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錢鐘書是第一個把“圍城”帶到中國的人嗎

錢鐘書于1944年動筆、1946年寫畢、1947年出版的《圍城》，有這樣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慎明道：“關(guān)于Bertie結(jié)婚離婚的事，我也和他談過。他引一句英國古話，說結(jié)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nèi)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jié)而離，離而結(jié)，沒有了局。”

《圍城》1947年5月初版封面

蘇小姐道：“法國也有這末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e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碧K文紈關(guān)于“圍城”的這句話，如此生動傳神，大概是當代中國人最熟悉的婚姻格言?！皣恰币徽Z當然不是錢鐘書發(fā)明的，他借留法文學博士蘇文紈之口道出，這是一句法國話?！秶恰烦霭娌痪?，錢鐘書在其主編的英文刊物Philobiblon（即《書林季刊》）作了十分簡短的介紹，公布了“圍城”一語的全貌和來源：A novel about Chinese intelligentsia in Wartime. The title is taken from the French proverb, ‘Le mariage est comme une forteresse assiégée；ceux qui sont dehors veulent y entrer, et ceux qui sont dedans veulent en sortir.”（一本關(guān)于戰(zhàn)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小說。題目取自法國諺語“婚姻如一座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要進入，城里的人想要逃出?！保╁X鐘書明確指出，“圍城”一語取自法文諺語，1980年為《圍城》重印本寫作“前記”時，他仍舊堅持這一說法。

錢鐘書真的是第一個把“圍城”諺語帶到中國的人嗎？

2019年冬天，筆者在居地小城北碚（重慶）翻檢著名民營企業(yè)家盧作孚的資料時，無意中看到他的一位助理的一封私人信件。這個助理名叫高孟先。據(jù)其堂侄高代華、高燕編輯的《高孟先簡年表》，1936年前后，高孟先輔助盧作孚建設(shè)北碚，任《嘉陵江日報》和《北碚》月刊的編輯。1936年12月17日，高孟先與趙雪西女士在北碚溫泉公園舉行結(jié)婚典禮。筆者看到的這封信，就是高孟先的朋友從遠方寄來的一封婚禮賀信。筆者于盧作孚紀念館工作人員那里得知，高孟先長子高北南在2016年前后將長期保存的高孟先的生平文獻捐獻給北碚博物館，其中就包括這封信?，F(xiàn)盧作孚紀念館已展出這封信的原件復印版。信件不長，恐失其真，以下全錄：

曾有人這樣說過：“結(jié)婚如攻城，城外的人想進去，城內(nèi)的人想出來。”你倆性情相合，志趣相投，我們相信必能進城去即不想出城來。永遠地攜著手兒，哼著調(diào)兒，立在民族解放最〇〇（引案此處污損二字）努力抗日，努力創(chuàng)造，更努力爭取光明！

廿五年冬，綏邊戰(zhàn)事緊急之際，為孟先好友雪西女士結(jié)婚紀念

王育鋒丘直云額手贈言

王育鋒丘直云的賀信

讀罷這封賀信，我們發(fā)現(xiàn)：早在1936年（民國廿五年），就已經(jīng)有人在使用“圍城”諺語來寫結(jié)婚賀信了，比《圍城》的出版時間早了11年。

據(jù)《高孟先文選》可知，賀信的作者王育鋒和丘直云兩人是高孟先少年義勇隊的舊友。少年義勇隊是民國時期重慶北碚一帶追隨盧作孚有志于建設(shè)家鄉(xiāng)的一群熱血青年。“九一八事變”后，這些青年們組織“北碚抗日救國義勇軍”，集體到國民革命軍二十一軍劉湘處請求開赴前線，被劉湘勸阻。后來隨著局勢日益緊張，這些義勇隊員根據(jù)各人志愿分散工作，一部分便選擇了從戎救國。從賀信來看，王育鋒和丘直云正選擇了這條路。

信中所說的戰(zhàn)事，即綏遠抗戰(zhàn)，是全面抗戰(zhàn)前對日作戰(zhàn)的一次重大戰(zhàn)役，發(fā)生在1936年11月15日至12月19日。當時的國民政府綏遠省主席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為此次抗戰(zhàn)的總指揮。經(jīng)過一月有余的浴血奮戰(zhàn)，中國軍隊獲得了此次戰(zhàn)役的全面勝利。

高孟先在北碚成婚之時，這場戰(zhàn)役正如火如荼。曾經(jīng)同是有志青年，如今一在中國西南投身城市建設(shè)，一在中國西北奮力抗擊侵略，殊途同歸。王丘二人以“圍城”之語來祝賀高孟先的婚禮，可謂應(yīng)景：此“圍城”既是當前二人所在戰(zhàn)場之親身感受，又不無幽默地承載了對舊時好友的婚姻祝?！Ｍ禄榉驄D幸福地走進“圍城”而永遠不想“出城”。在賀信的結(jié)尾，兩位身在抗日前線的舊友，還向他發(fā)出了立在民族解放的潮頭去“努力抗日，努力創(chuàng)造，更努力爭取光明”的呼喚。以抗日戰(zhàn)事之慘烈，王育鋒丘直云二人能于生死之際以“圍城”之語相祝福，又以民族存亡大義相囑咐，亦可使后人得見全面抗戰(zhàn)開始前中國軍人的樂觀精神。

王育鋒丘直云是從哪里獲悉“圍城”一語的？現(xiàn)存的關(guān)于王育鋒丘直云二人的資料極少，筆者從中亦未發(fā)現(xiàn) “圍城”一語從何得來。根據(jù)《高孟先文選》及筆者所檢視的少年義勇軍資料，王育鋒丘直云以及高孟先，均無出國經(jīng)歷，也無外語訓練。因此，王育鋒丘直云二人絕不是閱讀了“圍城”法文原句才信筆寫出這封賀信。他們極有可能是從某些人那里聽說了或者從哪里讀到了“圍城”這一表述。然而無論哪種情況，都說明在《圍城》發(fā)表前十年，“圍城”這則諺語已經(jīng)存在并流傳于中國，并且為王育鋒丘直云這兩個普通的抗日軍人感興趣，當他們的朋友結(jié)婚，在為遠方的朋友寫一封簡短的新婚賀信時，還記得這句話。

賀信中道及“圍城”一語，說“曾有人這樣說過”，這個“人”是誰？這個“人”是如何了解“圍城”諺語的？王育鋒丘直云又是如何讀到這個“人”提及“圍城”的？

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在寫作和發(fā)表《圍城》之前，錢鐘書本人已經(jīng)把“圍城”諺語帶到中國？

二、錢鐘書是如何接觸到“圍城”的

《圍城》的開篇描寫方鴻漸蘇文紈一行乘坐法國郵輪歸國。這艘郵輪叫白拉日隆子爵號，法文名為Vicomte de Bragelonne，正是大仲馬三部曲《三個火槍手》的最后一部《白拉日隆子爵》之名，白拉日隆子爵正是小說主人公。不知道錢鐘書安排方鴻漸他們乘坐這艘郵輪歸國有何用意。法國人出于對大仲馬的熟悉和熱愛，常常用大仲馬作品及人物命名本國物什，因此說是碰巧也無可厚非。

錢鐘書對大仲馬也應(yīng)該是熟悉的。他自1935年到1938年在英法留學與游學，對法語和法語文學頗有一些研究——比如《圍城》中，除了漢語之外，最多的就是法語。錢鐘書各類學術(shù)作品中，引用的法語文獻也不勝枚舉。

有學者在錢鐘書的所有著述中檢索大仲馬，發(fā)現(xiàn)在2003年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錢鐘書筆記手稿《容安館札記》中：第647則，散記關(guān)于詩文譬喻的思考和摘錄，引了一句大仲馬的話；第758則，散記關(guān)于男女幽情的詩文部分，引了一句大仲馬與其情人的對話；第768則，散記對幾部書的摘錄，其中摘引大仲馬《一千零一個幽靈》的序言的一句話。看來，錢鐘書確實接觸過大仲馬的作品。

而大仲馬恰恰曾在其作品《丹吉爾、阿爾及爾和突尼斯航游記》（1848）與《羅穆努斯王》（1854）中言及“圍城”諺語。

然而，我們應(yīng)該注意到，錢鐘書在《容安館札記》中所引，皆非出自大仲馬著作原文，全都轉(zhuǎn)引自法國作家Henri Clouard所著的大仲馬傳記《亞歷山大·大仲馬》。而這部傳記是1955年才由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出版發(fā)行。根據(jù)楊絳所作介紹以及從《容安館札記》偶爾記載的錢鐘書標記的讀書日期也可以看出，錢鐘書是在1950年代才讀到了Henri Clouard所著的大仲馬傳記。因此，有的學者僅以這些證據(jù)來斷定錢鐘書從大仲馬那里獲悉“圍城”一語，是無法成立的。

其實，在《圍城》寫作之前，假如錢鐘書讀過任何一本引述過“圍城”諺語的書，都可能會使他獲悉這則諺語。假如錢鐘書曾經(jīng)聽聞了“圍城”諺語，也可能影響他去寫作《圍城》。在錢鐘書《圍城》之前提及“圍城”諺語的著作，目前我們可檢得：大仲馬的《丹吉爾、阿爾及爾和突尼斯航游記》（1848）及《羅穆努斯王》（1854）；Pierre-Marie Quitard編《法國諺語及其歷史、文學與道德研究》（1860）以及《關(guān)于女性、友情、愛情、婚姻的諺語集評》（1878）；John Bartlett編《熟語》（1868）；A. Certeux與E. Henry Carnoy合著的《阿爾及利亞傳統(tǒng)對阿拉伯民間文藝的貢獻》（1884）；Bernard Frédéric著《荷蘭人》（1878）；Gustave Joseph Witkowski著《人類的一代》（1880）；Arthur Imer-Cuno著《在羅曼蒂之家》（1888）；Paul Margueritte et Victor Margueritte編《一些想法》（1905）；Henry Bradford Smith編《思維何以犯錯》（1923）；Marie Bashkirtseff編《未刊的筆記》（1925）。以上這些著作主要出自法國和美國作者，但他們幾乎全以法語來表述“圍城”，甚至全英文著作在提及“圍城”時也專門使用法語。這說明，以法文表述的“圍城”諺語，在錢鐘書寫作《圍城》之前的歐美世界已經(jīng)較為廣泛地流傳起來。

巧合的是，《容安館札記》中錢鐘書筆記了以上所列著作的一種，即John Bartlett 主編的Familiar Quotations：Being an Attempt to Trace to Their Sources Passages and Phrases in Common Use（《熟語》）。單從書名可以看出，這本書的內(nèi)容就是追索各類熟語來源。它是英語世界非常流行且非常權(quán)威的工具書，自1868年出版后屢屢再版，最近的一個版本是2019年5月美國HardPress版本。根據(jù)《容安館札記》所載，錢鐘書看到的是1937年第11版。

在《容安館札記》中，錢鐘書于第47則頁眉增補了幾段筆記，在談到“術(shù)語翻譯”的時候提及《熟語》一書所輯的Charles Dibdin的Mounseer Nongtongpaw（《毛瑟·農(nóng)通帕》）和J.G. Saxe的The Romance of Nick Van Stann（《尼克·范·斯坦恩的羅曼史》）兩首詩可相參考；第588則引《熟語》說明斯科特等詩人對莎士比亞和蒲伯的模仿和改造。他十分確切地標出了所引《熟語》一書的版本及頁碼。可見，錢鐘書不僅讀到了《熟語》，而且讀得仔細。

在這本書中，出現(xiàn)了“圍城”諺語，而錢鐘書讀過這本書?！斎徊荒軗?jù)此斷定錢鐘書就是從此接觸“圍城”。那么，我們就看看錢鐘書所讀的《熟語》的這一頁是怎么說的，筆者譯引如下：

“婚姻”就像夏天花園里的鳥籠一樣，無憂無慮的鳥兒想要進去，進籠之后，它們身處絕望之中并被日益消耗，擔心自己永遠逃不出這個鳥籠。（原文為英語）

婚姻像一座被圍困的城堡，城外面的人想進入，城里面的人想逃出來。（原文為法語）

“婚姻”就像鳥籠一樣：未曾絕望的鳥兒想進去，那些絕望的籠中鳥想出來。（原文為英語）

是不是從一開始婚姻就是一個開放的問題，這種情形就像機構(gòu)之中的那些人想逃出來，而外面的那些人想要進去。（原文為英語）

作者John Bartlett所示的“圍城”諺語，與錢鐘書在《學林季刊》所列一字不差。更關(guān)鍵的是，John Bartlett還搜羅了數(shù)則寓意如“圍城”諺語一樣的話語，其中有一則中國讀者很熟悉，就是“婚姻如鳥籠”——也就是說，在John Bartlett的羅列中，“圍城”之諺和“鳥籠”之喻伴隨出現(xiàn)。

在《圍城》開篇講述中，“圍城”之諺和“鳥籠”之喻也是結(jié)伴出現(xiàn)。小說中褚慎明杜撰其與羅素的交往時說，羅素告訴了他婚姻如“鳥籠”這句話，而且是一句英國古話。在前所引四句話中，第一句和第三句是都是“鳥籠”之喻，其中第一句話，正是生活于16—17世紀的著名英國作家John Webster的著名劇作The White Devil（《白魔》）第一幕第二景人物Flam的臺詞。對褚慎明和羅素而言，John Webster當然可謂古人了。第三句話，則來自16世紀蒙田的《隨筆》第三卷第一章，這是一位法國古人。

也就是說，錢鍾書和《熟語》一書，一共有三處關(guān)聯(lián)：第一，《熟語》中收錄了“圍城”諺語的法語原文，整個句子恰巧與錢鐘書在《書林季刊》中自述的句子一字不差；第二，《圍城》中，“圍城”之諺是和“鳥籠”之喻伴隨出現(xiàn)，恰巧《熟語》中也是兩者伴隨出現(xiàn)；第三，錢鐘書在寫作《圍城》之前恰巧閱讀并給《熟語》一書作了筆記。這應(yīng)該不是巧合。

另有一處值得注意的是，John Bartlett在羅列“圍城”諺語時，也列出了出處：即本文前述法國語言學者Pierre-Marie Quitard的《法文諺語研究》。錢鐘書之所以認為“圍城”是法文諺語，也極有可能是受其影響。

三、“圍城”真的是法文諺語嗎

“圍城”真的是法文諺語嗎？學者錢定平曾當面問及《圍城》法文譯本的出版者Christian Bourgois，得知法國并無這則諺語。筆者也注意到，在小說中蘇文紈留學的法國里昂的市立圖書館網(wǎng)站上，有法國讀者問詢“法國是否有這則諺語”，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里昂圖書館反而征引“中國文學批評家”（chinoises critique littéraire）的觀點來回答。在各種輯錄法國諺語和成語的工具書中，我們也找不到“圍城”（une forteresse assiégée）的蹤跡。

學者范旭侖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檢索，發(fā)現(xiàn)在法國最早使用“圍城”諺語的正是法國作家大仲馬。在1848年發(fā)表的游記《丹吉爾、阿爾及爾和突尼斯航游記》上，“Dumas翻譯了一個阿拉伯商人佩戴的護身符”，“一則正是‘Le mariage est comme une forteresse assiégée ：ceux qui sont?dehors veulent y entrer, ceux qui sont dedans veulent en sorta’”，也即錢鐘書在《書林季刊》所列“圍城”法文原文。這里范旭侖轉(zhuǎn)述不夠準確，原著中這則諺語寫在大仲馬遇到的一個門衛(wèi)（janissaire）的手臂上，這個門衛(wèi)因為這則諺語的保護而暫時免于結(jié)婚之苦。不過這個門衛(wèi)也是阿拉伯人。大仲馬似乎對這則諺語很感興趣，幾年后他創(chuàng)作喜劇《羅穆努斯王》，主人公Wolf和Célestus在第一幕開場討論婚姻問題時，就搬出這句話來勸告對方：

親愛的Célestus，您知道嗎？有一句阿拉伯諺語說：“婚姻就像被圍困的城堡：外面的人想進入；但是里面那些人想要離開。”

因此，范先生認為大仲馬最先為法國輸入阿拉伯“圍城”之喻。但筆者注意到，在大仲馬之后，共有數(shù)位法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作家學者使用“圍城”寓意，但并未有人聲明他們是從大仲馬的作品中知悉這個諺語。最明顯的，是法國語言學者Pierre-Marie Quitard，他在大仲馬之后出版了法文諺語研究著作《法國諺語及其歷史、文學與道德研究》，收錄了“圍城”這個諺語，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在Dufresny的一部喜劇中讀到：婚姻這個“國度”很特別，因為外國人想住在這里，居民卻想從那里流放。這句尖銳的句子是根據(jù)以下阿拉伯諺語組成的：婚姻就像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進去，里面的想出去。

Quitard所提到的Dufresny是法國17—18世紀之交的戲劇家，比大仲馬還要早。按照Quitard的說法，Dufresny早已經(jīng)接觸到了阿拉伯諺語“圍城”。至于Dufresny是如何接觸“圍城”諺語——是像大仲馬那樣到阿拉伯世界游歷，還是聽聞或見到已經(jīng)泊來法國本土的阿拉伯諺語——均已不可考據(jù)。這意味著，“圍城”作為阿拉伯諺語早在大仲馬之前已經(jīng)被傳到了法國本土。然而，“圍城”諺語又是怎么從阿拉伯世界傳到法國本土的呢？

法國語言學者A. Certeux與E. Henry Carnoy合著的《阿爾及利亞傳統(tǒng)對阿拉伯民間文藝的貢獻》于1884年出版。這部著作對阿拉伯地區(qū)傳統(tǒng)民間文藝（包括俗諺）進行了詳盡的知識考古，至今仍被認為是很有水準的學術(shù)著作，不斷再版。在其第6章Croyances et Superstitions（“信仰和迷信”）的第三節(jié)Les Amulettes（“護身符”），作者考證了“圍城”諺語的來源。

原來，在相當一段時期的阿拉伯地區(qū)，人們常常將《古蘭經(jīng)》片段或者一些被認為是智慧的話語寫在紙上或者羊皮上，藏在首飾中或者特殊的章牌中，借以警醒自己，久而久之，這類話語就變成了護身符。書中寫道：

一個猶豫不決的人求教Si Ali bou Rhama，想知道他是否應(yīng)該結(jié)婚，后者對給他說出了一句格言，翻譯如下：婚姻就像被圍困的城堡，外面的人要進去，里面的人要出去。

顯然，這一段溯源式的表述不僅指明“圍城”確實是一則阿拉伯諺語，而且是由Si Ali bou Rhama這個人信口道出。關(guān)于這個Si Ali bou Rhama的身份，應(yīng)該是伊斯蘭民間大量存在的智者一類人物。“圍城”應(yīng)是阿拉伯民間俗諺。

順便說一句，A. Certeux與E. Henry Carnoy在解釋“圍城”諺語的時候，提到了“大約四十年前，一位偉大而成果輝煌的法國作家”曾對這類阿拉伯“護身符”上的諺語很感興趣。兩位作者并未明說，但這位法國作家應(yīng)該就是大仲馬——大仲馬在1840年代游歷了突尼斯等伊斯蘭地區(qū)，游記《丹吉爾、阿爾及爾和突尼斯航游記》上披露了他所了解到的“圍城”諺語。

從這些證據(jù)看，“圍城”一語的確是阿拉伯諺語，而且是一個伊斯蘭諺語。

結(jié)語

綜上，到底是誰把“圍城”諺語帶到中國？不知道，但絕不是錢鐘書和《圍城》。1936年的冬天，在中國綏遠邊境，兩個普通的抗日軍人已經(jīng)在用“圍城”諺語向他們的朋友表達婚禮祝福了。此時的錢鐘書還在英國，他還沒有來到法國，也還沒有讀到John Bartlett主編的《熟語》——錢鐘書所讀版本在第二年才出版；《圍城》的寫作和發(fā)表，是大約十年之后的事情。從17世紀直到錢鐘書寫作《圍城》的20世紀，這句諺語早已在西方世界和阿拉伯地區(qū)廣為流傳，它被某個人或者某本著作帶到中國的機會，實在太多了。

不過，即便不是錢鐘書及其《圍城》把“圍城”諺語帶到中國，也無礙于《圍城》的偉大。這當然不是因為《圍城》前所未有地擴大了“圍城”諺語在中國的接受范圍，而是說《圍城》以一部杰出的漢語小說的虛構(gòu)，使“圍城”這個意象的寓意變得更加豐富遼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