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佩淋：陳老師，您好！很高興有機會跟您一起探討“新南方寫作”?！靶履戏健弊鳛橐粋€寫作話題或者寫作的方法和視角，在一批作家和批評家的努力下，逐漸成為令人矚目的文學議題。“新南方寫作”雖然以地域書寫為名，但其實想要通過啟動地域文化視角、培育具有地域特點的文化主體來革新漢語寫作。在您的經(jīng)驗中，您所居住的城市地理氣候、地域風物對您的文學創(chuàng)作有影響嗎？

陳蔚文：我想肯定是有影響的，不一定是顯性的，城市不同的氣息與文化，注定會對生活在此的人起到某種浸潤式影響。地域會塑造一種風俗，滋生一類脾性，但同時，后天的自我教化，包括接受的文化對人的賦形會起到更大作用。隨著人口流動與網(wǎng)絡發(fā)展，人們被“通約”的部分越來越多。就我個人而言，無論人或作品，屬性都偏南方一些吧，不屬曠達、沉厚那類，重視細節(jié)，有時寫一篇小說只是因為一個場景，一件打動我的小事。

俞佩淋：在你人生中輾轉(zhuǎn)的幾個重要城市，你對它們各自的印象以及它們對你寫作的影響如何？

陳蔚文：南昌是我的成長地，它的煙火、市井，其實挺像池莉筆下的武漢——江湖，散漫，任性，俠義，五湖四海，千人千面。我早期的小說《征婚》《流水十年》等，人物背景都是這座城市，里面充滿市井生活的日常悲歡，小人物的生存韌性。

我也曾在上海工作生活五年，這個都市既有奢雅小資的“新天地”，也有寒陋的“下只角”，兩極落差正顯出它的豐富性。有時白天和采訪對象在外灘的咖啡館聊天，下班到街道小菜場買剛出鍋的炸帶魚，轉(zhuǎn)換自如，這是大都市特有的豐富、松弛與包容。這段經(jīng)歷，我寫過小說《租房》《錦衣》等，是從不同角度對上海這個城市的感受與觀察。

而故鄉(xiāng)金華，它不僅給予了我外在形象與血脈，還給了我對江南氣息的深情。如我一位朋友說：“走進中國文人詩性——審美的江南故鄉(xiāng)，仿佛正應了一種靈魂深處的召喚，一種精神譜系上的自覺皈依?！痹谥袊幕?， 江南從來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它更是一個文化符號，一種精神旨歸。江南氣息在我的散文以及前期小說如《回廊》《盧苡的早春》等作品中更為明顯吧，那是一種潮濕青苔的風格，甚至有點兒宿命感的恍惚勁兒。很長一段時間，那是我理解并著迷的南方氣息，而現(xiàn)在我對江南的理解會更寬闊——那也是曹雪芹的江南，王國維的江南，魯迅的江南。

俞佩淋：大部分作家寫作一個城市，都會選擇在文本中建構(gòu)一個“文學地標”。比如池莉?qū)懳錆h，很多地理空間都采取實名化的形式，小說中也不乏地方語言、地方風物的書寫，她寫發(fā)生在武漢的故事同時并建構(gòu)完成“文學武漢”?！拔膶W武漢”又會帶領和影響后輩作家在此主題上進行對話或續(xù)書，因此池莉等人有“漢派女作家”之稱。但是在您的小說中，以上海為背景的小說可以分明地看出來，但是與南昌相關的城市背景模糊，一般讀者也很難判斷故事的發(fā)生地，這是您有意為之嗎？您怎么看待南昌的城市文化？

陳蔚文：倒也不是有意為之，我生活在南昌，生活半徑挺窄，幾點一線。我也沒什么機會說南昌方言。在寫作中，我更多地使用普通話思維，較少考慮地域特色——地標在增加作者的辨識度同時，是否也會成為某種規(guī)限？當然對地域特色與意識都鮮明的作家來說不是問題，比如金宇澄先生寫《繁花》，地域為作品提供了鮮明腔調(diào)的背景：上海人的市民精神，便于讀者記住。

南昌在我的感受中，可作為文學性表達的特色似不鮮明，也許是我深入體察不夠，或是對地域書寫沒有特別的關注。同時我想，“地域”不是構(gòu)成一篇好小說的必然要素，它應當是跟隨人物命運自然體現(xiàn)的，它是人物的一部分，不是刻意做出的標記。

俞佩淋：也許正是唯美的精神故鄉(xiāng)和務實的生活現(xiàn)場雙重觀照下，您的小說體現(xiàn)出不同的敘事姿態(tài)。您在書寫城市的時候既不是熱情贊頌，也不是極力批判，而是以一種“旁觀者”的身份，用“將心比心”的態(tài)度看待城市的蕓蕓眾生。這種身份感，是不是也會影響您的價值取向？比如您的小說很少出現(xiàn)階層對立或者對抗，城市里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在或明或暗的標準中接觸或者相互避讓，但內(nèi)心總還是保持溫度。

陳蔚文：一個小說作者，需要保持“旁觀”的身份，讓作品處于敞開中。事實上現(xiàn)實與階層的復雜性也無法用單一的二元論去闡釋。階層之間還有“精細的亞層”，即便同個階層，三觀與個性也可能差之千里，不能簡單以財富、身份來臉譜化人物。

在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越需要人們多一點耐心，相互傾聽、理解——小說的功能之一就是幫助人們相互看見與理解吧，從而與他人，與這個世界發(fā)生更有溫度的關聯(lián)。

而“溫度”，也可理解為希望，不論遭遇何種境況，人還是要抱持一點兒希望的，我近年的小說在這點上似表達較明顯，它是自勉，也是祝福。

俞佩淋：講述城市，難免涉及物質(zhì)。在很長一段時間，物質(zhì)在文學語境中幾乎等同于欲望，而欲望又常常是貶義的。但物質(zhì)又難免跟女性深度關聯(lián)，現(xiàn)在網(wǎng)絡上還用“物質(zhì)女”來形容拜金主義的女性。您的小說中也不乏女性和物質(zhì)的細節(jié)，比如小說《征婚》中，生活在底層但會從食物以及打折衣物中獲得快樂的女主人公，還有小說《錦衣》中，女主人公意外獲得前任租客留下的好衣物，因此對自我人生重新審視。您怎么看待物質(zhì)、城市以及女性的關系？

陳蔚文：向往美好生活是人的本性，物質(zhì)帶給人舒適、享受，無可厚非，但也要同時看到，物欲在這個時代的膨脹與變形——它正以一種“唯一有價值”的面目操控著人們的生活。在小說《錦衣》中，那個始終未出現(xiàn)的前任女租客其實就喻示了“物質(zhì)、城市與女性”的關系，在她突然不告而別的離去與留下的一櫥好衣物中，隱含一類女性在城市的命運，那與物欲勾連，沉浮動蕩的命運。

前幾天我一位女友說起，在國外留學的女兒要求她買一個名牌包，她此前給女兒買過一個，這次沒答應，女兒很不高興，在微信上幾天沒理她。她是離異單親媽媽，總為離異而對女兒愧疚，習慣以物質(zhì)作為補償。女友傷心的訴說映射出的正是物質(zhì)帶給人的享樂、安逸同時，也對人與人（包括親人）之間關系造成的反噬。

俞佩淋：我個人非常喜歡《磨損》中的城市氛圍，它講述的是一個生活優(yōu)渥的中年女性，為了逃避生活的煩惱，經(jīng)常出入一個即將拆遷的南水巷。與裁縫彭姐的交往，讓她感到“舒服”。高端小區(qū)與城中村僅一街之隔，在昏暗陳舊的南水巷仿佛穿越到過去的某段時間，她在模糊溫暖的氛圍中審視了自己當下的生活：優(yōu)裕的物質(zhì)并沒帶來幸福，讓她回到從前卻更不可能。而發(fā)生在上海的小說《錦衣》，女主人公偶然地“撿到一柜華服”，也令她重新打量審視自己的生活與未來，那柜衣服似也在代表城市對她進行物質(zhì)化的審視……這兩個小說以不同視角對城市與物質(zhì)進行了反思，您在創(chuàng)作時是什么想法？

陳蔚文：《磨損》中，身處兩個不同階層的女性交往其實隱含了一種緊張與疏離，她們并沒達成真正的交往，看上去的和諧只是特定環(huán)境中，生活優(yōu)渥的女人屏蔽了自己的身份后與裁縫彭姐的交往。小說《錦衣》中，女主人公面對的是物質(zhì)時代中的渴念與迷惘：她該如何去實現(xiàn)由物構(gòu)建的生活？達成后是否就能完成“自我實現(xiàn)”？

在追求“成功”“流量”的社會里，人們應當更多地省視物與人的關系，在必要的“物”的部分外，無休止溢出的部分給整個社會，給人的命運帶來了什么？人與“物欲”之間該如何保持平衡，過溢的物如何能引向那些真正需要襄助的人們那里，以幫助他們更有尊嚴地生活，這些是我想通過小說表達的。

俞佩淋：在小說集《雨水正白》的序中，您闡述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個人性與時代性的關系，也表達了您在某個階段創(chuàng)作上的困惑：如果全然寫個體經(jīng)驗，可能會成為自說自話，但有時，有些“時代性”主題又顯得喧嘩，缺乏文學性。我注意到，您近年小說深層會隱藏一些可能會被讀者忽略的敘事，如《磨損》中，女主人公懷著對裁縫彭姐的兒子的惻隱之心，把侄子淘汰的名牌運動鞋送他，男孩卻因此被失竊的室友認作嫌疑人；《在遙遠的地方》中，那個在島上形象艷麗的“人妖”莉亞，散場后沖折紙飛機的小男孩比了個挑大拇指的手勢，而男孩想的是“她知道自己四十歲就會死去嗎？”；《錦衣》中，女主人公從公寓郵箱收到幾張從遠方寄給前任女租客的明信片……這些情節(jié)使小說更為豐富，張力十足。您在設置這些情節(jié)時是如何考慮的？或說，這些看似不重要的細節(jié)對您來說其實是重要的嗎？

陳蔚文：謝謝你關注到這些敘事。小說離不開細節(jié)，每個人眼中看到的細節(jié)又是不同的?！赌p》中，彭姐的兒子始終未露面，在彭姐描述中，他是個懂事沉默的男孩。他接受了一個陌生而富有的同齡人淘汰的名牌鞋，穿去學校，因此遭到偷竊的懷疑。送他鞋的女主人公沒想到好意會轉(zhuǎn)化成傷害。這男孩對我來說是個重要的小說人物，他的背后是一大群家境窮困的沉默的年輕人。

《在遙遠的地方》，這小說采用的是童年視角，包含了幾個向度的關注，包括性別、死亡（如人妖莉亞的壽命），在小男孩心里成為繼奶奶死之后的又一次疑問與驚擾，而成長就是從這些對生命的根本發(fā)問的幽微瞬間開始的。

每個作者會據(jù)自己關注的角度寫出他理解的真實。我對于“弱者”形象以及生老病死、不確定事物這些會較敏感，相應的觸動也較多，體現(xiàn)在小說中，就有了以上細節(jié)。

俞佩淋：從追求個人性到追求個人性和時代性兼具，您的創(chuàng)作驅(qū)動和潛在讀者發(fā)生了什么樣的變化？您期待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作家？

陳蔚文：我早期的小說關注自我或個體經(jīng)驗較多，近些年的小說向外看得更多——有很多比“我”更重要，更需要去看見的事?，F(xiàn)階段的小說創(chuàng)作意義，我覺得是寫出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一些現(xiàn)實，通過小說省察我們與置身其間的現(xiàn)實的關系。帶著問題意識去寫，雖不一定有答案?；蛘哒f，提出問題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

我的創(chuàng)作驅(qū)動一直是對自己有所觸動的人與事，老實說，我沒有考慮過“潛在讀者”這事，但我覺得人群中一定有如我一樣精神構(gòu)造的人，他們就是我的“潛在讀者”吧。好作家總是會帶著問題意識與自由意志去創(chuàng)作，我希望自己是這樣。

對談者簡介：

陳蔚文，小說及散文隨筆見于《十月》《鐘山》等刊物，作品被收錄多種年度選本。曾獲百花文學獎、三毛散文獎、林語堂散文獎等。出版專集《雨水正白》《若有光》等十余本。

俞佩淋，文學博士，供職于江西省社科院，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