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民間文學的研究依然是以民間文學的搜集、文化主體、文本結構與形成、民間文學與社會記憶、民間文學與書面文學的關系、傳播方式與傳播語境，以及近年來興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民間文學、民間文學的對外傳播、民間文學的資源轉化與當代價值等為主，兼顧田野與文獻、文本與語境，同時又推進了在媒介傳播、文化符號及影像實踐等領域的探索。從本年度研究成果來看，民間文學領域無論在學科建設、理論闡述，還是個案、實踐研究層面都呈現出一些新特點和新趨勢。

一、民間文學文本研究的凸顯

在民間文學研究中一直有著文本與田野的分野。20世紀末21世紀初，學人們曾專門討論過文本與田野對于民間文學的不同意義，面對過度依賴田野調查、疏離文本的現象，也曾提出過“文本”轉向或“告別田野”。2022年的民間文學研究中對于民間文學文本結構、形成及民間文學獨特的文本觀進行了集中闡述，并在原有民間文學文本闡述的基礎上有所推進。

民間文學的“文本”與書面文學不同，它本身的不確定性使得大部分研究都是以文本搜集為第一步。從北京大學搜集歌謠開始，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一直是研究的重頭戲。只是不同時期，搜集整理的發(fā)起者或群體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層面的搜集工作更是極大地推動了民間文學的研究。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學者們意識到民間文學注重田野調查或搜集工作，并未推動民間文學的理論建設，而是在一定意義上出現了學術式微。面對此情形，部分學人呼吁“回到文本”。經過二十余年的發(fā)展，到了2022年，民間文學文本從概念到理論都有了推進。

首先表現在民間文學不同文類的研究中，都有對文本的闡述與討論，這為理論層面的總結提供了基礎。故事學領域一直就較為注重文本的分析，既有歷時分析，也有對共時(結構)的闡述；既有從文獻中梳理文本的起源，也有在文獻與口傳文本的比照中梳理文本演化的進程；形態(tài)學、情節(jié)、類型、母題等理論運用及推進，不僅促動了故事學的發(fā)展，也對其他文類具有借鑒意義。本年度故事學領域文本研究值得提出的有對“文本”類型的拓展，如對視覺化故事文本《尋夢環(huán)游記》《玩具總動員》等進行故事編創(chuàng)法則、故事范型的分析與闡述。對故事的計量單位“核心序列”的闡述，指出它既是故事獨立存在的根本，也是文本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單位。神話學領域在文獻梳理、母題研究方面一直成果較為豐富，如王憲昭對神話母題的持續(xù)梳理與撰寫；再就是近年來神話學注重“朝向當下”，除了關注傳統(tǒng)神話文本外，在游戲、網文、有聲讀物、動漫等領域的拓展，極大拓寬了人們對民間文學文本的認知；另外則是神話學領域對圖像文本的關注，如對漢畫像日月神話時間觀的闡述及利用南北朝皇族墓室壁畫對“天命”和“不死”神話敘事體系的解釋。史詩學對民間文學文本的研究范式曾起到革命性意義，如口頭程式理論等，本年度史詩文本研究集中于口頭文學文本接受不同于書面文學的文本之“新生性和開放性特征”，及文本的經典化、文本與演述傳統(tǒng)的互文和傳承等問題，尤其是對于石刻、壁畫、雕塑、插圖等史詩圖像文本的跨文化流傳應引起民間文學其他門類及文學領域的關注。傳說學近年來提出的儀式文本拓展了民間文學的文本樣式，也進一步闡述了文學與信仰的關系。本年度傳說學領域除了對傳說圈、傳說與歷史(或社會記憶)、傳說與地方性知識等研究外，儀式文本研究也取得了一定進展。如對明清教派寶卷中儀式文藝敘事情節(jié)與功能導向的論述，彰顯了儀式文藝情節(jié)與功能的獨特性及考證《崔府君神異錄》在崔府君信仰傳播和傳說演進過程中起到的文本定型的關鍵作用。民間文學其他文類對于文本的研究也取得了推進。如以往的諺語研究大多集中于語言學或文化學領域，但本年度對社會類諺語中反義諺語的闡述拓展和豐富了諺語文本所呈現的社會觀念的多樣性。

其次，除了各門類文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外，本年度從理論層面闡述與總結了民間文學的文本觀。民間文學文本的獨特性從其興起之時就一直伴隨著它的發(fā)展，但大多論述以書面文學為標準或者以書面文學的標準建構民間文學文本。早在2013年已有學者提到建立民間文學文本學，希望能確定相對統(tǒng)一的標準將各類文本都納入文本譜系，以發(fā)揮民間文學文本應有的美學功能。但是后續(xù)的研究中這一話題并未取得理論上的推進。本年度發(fā)表的《口頭文學的文本觀》可以說是綜合了勞里?航柯、弗里基于史詩的口頭文本或口傳文本、源于口頭的文本、以傳統(tǒng)為取向的文本分類基礎上，在與書面文學的比較中提出口頭文學文本的整序接受、書面記錄文本所具有的口頭和書面的雙重特征，以及其彼此之間的言文互緣、文人創(chuàng)作的以傳統(tǒng)為取向的文本所具有的言文橋接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口頭與書面文本聯結、共性的闡述，不是在區(qū)別中理解口頭文本的特性，而是在共性中實現口頭文本的辨識度。這可以說是近年來口頭文本觀的一次總結與理論闡釋，當然尚有繼續(xù)闡發(fā)的空間，而對于言文互緣、言文橋接還有待進一步實現話語傳遞，也需要在不同文類研究中檢驗其效度。另外，文中還提到口頭文本各文類以譜系共存于一個文化系統(tǒng)中，這與阿蘭?鄧迪斯在《亞文本、文本和語境》中提出的：只有結合亞文本、文本和語境三個層次的分析，才有可能實現對民俗文類的準確定義，進而定義民俗自身，有著理論連續(xù)性，同時在兩者的對照中，我們可以看到民間文學文本的生成及其文類劃分都無法離開社會生活(或語境)，也看到了我們對口頭文本的闡述在中西理論銜接與轉化中逐步實現本土化的過程。

最后，對于民間文學文本的研究并未與實踐割裂，而是注重在實踐中闡發(fā)民間文學文本的意義與價值。民間文學現在所面臨的傳播環(huán)境與傳承方式都有了極大變化，在大學生民間文學戲劇節(jié)的實驗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創(chuàng)意表演形式中，故事文本依然是核心，只是故事文本以“演述”的形式，而不是“閱讀”的形式在接受者中傳播，這有助于民間文學文本回歸日常生活，回歸演述與文化傳統(tǒng)。這其實與上文所述口頭文本是在演述中生成的理論相契合，同時也在當下民間文學傳承實驗中進行了一定的驗證，當然后續(xù)如何目前尚無法確定，希望能有相關個案的長期追蹤。

二、民間文學文學性的反思與民間文學研究范式的轉換

進入21世紀，學科歸屬問題一直制約著民間文學的發(fā)展。民間文學與民俗學在興起之初，兩者并未有學科割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隨著學科體制建設，民間文學成了學科名稱(當然其中亦有名稱變化，如人民口頭創(chuàng)作、口頭文學等)。新時期隨著民俗學研究的恢復，兩者的研究群體主體是合一的，也就是常說的“一套班子、兩塊牌子”，但是隨著人類學、社會學等理論的引入，民俗學、民間文學的研究范式開始出現一定的區(qū)隔與差異。后來隨著教育部學科調整，民俗學(包括民間文學)歸入社會學，而民間文學的研究群體大多在文學領域，這就造成了對民間文學學科歸屬的討論。這一問題的討論集中呈現于對民間文學文學性的思考。

本年度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首先是在民間文學學術史的回顧中展開的。民間文學學術史的梳理近年來為學界所關注。民間文學學術史研究者希冀從學術脈絡的呈現中，整理出基本話語、基本問題的譜系，為當下學科問題的回應與反思提供借鑒。2022年學術史研究涉及對著名學者研究的學術回顧，如經過梳理胡適對康德、杜威自由和民主理念翻譯接受過程對現代民間文學興起的影響，以及對董作賓歌謠學研究、陳寅恪和鐘敬文故事學研究、顧頡剛民俗學研究等的反思，探討其與當下學術話語、學術問題對話中的適用性與局限性。本年度學術史回顧中需要重點提及的是圍繞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fā)表80周年所展開的討論。民間文學領域對《講話》精神的回顧，既是梳理中國民間文學中的延安傳統(tǒng)，也是在學術脈絡中總結民間文學文學性的時代話語。1942年，《講話》發(fā)表后，文藝界對文藝的性質與功能有了新的認識。民間文藝因為與民眾的天然聯系，成為聯結文藝與民眾、普及與提高的重要方式。文藝創(chuàng)作者積極加入民歌、民間故事等的采錄，同時也借鑒與利用民歌、說書、秧歌、民間故事等民眾喜聞樂見的文藝樣式進行創(chuàng)作?！睹耖g文化論壇》2022年第3期圍繞張霖的著作《趙樹理與通俗文藝改造運動(1930—1955)》展開研究，筆者與楊天舒、李超宇從通俗化實踐、知識分子與民眾關系、民眾中特殊群體“調皮鬼”和“正經人”的論述回顧了《講話》對民間文藝、大眾文化的重構與再造。這次筆談中，參與人并未刻意劃分民間文學、通俗文藝、作家文學，倒是重在三者彌合中探討20世紀30至50年代所進行的通俗文藝改造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影響。潘魯生《民間文藝發(fā)展的現代化創(chuàng)構之路——兩次文藝座談會的理論與實踐導向》(點擊查看)強調了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黨的文藝方針對于“民間”內涵的改寫與重構的引領與指導，而“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具有標志性意義……從理論和實踐的自覺與指導意義上構建和深化了新的歷史進程中民間文藝的‘民間’傳統(tǒng)，指導文藝工作者以及廣大民眾深刻認識并不斷實現民間文藝的基本出發(fā)點、鮮明特色和重要價值，發(fā)揮了定向糾偏、 引導促進的重要作用”。在對民間文學研究者進行學術史回顧中，董均倫、周文、柯仲平等進入研究視野?！抖鶄惷耖g文學搜集整理之研究》《周文的民間文藝思想研究》《理性與激情：論柯仲平對文藝大眾化方向的探索》梳理了董均倫、周文、柯仲平三人對民間文學的搜集、采錄在承續(xù)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基礎上，如何進一步拓展“文藝”的通俗化實踐。他們搜集整理的民間文學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同時也是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史上的典型個案，通過對他們研究歷程的還原性歷史分析，有助于推進對民間文學本土話語生成、嬗變的理解，也對延安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民間文學納入文學研究的脈絡、機制有所了解，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民間文學史上采風、搜集整理、田野作業(yè)話語的嬗變。

其次，對民間文學文學性的討論，并不局限于本學科，而是在現當代文學、美術、舞蹈及當下興起的群眾文化等領域亦有提及?！蹲鳛榉椒ǖ摹凹w創(chuàng)作”：從民間傳說到紅色經典歌劇〈白毛女〉》論述了左翼文學的寫作傳統(tǒng)、延安時期文藝大眾化的政治要求以及自身的優(yōu)越性等，共同促成了歌劇《白毛女》采用集體創(chuàng)作方式進行文本再生產?！蹲呦蚋锩拿耖g文學：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紅色故事對黨的形象的塑造》主要討論紅色故事如何以“服務群眾”和“為民而戰(zhàn)”為切口構筑黨的政治形象與軍事形象?！睹耖g元素與延安文藝大眾化》從文藝導向、創(chuàng)作主體、大眾化實踐三個方面闡釋延安文藝大眾化中對民間元素的重視和吸收。《論解放區(qū)文藝“走向民間”的本土經驗》聚焦解放區(qū)文藝“走向民間”運動，討論文藝的民族化和大眾化如何為中國新文學積累了寶貴的本土經驗。此外，還有對“群眾寫作運動”“延安新秧歌劇創(chuàng)演”等話題的討論。延安時期民間文學的學術史梳理相較于“十七年”時期，難免帶有一定的陌生感，但正是由于這種距離感的存在，無論是搜集整理、口述追憶還是考釋研究，學者都能夠從相對客觀中立的角度對這一時期民間文學學術史進行梳理與反思。

再次，民間文學文學性探討的另一話題主要集中于故事詩學。2020年開始，劉守華提出了故事學的一個新方向——故事詩學，這一話題主要是對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故事學方法開始走向多元化后，傳統(tǒng)的文藝美學批評在故事學領域被懸置的思考。故事詩學引起了故事研究者的關注，但是成果并不多，本年度主要有對兄弟糾葛故事和攆城隍故事的分析，重在對故事文本的精神品格和藝術化進行表達。這一話題的集中討論是在華中師范大學舉辦的“新時代中國故事學理論建設”研討會上，劉守華對故事詩學的思考作了進一步強調與拓展，闡述了自己所提出的故事詩學的理論來源，即葉?莫?梅列金斯基及文藝學、美學的批評方法，希望能注重對故事選本的審美原則的探討，也希望研究能回歸大眾特別是青少年的精神文化家園。孫正國強調了故事詩學對于故事研究回歸文學的學科立場及希望能逐步建構故事詩學的理論體系。

最后，本年度對民間文學文學性進行的討論還集中于民間文學領域的諸多會議，在會議討論中學人就民間文學的文學性檢視及近年來的發(fā)展趨勢都有涉及，如中國民俗學年會、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年會等設置了“神話紋理：神話敘事多樣性的生成機制”“講述的力量：民間故事研究與土地情懷”“八仙過海：古典民間敘事和古代民俗的流變層累”“圖文互顯：圖像文獻世界里的民俗”“口頭詩學研究”“少數民族典籍研究”“史詩學與口頭傳統(tǒng)研究”“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學術史”等專場。集中討論是在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主辦的“新時期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發(fā)展研究”學術研討會上。會議圍繞“民間文學的理念基石”“回歸本體的民間文學學科范式檢討”“民間文學的學科路徑與學術進路”等話題展開討論，與會學者集中探討了民間文學概念與基本特征的當代適用性及基于文學性的學科建設、學科分類、學科路徑選擇等。

三、本土學術話語的梳理與民間文學話語體系的構建

民間文學的記錄在中國興起得很早，但是現代民間文學的興起則與西學引入直接相關。1918年，北京大學發(fā)起征集歌謠運動，民間文學進入現代學術視野，從其興起之時，其實就無法脫離中國學術的河床，同時學人在接受中也有著自己的文化底色。這些既是理解中國民間文學知識生產的文化根基，也是吸納和轉化西方話語和理論的基礎。2022年民間文學研究中開始注重民間文學本土話語梳理，希冀能通過對本土話語的回顧呈現中西話語的對接與錯位及其對民間文學研究的影響。在本年度的研究中主要有對“采風”“民俗志”“風俗”的討論。

采風是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采錄方式，“不是為了如其本然地記錄、再現民間口頭傳統(tǒng)的聲音模式和表演場域，而是為了把它們當成有獨立意義的文學作品記錄、保存下來”。在20世紀初期至80年代，資料的搜集采錄方法似乎沒有引起太多爭論。只是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田野作業(yè)作為科學方法統(tǒng)合了“采風”“采錄”“整理”等之后，采風被置于“科學的田野作業(yè)”的另一端。但長期以來對于“忠實記錄、慎重整理”的回顧與考量，大多將歷史語境懸置，以田野作業(yè)的理論范式反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民間文學基本問題與基本話語；再加上當下的學科分野，民間文學之文學與民俗學研究被置于兩條通道，他們之間的區(qū)隔越來越大。2022年，關于“采風”“采錄”“整理”等本土話語經歷了從技術術語向文明生產模式的轉變，雖然討論還需要進一步深化，但眾多研究成果的出現足以引起對“采風”的重新思考。如《采風：一種文明生成方式的古今流變》及《作為社會主義文藝生產機制的采風》認為采風承擔起了將傳統(tǒng)小社區(qū)中的“鄉(xiāng)民文藝”轉化成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文藝”的使命，寄寓了新中國推動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產生全新的文藝生產主體的理想。當下學界對采風的部分批評有將其窄化之嫌，只有回到社會主義文藝生產的歷史語境中去，將采風視為一種主體生成方式和文化實踐方式，才能充分認識其意義?！恫娠L與搜集的交融與變奏：以新中國初期“忠實記錄、慎重整理”討論為中心》主要梳理了對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現的民間文學記錄、整理的爭論，認為只有回到20世紀初期至60年代民間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邏輯，才能理解采風與民間文學搜集之間的承續(xù)與內在思想的嬗變，也才能使得對搜集整理問題的討論不再停滯在原點，并更好地總結民間文學的本土話語，進而推進民間文學話語體系的構建。

“民俗志”就其文本形式、記述內容和功能而言，具有濃郁的中國本土特色。中國古代不僅有“民俗志”的概念，而且有著悠久的民俗書寫傳統(tǒng)。在民間文學領域，民俗志的記錄和書寫方法一直處于重要位置，學人們早已有關注，本年度更多是圍繞這一本土話語的研究與爭論，為本土話語體系構建提供了具有啟發(fā)意義的路徑。如《民俗志的歷史發(fā)展與文體特征》提出民俗學界對民俗志書寫范式的反思與新型民俗志的寫作實踐，不僅是對當前民俗學學術理念的回應，還顯示出了回歸中國本土民俗志詩學傳統(tǒng)的跡象。研究者主要圍繞民俗志書寫“標準”“主體”“視域”等問題展開論述，如《廣域民俗志的學術評估和書寫判斷——以〈浙江通志?民俗志〉〈陜西省志?民俗志〉為例》通過對《浙江通志?民俗志》與《陜西省志?民俗志》的比較分析，指出民俗志的編寫，最關鍵的是記錄經驗世界的鮮活民俗；《地方精英民俗志書寫的可能性及反思——以云南大理石龍村李絢金村民日志為例》提出地方精英日志書寫的實踐過程及其成果能夠較好地實現民俗主體參與并主導民俗志寫作的需求，既回應了民俗學“朝向生活”的實踐轉向，又能在當下的“民俗鄉(xiāng)建”中承載起傳承村寨記憶、維系村寨傳統(tǒng)的重要作用。

風俗是中國自古就有的語匯，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生活文化與生活特性的詞語概括”。關于“風俗”與“民俗”的討論自古就有。20世紀初，隨著近代社會的轉型，“民俗”地位上升，“風俗”地位衰落。學界一直以來就有關于“風俗”與“民俗”的概念辨析，本年度日本學者巖本通彌的《“民俗”概念考》主要梳理了柳田國男在不同時期對“民俗學”這一名稱的理解及日本“民俗學”的誕生。《風俗與民俗：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史學根性和民族性》梳理了晚清新史學的“民史”觀，圍繞“風俗”與“民俗”的交替、“史學根性、主體性及國家性”等問題展開論述，認為史學一直是中國現代民俗學運動的根性。因民族性而衍生的國家屬性使中國民俗學有了獨特的軌跡和品性。除了概念辨析與史學脈絡梳理外，2022年對風俗的論述還將其置于中國古典知識系統(tǒng)，提出以風俗為遺產，將民俗學從具體經驗研究拖入到超越性理念的范疇，并強調正視以“風俗為天下”的中國古典知識系統(tǒng)，對擴展民俗學的未來前景具有重要意義。此外，圍繞“風俗”的討論還跳出了本學科范疇，逐漸與圖像、節(jié)日、宴飲、醫(yī)療相聯系。如《民國紙媒中的風俗畫——〈北洋畫報〉連載陳師曾〈北京風俗畫〉冊頁的若干史料鉤沉及分析》論證陳師曾在繪制《北京風俗畫》時深受“到民間去”這一文化思潮的影響，以極具現實主義色彩的、平民化的風俗畫題材回應了“眼光向下”的現代性命題；《中國古代風俗畫的基本內涵——以農事風俗畫為切入點》通過農事風俗畫《豳風圖》和《流民圖》，闡釋了風俗畫作為一種社會風俗的記錄方式的社會價值及歷史價值。在關于節(jié)日、宴飲風俗的討論中，《敦煌節(jié)日風俗所見多民族文化交融》從晚唐五代出發(fā)，論述了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民眾在寒食節(jié)、二月八日、賽神、燃燈等節(jié)日風俗活動之中所形成的多元一體、交融共生的民族和文化格局；《禮俗之間：宋代的宴請禮儀與風俗傳統(tǒng)》聚焦宋代以宴請活動為中心而承載的社會禮俗，從宴請籌辦、迎賓待客到席間秩序等方面展開研究。此外，還有《醫(yī)療、風俗與信仰：清代巫醫(yī)的社會活動探究——以嶺南為中心的考察》圍繞清代嶺南巫醫(yī)對民間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參與，闡釋其在地方醫(yī)療、風俗與信仰活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對民間文學本土語匯的梳理，近年來才引起更多學人的關注，其實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曾有學者致力于對民俗學本土化的探索，只是之后在民間文學、民俗學領域都更關注理論的“社會科學化”，并將其視為研究的“創(chuàng)新”。在這一過程中大量引入其他學科及國外的話語、理論等，出現了理論與民間文學基本問題的脫節(jié)、將民間文學作為材料注解其他學科和西方理論等現象。本土語匯的梳理對生發(fā)于中國民間文學的理論話語具有一定的推動力，同時也有助于推進民間文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與對話。

四、探求民間文學的當代價值

有關學科及其研究對象的價值研究不僅關乎學科存在的正當性，亦與學科危機密切相關，因為學科危機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源自從業(yè)人員基于特定問題意識對學科自身“存在價值”(正當性)的反思。民間文學接續(xù)學科發(fā)端的價值理想不僅有學科內在的必然性和它作為人文學科不能放棄的價值關懷，也有基于時代的必要性。就此而言，接續(xù)“五四”傳統(tǒng)為學科的正當性辯護，不僅是對蘊含“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貫徹與踐行，也是推動民間文學參與國家的現代文化建構，并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等提供理論支持的重要路徑。民間文學與社會學、人類學、文藝學、歷史學、民族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多領域交叉，在遺產化語境中，民間文學的價值內涵被挖掘與凸顯，同時民間文學也成為旅游或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資源活化或整合的重要場域。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話語構建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大使命之一。2022年度民間文學領域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論述，更加注重其形成的具體脈絡。對這一話題的討論，一方面是從宏觀層面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話語建構的闡述，如從“詩騷傳統(tǒng)”與“史詩”的會通，論述了文學共同體觀念構建和中華文學史話語體系的重構，同時強調這一話題也涉及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多樣性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的現實意義；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宏觀視角審視不同民族戲劇的特點和內在聯系，揭示在各民族共存共生背景下民族文化多樣性與獨特性、借鑒與創(chuàng)新的辯證關系；從多民族共享的生活內容與文化實踐出發(fā)，闡釋其對形塑中華民族共有的歷史觀、文化觀和審美觀，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顯著作用；等等。另一方面則是結合個案和具體實踐所進行的論述，如通過對九隆神話流傳和傳播脈絡的梳理，闡釋其背后西南各少數民族的精神根譜，透視在“龍”敘事下的向心凝聚；對西南少數民族圍繞諸葛亮傳說及景觀敘事所形成的遞進式中華文化認同的闡述。無論是宏觀理論層面還是個案實踐，這方面研究可以說在本年度民間文學論著中所占比重并不少，尤其是在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研究領域更是如此，研究者關注多民族共享的民間敘事資源，大多也是在文化交流交融中闡述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意識的形成。但是此類研究也出現了同質化的現象，并未有太多理論上的提升。

2022年日常生活實踐中民間文學的價值重塑也很受關注。如通過對歷史故事與民眾歷史記憶、歷史價值觀關系的闡述，指出故事的社會價值及民眾用自己特有的言說方式與思維邏輯所表達的對“善”的追尋。本年度在這一話題的討論中，還有通過對國外民間文學審美重塑與價值重構的借鑒反觀自身，即《泰國民間文學的當代審美重塑與價值重構》一文所提到的“泰國民間文學”，認為其傳統(tǒng)性和現代性和諧相融的動力源于泰國民眾對習俗文化的踐行和學界的文化自覺行為，這可以為我國民間文學價值重構提供借鑒經驗。

關于民間文學社會價值的討論還包括當下鄉(xiāng)村文化建設如何挖掘民間文學的內涵，為鄉(xiāng)村振興提供內源性動力等議題。隨著國家發(fā)出重建鄉(xiāng)村生活的號召，對民俗、民間文學資源的利用引起了社會各層面的關注，但是對民間文學領域這一方面的研究還是比較薄弱，本年度雖然有一些文章，但要真正找到適合的路徑及重構機制還有待進一步實踐與長期跟蹤。此外，討論較多的是融媒體語境下民間文學資源的轉化和發(fā)展。隨著融媒體時代的來臨，民間文學呈現出融視覺、聽覺、觸覺為一體的豐富樣態(tài)，其傳播主體、傳播媒介、傳播場域及審美表征均有所變化。2022年民間文學研究開辟出一些新的方向與途徑。如《民間文學影像化再演述的策略與價值》中談到民間文學影像化再演述在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策略上，呈現出人物的多元與嬗變、空間的現實與奇幻再造以及傳統(tǒng)與當代意蘊重構的特征；在價值觀念上，諸多改編自民間文學的影視作品則成為連接古典與現代、民族與世界、本土與全球的橋梁。再如從白蛇傳、志怪文學、敦煌壁畫中的雷公擊鼓圖等，從圖像史料學、新媒體文化研究等出發(fā)，在主流民間文學研究之外勾勒出更為豐富的理論版圖，顯示出一種學科交叉的生機與活力。還有研究者立足于民間文學本體、使用不同方法分析情節(jié)、結構、敘事與價值旨趣，并引入“景觀”“風景”等理論話語展開研究，如對當代實景演出如何利用“表演”和“景觀”作為中介，將經典文學文本“跨媒介”地轉化為綜合性藝術形態(tài)并與地方文旅IP相互鏈接；民間故事資源的跨媒介轉化策略，推動民間故事從資源到資本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等等。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具有重大意義，是新時代、新征程奮斗進取的全局性指導，是把握民間文藝發(fā)展方向與方法的重要指導。民間文學的繁榮與發(fā)展也須提升到“中國式現代化”的高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未來民間文學及其研究的當代價值需要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繼續(xù)推進與發(fā)展。

總之，2022年民間文學研究在延續(xù)之前研究的基礎上，也表現出了一定的年度特點。本文難以一一羅列所有有價值的成果，希望圍繞本年度民間文學領域的熱點問題，即文本研究、對民間文學文學性的反思與討論、本土學術話語的梳理，以及民間文學當代價值的探尋的闡述呈現本年度研究概貌及發(fā)展的新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