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由馮雪峰接替丁玲擔任《文藝報》主編。從當年1月25日出版的《文藝報》第二號起，主編署名由丁玲、陳企霞、蕭殷三人變?yōu)轳T雪峰。編委有馮雪峰、陳企霞、蕭殷、張光年、馬少波、王朝聞、李煥之、黃鋼。

作為1950年代人民文藝建設中最重要的國家文學媒體之一，《文藝報》主編的變換，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人事安排。關于這一人事變更的直接原因，1957年的批判材料認為是丁玲的推薦：“1952年丁玲改任《人民文學》主編，她推薦馮雪峰接替她作了《文藝報》的主編，陳企霞作副主編。他們把《文藝報》變成了抗拒領導和監(jiān)督的‘獨立王國’?！保ā抖￡惣瘓F參加者 胡風思想同路人 馮雪峰是文藝界反黨分子》，《文藝報》1957年第二十一號，1957年9月1日）這當然是特殊的批判語境下模糊的說法。當下學術界通常提到的一則更為具體的材料，即丁玲在1983年的回憶性文章《我與雪峰》（刊《社會科學》1983年第8期）中所說“由馮雪峰來編，我向來是這樣主張的”。如包子衍《雪峰年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頁“1952年1月”條下記有：“1月下旬，開始兼任《文藝報》主編。……”其后則附錄丁玲《我與雪峰》中文字：

他主編《文藝報》是有人在會上提出來我贊成的。因為我覺得我編《文藝報》不適合。我不是搞理論的，他是搞理論的。他編《文藝報》比我好，由馮雪峰來編，我向來是這樣主張的。

丁玲《我與雪峰》這篇文字實際上是丁玲在首屆馮雪峰研究學術討論會（1983年5月30日—6月2日，浙江義烏）上的發(fā)言摘要，由雪峰學術研究會整理供稿，在上海的《社會科學》發(fā)表。其中前后段落如下：

……人生啊，實在是太曲折了，也太痛苦了。我們要革命，要做工作?？墒牵覀儾蝗菀兹〉煤芎玫臈l件和環(huán)境，發(fā)揮自己的能量。有時我們得在很重的壓力底下，倔強地往上生長。我不能不想起一些事情。他主編《文藝報》是有人在會上提出來我贊成的。因為我覺得我編《文藝報》不適合。我不是搞理論的，他是搞理論的。他編《文藝報》比我好。由馮雪峰來編，我向來是這樣主張。我工作的時候，對我的工作我完全負責；當我不做這個工作別人在做的時候，我決不插手。所以，一九五一年雪峰接手編《文藝報》我就沒有管《文藝報》的事。一九五四年批《文藝報》的貴族老爺態(tài)度。那時，我從外地剛回來，《文藝報》的副主編陳企霞也剛從外地回來，馮雪峰我還沒有見著。當時我對作協(xié)黨組的一位負責同志說，是不是我們開個黨組會，在黨組會上先談一談然后再拿到群眾大會上去。那個大會是批胡風的。這時，我們這些黨員都不知道會該怎么開，目的是什么？ 我們作為大會的一員坐在那里聽。我想批胡風怎么批判《文藝報》貴族老爺呢？ 所以我提議，我們黨內是不是先談一談吶？ 我覺得一個同志如果思想上有問題，我們應該批評他幫助他，而不是一下就拿到群眾大會上批。但給我的答復是：“我們再不搞這一套了 ！ 干嘛要讓他們事前有所準備?。俊蹦菚r我心里想，就是不讓人家有準備，就要這么突然一下，悶頭一棍?！髞?，很多人眾口一詞，都說馮雪峰用貴族老爺式態(tài)度對付文藝青年?！?/span>

該文最早被收錄于丁玲的《文學天才意味著什么》（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一書。其中有兩處改動。其一是，篇名改為《我與雪峰的交往》。其二是，其中的“他編《文藝報》比我好。由馮雪峰來編，我向來是這樣主張。我工作的時候，對我的工作我完全負責；當我不做這個工作別人在做的時候，我決不插手”一句中的后一個句號改為冒號，并刪去“由馮雪峰來編”，即改為：“他編《文藝報》比我好。我向來是這樣主張：我工作的時候，對我的工作我完全負責；當我不做這個工作別人在做的時候，我決不插手?！蔽恼缕┳⒚鳎骸耙痪虐巳晡逶氯罩v話一九八三年九月四日校閱?！笨梢娢淖纸?jīng)過了丁玲本人校閱。按修改后的說法，可以看出，馮雪峰接手丁玲編輯《文藝報》一事，她只是贊成，認為馮編比自己更合適，而不是“向來是這樣主張”。丁玲所向來主張的，是該句后面的內容“我工作的時候，對我的工作我完全負責；當我不做這個工作別人在做的時候，我決不插手”。從整段語意來看，后面的“所以，一九五一年雪峰接手編《文藝報》我就沒有管《文藝報》的事”，印證了校改的用意。后面的一大段文字，為1954年馮雪峰突然受批判鳴不平，也意在說明自己自1951年后因為沒有管《文藝報》的事，不太了解具體情況，希望能在黨內就馮雪峰的情況先談一談以便大家有所了解。《丁玲文集》第九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六卷將《我與雪峰的交往》一文收錄時，照錄了《文學天才意味著什么》本文字。

但即使在《丁玲全集》已經(jīng)出版的今天，關于上述一段引文，不少論著多仍然沿襲《我與雪峰》一文中所標點的說法。如孫曉忠《當代文學中的馮雪峰——以〈文藝報〉為中心》（刊《文學評論》2005年第3期）中涉及此事時，在注釋“我覺得我編《文藝報》不合適，我不是搞理論的”，“馮雪峰編《文藝報》比我好”一句時引用：丁玲說：“由雪峰來編，我向來是這樣主張的”，并注明出自丁玲《我與雪峰》（《社會科學》1983年第8期）一文。李迎春的博士學位論文《建國初期的〈文藝報〉研究（1949—1957）》（河南大學，2006）、曾笑栗《作為《文藝報》主編的馮雪峰》（《文藝報》2019年9月16日第1版），均引用“他編《文藝報》比我好，由馮雪峰來編，我向來是這樣主張的”。

兩種不同的表達，雖然并不影響丁玲對搞理論的馮雪峰編《文藝報》比她更合適這一基本看法，但丁玲關于此事的“向來”的“主張”，還是有細微差別，不可不辨。

還可以順便提及的是，丁玲的文章中說“他（馮雪峰）主編《文藝報》是有人在會上提出來我贊成的”中所說的“有人”，張均在《“有力”人物的“爭奪戰(zhàn)”——〈文藝報〉人事糾葛及編輯理念之演變》中認為：“‘有人提出來’當指胡喬木，但丁玲亦不便明說。實際上，各當事人都諱言而又心知肚明的是，在1951—1952年，胡喬木聚集丁玲、馮雪峰、陳企霞等作家，有意識爭取更多文學資源，形成了對周揚的事實優(yōu)勢?！保ā?中 國 當 代文學報刊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97頁）而據(jù)李向東與王增如合作的《丁玲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版）中則說：“丁玲在1985年秋天的一次談話中說：嚴文井提出來，馮雪峰主編《文藝報》比較適宜，丁玲調《人民文學》主編，干部調整一下。艾青，大家對他有點意見，就要我去搞《人民文學》，要雪峰編《文藝報》，他是搞理論的，他編《文藝報》比我好。”（第469頁）其中指明系“嚴文井提出來”。王增如曾擔任丁玲最后一任秘書，其說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