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犖先生 （1913-1986）

《中國歷史大辭典》（以下簡稱《大辭典》）自1982年上海的分卷主編會議做出具體出版部署以來，進展不小。尤其是1983年底，第一個分卷《史學史》的問世，給其他分卷以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大辭典》的《魏晉南北朝史》（以下簡稱《魏晉卷》）的兩位主編是胡守為與楊廷福。胡守為生于1929年，畢業(yè)于嶺南大學（中山大學的前身）歷史系，五十年代受中山大學校方委派，擔任史學泰斗陳寅恪的學術助手，八十年代初，接受《大辭典》編纂處之聘，出任《魏晉卷》的主編時，年方五十一歲，職稱還是副教授。而楊廷福生于1920年，比胡守為年長九歲。楊廷福曾入學著名的無錫國立?？茖W校，1945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中文系。1957年“丁酉之災”時，被劃為“右派”，長期為上海教育學院歷史系的編外之氓。但他不甘沉淪，反而加倍砥礪向學。粉碎“四人幫”之后，終于穎脫而出，一鳴驚人地發(fā)表了一系列唐律與唐代社會文化史的論文，名動海內外，因而被破格提升為正教授。

在胡守為、楊廷福兩位主編的主持下，《魏晉卷》于1982年及1983年在上海與黃山召開了兩次編委會議，切磋了樣稿，交流了運用辭書體例撰稿的體會，于是便有了在青島召開第三次編委會議的動議。但此時傳來了楊廷?；挤伟┰跍恍胰ナ赖膬葱?，這是《魏晉卷》的一大損失，千斤重擔將由胡守為統(tǒng)率的編委們承擔起來了。

選擇青島作為《魏晉卷》第三次編委會定稿之地是有深意的。青島瀕臨黃海，四季氣候宜人，更重要的是治本段歷史的“亞圣”王仲犖仍在山東大學絳帳授徒。胡守為通過本卷編委、在山大執(zhí)教的鄭佩鑫請王仲老撥冗審讀了部分稿子，請他前來發(fā)表高見，用胡守為的話來說就是“為我們壯膽”！

王仲犖當時年已七十一歲，“矍鑠哉是翁也”，他思維清晰，反應敏捷。當他知道我是上海辭書出版社的編輯，馬上說：“羅竹風同志那里來的。”羅竹風建國初是山東大學的軍代表，五十年代調任上海出版局局長。后來因為一篇議論編輯應是雜家的文章而罹禍。此事在上海出版界流傳甚廣。王仲老的一語就拉近了我和他的距離，話題就多了起來。

那天晚上，王仲犖談興甚濃，一口余姚鄉(xiāng)音夾帶上海腔的藍青官話，滔滔不絕，妙趣橫生。我是上海人，聽來覺得悅耳親切，毫無理解窒礙。同座的粵人胡守為、林亞杰，贛人萬繩楠似乎亦無不解之處，真是曲盡其妙。

話題是從唐史學會開始的。唐史學會成立于1980年，眾望所歸，大家一致推舉唐長孺為會長，王仲犖、史念海等為副會長。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萬眾矚目。學會成立時就認定以唐這面大旗縱貫古今，號召四方。然而學會成員各有術業(yè)專攻，有的本身就專注于唐史，乃得其所哉，如陳寅恪的傳人汪篯，他的弟子胡?，被眾人推舉為學會的秘書長，名實相符。也有兼治魏晉與隋唐史者，如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的學者朱雷、陳國燦等，他們是“兩門抱”，上下銜接溝通，當然也相安無事，愿意接受唐史的涵蓋統(tǒng)帥。甚至新興的交叉學科的敦煌學者也主動要求掛靠于唐史學會門下。然而有些學者只搞魏晉，至多上溯秦漢，但不再入唐史領域，如田余慶、高敏等，以“唐史”涵蓋就有些勉強了。所以這些學者醞釀成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

王仲犖并不贊成別樹一幟之舉，他對胡守為說：魏晉和隋唐，“在寅恪先生那里是不分的”。即兩段歷史本為中古史的延續(xù)，當時聞此語的胡守為頷首贊同。王仲老接著說，現(xiàn)在你們要成立魏晉史學會，“唐先生不當會長，我也不當會長。你們一定要有領頭人，可以去找繆鉞先生，德高望重”?？娿X是四川大學前輩學者，兼通文史，他在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讀史存稿》，對魏晉文史諸節(jié)多有精妙的闡述。王仲老不支持另立山頭，但也不反對合理的多元化補臺舉措，因為事實也證明唐史學會不能包攬一切。如1983年，學會準備出版會員論文集刊，何茲全遞交了《關于古代史的幾個理論問題》一文。何先生是魏晉封建論的健將，此文是他對所堅持的分期說的長篇申論，卻被集刊編輯以不在唐史論題范圍內而退了稿。何先生遂將論文另寄《歷史研究》，很快就在1984年的第一期上刊出了。所以王仲老感慨地說：“茲全同志的文章你不要，你要誰的文章？”言詞之中蘊含了對編輯機械處置的批評。

話題又轉到去年王仲犖應邀去日本講學一事上。日方給應邀的學者以講學報酬。王仲犖說起在日本的免稅商店，“我傾囊所有買了一臺空調”。因為濟南不比青島，地處內陸，夏天很熱，持續(xù)日子又長。王仲老為自己的一擲千金而有些自得，他很想藉此加快自己“名山事業(yè)”的進度！但是當夜聊天結束，告別王仲老出得門來時，胡守為卻正色地告訴我：“這個空調耗電量很大，電費很高，當著他（指王仲老）的面不好說破，掃了他的興?！鼻鄭u會議時的1984年，距今不過四十年光景，王仲犖是山大的二級教授，當時月薪三百二十元，又時有稿酬，但胡守為居然為王仲犖能否承受空調高電費而擔憂，這里更多的是中國百姓“富起來”前后的心態(tài)上的巨大改變。

次日早餐，聽王仲老說，昨夜聊天后，因為已過十一時，酒店停供熱水，他便洗了個涼水澡，我們都欽佩他的健碩。他又說，萬繩楠帶來的六安瓜片茶葉很好，香釅醇口，但喝了夜里睡不踏實。究竟是茶葉之故，還是面晤友人興奮呢，大家也沒在意。

上午的會議由胡守為主持。他首先懷念了剛去世不久的楊廷福先生，勉勵諸君奮發(fā)努力，早日完成全書的出版，以告慰楊先生泉下英靈。接著是《大辭典》副總編吳澤講話。吳澤很善于辭令，能居高臨下抓住聽者的心理預期。何況現(xiàn)在他與楊翼驤主編的《史學史》已經(jīng)以《大辭典》的第一部分卷出版了，這使他說話更有底氣。他不無得意地介紹起《史學史》選目、撰稿、三審、讀樣過程中的甘苦得失，繪聲繪影，生動感人。多年后，同來的胡守為的助手林亞杰還能回憶起吳澤講話的表情神態(tài)與語言風格，可見印象之深。但正當此時，隔座的王仲犖卻發(fā)出了輕微而有節(jié)奏的鼾聲，顯然因為昨夜沒睡好所致。這時一室中最為局促不安的是鄭佩鑫，然而又不能眾目睽睽之下越座去推醒他。幸而一分多鐘后王仲老自己醒了，而吳澤還在意猶未盡地繼續(xù)他的講話，并未覺察。

接著便是王仲犖談他讀了本卷稿子后的感言。王老開門見山地說，稿子總體質量不錯，大家應該有信心在此基礎上搞下去。本卷歷史因朝代政權頻繁更迭，官制、兵制及其他典章制度多有變化，難免收詞增多，這是有益于讀者祛疑釋難需求的，我們作者不必動搖。王仲老的一番話尤其使與會的貴州大學作者王新邦備受鼓舞。王新邦曾受學校派遣，往山東大學進修一年有余，朝夕請益于王仲老門下。這次撰寫北朝典制條目，尤受益于王仲老新著《北周六典》的助力。會議氣氛很好，互相切磋推敲，也有嚴肅的指名批評，大家均有收獲不小，不虛此行之感。

下午的議程臨時有了改變，因為特邀的攝影師有便為大家在海邊棧橋等景點攝影留念。當代表們漫步到海邊時，王仲老已先到了，他招攬了一個冷飲攤點，給每位代表人手一份青島特色的大雪糕。這在八十年代前期，也是不小的手筆了，算是王仲老這位長者對大家辛勤工作的一種慰勉吧。

攝影結束歸來時，王仲老乘暇專門對我說：“我拜托你一件事?！蔽衣犃嗣φf：“不敢當！請王先生吩咐?！痹瓉硭臄啻穼Ｖ段簳x南北朝史》于1980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后，大得學界同仁好評，被譽為斷代史著中的精品。王仲老對責任編輯林燁卿的種種處理手段，包括史料的征引、版式的變化、正文與注釋互相照應等等均非常滿意，曾親筆寫信向林燁卿致謝。林燁卿是上海出版界歷史編輯中的優(yōu)秀代表。他生于1921年，小王仲犖八歲，長期編輯歷史讀物。除了王仲老的《魏晉南北朝史》，還有楊寬的《戰(zhàn)國史》以及后來的《西周史》等，均經(jīng)他之手推向海內外，獲得很高的聲譽。此時王仲犖的《隋唐五代史》已經(jīng)殺青交稿，與前書《魏晉南朝史》類似，仍要求直排繁體。他聽說林燁卿已過“六十而耳順”之年，可能退休，由年輕的女編輯張美娣接手。王老知道，人生到花甲之年，能夠享受榮休是一大幸事，應該向林燁卿表示祝賀。他更知道分寸，沒有權利干預出版社的業(yè)務安排，他跟新任責編張美娣沒有接觸，談不上有任何不信任的理由。他只是希望自己珍視《隋唐五代史》的心情能為社領導知曉理解。

我從青島返滬后即與上海人民出版社聯(lián)系，林燁卿先生不在社，接電話的正是張美娣，言談中我感覺到這是個爽快麻利的女性。我向她介紹了王仲老的關切和期待，她答應即向社領導匯報。僅過兩天，張女士便來電告訴我，社領導已同意特事特辦，請林燁卿與她兩人共同擔任《隋唐五代史》的責任編輯。我遂向王仲老連發(fā)兩封信，稟告事情經(jīng)過。他很快就給我回了信說：“迭奉二信，至感廑注?！北硎痉判牧恕Ｗ詈笏€十分客氣地署上“弟王仲犖”。我知道這個“弟”字是舊式書信中的自謙之稱，但終究使我這個后生小子有不安之感。

在青島和王仲老一別之后，我本來以為相見機會很多。尤其是1984年下半年，中山大學的譚世保以同等學力考取了王仲犖的博士研究生，每年寒暑假期，均須路過上海去濟南，見面容易，信息暢通。王仲老的其他博士生袁剛、齊勇鋒、齊濤、傅克輝等我也很熟悉，時有往還，王仲老的舉動常聽他們說起。然而世事畢竟難以逆料，1986年上半年，突然傳來王仲老因心臟病發(fā)作而遽然謝世的噩耗，令人難以置信！后來聽譚世保面告，事發(fā)當日并無征兆，一室博士弟子環(huán)侍左右，王老興致盎然地講述歷史掌故，心臟之疾驟然發(fā)作，急送醫(yī)院而搶救無效。正是天妒賢才，不與壽數(shù)，頃刻之間，竟成永訣！

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自陳寅恪“以啟山林”之后，賢者輩出。但群雄皆奉唐長孺為祭酒盟主而馬首是瞻。五十年代始，王仲犖頭角嶄露，成果漸多，尤其是八十年代兩種斷代史專著的出版（1961年出版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是《魏晉南北朝史》與《隋唐五代史》的前身），魏晉學界遂有“唐一王二”的美稱?！拔母铩敝衅?，中華書局奉命籌組學者點校“二十四史”。唐長孺負責“北朝四史”，王仲犖負責“南朝五史”，中華書局的同仁因而戲稱“南王北唐”。這本是一句戲語，王仲犖聞后卻大為不安。他說：“唐先生的學問勝犖百倍！”意為王不敢僭居唐之前也。雖然王仲犖之語亦有自謙的成分，但他尊唐崇唐的心情是真誠的，為學界眾人所知。

八十年代，王仲犖招收的五六位博士生入學后，有人覺得似乎“唐一王二”的趨勢可能會改變。尤其是彼時唐先生雙目已幾近失明，每天只能靠學生“讀書”給他聽，供他分辨排比思索，如晚年的陳寅恪倚仗助手黃萱那樣。而王仲犖壯碩如初，敏捷如故，勤奮如昨，每日成稿均在二三千字之數(shù)。假以時日，此滯彼長，水滴石穿，“唐一王二”難道不會起變化么？

從表面看，若僅僅計算兩人著作的種類與字數(shù)等，王仲犖是不亞于唐長孺的。尤其是兩部斷代史以及八十年代《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的出版，字數(shù)已遠超唐長孺了。這次青島會議時，我聽鄭佩鑫說，京派的一些“大佬”對王氏的斷代史是不入法眼的，以為這是鋪敘史事，猶如呂思勉昔日舊著。直到兩部北周之書出來，王氏才算“站住了”。但是鄭佩鑫不知，即使兩部北周之書出版，那些人仍不以為意，認為不見分析功力之深邃。

五十年代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唐長孺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與《續(xù)編》，唐氏寄書給陳寅恪請求指教，陳先生復函云：“寅恪于時賢之文多不敢茍同，然獨誦尊作輒為心折?！背藢Ξ敃r學者的批評外，對唐長孺的論文是不一般的獎掖，無怪唐氏在史學界享有如此高的盛譽。以后唐長孺還出版了《拾遺》《山居存稿》《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等論著，大多均在陳寅恪謝世之后，但行文風格與水平則一以貫之地保持著，所以唐氏是無愧于陳寅恪之后，本段歷史研究的執(zhí)牛耳之人物。唐長孺（1911-1994）比王仲犖（1913-1986）早生兩年，又晚逝八年，陽壽前后共多了十年。只是學問思慮的深度未必與生命的長度等同，即使王氏沒有早逝的意外，恐怕也無力改變“唐一王二”的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