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對未開啟的精神之門有敲扣的意圖—— 林斤瀾:以魯迅為師,以汪曾祺為友
林斤瀾(左)與汪曾祺(右)
北京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后,在大的方向上出現了峻急與平淡的兩條路,林斤瀾與汪曾祺是各自的代表。有趣的是二者并非彼此對立,而是互滲互換、彼此影響的。
林斤瀾是汪曾祺的摯友,相識在五十年代初,都在文聯工作,且年齡相仿。汪曾祺那時候文章不多,性格的溫厚吸引了林斤瀾。自然是一起喝酒、談天的時候多。林斤瀾認識沈從文,也是汪曾祺的介紹,兩人還到歷史博物館去看望這位前輩。據說五六十年代每年大年初一的時候,他們還一起到沈家拜年。
林斤瀾喜歡汪曾祺的原因很多,大致說來,都愛寫短篇,走的是相近的路子;均帶點雜家的趣味,對風俗人情、野史筆記有些興趣;而且他們皆有點散淡或自由派的風骨。林氏早年參加革命,作為地下黨員潛入臺灣,曾入獄一年。新中國成立后,干脆入了文壇。林氏自認在一些地方不及汪氏,比如學問,比如天賦。也由于此,便倍加珍惜他們的友情。老舍當年看重這兩個青年,說了些勉勵的話,大意是,今后兩人都會寫出好的作品來,是很有潛力的青年。
后來,林斤瀾進入了寫作的最佳時期。但那時他最惦記的,是汪曾祺這個朋友。汪在北京京劇團,與文聯的圈子遠,而林斤瀾凡事都要和他通氣。鄧友梅《漫憶汪曾祺》云:
斤瀾知道曾祺的心態(tài),跟我說過多次:咱們得拉著他一起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幾個人的舊作,編為一套叢書。王蒙、斤瀾、劉紹棠和我都在冊,但沒有曾祺。林斤瀾就建議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見,曾祺自己卻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夠數。斤瀾知道后找到他家與其爭論,連批評帶勸說,要他盡快再趕出一批小說或散文來,湊夠一集出版。他被諍友赤誠感動,這才又拿起筆來寫小說和散文。由此激發(fā)了汪曾祺寫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汪曾祺知道自己被友情包圍著,離了這個就真的寂寞了。林斤瀾對他太好,幾乎尊為師長。他知道汪氏的才氣,想沾沾這些仙氣,樂了自己,也樂了眾人。汪曾祺后來爆得大名,最高興的自然是林斤瀾了。
他們嗜酒如命,每逢聚會,都喝得兩眼紅紅。晚年外出,二人同行時居多,每餐不忘談酒,舉杯同笑,很有點酒仙之態(tài)。林斤瀾家中擺了各式酒瓶,成了收藏庫,汪曾祺看到好的酒瓶,亦不忘送老友保存。劉心武談汪曾祺的時候,有個片段,寫出酒態(tài)中的鏡頭:
我們到達重慶時,正是三伏天,那時賓館里沒有空調,只有電扇,我和一位老弟守在電扇前還覺得渾身溽熱難耐,汪老和林大哥居然坐在街頭的紅油火鍋旁邊,優(yōu)哉游哉地飲白酒,涮毛肚肺片。我們從賓館窗戶望出去,正好將他們收入眼底,那鏡頭直到今天依然沒有模糊。后來他倆人酒足肉飽回來,進到我們屋,大家“擺龍門陣”,只見酒后的汪老兩眼放射出電波般的強光,臉上的表情不僅是年輕化的,而且簡直是孩童化的,他妙語連珠,幽默到令你從心眼上往外躥鮮花。
汪曾祺去世后,林斤瀾頗為傷情,有多篇文章行世?!锻粼魅返那把?,就出自他的手筆。這篇前言先引汪氏語錄,后為林氏自己的補白,似乎是兩人的對話錄,生動的地方很多。
有一年他與汪家子女一起去郊外為老友安葬骨灰,回來后,寫了篇文章《安息》,結尾道:
高樓遠近也不見人,只聽見大小回聲,重疊合成一片天籟。洪荒大化,不知所之。
十幾年后,林斤瀾也去世。消息傳來,不知怎么,竟想起他生前這段話來。汪曾祺之后,他是北京作家圈里最受人尊敬的老人之一。先生一去,琴弦無聲,草木暗傷。
想起我和林先生的交往,談論最多的是魯迅。林老談論魯迅只限于小說與一些散文,及《中國小說史略》,不太涉及思想史的內容。用作家的眼睛打量對象,看到的是一些藝術的玄機。比如在《短篇短篇》一文里,他寫道:
魯迅先生專攻短篇,他的操作過程我們沒法清楚。不過學習長篇,特別是名篇,可以說在結構上,篇篇有名。好比說《在酒樓上》,不妨說“回環(huán)”,從“無聊”里出發(fā),兜一個圈子,回到“無聊”里來,再兜一個圈子,兜一圈加重一層無聊之痛,一份悲涼?!豆枢l(xiāng)》運用了“對照”,或是“雙峰對峙”這樣的套話。少年和中年的閏土,前后都只寫一個畫面,中間二三十年不帶一字。讓兩個畫面發(fā)生對比,中間無字使對比分明強烈。《離婚》是“圈套”,一圈套一圈,套牢讀者,忽然一抖腕子——小說里是一個噴嚏,全散了?!犊滓壹骸吩谒夭牡娜∩嵘希\用了“反跌”。偷竊、認罪、吊打,斷腿,因此致死的大事,只用酒客傳聞交待過去,圍繞微不足道的茴香豆,卻足道了約五分之一的篇幅。
只有小說家才這樣談魯迅。不過這只是技術層面的話題,林斤瀾其實更喜歡魯迅的氣質。這氣質是什么呢?那就是直面灰色的生活時無序的內心活動。他不愿意作品直來直去,而是在一個點上開掘下去,進入思想的黑洞里,在潛意識里找自己精神的表達方式。汪曾祺寫林斤瀾的評論時說,其小說讀起來有點費事,故意和讀者繞圈子,大概是為了陌生化的緣故。比如“矮凳橋系列”,在小說結構上多出人意料之筆,意蘊也是朦朧不清的。這大概受了魯迅的《彷徨》《野草》的影響,但更多是夾雜了自己的體味。在一種恍惚不清的變形里,潑墨為文,走的完全與傳統(tǒng)不同的路,也是與當代人不同的路。在精神的深處,他確是一個魯迅黨的。
但他絕不是在一個精神參照下的魯迅黨。他的理解魯迅,就是不要成為魯迅小說的奴隸。因為魯迅精神與審美的過程,就是不斷走的過程,一旦停留下腳步,生命就終止了。所以他說:
魯迅先生塑造的典型至今高山仰止,他是從這條路攀登藝術頂峰的。不過這不是惟一的路,過去曾經“唯我獨尊”,總是第一還不夠,非要弄成惟一,作繭自縛。藝術的山不是華山,是桂林山水。
林氏和汪氏走的是不同的路。汪曾祺彈奏的多是儒家的中和之音,而林先生則是幽思里的顫音,直逼精神暗區(qū)里無序的地方。在某種程度上講,他喜歡迂回婉轉、翻滾搖曳的審美之風。如果說汪曾祺和王維略有相近,那么林先生無疑帶有李商隱的調子了。林斤瀾的審美快感多是從古典意味的作家那里得來的,卻沒有古典作家的那些儒雅與靜謐,倒是和卡夫卡、魯迅同流了。
這同流的過程,一個突出特點是一直強調自己的困惑。他一生糾纏的就是各種困惑。比如現實主義流行的時候,他就覺出單一性的可怕,總在自己的文字里流露出叛逆的東西來。一般人寫“文革”,聲淚俱下。他卻進入精神變形的思考里,搞的是古怪的斷章。他雖然強調藝術創(chuàng)作要靠天籟,卻一直對未開啟的精神之門有敲扣的意圖。魯迅式的思維給他的益處是,常常從表象看到相反的東西,不愿意被外在的東西所囿。比如談到李叔同,人們說他完全超塵脫俗,可看到其死前寫下的“悲欣交集”四字,他就說:“我相信那是真實,我佩服那是真實的高僧。悲欣也還是七情六欲,寫下來更是要告訴世人,對世俗還有話說?!币淮巫h論到對知堂的評價,談到孫犁的觀點,他就很是不解。孫犁說知堂這樣的附逆之人寫不出沖淡之文(大意),林先生卻承認在知堂那里確實讀出了沖淡。林先生很尊敬孫犁,但此處卻各自東西,不一樣了。他對世人的各種觀點不都盲從,相信的是自己的感覺。他認為真的世界不是語言能涵蓋的。與其相信概念,不如認可感覺。對小說家而言,有時候飄忽不定的感覺才是作品之母。
晚年的林斤瀾思想活躍,沒有一點道學氣,和魯迅的思想越發(fā)共鳴起來。我猜想是人生觀的因素第一,藝術理念第二。他贊佩魯迅的小說惜墨如金,從不漫溢思想,自己呢,也恪守著這個原則,安于小橋流水,從不宏大敘事;他欣賞魯迅雜取種種的開闊的視野,在筆耕里也不封閉己身,總在找突圍的辦法;他羨慕魯迅筆下的謠俗之調,以為未被洋人的韻致所俘,找到了本土的表達式,多年來也學著從故土語言里生出意象。魯迅給他最大的影響,大概是睜了眼睛打量世界,不被幻影所擾,強調的是思想的真與藝術的真。那篇回憶老舍之死的文字,含悲苦于斯,和巴金的文字庶幾近之。他寫過一篇散文《說癔》,在文本的背后響的就是《狂人日記》的聲音,不乏智性的閃光。在記憶的打撈里,他從不回避苦澀,而是直面苦澀,咀嚼苦澀,其間亦不免殘酷之色。他知道自己的那些東西不過文壇小草,失敗的時候多,可是那是自己園地里的東西,雜花生樹,也不是不可能的。
(作者為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