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1907年7月15日在紹興就義后，百年來關(guān)于她的討論與敘述一直不曾停歇,評論家夏曉虹從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思潮視野論述秋瑾，在細致爬梳秋瑾史料的基礎(chǔ)上對秋瑾的經(jīng)歷、人生際遇、個性、思想、詩詞作品的流傳，以及形象的演化等進行了闡釋。

秋瑾在晚清文學(xué)中的悲劇主人公之定格，本有時代的錯置。因此，進入20世紀第二個十年，其形象之改變亦在情理中。具體說來，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發(fā)生，實為重新敘寫秋瑾帶來了轉(zhuǎn)機。

此一關(guān)聯(lián)在吳芝瑛當年12月23日寫作的《〈秋瑾遺著〉序》中已說得十分明白：

嗚呼！秋瑾之歿，于今五年矣。今武漢起義，天下豪俊之士，云合景從，討伐其君。……秋瑾不幸赍志以死，不及于身親見之；庶獲有償遺志之一日，于秋瑾亦復(fù)何悲！

作為盟姐，吳芝瑛既在1907年秋瑾遇難六日后，即率先發(fā)表悼念之文《秋女士傳》；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不過兩月，她又在《民國報》發(fā)表了新撰寫的《祭秋瑾女士文》。此文的基調(diào)與1907年8月刊出的祭文明顯不同，以“烏呼！君之死，天下冤之，莫不切齒痛心于官吏之殘暴也”開篇的《祭秋女士瑾文》，全篇貫穿了對下達殺人指令的浙江巡撫張曾敭的憤恨與嘲諷；而四年后的新作已更欣慰于“君志今成”，明顯有告慰先烈之意。于是，先前一再嘆悲訴秋冤的吳芝瑛，已敏銳地以“吾謂無哀也”“革故而鼎之新，殆女子之所有事”講論秋瑾的被難。

無獨有偶，1907年與吳芝瑛一同發(fā)起葬秋義舉的徐自華，也以秋瑾摯友的身份，于1912年元旦，撰寫了《西泠重興秋社并建風(fēng)雨亭啟》，呼吁恢復(fù)1908年2月為紀念秋瑾而成立的秋社的活動，前提也是：

頃者革命功成，共和愿遂，凡諸往烈，咸與表彰。而如瑾者，俊偉激發(fā)，尤吾女界之光，可無念乎？

伴隨著秋瑾從女界先覺到革命先烈的定位移轉(zhuǎn)，敏感的文人也開始重構(gòu)秋瑾的文學(xué)形象。并且，這種創(chuàng)作激情集中在1912至1913年間，正好和吳芝瑛、徐自華的光大其事緊密呼應(yīng)。彼時的作品以戲劇為主。除了將1907年完成的《（神州第一女杰）軒亭冤傳奇》更名為《（中華第一女杰）鑒湖女俠傳奇》，并于1912年重新印行外，此兩年間至少還有四劇面世，即童蒼懷（愛樓）的《斬秋瑾》、洪炳文（楝園）的《秋海棠傳奇》、自由演劇團演出的《女英雄秋瑾》與許嘯天（則華）編排的《秋瑾》。前兩個戲本分別刊載在1912年1月8—12日的《申報》與同年1、2月的《小說月報》第2年第11一12期，后兩部新劇則先后于1912與1913年搬演。而根據(jù)瑞安務(wù)本印書局辛亥冬月版《（社會小說）秋海棠傳奇》的洪氏《自序》，可知此劇原是戊申（1908年）三月的舊作，其時距秋瑾遇難尚不足一年。因其在晚清不曾刊載，故也放在其后的“秋瑾文學(xué)”中一并討論。

《秋海棠傳奇》在《小說月報》刊出時，作者署名為“悲秋散人”，這在洪炳文的戲劇發(fā)表史上為僅見，說明此號乃專為秋瑾而取。戲中以“秋海棠花神”為秋瑾之化身，雖假托天界故事，卻處處關(guān)合當日史事，故劇名前也特意標出“社會小說”的類別。

全戲分為三出：《花淚》摹寫秋瑾之愛國情懷，《花判》表現(xiàn)秋瑾之受審問斬，《花吊》演出同志之祭掃秋墓。末尾以“待后人譜出新詞，依托名花傳女史”結(jié)束全劇，可見洪氏正以此自許。

由于劇本撰寫于武昌舉義前，因而，洪作實與清末使用化名發(fā)表的《六月霜》與《軒亭冤》兩部傳奇，在秋瑾的形象呈現(xiàn)上無大差別。

一如晚清戲曲的極力凸顯秋瑾關(guān)心國事、憂心如焚，秋海棠花神一登場，所唱《臨江仙》曲詞也自表“愛國哀花［腸］憂國淚，閨中獨自酸辛，扶持祖國屬何人”。只是，與《軒亭冤傳奇》第一出以觀賞法國自由花吐露秋瑾的“奇懷俠抱”不同，洪炳文更愿意讓筆下的主人公回歸本國文學(xué)傳統(tǒng)。于是，在愛國女杰秋瑾身上，我們又發(fā)現(xiàn)了林黛玉的影子：

深閨無計展眉顰，不為悲秋淚滿巾［襟］。莫問斷腸當日事，前生原是美人身。

自報家門時，秋氏也稱說：

奴家神州香積國中一位秋海棠花神是也。生居香界，身屬閨流。前身是思婦之淚所化，一靈不昧，結(jié)習(xí)逾深。自恨托根，已無凈土?？姺贾彿x，熱血來潮；痛時局之阽危，傷心善哭。由是終日懨懨，盈盈垂淚。近年以來，遂自號淚秋女史。

盡管其淚“不因兒女之私情，實為國民之公憤”而灑，可一旦與終日以淚洗面的黛玉聯(lián)體，其本身所有的英風(fēng)豪氣不免大打折扣。

不僅此也，為了展現(xiàn)秋瑾的救國熱腸，作者甚至讓舊時戲曲中的忠烈之士一并附身，秋海棠于是竟然說出“將欲伏闕陳書”的念想，只是因“萬里君門，納牖無聞”而作罷。這一與主張民族革命的秋瑾全不搭界的虛構(gòu)，表明作者對其筆底的人物實在相當隔膜。秋瑾在此劇中，因此不脫女學(xué)先進的范型。其說“吾想國民之弱，由于種族”，自然也不關(guān)乎秋瑾加入的同盟會綱領(lǐng)“驅(qū)除韃虜”，反倒和“興女學(xué)”掛起鉤來：

欲強種族，端賴胎教。胎教一事，肇自女界。女界未經(jīng)開通，文明無從輸進，種族無自而強，胎教無從而講。若推源而論，非興女學(xué)，無從下手。

為此，秋氏才有“約定同志，辦一女學(xué)，以強種為宗旨，以運動為主義”的舉措。而女學(xué)堂演習(xí)兵式體操的目的也十分單純，只在“操練肢體，活動血氣”“生下幼孩，自然強壯”。也即是說，辦女學(xué)，在秋瑾仍屬于救國方策之一種。

如此，《花判》一出所寫，必然也與晚清流行的“冤獄”之說如出一轍。秋瑾為自己辯護，還是哀叫：“苦呀！吾平日言論自由是有的，不過說男女平權(quán)的話頭，如何便算是叛逆？不過感慨世事，憤激不平是有的，如何便叫做不軌？”臨刑前，秋氏也如同竇娥的怨憤沖天：“我只憑一腔熱血從空灑，你要看六月飛霜怨［怒］氣沖?！睂⒁晃弧皭蹏鴳n時”“以身許國”的女英杰平白殺死，這才是令作者最為傷心動情之處。

而被《秋海棠傳奇》遮蔽不見的秋瑾的革命意識，在寫于清廷已然傾覆之后的“帶唱半新戲劇”《斬秋瑾》中，便不再有所顧忌。此番秋瑾上場，自道身世，反對清廷統(tǒng)治的政治立場己十分明確：

我名秋瑾，小字瑜娘，乃浙江紹興府山陽縣人氏。幼承母教，長讀詩書。閑閱報章，知我國滿族當權(quán)，國將不保，蕓蕓四百兆，將有奴隸牛馬之禍。握政柄者不知御外，惟知壓民，奴隸之奴隸，惟我漢族人受之。

由此，戲中秋瑾“百計思維”得出的結(jié)論便是：“欲挽狂瀾，須驅(qū)滿族。”這一恰合當時時代氛圍的人物心聲，也因貼近秋瑾的真實想法，而為“秋瑾文學(xué)”新形象的誕生開了先聲。

不過，作者的政治認同雖已轉(zhuǎn)變，“冤獄”的影響相沿日久，一時卻也無法完全擺脫。表現(xiàn)在戲中，即是有意將秋瑾置于知情而不與事的情境。在宣示過自家的反清意識后，童蒼懷又要秋瑾表白：“昨日同鄉(xiāng)徐錫麟有書到來，意欲推翻專制，建立共和。此事深合吾心。恨吾女流，愛莫能助，有負徐之深心。進退不得，為此仍在大通學(xué)校教書度日?！庇写艘环亯|，面對紹興知府貴福的刑訊，秋瑾當然仍可以心安理得地爭辯：

俺與徐錫麟，祗有友誼，卻非同謀，何得捕風(fēng)捉影，移禍江東？俺平日主張男女革命，并非主張種族革命，還望三思。

這一看似重落窠臼的演述，其根底實已截然不同。因之，秋瑾被斬首的意義，在此劇也與《秋海棠傳奇》所延續(xù)的抗議官府冤殺愛國女杰相異，而落實在啟發(fā)革命思想一端。

無法否認，在懷疑女子的救國能力上，童蒼懷與洪炳文并無二致。洪氏始終讓秋瑾“自恨作釵裙”，痛心“不能彀效大丈夫建立功業(yè)，定傾扶?！?，因此才從生育強壯國民的角度，肯定秋瑾的開辦女學(xué)。而童氏也為秋瑾設(shè)計出“我女流、慚無能、欲仗男子，為此在、學(xué)校中、培植英賢”的唱詞，于是，秋瑾在戲中未參與徐錫麟的起事，也自承是“力不從心，千古恨事，思想起來，好不慘傷人也”。只是，這一對秋瑾女性覺悟的錯誤體認，在《斬秋瑾》中并末如《秋海棠傳奇》的一往不復(fù)，反是峰回路轉(zhuǎn)，最終扣上了政治革命的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