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何為》（北京大學出版社）中，您提出了“生態(tài)閱讀”——何謂“生態(tài)閱讀”？

陳永國：我所說的“生態(tài)”雖說具有環(huán)境保護主義的“保護閱讀之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意味，但更多的是提倡一種自然主義的閱讀（naturalist reading），也就是對立于一種愈加市場化的“虛假閱讀”（artificial read?ing）的閱讀，后者是一種“為閱讀的閱讀”（readingfor the sake of reading）。這種“閱讀”多半是指近年來愈趨嚴重的脫離文學本體的理論泛談，或依賴二手資料侈談作家作品的“冒名研究”，或只為顯示“學術成功”的裝裝樣子的閱讀。真正的閱讀是祛除了一切偽裝的，是回歸物自體、也即回歸文學文本自身的閱讀。

艾略特說：“最偉大的詩可以用最經濟的文字寫成……每一個偉大英國詩人的語言都是他自己的語言?！蹦绾慰?？ 寫詩、讀詩、譯詩，您在詩歌的王國里縱橫馳騁，是否找到了通往詩歌桂冠的捷徑？

陳永國：艾略特所說的是詩歌語言的問題。詩用最經濟的文字寫成，是因為詩的語言是破碎的。詩人首先要學會如何打破句法、語法和詞法，打破語言的規(guī)則，用零碎的詞語把瞬間閃現(xiàn)的感覺和思想記錄下來。對詩人而言，存在的只有靈感閃現(xiàn)之時尚未被現(xiàn)實世界污染的、過去與未來尚未相遇的那一瞬間，那是純真至簡的永恒時間。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詩人用以記錄這一至簡純真時間的語言也必定是他自己的。詩人的純真就在于他/她在記錄永恒時間的時刻從不參與過去和未來；詩人無需查閱任何資料；詩人只用自己的語言寫作。需要更正的是，不僅僅每一個偉大的英國詩人是如此，每一個偉大的中國詩人、德國詩人和其他任何民族的詩人也如此；偉大的詩人超越國籍。

您出版詩集五部，在這個基礎上翻譯詩歌，譯詩的過程，是否仍會遇到不同的挑戰(zhàn)？

陳永國：我寫詩純粹是出于興趣。雖然在我的著述和譯著中常常出現(xiàn)自己譯的詩文，但我并未出版過真正意義上的譯詩集。寫詩的經驗對于譯詩自然是有益的。楊周翰、王佐良等前輩以及現(xiàn)今流行的西方譯論者都認為只有詩人才具備譯詩的資格。這當然不無道理。換一個角度看，譯詩是詩，不是譯詩。意思是說，譯詩不是原詩的翻譯，而是譯者自己“寫”的詩。即使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其韻律、韻腳、音節(jié)等如此規(guī)范明確，但不同譯者的產品依舊差別巨大。莎士比亞寫詩時經歷的永恒瞬間只能屬于莎士比亞，而不屬于任何其他人，哪怕是艾略特所說的英國人。譯者翻譯的詩也只能屬于譯者，而非作者。

然而，詩并非不可譯。只不過譯詩是詩，是譯者的詩，而不完全是所譯詩人的詩。在這個意義上，原詩提供的是經驗世界，是存在和現(xiàn)實；譯者在閱讀這個經驗世界和現(xiàn)實存在之時所遇到的挑戰(zhàn)不是“回歸”莎士比亞，而是如何面對和體驗莎士比亞所提供給你的這個特殊的世界。當然，與譯詩相比（如果真的有的話），寫詩則是一種自由。

在《閱讀世界詩歌》（清華大學出版社）自序中，您坦誠地提到自己是為了在大學生中推廣文學閱讀。在平時的教學中，您會有意識地去做這項工作嗎？ 會不會經常給學生開書單？

陳永國：文學閱讀是一種興趣，或者說是興趣所使然的一種精神活動。其所滿足的首先是精神的愉悅，其次才有其他諸種功能，如道德教育或意識形態(tài)教育；因此當以興趣為先。即使是教學大綱或各種規(guī)定性的閱讀書目，也必須趣味性和文學性兼具，否則會由于興趣索然而導致文學閱讀的失敗。關鍵的一點是，興趣不是教學大綱之制定者的，不是教師的，更不是為迎合某種專橫的教育目的的。在我的教學和論文指導工作中，我基本上不會推薦任何規(guī)定性書目。教學中，我會在討論某一位作家作品的同時向學生提供十幾條跨越文化和國族的不同線索，感興趣的和閱讀能力強的學生可以順著這些線索去閱讀十幾位乃至幾十位同類的作家作品。

《閱讀世界詩歌》其實是我和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教授大衛(wèi)·達姆羅什的一項合作的副產品，即計劃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的《世界文學經典》。書中所選從薩福到沃爾科特計24位具名詩人和兩種古代“歌”型，基本上呈現(xiàn)了世界詩歌發(fā)展（中國詩歌除外）的全貌，并能從個體篇章掌握個體詩人的全貌。該書旨在“通識”，而“通識”旨在“全才”。要成為“全才”，文學知識，尤其詩歌知識，則為其不可或缺之首要。

在成長的過程中，有沒有老師對您有過類似（建議閱讀）指導和幫助？

陳永國：如果這里所說的“成長過程”指的是青少年時期，那么我所接受的星星點點的文學教育也不過是中學課堂上的一些文學知識，或我那一代人都讀過的《苦菜花》《歐陽海之歌》《暴風驟雨》或《青春之歌》等小說。我最懷念的時光是中學之前的、包括小學時期在內的童年。那是晚飯后在田野里與其他孩子們的“會戰(zhàn)”，是雨后在路邊拾魚、春天里學著布谷鳥叫、四季都跟著野兔奔跑的時代。那是一段沒有任何書本閱讀、在大自然里狂野地發(fā)掘“第一天性”的時代。中學時，我有幸認識了一位木匠師傅，曾和他一起“看守”過學校的農場。他不但教我學會如何做豆腐，還給我提供一系列“黃頁筒裝書”：《濟公傳》《七劍十三俠》《西游記》等，而對我的一生影響甚大的就是連他自己也沒讀過的《古文觀止》。這對于一個出生在上溯幾代目不識丁的農民家庭的孩子來說，真的是一種奢侈?；叵肫饋恚錾诟F苦無書的農民家庭、而非圖書琳瑯滿目的書香門第，倒也是一件幸事。就我而言，自然中的性情陶冶和樸素的“唱本閱讀”令我受益終生。

由此，我既能夠理解盧梭所謂自然教育的合理性，也能深刻領悟梭羅筆下童話般的、神話般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對我而言，這是閱讀的真正開端。

《閱讀世界詩歌》封底上寫：“讀懂了一個人的詩歌，也就讀懂了他/她的人生?！痹鯓硬潘闶钦嬲x懂一首詩？ 能否結合一首詩，具體談談您對詩歌的閱讀和理解是怎樣的？

陳永國：或可反過來說：沒有哪一個讀者能真正讀懂一首詩，因為一首詩就是一個人生。有時候，詩人自己也未必讀懂自己的詩，因為他所寫的未必就是他所意味的，或者，他所意味的未必就是他寫出來的。寫作是一種遮蔽，閱讀亦然。

您有一讀再讀的書嗎？ 經常重溫的是哪些書？

陳永國：早年時一讀再讀的書是《古文觀止》，為的是書中的文采和思想。走上文學教學和批評之路后，不斷重溫的書便是教學和研究所涉及的作品。不過，即便是同一門課在不同學年的重復，我也經常做大幅度的調整，所以，有些作品在我的教學閱讀中只出現(xiàn)一次就被淘汰了，而另一些作品卻不斷重讀，而每次重讀，都必有新的理解和感悟。在我所接觸到的文學作品中，我感興趣的還是詩歌、中篇和短篇小說。而最令我著迷的首先是福克納的作品，其次是《理想國》《懺悔錄》《愚人頌》這類哲理文學作品。

您有枕邊書嗎？

陳永國：枕邊書對于我而言是一種奢望，也常常想在枕邊放一些想讀的書以便能夠在某一天將其作為學術成功的一個小小噱頭。但不巧的是，我的枕邊與案頭始終相離甚近。無論年輕時全家四口穴居于同一陋室，還是幾經奮斗終于擁有“自己的一個房間”后，我的案頭總是不離枕邊，或者說，枕邊即案頭，案頭即枕邊。所以，即使想要睡前精神放松一下，讀讀“閑書”，像柏拉圖那樣枕下放一本薩福，或像彼特拉克那樣帶上一本書登上旺圖山頂，或像馬基雅維利那樣閑來讀讀奧維德，也終始未果。伴我入睡的基本上都是案頭公案，即研究或翻譯或備課時未圓滿解決的問題。幸運的話，這些公案將升華為彩色的夢，醒來時彩蝶紛飛，鮮花遍野，即成詩文。不然的話就變成黑色夢魘，常常是尿急找不到廁所、攀巖半途而落、疾馳找不到剎車閘的尷尬狀態(tài)。說實話，即使退休之后，教學科研沒有了以前的緊迫感，睡前讀的也算不上是成功知識分子的枕邊書，而不過是日常閱讀和研究的延續(xù)而已。我自己的幾首被朋友認為有些“震撼”的詩就是噩夢醒來的產物。

您有怎樣的閱讀習慣？ 做筆記嗎？

陳永國：讀書做筆記是一種必須，如果你不想浪費時間把一本書從頭到尾多讀幾遍的話。有些書如果能夠買到，就一定買，這樣讀起來可以隨意標注，作記號；如果是從圖書館借來的書，你就不能這樣恣意任性。而且，不但讀書時要做筆記，聽報告、散步、閑逛都要隨身帶個筆記本（現(xiàn)在是手機）。也就是說，一旦“靈感”突顯，隨時隨地都可以記下來，以備后用。但這個“后用”不能等待太久，否則也會不知其所云的。

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見到誰？

陳永國：在世的作家我誰都不敢見（盡管常常在運動場上見到跑步的格非）。至于已故作家，我想我最想見的是惠特曼。我想親口問問他，他筆下的草葉們何以在他所處時代波瀾壯闊，豪放不羈，大氣飛揚，而到了21世紀的今天，又何以死水一潭、束手束腳，任由寡德癡愚者踐踏和擺布。

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陳永國：《魯濱遜漂流記》，奧勒留的《沉思錄》和《黃帝內經》。它們能讓我盡快熟悉新環(huán)境，沉穩(wěn)地思考人生，如果愿意的話，或許能順利逃離荒島，最終回歸人類社會。

假設正在策劃一場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陳永國：我想我首先應該知道這是什么性質的宴會？ 誰主辦？ 誰出席？ 誰講話？ 吃什么？ 喝什么？ 甚至有無娛樂活動等。如果所有這些無從知曉，那就隨便請一位已故的外國作家吧，比如波德萊爾或埃倫·坡，甚或喬伊斯。如果路途不夠遙遠，也可以請一請荷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