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講述了小城女性余文真的情感故事，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余文真版“我的前半生”。小說的故事線簡單清晰，與周雷、章東南、王一明三個男人之間的情感糾葛貫穿余文真十余年的生活，也構成了小說主要的敘事線索。與小說情節(jié)上的簡單相比，作者對女性內心世界豐富性的開掘是這部小說的勝場，《月下》成功塑造了小城女性余文真的形象。

分析余文真的形象，離不開小說設置的故事背景。根據(jù)小說的故事時間推斷，余文真是80后，她的成長經(jīng)歷了社會的飛速演變期；她所生活的小城——月城是典型的縣級市，具備一切小縣城快速發(fā)展的特質：雜亂無章又生氣勃勃。在這種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余文真，身上不可避免地具備了小城的氣質，用作者的話說，二十五歲的余文真“或趨于成熟，卻仍懷天真，懂得些許國事世事男女之事，卻仍混沌不明?！边@里的天真與混沌幾乎就是小說中余文真性格的準確寫照，她生命中的波瀾，一切與情感有關的不幸或者挫折，無不因此而起、與此相關。

細讀小說會發(fā)現(xiàn)，作者探究的目光既在余文真，也在月城。作者格外強調月城作為小縣城之落后褊狹，一如余文真生活的清涼寺巷，破舊衰敗，更嚴重的是觀念的保守與陳舊，阻滯了青年人對外部世界的向往，讓他們身居陋巷而心安理得。作者對月城發(fā)展面貌的關注伴隨余文真渴望被人看見的心路歷程，二者形成一種同構關系，似乎余文真的命運就是月城的命運?；氐叫≌f的題目，“月下”有個月城，月城中有個余文真，二者不可分割。作者這種別有意味的處理方式一下子將小說的格局打開，由人及城，由個體到整體，小說因此具有了探究人性和社會性的深廣內涵。

回到小說的故事。按照作者的設定，從小就不被周圍人重視、渴望被看見的余文真步入成人社會以后，依然是可有可無的角色，內心被發(fā)現(xiàn)、被尊重、甚至被優(yōu)待的渴望讓她常常生活在一種不真實的幻覺中，對自身被環(huán)境所塑造的刻板形象渾然不覺，“二十五歲的余文真，形象含糊，還有些營養(yǎng)不良，可賴在少女行列，亦有老成世故之感，板住臉，儼然已婚人士，正操持一日三餐。”被安排相親，面對同樣形象刻板的周雷，她先入為主地認定對方是無趣的書呆子，才“心花怒放”于周雷不經(jīng)意間流露出的小情調，又失望于對方不求上進的平和心態(tài)。等到真要談婚論嫁，又為柴米油鹽、彩禮婚房所深深困擾，以為所嫁非人，要抱憾終生了。直到章東南的出現(xiàn)，余文真的生活徹底步入另一條軌道。章東南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具有迷惑性的人格彌補了余文真內心世界的空虛，通過章東南，她的人生仿佛向外部世界打開了一扇窗戶。出于對原有乏味生活的反抗，余文真開始了情感生活的報復性消費，在一次次情感和肉體的雙重放縱中泥足深陷，不能自拔，直到章東南“策略性”消失，明了真相的余文真精神世界徹底崩塌。萬念俱灰的余文真，面對社會上“大齡剩女”的無形壓力，再一次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倉促嫁給了“巨嬰型”男人王一明。婚姻生活的不幸催逼余文真至精神瘋狂的邊緣，她將自身所有的不幸歸咎于章東南，并從受害者變成“施害者”，用精神折磨的方式掌控章東南，以獲得報復的快感。而在與王一明一次次的沖突中，余文真深切地感受到自身的“萎靡”，像一朵漸漸枯萎的花，盡管她依然年輕，孩子與婆婆對她的疏遠讓她意識到自身的戾氣深重。她發(fā)現(xiàn)，“以放棄生活為代價，去報復別人，最終受損的仍是自己，”于是，“心底里好像有一根螺絲釘開始松動了?！薄邦D悟”之后的余文真開始嘗試改善與王一明的關系，開始關心兒子，并最終與章東南——這個造成了她十多年不幸生活的男人達成了和解。在小說的最后，作者安排余文真與章東南的最后一次見面，并且給了章東南一次自我申辯的機會，同樣遭遇生活不幸的章東南跟余文真一樣，藉由生活給予的傷害，完成了自我精神的救贖。

作者在呈現(xiàn)余文真的情感經(jīng)歷和精神世界時，稱得上驚心動魄，女性情感世界的風吹草動、波瀾起伏，面對生活不幸時的激越與堅韌，自我精神世界的強大修復力，通過余文真形象的塑造被精彩地傳遞出來，讓讀者在閱讀小說時獲得精神上的緊張感，并最終伴隨余文真的自我救贖得到盡情釋放。

不可否認，《月下》有流暢的敘事和引人入勝的故事，余文真形象的塑造也具有相當?shù)钠毡樾?，作者將關注的視角放在小城普通女性身上，將她們的生活置于放大鏡之下，照見她們內心世界的幽微，呈現(xiàn)平凡人生的精彩瞬間，讓她們的生活折射出動人的光輝。但是，美中不足，作者在一些關鍵環(huán)節(jié)的處理上似乎顯得不夠完滿。深究起來，余文真情感生活的不幸其實更多是自身性格所導致的，從心理學上分析或可以歸因于情感缺失導致的代償心理。作者對這一問題的處理在小說中顯得不夠周全，有的地方甚至是難以讓人信服的，比如余文真在回憶章東南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時，“想到這里，她笑了。這個虛構的專家，到處發(fā)表演說，他只能騙騙小地方的人，大地方的人可不吃這一套，然而小地方的姑娘還是太多了。”將自己情感上的幼稚和被欺騙歸咎于小地方的出身，無論如何顯得牽強了些，削弱了小說在人物塑造上的力度。同樣的，作者在表現(xiàn)余文真的反思和頓悟時，也顯得倉促了一些，缺少足夠的讓人信服的鋪墊。

拋掉一切枝蔓，《月下》這部小說給筆者最深的印象，是生活不可抗拒的力量，和面對生活、一心向善的勇氣。那些為生活所傷害的，終將在生活中治愈。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xié)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lián)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張俊平，1987年生，文學碩士。有評論文章見于《人民日報》《文藝報》《小說選刊》《解放軍報》《十月》《北京文學》《小說林》等，現(xiàn)供職于魯迅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