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忘年交”何齡修先生
著名明清史學家何齡修(1933—2018)先生逝世于2018年3月,距今已逾五載;揆諸生年,今年恰值其九秩冥壽。日前整理舊物,發(fā)現(xiàn)2007—2010年何先生與本人往還信件數(shù)封,睹物思人,難免往來古今之慨。
不打不相識的“忘年交”
何齡修先生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師從商鴻逵、許大齡、鄧廣銘諸先生,1958年畢業(yè)后即進入中國科學院歷史所明清史研究組工作。按照年齒,算是北大的老學長和社科院的老前輩。攻讀研究生時期,筆者在北大歷史系課堂上經(jīng)常聽到何先生大名,后來由于對明清史學大師孟森(1868—1938)的生平和學術(shù)產(chǎn)生濃厚興趣,多方尋覓相關(guān)史料及研究論文,注意到何先生曾有一篇名為《中國近代清史學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試論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為紀念他的誕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作》的長文(《清史論叢》第8輯,中華書局,1991年)。讀罷該文,在深受教益的同時,對于作者采用階級分析理論檢討孟森史學研究之成就得失,頗不以為然。由于少不經(jīng)事,遂在《師之大者:史學家孟森的生平與著述》一文(《書品》,2007年第2期)中斗膽提出了批評,指出“有的文章局限或滿足于用帶有較強意識形態(tài)特征的文詞,戴著‘有色眼鏡’,對孟森史學成就進行評述”,“得出來的結(jié)論是有失公允的”。
至遲在2007年夏天,與何先生通了第一次電話。記得在通話中筆者先是主動介紹了個人經(jīng)歷。何先生除了老輩學者一貫的禮貌和客氣外,突然話鋒一轉(zhuǎn),直接發(fā)問:你那篇寫孟森的文章批評有人戴著“有色眼鏡”,是在說我吧?! 筆者當即向何先生坦白:是又不是,因為不止您一個人有這樣的“有色眼鏡”,似乎從商鴻逵先生那篇文章《述孟森先生》(《清史論叢》,第6輯,中華書局,1985年)就開始了。何先生則說(大意):當時不得不這樣,也只能這樣,但我并不覺得是錯誤的,因為有理論的歷史研究,才是有深度的歷史研究,否則歷史的研究容易表面化。對此,筆者雖不能完全茍同,但感覺到拙文或可采用較為平和的表達方式。與此同時,明顯感到何先生并沒有因為后生的幾句批評而“吹胡子瞪眼”,更沒有因為這幾句批評而輕易改變自己的立場??傊谝淮闻c何先生通話在一點意外和九分愉快中結(jié)束,成為彼此訂交之始。某種程度上,算是“不打不相識”。
2010年12月20日“以史為心——史學家孟森著述遺稿展”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開幕,何齡修先生應(yīng)邀參加并發(fā)表現(xiàn)場演講。其在演講中談及孟森先生的清史研究是一個“龐大的學術(shù)體系”,并加以解釋道:
關(guān)于這個體系,我在一篇紀念心史先生誕生120周年的文章(《中國近代清史學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見《五庫齋清史叢稿》)中,曾做過一點粗略的分析和解說,其中不免有幾句負面的話,引起了熱心研究心史先生的年輕學者孫家紅先生不點名的批評……說實話我見到這個批評當然不能說高興,但也沒有出于病態(tài)自尊心而生出過反感。我的年紀比孫家紅先生雖然大很多,但并不能成為免除被批評的特權(quán),對于一切前人的著述,其同時代人和后人都有權(quán)將其“過篩”。至于篩得對不對,屬于另一個問題,是可以討論的,第三者也可以介入。這樣我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才有可能接近真理,并最終掌握真理。我根據(jù)這種認識,至今沒有接受孫家紅先生的批評,不思“悔改”,他也不以為意。我們正常交往,逐漸成為忘年交,我還因此得到他很多幫助。
由此可見,拙文對老先生的思想觸動彼時猶在,但于“耿耿于懷”中足以彰顯其對學術(shù)和真理的不懈追求,面對后生晚輩魯莽滅裂的學術(shù)批評,故能以極豁達之胸懷坦然處之。無獨有偶,2007年12月21日何先生致筆者第一封信中,特別抄示了《孟心史學記》“編后記”中一段文字:
然而,孟先生學術(shù)的流傳、發(fā)展,不絕如滾滾江河。最令我興奮的,是新一代孟先生學術(shù)的喜愛者、研究者開始登臺亮相。本《學記》輯入的孫家紅、尚小明兩先生的專文,其特點是研究更加深入、細致,反映了孟心史學術(shù)研究的新氣象,顯示出心史先生學品人品強大的吸引力、感召力。
區(qū)區(qū)小文,能入何先生法眼,且獲謬贊,已屬十分難得。盡管文中語帶批評,卻不以為意,堅持收錄書中,更見其為學為人具有寬宏雅量。尤其何先生在孟森遺稿展上的公開發(fā)言,原可不必涉及此事,卻主動將心中塊壘勇敢披露,引不佞為忘年之交,自是對于年輕學人的至高抬舉。
孟森的崇拜者
回想與何先生交接往來始于筆者撰寫的孟森先生小傳引起他的關(guān)注,論學問道的核心也多半與孟森先生有關(guān)。何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回首百年,給清史學貢獻最大的,首推孟森。他給清史學提供的新的東西,至今無人能及。也就是說,至今無人提供出能與他比肩或更大的無愧于自己時代的清史學新成果。這是百年中涌現(xiàn)出的一位令人景仰的清史學大師?!保ê锡g修:《清史研究的世紀回顧與展望》,載《五庫齋清史叢稿》,第7頁)
然依筆者愚見,盡管何先生一貫強調(diào)“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要“接近真理,并最終掌握真理”,并身體力行,率先垂范,但其長期以來所抱持的一些主觀或情感因素,在評價孟森先生史學成就時或多或少發(fā)揮作用,亦深值關(guān)注。首先,何先生是北大歷史系已故教授商鴻逵先生弟子,商先生則是“孟門高弟”,故在師承上何先生之學術(shù)屬于心史一脈,于情感上自較親近。其次,正如何先生所言,孟森先生的學品人品具有強大吸引力和感召力,他在研讀孟森先生作品過程中曾有深切體會——筆者亦復(fù)如此,受其感染,在主觀上較易獲得共鳴。
不僅如此,何先生始終以繼承和發(fā)揚孟森先生之學術(shù)為職志,在充分尊重前輩學者研究基礎(chǔ)上,往往不拘成見,獨辟蹊徑,成就嶄新學術(shù)成果。正如其所曾言:“我是孟森的崇拜者,但也不認為那就是最后的思維?!保詈Sⅲ骸逗锡g修:思維世界里的長跑者》,《文匯報》2018年9月7日)而其對于孟森先生經(jīng)典名著《明元清系通紀》系念尤多,希望當代學者能對該書作一客觀評價,同時希望藉此檢討既往,以啟山林。他在《孟心史學記》“編后記”末尾言道:
從《明元清系通紀》問世起已過去七十馀年,而后人竟沒有寫出一篇研讀此一巨著的心得體會的文章,檢討我們在學習、繼承優(yōu)秀史學遺產(chǎn)上所取的態(tài)度、所做的工作,也可見差距有多大。作為明清史后學,我們?yōu)榇烁械綉M愧,我們不能忘記自己肩上那一份承前啟后的沉甸甸的學術(shù)責任。在紀念孟森先生誕辰、忌辰的時候,我們應(yīng)該利用這些最新出版的素材,學習前賢,步武前賢,光大前賢,超邁前賢,為明清史學的發(fā)展做出較大的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
同年12月21日致筆者信中,何先生亦對此書念之再三:
我最大的遺憾是沒有一篇研究、評論《明元清系通紀》的專文。我曾先后約請商傳、徐凱、姚念慈、劉小萌四先生撰寫專文,均未成功。一種憮然自失的情緒籠罩心頭,久久揮之不去?!缃衲簹忸j唐,顧慮孔多,實在也因?qū)W力差距太大,不敢再奮起自撰,便只得忍受闕如。即使提筆與先生道及,心中還是酸楚。
然而,當年何先生約請商傳、徐凱、姚念慈、劉小萌四先生撰文評價《明元清系通紀》,四先生均辭未就。何先生故去后,對于此事,更無問津者。
2010年4月9日,孟森先生遺著手稿捐贈儀式在北京大學臨湖軒舉行,何先生應(yīng)邀出席并發(fā)表講話,堅信這些遺著手稿會發(fā)揮應(yīng)有作用。隨后,筆者將與潘建國教授共同整理的“捐贈目錄”寄呈。同年7月14日何先生來信云:“心史先生遺作遺物豐富多彩,具有參考和研究價值。……奇怪的是,七十年來,片紙未失。家屬居然未用以換錢。古人定會認為,似有神靈呵護。今人雖不信神,然其實難得?!?2月20日孟森著述遺稿展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開幕,向何先生及歷史所同仁發(fā)出邀請。接到消息的何先生十分高興,決定親率同事18人前來觀展,并發(fā)表現(xiàn)場演講。由于何先生當日身體欠安,現(xiàn)場只能即席念稿,但其演講時心情比較激動,幾次停頓哽咽??吹贸鰜?,他瘦小的身軀里面心潮起伏澎湃,現(xiàn)場觀眾無不為之動容。
“不喜虛夸,愛按原樣說話”
何先生多年以來對于獨立精神和學術(shù)原則的堅守,給大家樹立了榜樣,而其至真率性、風趣幽默一面,尤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在其逝世后,歷史所同仁撰寫的“訃告”中言:
何先生個性獨特,說話幽默,為人正直。何先生對學術(shù)無比忠誠,對人事往往直言不諱,學術(shù)評騭往往能切中肯綮、眼光獨到,是少見的能堅持原則的學者。對清史室和《清史論叢》的維護,對清兵入關(guān)的爭論、李自成結(jié)局的爭論等等,何先生不騎墻、不含糊、不抹稀泥。
2009年初筆者申請一有關(guān)孟森先生的研究項目,請何先生寫推薦信。隨后項目獲得通過,特修書一封,向其稟報并致謝忱。同年8月11日何先生復(fù)信云,“小小推薦書不敢貪天之功。湘人不喜虛夸,歷來愛按原樣說話”??梢娖鋵先说闹琳媛市圆⒉恢M言,且有幾分“自負”,與時下相較,或可謂“具有古人之風”。然以筆者經(jīng)驗,與其說何先生之為學為人至真率性完全出于湖南人的脾氣秉性,毋寧說這代表著古今中外學術(shù)一種“實事求是”的本真精神。
何先生的至真率性,表現(xiàn)在學術(shù)上,“不騎墻、不含糊、不抹稀泥”,可謂其自然本色。其撰文立論,除史料扎實、思維綿密外,始終充盈著一種坦蕩豁達的浩然正氣。而其日常對于史事、人物之分析評論,更是秉持“不虛美,不隱惡”原則,不與流俗同調(diào),故多言人所未言,亦足彰顯其靈臺清凈,不著一塵。
另外,關(guān)于向達先生的回憶,更可見何先生“吾愛吾師,更愛真理”的真摯性格。何先生在《有關(guān)向覺明(達)師二三事》一文中,除了表達緬懷和思念,更結(jié)合親身經(jīng)歷,坦陳自己的看法。例如,何先生直言“向先生在副所長任上,工作也有失誤”;在王毓銓先生的職稱評定過低問題上,“向先生從來不是居心不良的人”,但“不能否認,向先生的高傲性格,瞧不起人,在其中起了頗大的作用”(《向達學記》,第226—227頁)。
關(guān)于1957年向先生被劃右派一事,何先生的立場尤顯客觀中立,對當事人具有同情。長期以來坊間傳聞,向在反右斗爭中遭難,是同為歷史學家的翦伯贊先生運作結(jié)果。何先生則堅持認為:“他(指翦先生,筆者注)不肯歪曲歷史,誣賴無辜,遭迫害致死。我不希望把一些不是他干的壞事也貼到他名下,如果確是他所為則歷史也不容抹殺。希望看到知情者有說服力的說明。”并說:“我只知道翦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大難臨頭時寧愿以死抗爭,不肯對劉少奇主席落井下石,不知道他曾陷害無辜。向先生遭難,我寧愿相信與翦先生無關(guān)?!保ā断蜻_學記》,第225頁)
其實早在上述回憶文章發(fā)表之前,某次與何先生對談及有篇網(wǎng)文專門討論向達與翦伯贊的故事(雷音:《向達與翦伯贊》,《讀書文摘》,2010[7]:4)。何先生表示,如果方便,找來看看。歸后即將該文找到,打印寄呈。2009年3月19日何先生來信中言:
《向達與翦伯贊》文并大札收到?!铱戳艘幌?,覺得給向先生劃右派,是翦先生作用的結(jié)果。此點違背基本事實。這個看法是一部分人的猜想,是根據(jù)“一山難容二虎”的定理制造出來的。實際上向先生劃右派不在北大,而在歷史所,主要材料不是過去的言論,而是在吉首的言行。翦先生在批判大會作主要發(fā)言,是因為向先生本是北大的,翦先生不能拒絕。這個情況不能逆推,說他劃右派也是翦伯贊先生搞的。
上面這段話,無疑也是其“不喜虛夸,愛按原樣說話”的個性流露。像何先生這樣直面慘淡的歷史事實,敢言能言,對于歷史始終抱持溫情與敬意者,實在值得保護和發(fā)揚。
最后,想說一下何先生的交友之道,尤其對于筆者這位“忘年交”的關(guān)懷和幫助。但又覺得彼此交往較密,多講一句溢美之辭,便顯得虛偽。索性學習何先生“不喜虛夸,愛按原樣說話”的做法,講兩件小事,以例其他。記得第一次到何府拜訪,除了攜帶幾件個人作品,請其賜正外,順便在其樓下便利店買了幾樣水果。剛進門時,何先生并未顯出客氣,把水果放在門口,便將我?guī)е廖輧?nèi),直奔主題,聊了起來。待到告辭出來,何先生送至門外,提起那幾樣水果說:君子之交淡如水,你我君子之交,不必帶這個來,趕緊拿回去! 我則回答:區(qū)區(qū)水果,不值幾個錢。若要給您送禮,也不會送這個。下不為例,下不為例啊! 最終在筆者堅持下把水果留下,但何先生也很堅持,說:你第一次來看老朽,我一定要送你到小區(qū)大門外。還有一次拜訪(約2012年),何先生手術(shù)后正在家里進行康復(fù)訓練,雖然步履顯得艱難,但見面后很是高興,聊了許久。待至起身告辭,何先生則說:“臨近中午,你吃完飯再回去。我沒法出門,就讓我的兒子陪你在附近餐館吃頓飯吧!”面對這樣的“非禮要求”,筆者自然果斷拒絕,趕緊告辭而出。
筆者現(xiàn)存何先生來信僅至2010年7月14日,但事實上其后往來漸少,卻未完全停止,主要因為何先生晚年患有帕金森癥,腿關(guān)節(jié)手術(shù)后行動更加不便,后來提筆寫字也很困難,于是改用電話聯(lián)系。記得有一次何先生在電話里告訴我,他有一些評論意見要發(fā)給我,沒法手寫,便委托家人錄入電腦,再用郵件發(fā)給我??上У氖牵盏竭@封郵件閱讀后,并沒有下載保存。后來由于操作失誤,信件莫名被刪,如今只能“長恨春歸無覓處”了!
2018年3月21日,何先生在北京垂楊柳醫(yī)院與世長辭。得知何先生的去世消息,筆者特別寫了兩副挽聯(lián),以示哀悼:其一,學貫明清累世懿德盈五庫,藝兼文史奕代光輝滿京城;其二,五庫齋中猶記閑話少年事,勁松橋外何人再興杞憂思。
在隨后八寶山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上,筆者遇到與何先生同為忘年之交的朱憲先生。眾所周知,何先生退休后曾參與王鍾翰先生主編的大型文獻整理項目——《四庫禁毀書叢刊》,在其中宣力尤多。其實,這個項目背后的統(tǒng)籌規(guī)劃全在朱先生一人,故其與何先生往來頻繁,相交深厚。令人羨慕的是,其與何先生的忘年之交,不僅時間較久,而且是可以開開玩笑的那種。儀式結(jié)束后,我和朱先生結(jié)伴返回,并在海淀黃莊附近的一家菜館午餐,共同追憶這位剛剛?cè)ナ赖耐曛?,把酒慶賀這位老人終于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苦旅,往生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