。老師們都坐在前排，每次開會大家準能見到蔣天樞先生的身影，安靜地坐在那里聽著別人發(fā)言。他給人的印象是略顯清癯文弱，頭發(fā)和頷下的短須也已經(jīng)花白，起身行動則顯得有些遲緩。其實蔣先生在我們系里的老先生中算是年紀很輕的，當時他才五十四歲。

一

對蔣先生獲得較多的了解，要等到他親自給我們上課以后。1958年2月，1957級進入一年級下學期，先生為我們講授“中國文學史”的先秦部分。彼時正值在全國范圍內(nèi)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復旦大學掀起批判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高潮，第一教學樓大廳及各個樓層的墻壁、窗戶上貼滿大字報，走廊里拉起繩子掛滿大字報，內(nèi)容主要是揭發(fā)和批判教師在課堂上散布的錯誤觀點。在這樣的氣氛下，先生緩步走入1231教室，他神情嚴肅地開始講課，竟然花了一節(jié)課以上的時間來談紅專關系，不過他的理解未必完全符合當時的宣傳口徑，原其本心還在強調(diào)青年人學習知識是為了努力報效國家，理應當作先生的肺腑之言看待。根據(jù)學校的統(tǒng)一布置，要加強課程內(nèi)容的批判精神，先生著重講了一下譚丕模、詹安泰兩人因編撰文學史所引起的爭論，著重說明詹安泰（當時已被戴上右派帽子）是錯的一方，簡單作些評論后即轉(zhuǎn)入原先確定的教學內(nèi)容。

蔣先生早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研究院，嘗親身受教于梁啟超、陳寅恪諸大師座下，素以學行堅礪著稱，且長期潛心校讀三代兩漢之書，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執(zhí)教東北大學時，就開設過有關先秦文學的專書研究課程，1943年調(diào)入復旦中文系后，無疑成為本系主講“中國文學史”先秦部分的不二人選。他精心探研先秦文學原典，通過自己愜契融匯的講授，年復一年地引領青年學生跨進古代文學殿堂的門檻。他對這門課程的講授以《尚書》《詩經(jīng)》《左傳》三者為重點，其方法則以引導學生精讀、理解原作為主軸，至于與此配合的論述介紹，則務求得其大體、要言不煩。他繹解先秦古籍有兩條途徑，其一是借助前人及自己的校讀成果，刊正古書中的訛、錯、衍、脫；其二是投入較多精力開釋疑難，俾達成疏通全文之目的。譬如一向被學人號為難懂的《尚書·盤庚》，經(jīng)由先生一番細心纂解，遽令聽課的學生隨之而達成較清晰的認知。該課程最能喚起我記憶的是先生講授《詩經(jīng)》那一部分時，竟帶領大家閱讀了五十五首作品。根據(jù)有詳有略的原則，主要精力側(cè)重在精讀若干體制恢宏的名篇上，例如國風中的《七月》《東山》，小雅中的《采薇》《車攻》，大雅中的《大明》和《緜》，至于其他部分重點講的，我記得還有《左傳》中的《晉靈公不君》《楚靈王乾谿之難》，《孟子》中的《齊桓晉文等事章》，《戰(zhàn)國策》中的《莊辛說楚襄王》《魯仲連義不帝秦》等。

蔣先生講北方話，上課時學生都能聽懂，不過他說話帶有比較濃重的徐州方言特點，大凡說到《詩經(jīng)》里面“狡童”“墻有茨”等詞兒，總不免讓人感到發(fā)音益發(fā)強硬。至于碰到古代作品中某些特殊字眼，如神話《鯀禹治水》中“化為黃熊”的“熊”，《詩經(jīng)·伯兮》“誰適為容”的“適”，他亦逐一指出其準確的古音讀法。而先生授課最易引起同學興趣的一大特長是經(jīng)常輔以吟誦，給我們講《中國文學史》先秦部分時，第一次吟誦的是《易經(jīng)》中的卦爻辭，“迍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于其高聲朗吟之際，仿佛就在聽課學生的面前展現(xiàn)了一幅古代搶親的風俗畫面。講到《詩經(jīng)》，則他幾乎每篇都要吟誦。平時先生沉默寡言，頗為嚴肅，唯其談論文學作品時卻偶有情感之觸動。洵如他解釋國風《君子于役》里“如之何勿思”一語，居然操著響亮悠長而夸張的腔調(diào)吐出一句：“教我如何不想她呢！”頓時引起學生的哄堂大笑。別看他樣子清瘦文弱，但吟誦時發(fā)出的聲音邈綿宏暢，極富藝術感染力度。當時我們系里還有幾位老先生亦善吟誦，但蔣先生的吟誦似更能讓眾多學子從中獲得強烈的感受。

先生對聽課學生極其負責，每個星期總會抽一個晚上去學生宿舍進行輔導。那時我們年級的同學住得比較分散，分別住在二號樓（今稱九號樓）、五號樓（今稱十號樓）、六號樓三處，如是安排無疑給老師的輔導增加了難度。其時我住在六號樓204室，先生一學期就蒞臨我們宿舍兩次，而且每次都是耽至晚自修結(jié)束，直到打了熄燈預備鈴才緩緩離去。像我們這樣的低年級同學，彼時尚未形成晚上去圖書館的習慣，每個房間總有幾個人留下來看書，先生的到來極受學生的歡迎。有的同學會臨時翻閱課堂筆記，以便找些問題向老師請教，老師則順便征詢一下在場者對課程的意見，或者問問同學的基本情況，諸如姓名籍貫、興趣愛好等等，師生之間的通問酬答，很快就增進了彼此之間的了解。

1960年秋冬，我們已升入四年級，蔣天樞先生為我們年級文學專門化的同學開設“楚辭研究”這門選修課，上課的地點在第一教學樓的1226教室。這門課是復旦中文系的名牌課程，此前給1956級學長講授時即獲得熱烈的反饋，有位叫王祖德的學兄干脆用“有貨”二字來贊譽。我們年級眾多學子選聽這門課程，亦很快進入了授課老師構筑的歷史環(huán)境當中，不時為其嚴密的考證功夫發(fā)出驚嘆。該課重視古代文獻的征核，推尊漢代王逸《楚辭章句》的文本價值，注重援引先秦兩漢時代的原始記載。而令我感觸尤深者，是先生對屈賦中的“興托意義”付以極大的關注，“欲于此推求其興托之意”，“闡明其興托之境界”，“庶于屈子所托物象外”，“領會其所托之事”。并經(jīng)常采用“屈文互證”和“以詩補史”的方法闡微發(fā)覆，由之著力開掘屈子生平與屈賦的意義，力求清晰地勾勒出騷人情志與時代播蕩之間的密切關聯(lián)。先生課堂教學依據(jù)的楚辭文本，當然是《楚辭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此外則較多援引兩部清人的相關著作，一為王夫之的《楚辭通釋》，另一為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當時兩書均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刊出版，我都從校內(nèi)的新華書店購得，閱讀參考非常方便。

蔣先生研究楚辭這套方法之形成，有著縱深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淵源。2019年冬天，我在上海遇見曩昔先生指導過的副博士研究生周明（原名周鎮(zhèn)吳），他回憶上世紀六十年代前期，先生在給手頭所帶的幾位研究生上課時，曾同弟子們談及他涉足楚辭汲討之緣起，謂：“游國恩研究楚辭是受了鈴木虎雄的影響，我則得益于王夫之思想上的啟發(fā)。”王夫之是明清之際的大學問家，壯歲嘗舉兵起義抗擊清軍，終生堅持愛國主義和唯物主義思想，他所纂撰的《楚辭通釋》，為我國楚辭研究史上重要著作之一，主旨在強調(diào)運用“屬辭比事”的方法注釋楚辭，藉此實現(xiàn)表達作者自己思想感情的訴求?！冻o通釋·序例》有云：“屬辭比事，未有不相屬而成事者?！币怨释跏纤Q的“希達屈子之情于言意相屬之際”，實與蔣先生說的規(guī)求屈賦之“興托意義”“庶于屈子所托物象外”“領會其所托之事”，不啻從大的思路上看是一致的，而且細察雙方之內(nèi)涵，亦包含著息息相通的旨趣。蔣先生誕育于華夏積貧積弱之際，中歲值逢山河破碎、外敵侵凌，避亂蜀地又遇敵機轟炸，卒至慘遭家破人亡的厄運。為此，他極易產(chǎn)生像王夫之那樣去理解楚辭的思想基礎，進而由思想上的溝通再達成研究和闡釋方法之認同。我們通過以上先生言簡意賅的自述，就不難感知他在這門課程里寓托的家國情懷。

“楚辭研究”課程的教材，由主講老師蔣先生自己編寫，早已交付學校教材出版科，由其組織人力刻寫蠟紙油印后分發(fā)給聽課同學。因為我是“楚辭研究”課的課代表，必須經(jīng)常關注這類具體事務。到了期中因出版科刻印跟不上課程的進度，怕上課時教材不能及時分發(fā)到選課同學手里，于是我約了一位同班學長，利用星期天一起去學校出版科刻寫蠟紙，承蒙出版科的老師熱情配合、迅速油印，得以比較順利地解決上課之急需。課代表聽到同學有什么反映，亦要及時與任課老師溝通。這個學期我嘗兩次前往第一宿舍（舊稱“廬山村”）11號先生家，一次是期中收集聽課同學意見后，去向先生作簡要的匯報。另一次是學期快結(jié)束時，將全體聽課同學完成的讀書報告交給先生。那天先生的心情頗好，說以后再給你們年級開“三國志研究”。不過我們這一屆學生已到達四上了，以后的一年半內(nèi)先生身體一直欠安，就沒有再給我們年級開設課程了。

二

現(xiàn)在回過頭看，五年本科漫長的學習生活仿佛就像一瞬間，1962年9月我本科畢業(yè)后，分配在本系古典文學教研室工作。教研室領導王運煕先生對我比較了解，報到后旋即同我商量進修事宜，他說要當好能夠從事古代文學教學研究的老師，應該有一個合理的知識結(jié)構。還說我們室里朱東潤、陳子展、蔣天樞等老先生都很重視經(jīng)、史的作用，建議我在近期將《詩經(jīng)》《左傳》《論語》《孟子》四部儒家經(jīng)典以及號稱“前四史”的《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通讀一遍，同時還要多讀些如《經(jīng)學歷史》《廿二史劄記》《清代學術概論》《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等近人論著。王先生說上述要求參合了教研室內(nèi)好幾位老先生的意見，其中蔣先生的意見占有很大的比重，目的是讓青年教師打好基礎，不要一開始就執(zhí)著于自己的專業(yè)方向。

我到中文系履職后，每星期五下午都在教研室參加政治學習，有的時候還安排教研室的業(yè)務活動。那時劉大杰先生要參加市里民主黨派的學習，這邊的活動他概不參加，趙景深先生則在系里掛點行政職務，故室內(nèi)組織的活動參與稍多。因朱東潤、蔣天樞兩先生住在學校附近，所以常能在教研室的學習會上見到他們。朱先生在會上喜歡發(fā)表意見，總是那樣談笑風生、議論不絕，蔣先生性格內(nèi)向，只是端坐靜聽別人講話，卻殊少開口發(fā)言。

剛參加工作這一長段時間的讀書生活，令我頓生如魚得水的感覺。1962年10月下旬，王運煕先生又傳達系里的一項決定，為落實周揚同志關于“搶救遺產(chǎn)”的指示，經(jīng)討論準備派我去向陳子展先生學習《詩經(jīng)》《楚辭》，以“青老掛鉤”的方式由陳先生指導我的業(yè)務進修。很快與陳先生見面后，對原來的讀書計劃作了一定調(diào)整，確定將《詩經(jīng)》作為近期閱讀的重點，其他書籍的閱讀則圍繞此項重點做出機動的安排。陳子展先生和蔣先生都是老復旦了，前者是復旦中文系的老主任，后者1943年自東北大學調(diào)入復旦，從那時候到六十年代初期，他們在本系合作共事已達二十年，第因兩人性格判然不同，陳先生狂狷剛烈，蔣先生耿介摯直，一言不合就容易發(fā)生沖突，有些沖突又植因于學術觀點與師承源流之不同。1951年冬，復旦師生赴皖北五河、靈璧兩縣參加土改，兩位先生還在農(nóng)村住地大吵了一場。諸如此類由長期抵觸形成的心結(jié)，想要一朝開解談何容易。不過我同陳子展先生“青老掛鉤”一事，蔣先生看得很平淡，并沒有因此對我見外。那陣子偶爾在路上遇見，他準會問問我最近在讀些什么書，勉勵我要好好用功，親切和煦的關懷悉如往常。

爰至1963年春，我差不多同時讀完《詩經(jīng)》與《漢書》，準備轉(zhuǎn)入《左傳》與《后漢書》的閱讀，還想抽點時間再讀些近人的學術論著。某日上午在國年路上適遇蔣天樞先生，感到那天他的精神特爽，相逢衢路，一笑莞爾，對著我說：“你記住了，我推薦一本書給你讀讀。”先生所推薦的那本書，是清人莫友芝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當天下午我即乘車去福州路古籍書店，在店里淘到一部此書的癸酉家刻本，其開本甚小宛如袖珍讀物，惟刊印之字跡清晰可觀，刻書的時間為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是際值莫友芝氏歿后二載，乃由其次子名繩孫者承繼父志集錄付梓。全書四冊前后厘為十六卷，實則包括了莫友芝、邵懿辰、汪鐵樵三家相關之著錄?！多L亭知見傳本書目》從性質(zhì)上看，與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大致相仿，都是參照四庫體例敘錄“經(jīng)籍刊板善劣時代”的，其刊出的年代要比《書目答問》略早一點。按照我當時制訂的閱讀計劃，屬目錄、版本、校讎方面，最低的要求必須讀完汪辟疆的《目錄學研究》、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張舜徽的《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三書，而版本方面就只有《書目答問》一種。蔣天樞先生深知我們這些人在版本方面純粹一片空白，單讀《書目答問》印象未必深刻，故特意將此書鄭重地推薦給我，俾與《書目答問》同置案頭一并閱讀，藉茲能夠獲得知識的互補而拓寬自身的認知范圍，并在科研實踐中逐步提高檢索材料的能力。他對后輩期望之殷由此益見。

1963年春、夏兩季諸事交集，我除了要繼續(xù)按計劃閱讀古代經(jīng)史典籍，還必須完成一篇關于《詩經(jīng)》的讀書報告。是際，我在陳子展先生指導下學習《詩經(jīng)》快半年了，應該寫篇報告作為考核的依據(jù)請陳先生審閱。我整理了一下這段時間讀《詩》之體會，覺得自己最感興趣且歷來爭論“猶如聚訟”者，是關于《詩序》的作者問題，故擬克服困難推考一下《詩序》作者究竟是誰，定了個“《詩序》作者考辨”的題目。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歷來分歧甚大，曾被四庫館臣稱為“治經(jīng)者第一爭詬之端”。緣此我向陳子展先生請教，蒙陳師匯總其長時期來形成的看法，作了如下詳明的回答：第一，他原先認為《詩序》系東漢人衛(wèi)宏所作，后來改變了看法，認定衛(wèi)宏所作之《序》實別為一篇，絕非鄭玄所箋而為今吾人所見之《詩序》也。第二，以為今吾人所見之《詩序》，其每篇冠于詩首之二句，如“《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此當為最初形成之古序，而以下續(xù)申之辭則屬后人所逐次添加。第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首二句為毛萇以前經(jīng)師所撰，而此下續(xù)申之辭為毛萇以后之經(jīng)師所綴，陳先生認為《四庫提要》的說法基本合理，倘將其間所說的“毛萇”改為“毛亨”，則庶幾全可信從矣。先生此期間還撰成《與友人論〈詩序〉作者書》一篇（該文厥后收入陳先生著撰的《詩經(jīng)直解》），供我在撰寫讀書報告過程中研習參考，從多個方面給予我啟示和鼓勵。

陳先生申述的這些說法，讓我覺得合情合理，《詩經(jīng)》在古代長期被當作教科書來使用，歷史上的經(jīng)師又世代相承課授生徒，誠然會針對課本在講解時一點一點漸次寫上自己的體會。于是我利用復旦圖書館有關《詩經(jīng)》藏書較為齊備這一條件，搜集抄錄了不少材料，讓讀書報告要寫的內(nèi)容有了粗略的輪廓。我的作業(yè)不是直接的考證，而是從問題的源頭講起，“稽索其爭論始末”，對論爭過程中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說法逐一“較其得失疑似”，試圖從辨析源流過程的探汲中來弄清問題。全文的觀點延續(xù)了陳子展先生的新認識，主要工作無非是為他這些說法找到證據(jù)。毛詩《詁訓傳》的作者是毛亨而不是毛萇，說明《四庫提要》所說之“毛萇”確實應改為“毛亨”。至謂東漢衛(wèi)宏撰作之《毛詩序》實別為一篇，非鄭玄所箋而為今吾人所見之《詩序》。我嘗努力爬梳漢魏六朝文史資料，羅列出七個證據(jù)，著重說明鄭玄所箋而為今吾人所見之《詩序》，決非如范曄《后漢書》所記載的那樣為東漢衛(wèi)宏所作?？雌饋砗孟窭碛梢呀?jīng)很充分了，但這些材料都只能從證偽角度提出反證，尚不足從正面為證明上述觀點提供有力的支撐。讀書報告到學期結(jié)束時要交給陳先生，眼看已到四月中旬，滿心以為必能找到的正面論據(jù)，虛無縹緲還不知在哪里呢，我心里真的有些著急了。

然而事情很快就有了轉(zhuǎn)機，一天上午我在學校1100號樓文科閱覽室看書，信手翻閱四部叢刊影印本（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無意中檢到該書的最后幾頁有對齊、魯、韓、毛四家詩的傳授淵源譜系的記載，其中關于毛詩的那一條記述，開頭嘗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而其結(jié)尾處又云，“東海衛(wèi)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自卜商至于衛(wèi)宏，中間差了好幾百年，今觀上引文字所具列之內(nèi)容，既云卜商（子夏）作《序》，又云衛(wèi)宏作《毛詩序》，顯而易見這里所講的《序》和《毛詩序》，本應是分屬不同時代和不同作者的兩篇文章?！蛾懯琛芬陨陷d述確是一條正面的論據(jù)，無疑能給我想申述的觀點提供強有力的支持。此際我的心情異常激動，轉(zhuǎn)而又生怕這段文字不是原始記載，由此讓人感到說服力不強。故又參詳丁晏、羅振玉、余嘉錫諸家所作的考訂，斷定今所見之《陸疏》確為三國時人陸璣之原作，上面所征引的這條材料又確屬陸氏所著之原文。如是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頓時給我?guī)頍o比的快慰，覺得那篇讀書報告現(xiàn)在可以動筆了。

那天午前，我返回宿舍時，在校園里碰到蔣天樞先生，他剛從第一教學樓內(nèi)的新華書店出來，與我同路歸家。我想先生對先秦兩漢的文史資料極其熟悉，正好就上面所說的問題向他請教。我簡單地講了一下事情的由來，旋即問他，如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末后關于毛詩傳授源流的那條記載，既云卜商作《序》，又謂衛(wèi)宏作《毛詩序》，一者稱為《序》，另一者又稱為《毛詩序》，此二者是否可理解為原本就是不同的兩篇？先生聞言不假思索只說了兩個字，“可以”，他說話時并未停下腳步。接著我又問，《陸疏》那一條記載從文字上看是否可靠，回答同樣只是說了兩個字，“可靠”，語氣可謂斬釘截鐵。先生的反應如此敏捷，見識又如此透辟，令我內(nèi)心受到極大的震撼，想不到此期間我?guī)捉?jīng)周折查證得來的結(jié)果，竟盡在先生的掌控之中。事實說明他對以上議題確曾做過細致的考察，所獲得的認知又盡儲腹笥之中從不聲張，治學果能臻于此境非常值得敬佩。雖說在《詩三百》的研究領域中，陳子展先生號稱傾向三家，蔣先生則標榜獨主毛傳，過去因?qū)Α对姟穼W的某些問題理解不同，乃至發(fā)生爭執(zhí)各不相讓。但現(xiàn)今面對《詩序》的作者和時代問題，兩位前輩老師竟不謀而合地想到一起去了，從中所表現(xiàn)出的實事求是、服膺真理的精神，顯得尤為可貴。我深幸能在學風如是良好的環(huán)境里成長，對自己學業(yè)上的進步充滿信心。以后完成讀書報告一路順暢，終于得到陳子展先生的認可和稱許。

接下來的漫長歲月，坐下來安靜讀書的客觀條件大不如前，繼而又完全停下課程搞運動了。不過我還是愿意抓緊一切可利用的時間，盡量多讀些自己尚未接觸過的文史類基本古籍。這樣的閱讀在1967、1968兩年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特別是1971年3月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后，個人的讀書環(huán)境有了明顯改善。洎于我的住址靠近第一宿舍，以故茲十余年間仍有面聆先生教示的機緣。譬如有段時間我想讀點清人的學術筆記，原先教研室為青年教師開列的書單上有顧炎武的《日知錄》、趙翼的《陔馀叢考》、錢大昕的《十駕齋養(yǎng)新錄》等三種，唯因能夠投入的時間不多，希望先生給我擇定一種先行閱讀，先生沉思片刻告訴我說：“你首先讀錢大昕的《十駕齋養(yǎng)新錄》，其余兩種不妨留待他日再讀?！绷硪淮卧捈扒宕摹对娊?jīng)》注釋本，我說以往只讀過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和姚際恒的《毛詩通論》，先生提醒我說：“這是不夠的，必須要把陳奐《詩毛氏傳疏》認認真真通讀一遍，《詩毛氏傳疏》在《詩》學中的地位極高，如將此書真正讀通，那就不必再去讀其他的書了。”先生在此特殊時期申述的以上論學主張，對我們這些渴望提高自己業(yè)務能力的后輩來說，乃恍如《莊子》里面提到的“足音”，聞之輒即“跫然而喜”焉。

三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向不被媒體關注的蔣先生，緣其接受老師陳寅恪先生的托付，為此擱置自己的研究計劃，不顧老年體弱多病，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重重困難，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陳寅恪文集》的搜輯、整理和編校工作，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配合下，將陳氏這位贏得世界性聲譽的學術大家的成果，完整地呈現(xiàn)在世人的面前，一下子成為各種媒體爭相報道的對象，可謂進入了他一生中的高光時刻。當于此際，他在清華研究院學習時的老同學姜亮夫先生就說：“蔣天樞先生完成了義寧陳先生文集的編輯，是我們這些同學里的貢獻最大者?！?/p>

蔣先生編輯寅恪先生文集的具體任務，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便開始付諸實施，最初階段做了大量的材料搜尋和文稿的勘定工作。自1973年起，則集中精力轉(zhuǎn)入論著的整理和編撰。有鑒于當時復雜的政治形勢，該項工作完全是在不事聲張的情況下悄悄進行的，1977年因大環(huán)境的改善遂得以公開。至于蔣先生主動跟我談起《陳寅恪文集》的事情，那已經(jīng)是1981年的3月份了。一個洋溢著暖意的春日下午，我在復旦大學校門口遇見先生，他的精神狀態(tài)顯得異常放松，并告知我《陳寅恪文集》業(yè)經(jīng)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消息，該書的各個分冊亦將陸續(xù)刊布發(fā)行。先生帶著欣慰的語氣對我說：“以后讀陳先生的論著就很方便了?！币∠壬俏覈氖穼W界之巍峨巨擘，我自昔年入籍復旦就讀以來，經(jīng)常能從前輩老師口里知道一些有關他的傳奇故事，對于他所取得的那份獨特的學術成就，我也一直心存傾慕，經(jīng)蔣先生這么一說，立刻激起了我求購與閱讀《文集》新書的熱望。

我購買《陳寅恪文集》所刊的新書，并沒有全部買下，因為我此前曾聽王運煕先生的介紹，1961年買過一本《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將它陸續(xù)讀完。陳寅恪先生探汲唐代文學，最關心的乃是中唐而不是盛唐，且又以韓愈、白居易等大作家為重點，這一突破口的選擇對我有顯著的影響。約在1974年有個偶然的機會，繼而得到一本《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56年）。此書屬已故王欣夫先生之遺物，欣夫先生專長研究目錄版本，由于藏書甚多，家里放不下，有一架書是寄放在系里一個空閑房間里面的。這個房間后來系里說要用了，就只能將這些書賣給古籍書店，那時單位或個人的書，賣出來的收購價是很便宜的。徐鵬老師是王欣夫先生的傳人，他受王欣夫先生家屬的委托在那兒料理，我剛好從房門口走過，他說：“老陳，你來，看看需要什么就挑幾本。”我想拿得太多不好，所以隨手挑了兩本，一本是陳垣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另一本是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妒稣摳濉繁”∫槐?，我用兩天時間把它讀完了，使我心里感到特別震撼的是它最后一個部分，講到唐王朝跟北方少數(shù)民族、跟西北少數(shù)民族，它們之間攻防、勝負、利害、盛衰的連環(huán)性關系，陳先生把事理演繹得如此透徹，真可說是抵達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的《陳寅恪文集》，我先后購得《寒柳堂集》和《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三種。另有一種作為附錄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則是蔣天樞先生送給我的。某日，我看《金明館叢稿初編》里的《書魏書蕭衍傳后》一文，發(fā)現(xiàn)該文所轉(zhuǎn)引的《顏氏家訓》一段文字的標點有些失當，本來是一個很小的問題，但我想蔣先生在這方面的要求很高，應該讓他知道一下。我在校園里碰到章培恒先生，同他說了這件事，章先生說蔣先生不會搞錯的，但章先生回去還是跟蔣先生講了。大概隔了一個星期，蔣先生跑到第八宿舍來找我。因為我住在四層樓上，當時先生年齡已交八十，爬四樓一定很累。他帶上一根黃藤杖，還背了一個藍布包，一進門就講：“聽說你看到這個書上有個錯誤，拿來給我看看。”我急忙把那本《金明館叢稿初編》找了出來，蔣先生一看說那確實是錯了，即隨手在自己書上做個記號，然后定了定神對我說：“《陳寅恪文集》已經(jīng)出的幾本書我也在核對，我把校對所得的結(jié)果依次抄寫在一張紙上了，你可全部抄錄下來，或則再過錄到《文集》的原書上去?！蔽倚南胧Y先生這么認真，不敢不照他的意思做。先生所作的?？庇?，計有《寒柳堂集》六條、《寒柳堂集》附錄《詩集》五條，《金明館叢稿初編》四條，《金明館叢稿二編》三條，加起來一共十八條。我一一抄錄下來以后把那張紙還給先生。先生嘆了一口氣說：“這樣的書現(xiàn)在讀的人越來越少了?！迸R走時，他贈我一冊《哈佛亞洲學報》的英文抽印本，其內(nèi)刊載陳寅恪先生所撰《韓愈與唐傳奇》論文一篇，這也許是蔣先生對我的獎勵吧。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北京有個《文獻》雜志，主編是陳翔華同志，杭州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yè)的。他來上海找我，希望我當他們的外聘編輯，負責去約復旦那些老先生的稿子。書目文獻出版社準備編一套《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家傳略》，復旦文科很多老師他們要約請寫的，比如我們系郭紹虞、朱東潤、劉大杰先生，歷史系譚其驤、蔡尚思、王造時先生，外文系伍蠡甫先生，經(jīng)濟系的吳斐丹、蔣學模先生，都撰寫了文稿寄給他們輯入這套叢書的。大概在1983年，陳翔華同志來信，讓我去問問蔣天樞先生，希望他能夠?qū)懸黄愐∠壬膫髀?。我去蔣先生家傳達上述意思后，蔣先生一口答應，我很高興。過了一個月左右，路上碰見先生，他說你要的那篇傳記已經(jīng)寫好了，你什么時候拿去。我拿到稿子即刻展讀，先生寫得非常認真，全稿均為工整的繁體字，采用灌注藍黑墨水的自來水筆書寫。我讀畢覺得有兩處印象特深：其一，該傳轉(zhuǎn)引寅恪先生寄自德國之《與妹書》原文，強調(diào)語言學研究上有印歐語系及漢藏語系之分，“如以西洋語言科學方法為中藏之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以上說法實則體現(xiàn)傳主在中外文化交流大格局下所持之治學理念。其二，茲傳話及寅恪先生當年留德之情況有云：“昔年先生嘗語樞，在德時曾讀德文版馬克思《資本論》，或謂先生不讀馬列書者，誤也?！币詴嫘问降兰瓣愊壬x德文版《資本論》一事，要當以此篇傳記為時最早。該稿不久即由北京圖書館《文獻》雜志發(fā)表，至于它被收入《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家傳略》十一輯，那應該算作蔣天樞先生之身后余事矣。

經(jīng)過多次接觸，蔣先生大概覺得我還可算作《陳寅恪文集》的熱心讀者，故較樂意同我說起陳先生的一些往事。有一次，談起陳先生曾在好幾個國家留學，說你們不要看他一會兒在這個國家，一會兒又到那個國家，好像風光得很，其實他這種流寓生活可謂備歷艱辛，特別是有段時間官費停了，連解決衣食問題都很困難，倘無毅力是堅持不下去的。在談到寅恪先生個人的興趣愛好時，又說陳先生有一特點大家不太知道，他是一個很有情趣的人，每到一處總是注意考察當?shù)氐娘L土人情，后來他給門下弟子轉(zhuǎn)述這些經(jīng)歷，頗能讓聽者產(chǎn)生仿佛身臨其境的感受。那天蔣先生很高興，還談到1949年末至1950年初，中蘇兩國領導人在莫斯科會談，席間斯大林曾提到過陳寅恪先生，當問及陳先生現(xiàn)今在何處，周恩來總理是知道的，就說他在嶺南大學。我自1957年考入復旦，屢聽前輩老師們道及此事，彼時只是將其當作一般的傳聞看待，現(xiàn)在聽到與寅恪先生關系甚密切的蔣先生也這么講，始信其必有確實的根據(jù)。

對于陳寅恪先生學術上的殊勝成就，蔣先生仰之彌高、鉆之彌深，成為他一生向往和努力實踐的終極目標。每當他談及陳先生治學做出的貢獻，感佩推美之情總是溢于言表。第因十多年前我曾聽他說過，熊十力先生是很有學問的人，所以在他談到寅恪先生時，就問他熊十力的學問應作何種評價。蔣先生聞言正色斂容，嚴肅地說：“熊十力怎么能同陳先生比，陳先生開始做學問的時候，熊十力還在當警察呢！”后來他又提到陳垣先生，說援庵先生誠然是一位大家，但是跟寅恪先生比較，在治學特點上有明顯差別，從兩人各自能夠達到的高度來看，認為還是寅恪先生要更加高遠些。這樣講或許會引起爭論，但我仍傾向認同蔣先生的說法，陳垣先生作為一位史學大家，在乾嘉諸老成就的基礎之上，將舊學中的考證方法發(fā)展到了極致，自始至終貫注著嚴格的科學態(tài)度，俾其成果足以充當實證研究的典范，并由此拓展出了史源、辨?zhèn)巍⑹分M、紀歷等多門具有系統(tǒng)性的學問。陳寅恪先生的學術研究，除了具備嚴格的科學態(tài)度外，同時蘊含了豐富的人文精神，他的論著才氣橫溢又引人入勝，由之達成巨大歷史內(nèi)涵與哲理、詩情的結(jié)合，就像四季蓊郁的常綠樹一樣，枝枝葉葉都透現(xiàn)出生命的光彩。如是境界絕非單純操持考證一法所能致達，而就中能夠起到主導作用的，則是先生天才的預判能力和過人的遠見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