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西南聯(lián)大文學研究歷程中，王景山先生是關心較長、支持有力的老校友之一。他不僅是西南聯(lián)大后期文學的參與創(chuàng)造者，而且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家，他不僅為我提供西南聯(lián)大后期文學的一些情況，還能把西南聯(lián)大文學放在中國現代文學發(fā)展中做估量，提供有關研究的思想和方法。與他同樣身份的老校友，還有吳宏聰先生。但吳先生年事較高，身體欠佳，我與他的交往不像與王先生那樣長久。

我了解王先生近期的身體情況，以年入百歲而仙逝，應是喜壽。他女兒告訴我父親走了，我安慰她不必悲傷。但怎能不悲傷呢，他為我點亮研究西南聯(lián)大文學的心燈啊——

會議相識

“只要提到魯迅的一句話，我就能說出在《全集》的哪一頁”

我和王先生初見于1999年。那年他在夫人的陪同下到昆明出席中國魯迅研究會年會。而我，受張恩和老師之命參與籌辦該會。我看他們年紀較大，報到后幫他倆提行李送到二百米外的二樓宿舍，自此認識。會議曾組織與會代表游西山，王先生大概是想找尋當年的感覺，堅持徒步登龍門。全車人數他年紀大，我一直跟隨他左右。七十六歲的人，腿腳還那樣有勁，路上也不休息，我對這位山東大漢的體能實在佩服。第二天，又去參觀西南聯(lián)大舊址。這次會上，我們相互間建立了良好的印象。

2003年，云南師大舉辦西南聯(lián)大研究學術會。我作為西南聯(lián)大研究所研究員，提議邀請幾位專家，其中包括王景山先生。到會的老校友不多，我和他有較多的接觸時間。自此，我們兩家成為忘年交。王先生夫婦來去，我是迎送者。

2004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會在徐州召開，我們又得以見面。我與他談起魯迅研究，他告訴我：“以前，只要提到魯迅的一句話，我就能說出在《全集》的哪一頁。”我驚嘆不已！他接著說：“后來，能說出在哪篇作品里?！蔽乙埠軞J佩！他又說：“現在，只能說出這句話在哪本集子里了?！边@也超出一般人的功夫了，畢竟是八十一歲的老人！難怪魯迅研究者都敬佩他。去年，陳漱渝還發(fā)文表達他“非常之佩服”的心情呢。

2005年，云南省委宣傳部舉行大型會議紀念“一二·一”運動六十周年，會議由云南師大承辦，云南師大邀請幾位參加過“一二·一”運動的老校友參會，王先生亦在被邀之列。紀念會當晚我們去蓮花賓館看他們二老，他們很高興，王先生還沉浸在當年的斗爭之中，但能寬厚涵容，與他交談融洽。由于他們第二天要去麗江，沒有久談。

2006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九屆年會在大連召開，王先生偕夫人出席。會議期間，我和他相談甚歡，記得談到一些聯(lián)大校友的事情，他都給予“同情的理解”。他送我一本出版不久的雜文《多管閑事集》，題簽：“光榮兄哂正?！笔堑模Q我“兄”——老一代人的客氣稱呼。這是我和王先生共同出席的最后一次會議。

通過以上會議交流，我了解到王先生1943年在貴陽國立十四中高中畢業(yè)，該校前身是中央大學試驗學校。按說，報考中央大學“名正言順”，但他卻下定決心“就是要上聯(lián)大”，且如愿以償考取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入學不久，即與同學趙少偉等組成新苗社，出版《新苗》壁報。文藝社成立后，新苗社集體加入，任出版干事，與王輯、趙少偉負責壁報出版，繼編《文藝新報》。1945年“一一·二五”晚會遭云南軍政當局鎮(zhèn)壓，《文藝新報》出版“號外”抗議?！耙欢ひ弧睉K案發(fā)生，《文藝新報》編輯部變成戰(zhàn)斗堡壘，組織發(fā)表揭露批判文章，與敵人針鋒相對地斗爭，他也寫了多篇報道和雜文刊登于該報。昆明市學聯(lián)成立罷課委員會，遂以《文藝新報》編輯部為班底編輯出版《罷委會通訊》，直到“一二·一”運動取得勝利，《罷委會通訊》?？?，《文藝新報》恢復文藝性質，他仍然在編輯部工作。

西南聯(lián)大后期的六大文藝社團，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王先生同樣參加過其他社團的活動，新詩社的大型朗誦會有他的身影，劇藝社的演出有他的付出。他還參與了《茶館小調》的傳唱，與同學們一起，將其擴散開去，使之成為大后方的“流行歌曲”。文藝社的導師李廣田和楊振聲編輯《世界文藝季刊》，文藝社社員在上面發(fā)表作品和評論。要之，他是西南聯(lián)大后期文藝的創(chuàng)造者、骨干分子和見證人之一。

書信解疑

他給我的鼓勵、啟發(fā)及提供的一些情況，是特有的，別人不能代替

我研究西南聯(lián)大及其文學，是在知之甚少的情況下開始的。正如一個荒原上的夜行者，只知目標，不知路徑，若無人指引，不知要摸索多久。遇上王先生，是我的福分。當我騰出手來研究西南聯(lián)大，便給他寫信。今存最早的信寫于2003年5月4日。我在信中向他請教如何入手西南聯(lián)大文學研究，他給我開列了十八條建議，前五條如下：

一、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文藝傳統(tǒng)：民主、科學、愛國、開放；

二、三校許多教授是學者也是作家，不少學生在校期間已是文學新秀；

三、合三校而成的聯(lián)大，繼承了三校傳統(tǒng)，又面臨抗日戰(zhàn)爭大后方的新形勢；

四、抗戰(zhàn)新形勢下為人生而藝術和為藝術而藝術的差異與接近；

五、包括古今中外文藝理論、創(chuàng)作的介紹和傳播……

今天看來這些建議不算新鮮，但在2003年，可謂空谷足音。我雖然沒有按他的題目去做，但這些題目對我是有啟示作用的。

在一封信中，我訴苦道：“文學社團是民間群眾組織，檔案不載，《笳吹弦誦在春城》等書所載回憶文章不僅少，而且有些問題沒有說清，不說社團成立和結束時間等具體問題，連文學主張和刊載的一些作品的內容都弄不清，研究起來困惑頗多?！彼麉s不厭其煩，仍然耐心地回答我的問題。我曾問過他：“《文藝》壁報托一位留在昆明的人保管，此人是誰？”“您的《莊嚴的殯儀》為重慶何報轉載？現在找得到否？”他的答復是：“我自己記不清了。文藝社同仁趙少偉生前曾設法尋找此人，無結果?！薄霸诋斈曛貞c《民主報》轉載。我無此報。不知何處能找到?！边@樣的問題，如果不是知情者，絕對無從回答；幾十年前的事情，回答也難得完滿。

在另一封信中，他回答了我的五個問題，前三個是：

一、關于《文藝》和《耕耘》兩壁報論爭情況，因我不是當事人，而且事隔數十年，實在記不清了。記得聯(lián)大《校史》和其他一些文集中收有張源潛回憶文藝社的文字，或可參閱。

二、在《文藝》和《耕耘》兩壁報的論爭中，《文藝》是主張“為人生”的，同時當然也是主張“貼近現實”、偏重“現實主義”的。壁報上發(fā)表的文章無從尋找了，但《文藝新報》和《世界文藝季刊》(楊振聲、李廣田合編)上有些文藝社社員的詩歌、小說、評論，從中大概是可以看出他們的傾向性的。

三、一九四六年夏聯(lián)大復員平津，我留在昆明教了一年書，一九四七年暑假才回北京，在北大讀大學的最后一年。我不記得除夕社有什么活動，也許已經沒有除夕社了吧。清華有文藝社，郭良夫可能提供一些情況。北大文藝社當時負責人徐承晏（羅良）、朱谷懷、趙少偉，都已去世。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寫過一篇《北大文藝社憶舊》，好像發(fā)表在當年的《北京大學校友通訊》上，一時找不到了，非常抱歉。

指導不一定是解決問題，提出思路，闡述情況，告訴參考資料，提供知情人等也是指導。王先生雖然不能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但他幫我想了辦法，指給我路子，啟發(fā)我的思考。我對社團的論述并沒有依照王先生的思想觀點，他也沒有直接給出結論或者提供足以支撐社團歷史和評價的思想觀點，但他給我的鼓勵、啟發(fā)及提供的一些情況，是特有的，別人不能代替。我所謂的“點亮心燈”，指的就是這個。

兼容并包

當時我們并不欣賞沈從文，可是刊名卻是請他寫的

2004年秋，我去看望王先生二老。他家住七樓，沒有電梯，這才明白他上西山為什么那么利索。由于我和他曾多次相見，交談比較隨便，談的問題涉及面廣，下面選述幾個：

第一，文藝社的壁報上為何刊登耕耘社的作品。耕耘社的文藝思想傾向唯美，文藝社不贊成，發(fā)起了一場現實主義與唯美主義的論戰(zhàn)，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后來文藝社出倍大號壁報，卻發(fā)表了耕耘社社員的唯美詩。是壁報缺乏稿件，還是文藝社放棄了現實主義，抑或兩社走向了聯(lián)合？

他說：都不是。首先，兩社進行的是思想論爭，這不影響個人的關系，社員之間照樣是朋友。即使壁報的思想不一致，但不是“洪洞縣里無好人”，大家可以相互來往，共同交流。魯迅的文章也發(fā)在論敵的刊物上。再如當時我們并不欣賞沈從文先生，和沈先生并不接近，可是刊名“文藝新報”是沈先生寫的，《文藝新報》曾用一版刊登沈先生的文章。至于唯美的詩歌出現在文藝社的壁報上，只能從包容性上理解。北大的兼容并包傳統(tǒng)在聯(lián)大發(fā)揚光大，刊物并沒有多少排他性。我們反對唯美，但有人覺得唯美的詩很好；那首詩很好，照樣可以登。

王先生的話不僅使我認識了文藝社和耕耘社的論爭與合作，而且?guī)臀掖蜷_觀察西南聯(lián)大的一個視角。1944年西南聯(lián)大為便于對外聯(lián)系，成立壁報聯(lián)合會，最初選出的代表是“生活”“文藝”“耕耘”三家。聯(lián)大后期，各個社團相互合作，共同組織大型活動。由此擴展開去，可以理解西南聯(lián)大的思想政治各個方面，而不局限于某個思想派別。

第二，如何確定社團的文藝思想問題。西南聯(lián)大的文學社團，大多沒有明確的文藝思想，成立時也沒有發(fā)表宣言、章程等，只是憑興趣寫作，以作品形成一定的風格特色。但文學社團研究必須弄清其宗旨、追求之類，以讓讀者能明確認識該社團。這事困惑著我。王先生說：可以試著從導師的思想去看社團的傾向。社團一般請與自己追求相近的先生為導師。導師都是文學大家，有一定的文藝主張和風格，通過導師的特色可以看出該社團的傾向和追求。

這無異于給我指出了一條研究路線，我的心豁然開朗。比如，聞一多的人民性，沈從文的藝術性，李廣田的現實性，卞之琳的現代性，對照他們所指導的社團，可以看出一些思想痕跡。再研究社員的創(chuàng)作和言論，與導師的藝術思想相對照，大致可以明白該社團的文藝主張與追求。

第三，關于何達和葉華的情況。他倆多才多藝，都是文藝社的成員，更是新詩社、陽光美術社的骨干，當時已有文名。畢業(yè)后何達去了香港，葉華去了越南，因此在國內聲名寂寂。王先生告訴我：何達原名何孝達，福建人，文藝社元老之一，我參編《文藝新報》，他在上面發(fā)表了《燈》《選舉》《圖書館》等詩。清華畢業(yè)后他去香港定居，活躍于香港文壇，1979年曾出席全國第四次文代會，我請他去首都師大做過一次講座，1994年病逝。葉華原名葉傳華，南洋華僑，矮個子，臉孔黑黑的，總是笑瞇瞇的，他在《文藝新報》上發(fā)表了《夜太陽》《鼓》《陽光》等詩，后在越南出版了《葉華詩集》，1970年逝世。

由此追索下去，我搞清了他倆在文學社團的基本情況，對評價何達朗誦詩的群眾性、“我們”性、藝術性有一個基本的把握，對葉華，我則發(fā)現了他的現代意識，用象征、聯(lián)想、意象、電影手法寫詩的特點，認識到文藝社、新詩社的豐富性，也印證了文藝壁報上發(fā)表唯美詩歌，各社團的包容共生的現象。

面對一個未經探索的新領域，誰都不可能指出一條明朗的大路，能夠給人啟發(fā)，提供聯(lián)想，打開思路就是最好的指引。

鑒定獎掖

原本擔心對那時的創(chuàng)作評價不很高，他會不高興

就是這次訪問，王先生送我三種稀見資料：《文藝新報》《繆弘遺詩》《我們開會》復印件。《文藝新報》是文藝社的社報，既是文藝社唯一的，也是西南聯(lián)大唯一的一份連續(xù)性的報紙?！段乃囆聢蟆方翊鏄O少。而找不到該報，對文藝社的研究就難以展開。《繆弘遺詩》僅印五百冊，世事滄桑，已無幾本存世?？姾霊?zhàn)死沙場，文藝社搜集其遺作編輯此書以紀念社友。李廣田作序，出版后馮至撰文評介，在同學中影響較大。這本書是繆弘心靈的獨白，雖然大多是急就章，筆調稚嫩，但找不到它，對文藝社的評價就會缺一角。《我們開會》是研究何達和新詩社的必讀書，何達是新詩社的代表詩人，新詩社的朗誦詩建構由這本書支撐，可見其重要性。這些東西之于我是研究的必備材料，憑借它們，可以通達文藝社和新詩社。

我研究西南聯(lián)大各個時期文學社團的文章發(fā)表后，第一個想到要寄送的就是王先生，但我還是走了北京校友會的程序。他收到校友會寄的三篇拙作讀后，寫了一篇讀后感?！拔曳磸桶葑x了李光榮先生的三篇研究西南聯(lián)大文學社團的文章，深感這不僅是有關史料搜索、整理的可喜成果，同時也是對之進行分析、評論的學術性著作，我非常佩服”，我“可以說是親歷了聯(lián)大后期文學活動的全過程，對聯(lián)大前期、中期文學社團的情況也略知一二。現在我卻必須承認，我對聯(lián)大三個時期文學社團之所知，遠不如光榮先生所知之詳、之細、之準、之深?！?/p>

我深知，這是他對一個后學的獎掖，就像西南聯(lián)大的教授夸贊學生習作那樣。不過，這是校友會要求他寫的文章“鑒定”，他用正式的稿紙親筆寫了交給校友會，校友會再轉寄我的，可見不是虛夸，而是負責任的評語。這給我的鼓勵是巨大的！因為它出于一個文學當事人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家之手，給我進一步研究西南聯(lián)大文學以信心和勇氣。

我的課題結項書修改完成后，曾提出請他作序，他謙虛地說：“我對聯(lián)大文學知之不多，作不好序。等大著出版后，我寫一篇評論吧?！?/p>

果然，小書寄給他，他以九十高齡寫了一篇評論，并投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fā)表。文章說：“ 近年有兩部關于西南聯(lián)大的書先后問世：一本是2011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西南聯(lián)大文學作品選》，李光榮編選；一本是同年12月中華書局出版的《季節(jié)燃起的花朵——西南聯(lián)大文學社團研究》，李光榮、宣淑君合著。2012年是西南聯(lián)大建校75周年，我趕上了聯(lián)大的最后三年，從大一到大三，讀外文系，我以為這兩本書可說是饋贈聯(lián)大的一份厚禮?！?/p>

他以自己參與建設的文藝社為例，說明《季節(jié)》的客觀公允：“以聯(lián)大文藝社為例，此社一向不為紹介聯(lián)大文學的著作所重視，光榮卻仍把文藝社視為當年聯(lián)大的一個重要的文學社團。估計肯定是光榮掌握的有關材料、史料證明，在聯(lián)大后期風起云涌的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運動中起過作用。然而從1943年《文藝》壁報創(chuàng)刊的二十來人到1945年成立文藝社的六十多人，其主要成員多為一些不事張揚、只知埋頭苦干的進步青年，他們獨力創(chuàng)辦《文藝新報》，受命編輯《罷委會通訊》，至今也鮮為人知?！都竟?jié)》肯定了聯(lián)大文藝社的這些值得肯定之處，是實事求是。光榮同時指出文藝社的文學創(chuàng)作成績‘單薄’，是實話實說?！蔽乃嚿缡撬麅A注了心力，懷念至深的社團，《文藝》壁報、《文藝新報》和《罷委會通訊》都有他的一份編輯功勞。

我原想對文藝社的創(chuàng)作實績評價不很高，他會不高興?？吹揭陨显?，我放心了：他以一個當事人的身份證明，我的書是“實事求是”“實話實說”的。這又是一份“鑒定”，對我的鼓舞是巨大的！

后來，我們曾互贈新書。但漸漸地，聯(lián)系少了，多數時候是電話問安，由他夫人轉達。再后來，電話打不通了，失聯(lián)了。去年初，我與他女兒聯(lián)系上，知道他住在養(yǎng)老院，條件挺好的。她說：母親已先他而去，疫情過后，將接他回家。6月9日，他女兒發(fā)來微信：父親下午已離世了。哀哉！為我點亮西南聯(lián)大文學研究心燈的人走了，再也不能向他討教了

2023年6月21日于成都

（本文作者為西南民族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