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西洞庭山中的林屋洞是一處可以深入探查的天然洞穴，洞中景觀奇特，玄秘幽深。當?shù)澜虨檫@座洞穴鋪述神話、并將之視作洞天仙域后，成為左神幽虛天的林屋洞立即獲得重要而特殊的人文價值，吸引修道人和“好事者”不畏艱險，一窺神境。

正如此前介紹的那樣，道教靈寶傳統(tǒng)中，大禹和龍威丈人是較早深入林屋洞天的兩個傳說人物，前者將《靈寶經(jīng)》藏入洞中，后者則幫助吳王闔閭暫時“竊”得禹書。根據(jù)上世紀八十年代清理林屋洞所得梁代道士題名碑和《林屋館銘》等材料記載，最晚從南朝蕭梁時期開始，就有修道者入洞探查。事實上，那部鋪陳大禹、龍威丈人傳說的《靈寶五符序》大約成書于東晉前后，書中龍威丈人對林屋洞中景觀的描述與現(xiàn)實情況非常符合——這至少可將已知的帶有真實性的林屋洞探索上溯至《靈寶五符序》成書之時。時代下降，唐代開始游訪林屋洞的記述逐漸增多，如通過唐代詩人皮日休的《入林屋洞》，可知其與陸龜蒙林屋祈雨之旅，便曾進入此洞深處。傳說中，唐代官員李公佐也跟著道士一同進入過林屋洞，發(fā)現(xiàn)話及鎮(zhèn)壓無支祁的部分《古岳瀆經(jīng)》。有關這些情況，《太湖訪仙——蘇州西山林屋洞的神話、儀式與宮觀》中已做詳細介紹，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回顧。宋元時期，對林屋洞的探索依舊不減。宋代鄭虎臣（1219-1276）《吳都文粹》[1]和明代錢谷（1508-1572）《吳都文粹續(xù)集》[2]中收入一些相關詩歌和游記，使我們獲得部分明以前人物入洞探索的信息。然而，與明清文人有關林屋洞的游記文學相比，更早的記述顯得較為零散而簡略。究其原因，當然與明清文人旅游風潮的興起和吳中文學的興盛直接相關。[3]這些流傳至今的文學作品提供了考察道教林屋洞文化影響力的特殊視角，同時也為身為“后世游客”的我們提供了與古人跨時間交流的難得機會。有關文人、尤其明清江南文人旅游的研究已不算太少，[4]但對林屋洞相關游記文學的討論卻還非常罕見。頭緒紛繁，不妨從一起爭議性事件開始今天的話題。

引子、徐霞客到底進沒進林屋洞？

徐弘祖（1587-1641），號霞客，以著名旅行家和地理家的身份為今人銘記。其《徐霞客游記》自清朝開始獲得廣泛關注，成為炙手可熱的文化地理著作和旅行指導讀物。徐霞客與林屋洞的一段因緣，引起今人爭論。

明代焦竑（1540-1620）是徐霞客的同時代人，其在《玉堂叢語》中記載徐霞客游歷包山林屋洞的經(jīng)過。文稱林屋洞“深窈幽黑，久無游者”，平生好奇的徐霞客等人列炬而入，見鐘乳奇觀“金庭玉柱”，至題有“隔凡”二字處，為流水所阻不得前進，遂悵然而出，“自后更無往者”。[5]這則故事為同時代和稍晚的方志和游記不斷重復，如明代王思任（1575-1646）在其《游洞庭山記》中稱：“天順中徐武功秉炬深入，署‘隔凡’二字而返。”[6]陳函輝（1590-1646）所撰《徐霞客墓志銘》中轉(zhuǎn)引徐宏祖自述，萬歷丁未游太湖東西山，“訪靈威丈人遺跡?！盵7]可知，徐霞客確曾造訪林屋洞，時間可能是萬歷三十五年（1607），而不會是王思任所述天順（1457-1464）年間——彼時徐霞客尚未出生。且明清之人基本認為徐霞客此次造訪林屋洞時曾深入洞穴，而至于“隔凡”二字是否徐霞客所書或僅是他遇到的更早題字，則還需討論。當代學者普遍接受上述記載，給予徐霞客的林屋之旅很高評價。[8]然而，也有學者從地質(zhì)學角度對此提出質(zhì)疑，認為：1、徐霞客沒有“自述”進入林屋洞的經(jīng)歷；2、根據(jù)林屋洞目前每天還要排水300m3的情況來看，古時林屋洞可能長期被水淹沒，只有大旱時節(jié)太湖水位下降，才有進入林屋洞的可能。而根據(jù)《近500年我國特大旱災的研究》等材料所述，1607年正是太湖豐水年，林屋洞中恐怕都是積水，徐霞客當無從得入。[9]

那么徐霞客到底進沒進林屋洞呢？確實，徐霞客本身似乎沒有給出明確記述，其進洞與否尚需分析。但上述質(zhì)疑的重點放在“地質(zhì)學”證據(jù)上，意在從根本上否定古人在旱年之外進入林屋洞的可能。那么除旱年外，古人真的無法進入林屋洞嗎？從目前所見的明清林屋洞游記來看，這一質(zhì)疑恐怕不易成立。明清文人的大量游記證明，他們確曾深入林屋洞，進入林屋洞也不一定要等到天災旱年。接下來，讓我們以這些游記為依據(jù)，從入洞準備工作和洞中見聞感受兩個方面，來考察明清文人的林屋洞探險。需要指出的是，現(xiàn)代開發(fā)前，林屋洞內(nèi)景觀變化不大，因此下文亦偶引唐宋記載以為佐證。

一、明清文人進入林屋洞的準備工作

林屋洞位于太湖西山島上，是古代西洞庭山或東西洞庭山游覽路線上最神秘、最獨特，可能也是“最可怕”的景點。要入林屋洞，得先舟行至西山島。入洞的準備工作，需從坐船開始。

1、船家樂與舟行難

白霧漫空白浪深，舟行竹葉信浮沉。

科頭晏起吾何敢？自有山川印此心。

宋代范成大（1126-1193）登臨西山游覽林屋洞等景觀時，寫下上面這首《十一月大霧中自胥口渡太湖》。[10]古人渡太湖，需從胥口乘船。良港碼頭在此，不分貴賤，就算康熙皇帝南巡太湖，也得如此。[11]太湖浩蕩百里，今人輪渡而行自然愜意，但古代舟船動力不足，風伯好惡成為影響行程的重要因素。順風順水，湖光山色，心曠神怡。清代懷應聘（生卒年不詳）在《登洞庭兩山記》中，自述于庚寅年（可能是1650或1710）仲春由胥門出發(fā)，經(jīng)胥口入太湖，“是日，天無風，湖平如鏡，下上遠近，洞徹見底?！敝坌兴氖锏菛|山，次日渡西山訪林屋。于林屋山奇石之間，坐望江流，“湖水挾風聲以驅(qū)人，愈遠愈甚?！盵12]真是春光旖旎，惠風和暢，令人向往。好風不常在，如果是遇到湖上風波惡，那行舟赴林屋可就真是驚心動魄了。遇到大風，最理智的選擇就是暫時擱置飽覽盛景的野望。更早的史堯弼（1118-1157之后）在乙丑（1145）中秋游覽吳中美景時，便遭遇此般問題，“恨風作，不能過西山睹林屋洞天之盛。”[13]元末楊維楨（1296-1370）則是個灑脫睿智的人，其《游張公洞詩序》稱，至正丙戌（1346）立春，計劃游覽太湖洞庭諸峰，“風水猝作，不可舟”，于是立馬改道宜興張公洞。[14]在這篇序文中，楊維楨記錄下張公山天申觀道士講述的一個故事，稱曾有長毛仙客進入張公洞，東南行二百里從林屋洞中出穴。這個故事或許多少撫慰了楊維楨因風阻斷的洞庭之行。宋元時人如此，明清時期的正常文人遭遇太湖狂風時的選擇，普遍也不外如是。

但遇到大風天，非要舟行西洞庭行不行？倒也不是不行……但就得做好各安天命的準備。清代金之?。?593-1670）在康熙六年（1667）閏四月渡太湖時，感慨風平浪靜，如履平地。但他回憶兩年前舟行同一水域時不禁后怕，當時“波濤人立，咫尺汪洋，即常年未免恫心?！盵15]事實上，不光是從胥口去西山林屋，從林屋洞返程同樣得小心風波摧折。但就有那膽大心狠的文化人，偏喜歡做大鬧龍宮的弄潮兒。清代趙懷玉（1747-1823）就是這樣一位猛人。據(jù)其《游洞庭兩山記》所述，他曾赴西山宿包山寺，游覽林屋洞、毛公壇。而后，遇大風雨，但趙懷玉堅持從西山返回東山，“僧阻之勿顧”。“中流風大作，衣袂皆濕，危甚”，于是暫登石公山。但后來繼續(xù)返程，“晨登莫釐峰，宿雨初霽”。莫釐峰位于東山，從“晨”“宿”二字來看，他應該是夜半返程。[16]洪亮吉（1746-1809）對趙懷玉冒險行為的記述，更為驚心動魄。洪亮吉稱，游覽林屋洞完畢后，日已西斜，趙懷玉堅持去往莫釐峰，“茅蓬僧及柁工堅止之，不可，自掛帆幅以行。至湖心，則舟覆者已屢。茅蓬僧及柁工并哭。然勢不獲止，三鼓僅抵東山。舟眾人面已無色，惟主人尚談笑自若?！盵17]

古代地志對太湖大風的記述并不罕見，但對災害和水文比較精確的記載還是得求助新方志。根據(jù)本世紀初出版的《西山鎮(zhèn)志》所述，太湖西山確實風害比較嚴重，影響西山的臺風每年平均1.5次。比較近的1948和1964年，還出現(xiàn)過因風害船翻造成巨大人員傷亡的悲慘事件。1991年7月14日，突如其來的西南風，在一個半小時內(nèi)讓西山水位上漲了30多厘米。[18]筆者2023年1月下旬走訪西山時，親身體驗了一把西山烈風。在禹王廟踏查古碼頭時，幾乎站立不穩(wěn)，被吹下橋去——考慮到作者體重220多斤的情況，太湖風烈毋庸置疑。如趙懷玉一般膽大命硬的人畢竟不多，因此，古時想要去西山林屋洞，還是得提前刷刷黃歷，挑個風和日麗的黃道吉日，否則便有葬身魚腹，與屈原、子胥為徒的危險?，F(xiàn)如今太湖大橋?qū)⑽魃綅u與蘇州連在一起，來往自然安全很多。

2、入洞時節(jié)

林屋洞洞口較低，常為水所淹，這一問題引起前文徐霞客是否能夠進洞踏查的爭論。然而，根據(jù)古代游記文獻的記載，進入林屋洞確實需要選擇時機，但所選擇的時機并不在于“旱年”與否，而是每年某幾個雨水較少的月份。

王鏊（1450-1524）《游林屋洞》對林屋洞里的小氣候有一段描述，說道青石深碧的林屋洞“夏則涼，冬則燠，雨入則晴，晴則陰森若欲雨者?！蓖貊酥赋?，林屋洞正東有小道，“匍匐可入，入則豁然大明，行數(shù)里，有石床、石鉦、金庭玉柱，柱下有字曰‘隔凡’?！蓖貊私又Q，他的朋友們曾在弘治十三年（1500）三月進入林屋洞。不少材料記載，春天確實是進入林屋洞的最佳季節(jié)。明代《震澤編》便引《婁地記》記載稱，林屋洞“春夏可入”。[19]清人沈欽韓（1775-1831）的運氣實在不好，他選擇夏初訪林屋洞，果然“水潦不可行也”。但沈欽韓跟當?shù)厝嗽儐柫巳攵吹暮线m時間，據(jù)“土人言，入此洞須冬春之際?！盵20]蔡羽（卒于1541）《游林屋洞記》顯示他是在五月間入洞，[21]前文提到的金之俊進林屋洞是在康熙六年（1667）的閏四月初三，二者進入林屋的時間確為春夏之交。明代曹學佺（1574-1646）記載他在春季去往林屋洞，但“苦潦不可入”。按理說春季是林屋洞內(nèi)水位比較低（當然，還是有不少水）的時段，曹學佺到底是因為入洞會搞的狼狽不堪、有失風度而踟躕不前，還是說那年林屋洞水位確實高到無法進入，則還需考究。

除春天或春夏之際可以入洞外，有材料記載秋天似乎也是入洞探奇的備選季節(jié)。清代張霞房（活躍于十九世紀前期）《紅蘭逸乘》稱，“游林屋者，須俟秋深龍蟄，水落石出，始可入洞?！盵22]然而，盡管秋高氣爽、雨水不多時林屋洞確實“可入”，但與陽春相比，秋季入洞有一個明顯的缺陷，那就是太冷。林屋洞即使在水位較低時依舊需要蹚水而行，春日尚可，秋冬之際寒浸雙足的滋味則絕不好受。前述趙懷玉就是在十月秋末進入林屋洞，即使是這樣無懼風浪的猛人，跟隨同游擁火入洞后，也受不了冷水侵襲——“余解衣跣足行泥潦中，水深滅跗，寒沁至骨?！盵23]最終，他沒能跟上同游者的腳步，只從其他人口中獲悉林屋深處有“金庭玉柱”的奇景。

與西洞庭包山、毛公壇、明月灣、縹緲峰等隨時可往的著名景點不同，古代的林屋洞因特殊的地勢和水文情況，成為偏向“季節(jié)性”的游覽景觀，只有春季（尤其春末）才是切身體驗較好的游觀對象。今天的林屋洞，得考慮門票收入和游客總量問題，在利益最大化的思考下被設計成每天都能待客的所在。而在不必（或者說沒辦法）考慮經(jīng)濟收入的古時，事實上，成為季節(jié)性盛景的林屋洞或許可以獲得更多關注——個中道理，有點類似“饑餓營銷”，不難理解?？紤]到林屋洞是西洞庭游覽線上的重要景觀，游林屋常常是游西山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那么，進入林屋洞最佳季節(jié)恰是春季這個江南地區(qū)燥濕冷暖都很宜人的時段，優(yōu)越的氣候條件無疑又增益了林屋探奇之旅的整體感受。

3、導游和裝備

邀請熟悉洞中道路的導游并穿戴一些特殊裝備也是必要的準備工作。林屋洞幽深昏暗，青石切割的道路縱橫交錯猶如迷宮。且此洞傳說可通龍宮，又有“詛咒”故事傳于鄉(xiāng)間（詳見《太湖訪仙——蘇州西山林屋洞的神話、儀式與宮觀》），令人神往之余，亦不免令人膽寒。因此，呼朋引伴，或與其他游人一同入洞才可達到保障安全、至少互相壯膽的作用。唐代皮日休（約838-約883）就是有人結(jié)伴方敢入洞，其《入林屋洞》稱：“顧余慕大道，不能惜微生。遂招放曠侶，同作幽憂行?！盵24]事實上，更晚的明清林屋洞游記不少都記載作者跟從其他人（多數(shù)情況是朋友）一同入洞，如前述趙懷玉便即如此——但從記述可知，他因水寒刺骨，中途掉隊而返。邀請熟悉洞中路徑的當?shù)厝藷o疑是最能保障游觀感受的辦法。潘耒（1646-1708）《游西洞庭記》記載，一行人入林屋洞，邀請當?shù)厝恕吧蛳壬鷮в巍?，得以興盡而反。[25]如果無人引路，即使同行數(shù)人也往往舉步維艱。如繆彤（1627-1697）“酒半酣，結(jié)伴游林屋洞，洞口不甚宏敞，中亦泥濘難行”，同行之中據(jù)信有身手矯捷“上山如飛”者，但也只能徘徊洞口，不能深入?？娡貞浲舨瘢ɑ钴S于明萬歷時期）等前人游記所述入洞未盡但亦行甚遠的經(jīng)歷，不免悵然若失，慨嘆“無乃虛此游乎？”最終只得折中補救，“林屋既不能深入，又欲窮林屋左右之勝矣?！盵26]看來，對于古人而言，想要飽覽林屋洞中奇景，身手倒還是其次，對洞中環(huán)境的熟稔經(jīng)驗可能更為關鍵，導游的價值由此得以彰顯。

但即便有導游帶領，在漆黑幽暗、泥濘難行的林屋洞中前行，也并不是一件輕松愉快的事。很難想象寬袍大袖、綾羅在身的明清文人，如何忍受洞中匍匐而行的狀態(tài)。事實上，想要在林屋洞中探險，最好還是提前準備專業(yè)“游具”。與明清文人旅游時所要準備的食盒、酒菜、甚至裝點品位的道袍、香具等一般而奢侈的游具不同，進入林屋洞所需準備的游具是更為實用的“戶外裝備”。具體來講，主要包括照明設備和專業(yè)服裝等。這些裝備出于實用考慮，各個時代應該都差不太多。皮日休《入林屋洞》寫明是持“松炬”照明，宋人陳都官的《入林屋洞》稱其“解襪納芒履，然松命光燭?！盵27]明清游記對此記述更為詳細，如前述繆彤回憶前人游記時，指出王世貞（1526-1590）等人更換衣衫、舉火而入——“決?去幘，單衫犢鼻，從者秉炬，身自徒跣?！盵28]潘耒的好友為其準備好專業(yè)游具，早餐后，“詣洞口，脫常服，衣短后衣，著犢鼻裈，曳草履，秉燭而進?！盵29]

除這些一般裝備外，明代蔡羽表示，與此洞綁定的靈佑觀道士還有另外的“高端設備”——橇和樂器。蔡羽的《游林屋洞記》記載，他與友人的西山島游覽，獲得靈佑觀道士接待和引導，至林屋洞時，“靈佑觀道士習于乘橇，橇以先驅(qū)”。入洞后，道士介紹洞中奇景，并“內(nèi)鳴鉦，外奏樂”，以助游興。[30]蔡羽的記述，顯示此時的靈佑觀道士似乎已具備良好的接待能力，可以為社會身份較高者提供很好的入洞服務。學界對明清文人游具的研究指出，奢侈的游具帶有彰顯品位和身份的功能和意義。[31]對于生活在充斥著“小眾文化”環(huán)境中的我們而言，這一現(xiàn)象不難理解。但游覽林屋洞所需準備的裝備與一般觀賞湖光山色所需的游具非常不同，相關器物偏向?qū)嵱?，盡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宣示個人的堅毅和膽識，但卻不容易成為彰顯文人“優(yōu)越身份”的物品。但靈佑觀道士為蔡羽等人提供的特殊裝備卻意外地奢華?！瓣懶谐塑?，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如果說古時林屋洞內(nèi)泥濘不堪，道士為迎合某些游客（尤其行動不便者）的切實需要準備的橇還有一定實用考慮的話，洞中的音樂表演看上去就完全是為了營造氣氛、提升游觀感受的奢侈活動。但這一活動并非沒有深意，考慮到林屋洞是道教第九洞天，令人向往的洞天之中仙人宴飲無疑會使某些人產(chǎn)生模仿的意愿和沖動。由此，蔡羽的記述告訴我們，即使在“探險”味道濃厚的環(huán)境之中，有些做作的文化享受也未必會全然缺席。毫不意外地，文人雅趣，“雖遲但到”。

以上簡述了古人進入林屋洞的幾種準備工作，除這些肉眼可見的準備外，對明清文人來說，還有一件隱藏式的必備工作要預先著手，那就是相關知識的儲備和鋪墊。與優(yōu)美的太湖自然山水不同，作為洞穴的林屋洞景觀并不以“美”見長，而是以“奇”為主要審美特征。如果對這座洞穴的神圣意義和傳說故事太過陌生，便很難生起對它的向往，尤其是考慮到未經(jīng)現(xiàn)代技術開發(fā)的洞穴內(nèi)部的切身感受與舒適幾乎毫不相關。因此，道教為林屋洞賦予的洞天身份和禹書、龍威丈人等傳說故事，成為增強文人林屋游觀感受的重要條件。而當多少揣著一點信仰入洞探索時，所經(jīng)歷的苦難便會轉(zhuǎn)化為仙話中常見的尋仙途中的“試煉”。只有經(jīng)歷并戰(zhàn)勝這些試煉，才能獲得神仙的眷顧，獲得一份難得的仙緣。或許更為有趣的是，游觀林屋洞的掌故和知識，還會因文人的造訪而不斷累加，后來者往往又抱有追尋前賢故事和痕跡的目的，并可能最終與更古之人形成某種“競爭關系”。這一點在林屋洞摩崖題刻文化方面表現(xiàn)尤其明顯，容稍后詳談。

二、明清文人林屋洞中的見聞與感受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切準備妥當后，洞穴探險終于得以展開。

言及入洞見聞感受，讓我們再次回憶已提到多次的皮日休《入林屋洞》。皮日休和陸龜蒙（約卒于881）抱著祈雨任務的林屋洞之行，令二人心情復雜。林屋洞是神境不假，但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幽淵。皮日休言道，他在齋戒之后，身佩辟邪法器（“腰下佩金獸，手中持火鈴”）入洞，但還擔心“自非心至誠，必為神物烹”的危險。洞穴中的環(huán)境令人舉步維艱，“試足值坎窞，低頭避崢嶸”，“匍匐一百步，稍稍策可橫”、“有時若服匿，逼仄如見繃”?！昂鲅砂昨?，來撲松炬明”，皮日休面對種種“怪異”不免心驚膽戰(zhàn)，“腳底龍蛇氣，頭上波浪聲”帶來的壓力令人難以承受。即使獲得據(jù)信有益養(yǎng)生的石髓液，也猶豫再三，不敢輕嘗——“漱之恐減算，勺之必延齡。愁為三官責，不敢攜一罌?！盵32]直到身上沾染鐘乳的皮日休出洞后，依舊在感慨自身缺少仙緣，雖然有機會入洞探索，但卻無法獲得上朝上清的機會。[33]同行的陸龜蒙，情況大體類似，其和詩中“石角忽支頤，滕根時束肘。初為大恐怖，漸見微明誘”等語言，顯示這趟林屋洞探險，并不令人感到愜意。從皮、陸二人詩歌中不難發(fā)現(xiàn)，林屋洞探險會給人帶來復雜的經(jīng)歷和感受，既有窺得仙境的驚喜，也有置身地底的恐懼，黑暗之中匍匐、蹚水、巖石擠壓、為枯藤所繞、為蝙蝠等動物所侵的情況，給身心帶來層次豐富的刺激。

較之唐宋，明清文人留下的游記在一定程度上復述著皮日休等人的遭遇，但又以更為具體的記述展示著他們仙洞之游的情況和心境。下面圍繞三個主題，對這些文人的林屋洞探險進行細致觀察。

1、探洞淺深與見聞

即使是林屋洞的最主要入口雨洞也是相對逼仄的，需矮身、甚至匍匐前行一段路程后，才能看到所謂“金庭玉柱”等神奇景觀。入洞的深淺對見聞的影響非常直接，同時也對古代游人的心境產(chǎn)生明顯作用。正如前文強調(diào)的那樣，是否能夠深入林屋洞是水文、體力、膽識、經(jīng)驗、裝備等要素綜合決定的結(jié)果。因此，與經(jīng)現(xiàn)代設備開發(fā)過的林屋洞千人一面的游覽不同，古人對林屋洞的游覽經(jīng)歷雖然沒有“千人千面”那么夸張，但見聞確實各不相同。明清林屋洞游記對洞中探索進程的描述不算罕見，下面具體來看。

林屋洞洞口逼仄，金之俊《游洞庭西山記》描寫到，洞口王鏊題字“天下第九洞天”，“洞如低檐覆額，須匍伏蛇行，然燈乃得進?！盵34]潘耒給出類似描述，“旸谷洞如溝，丙洞如圭竇，皆道塞不可入。雨洞門如覆甑，不屬地者尺許，窺之，窅黑沮洳在中?！盵35]對來訪者而言，逼仄低矮、令人踟躕的大門，就是一道下馬威。是望而生畏選擇退縮，還是夢寐以求勇猛前進，在這里就已成為需要捫心自問的問題。對于幽淵的天然恐懼幾乎人人都有，滿身泥濘的體驗亦可能令文人士夫斯文掃地。從手頭游記來看，確實有一些本計劃游覽林屋洞的明清文人，最終沒怎么入洞探查，同時還給出各種托詞和理由。猛人趙懷玉因深秋冷水“寒沁至骨”，沒能入洞太深。好在他比較豁達，聽聞其他人出穴后講述洞中情形，也算一飽耳福，“而若已游也”。[36]這樣的胸襟并不是每個文人都有，不喜歡洞穴或者畏懼洞穴探索艱難而“必為之辭”者大有人在。明代王思任（1575-1646）《游洞庭山記》稱，其游覽林屋洞時，首先回憶靈威丈人和徐霞客的探險，但王思任本人對此卻有點不屑一顧，稱：“但洞不受肩，而中多沮洳，作幽腐氣。吾所游，貴奇正共曉，又何取于洞洞矚矚耶？”[37]不知王思任是真覺得林屋洞不足為奇，還是只是畏難的托詞。清代謝元淮（1792-1874）與王思任態(tài)度差不多。謝元淮《林屋洞》首先描寫孤帆太湖和林屋盛景，接著話鋒突然一轉(zhuǎn)，給出下面一段自我寬慰：

我來適秋仲，峰巒翠如洗。

側(cè)帽瞰幽虛，昏黝石齒齒。

逼仄苦傴僂，沮洳兼泥水。

卻步心然疑，兢兢良有以。

浮世屬光明，周道平如砥。

白晝愁鬼蜮，轉(zhuǎn)盼生棘枳。

舉足偶不慎，動靜關生死。

況此黑暗中，萬古無星晷。

松炬異燭龍，薪盡更何恃？

縱曰神仙宅，分明入地底。

人言曷足徵，我心終不喜。

仰首視飛云，一笑吾歸矣。[38]

謝元淮的詩歌原本似乎是面對危險而選擇逃離的自我解嘲，但在一番自我勸慰后，他似乎真的相信幽深的林屋洞配不上他高超的自然審美要求，朗笑一聲，翩然而去——實在令人不知所措！清代黃安濤（1777-1848）看上去比王思任和謝元淮還要過分，《吳下尋山記》記載了他的林屋之游。或許是由于他是十月初五游洞，當時又剛下過雨，所以“洞口極泥濘，石棱觸首”。黃安濤自己沒能深入，但與他同行者則鼓足勇氣入洞，并請石工題刻洞中。兩相對比，黃安濤不僅對自己不能入洞的懦弱毫不慚愧，還對這位朋友的勇猛毫無贊嘆，甚至覺得他“狂不可及也”！[39]

戰(zhàn)勝恐懼，矮身進入洞門后，游覽者需要繼續(xù)忍耐空間的壓迫和泥水的侵襲，這也絕非易事。姚希孟（1579-1636）表示，“游洞庭必探林屋，探林屋而窮厥奧者，徐武功而下寥寥?！币οＣ献苑Q愛好獵奇，抱著“不窮林屋之勝不休”的壯志，與山中僧道一同入洞。一行人先是“附地而趦?yōu)橄?，手輔足而行為獼猴。繼而乃腹游為蛇”，瘦小者魚貫而入，但姚希孟身材稍偉，幾不得前。一番努力下，終于稍微開闊，煙熏火燎中看到題字“隔凡從此進”的標示。這則引路標示為人注入力量，姚希孟等人終于抵達“隔凡”題字，在旁題名留念。待出洞后，姚希孟興奮異常，“清狂倍發(fā)，歡呼不已，見者謂譫且病也?！盵40]林屋洞是否有“盡頭”，對古人而言是個不易確定的事。事實上，從道教洞天信仰而言，林屋洞可通峨眉等山，其中又有仙人圣境，那么所謂窮洞之游至少要從另一座山中出來才是——但這在現(xiàn)實中卻不能實現(xiàn)。于是，所有試圖窮盡林屋洞的人都是推石頭的西西弗斯，無法改變成為永恒失敗者的命運。但正如姚希孟文中顯示的那樣，對于凡人而言，“隔凡”題字已經(jīng)被視作洞穴盡頭的重要標識。能夠企及這條凡圣分界線，便算是窮洞游之盛——“折中”為游人帶來“勝利”的可能。

將“隔凡”題字作為重要標示，既因為這個名稱象征著仙凡世界的界限，又因為據(jù)說大旅行家徐霞客也只是至此而返。林屋洞深處的一個區(qū)域在明代之前很久就被賦予“隔凡”的名稱，宋代葉廷珪（1115進士）的《海錄碎事》引更早的《郡國志》稱，“林屋洞在太湖中，有一石門，名隔凡門，至此不容人入?！盵41]為林屋洞中特定區(qū)域取名的現(xiàn)象，說明當時對林屋洞的探索可能已深入到人類很難通過的區(qū)域。古時探洞技術和裝備進步并不快，宋代以前人進不去的洞穴空間，身為“探險票友”的明清文人同樣難以通行。大旅行家徐霞客在林屋洞中止步“隔凡”題字的故事，代表著當時文人探林屋洞的最高成就。從前文舉例來看，徐霞客的事跡起到明顯的模范作用，在明清林屋洞游記中被反復提及。后來者則將企及這一成就，視作窮盡林屋之盛的壯舉。洪亮吉所作詩歌《錢少詹大昕林屋夜游圖》中“先生何事臨厓返，卻惹靈威笑不休”，自注“時同人皆至隔凡，惟先生以足力不及中止?！盵42]因體力問題沒能堅持到“隔凡”的錢大昕（1728-1804），收獲了一點來自勝利者的取笑。對此，錢大昕自己也深感遺憾，嘆息“懊惱泥深行不得，靈蹤留待后游看?！盵43]

最晚在明代開始，強調(diào)隔凡門位置的“隔凡”題字便已存在。如上文所述，有文獻記載徐霞客是“隔凡”的題寫者，但亦有材料稱徐霞客只是見到了前人題字。但不論如何，題字的存在毋庸置疑。前揭王鏊和姚希孟的游記中便指出目見“隔凡”題字，游者還會在“隔凡”旁題名，宣示自己“到此一游”的壯舉。清代潘耒入洞時，也看到“隔凡”，并指出“相傳為徐武功書，書帶篆體，‘凡’字下轉(zhuǎn)筆已漫滅矣?！盵44]繆彤的游記顯示出當時文人對深入洞穴、直至“隔凡”的渴望。其本人和朋友們因林屋洞泥濘難行而無法進入，于是回憶王世貞兄弟進洞不盡，僅能題名石砥之間“以不及隔凡為悵然”；汪伯玉雖無法進洞，但好歹還從其他游人處聽得洞中奇景一飽耳福?？娡约簞t既不能進洞，又無法聽聞，實在遺憾。繼而與友人周游林屋，閱讀題刻，并與無礙庵僧人交流。從老僧處又得知，姚現(xiàn)聞（即姚希孟）游林屋時，做一木筏臥其上，令從行者托曳，直到不可入處乃返。繆彤對此贊嘆不已，“前輩風流好事如此！”[45]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當代研究和介紹性文章稱，林屋洞現(xiàn)存“隔凡”二字為“王文恪書”。王文恪就是王鏊。前揭王鏊《游林屋洞》自稱見到“隔凡”題字，但并未稱是自己的作品。筆者翻閱《西山鎮(zhèn)志》和《洞庭山金石》，未發(fā)現(xiàn)“隔凡”題刻及歸屬；近期親身入洞兩次，也未注意如今洞中有“隔凡”及宋以降題刻（如果不是燈光影響和作者粗心，就可能是已經(jīng)漫滅或損毀）。但清代趙翼（1727-1814）等人在著作中確曾指出“洞盡處有‘隔凡’二字，王鏊所書”。[46]到底是趙翼等人記載有誤，還是王鏊又題“隔凡”，還需進一步推敲。

有些人在林屋洞門駐足不前，有些人卻排除萬難，心心念念只為窮盡洞中奇景。潘耒的西山洞庭之游，第一次路過林屋洞時，對三個洞口都進行了觀察，但因“未備游具始舍去”游覽完島上其他景觀后，潘耒“決計入林屋洞”。在朋友幫忙置辦游具、沈先生領路的協(xié)助下，潘耒一行換上專業(yè)服侍，秉燭而入，“且預令具浴岳廟以待”——洞中泥濘，提前準備好洗浴用具，實在用心周到。潘耒一行的洞穴探險無疑非常成功，他不僅得見前人題刻、行至“隔凡”，更是聽到據(jù)傳為波濤撞擊產(chǎn)生的轟隆之聲，并從朋友處獲悉西山島上流傳的奇異傳說——有村民從林屋洞中取走大士像和金龍，繼而受到詛咒生病。滿載而歸的潘耒一行，“出易衣，浴于岳廟，日未中也?！笔潞笈笋鐚Υ诵羞M行總結(jié)，心滿意足地言道：“隔凡深處，人所不能游；蟠龍石梁、龍門石壁，人或不得游，而余皆縱游之。”[47]瞎眼可見的成就感躍然紙面！心心念念窮盡林屋洞的人當然不止潘耒一個，清代沈彤（1688-1752）甚至在游洞之前做了一個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式的夢。沈彤在《游包山記》中記載道，他在探林屋洞天之勝前的某個夜晚，“焚膏披圖，悉識其名跡”，做足知識儲備?！耙拱雺舫孙L往林屋洞，遂入洞，見銀房間廁深林，陰沉窈窱，幽光四耀。乃步金庭，附玉柱，戲珊瑚之窗，擊鼓考鐘，舞燕吟龍，洋洋融融。忽驚以覺，天亦已旦?！庇捎谟X醒之后連續(xù)數(shù)日降雨，探洞活動直到天氣轉(zhuǎn)晴方才付諸實現(xiàn)。短衣草履手舉火把的沈彤一行，并沒能行至“隔凡”。雨后林屋洞漲水難行，幾個火把又不甚掉入水中。無奈出洞的沈彤，“慊慊久之”。事后只得安慰自己：“是游也，雖未得申探洞穴而極山之諸勝，亦足以償所愿焉。古人嘗謂：‘進止之節(jié)，得失之數(shù)，愁歡之時，莫之可強。’吾于此游益信。”[48]比之于畏懼幽淵而在洞門外誹毀林屋不值一游者，沈彤要真誠許多。

2、林屋洞中的神藥與怪獸

缺少現(xiàn)代式開發(fā)的林屋洞畢竟是個幽深的洞穴，在道教洞天信仰的加持下，其既可以是發(fā)生奇跡的地方，同時也是一處危險的境地。對于明清文士而言，對洞中“神藥”的渴求與對洞中怪物的恐懼相伴而生。而恐懼感的消長，或許又與結(jié)伴而行者的數(shù)量存在關系——但這一點很難獲得統(tǒng)計支持，游記的作者們很少完整記錄好友外的同行者（或者其他“團隊”的游人），但結(jié)合下面給出的若干記述并以理推之，情況大抵如是。

林屋洞是一處石灰?guī)r溶洞。眾所周知，鐘乳是中國古代養(yǎng)生學中的重要藥物，生長在道教洞天里的鐘乳自然更被認為充滿靈力。明代蔡羽（卒于1541）的記述，證實明清士人游洞時確有取食洞中鐘乳的現(xiàn)象。其《游林屋洞記》講道，他這次有靈佑觀道士伴游的林屋洞之旅，乘坐道士們的橇進入洞穴，在道士的指引下來到“金庭玉柱”所在。而后“道士內(nèi)鳴鉦，外奏樂，客各據(jù)床屑石鐘，仰舐乳穴，暑月如盛寒?！背龆粗螅腿藗冇謱⑾飨碌溺娙檫M行烹煮，飲訖，各自謝去。[49]為紀念此事，蔡羽還賦詩一首：

方丘茂草濕，五月入溪寒。

古洞仙媒引，丹床法火觀。

誰嫌靈跡隱，我愛石樓寬。

袖得長生術，常將鐘乳餐。[50]

無獨有偶，胡纘宗（1480-1560）記游林屋洞的詩歌顯示，他也獲得餐食鐘乳的機會。詩稱：“改火欲烹山乳食，掃云初藉石床眠?！盵51]縱觀明清林屋游記，像蔡羽這樣“仙道”意韻極其濃厚的林屋洞訪盛活動極端罕見。靈佑觀道士的深度參與可能是造成此次游覽特殊化的直接原因。唯不知靈佑觀道士是否將這種類似“游學”、“短期修行團”的招待活動變?yōu)槲齾侵形氖康某＠?，如是，則會成為一個非常有趣的古代“道教旅游創(chuàng)業(yè)”案例。雖然缺少充分的直接記載，但考慮到林屋洞中確有鐘乳以及此洞與仙道的關系，古人游洞之余采鐘乳而食或許并非主流，但也應當不是絕無僅有的事情。

與對神藥的訴求相比，對林屋幽淵環(huán)境和可能存在的怪獸的恐懼似乎更為常見。清代顧圖河（1655-1706）的五言詩《游林屋洞》，非常貼切地表達了內(nèi)心的恐懼：“凜如盜古葬，防有棲魂哭?！盵52]蔣鐄（1609舉人）更是在探索林屋洞后留下心理陰影，后至九疑山旅游時，本有洞穴可以參觀，但他自陳：“余性畏深黑。憶昔年入林屋洞深處，至今念之毛悚?！庇谑窃诰乓缮缴蕉辞?，“止不復入”。[53]對于很多人而言，置身林屋洞深處的切身感受，確實就像是在鬼域之中。對黑暗中蟄伏的怪獸，更是擔憂不已。清代趙翼描寫其林屋之游的詩歌顯示，一行人抵達“隔凡”題字，路上心驚膽戰(zhàn)，言道：“恐有餓蛟藏，口讒奮舌舓。老膽亦生怯，路恰隔凡止?！盵54]

那么，古代深入林屋洞探險的文人們，到底遇沒遇到過“怪獸”呢？從明清林屋洞游記來看，這些游客確實遭遇了夜行動物蝙蝠的侵襲。很多材料記載林屋洞中曾寄居著大量蝙蝠，如此前多次提到的皮日休《如林屋洞》便稱：“忽然白蝙蝠，來撲松炬明?！彼未冻纱笸瑯佑涊d：“石燕翾飛遮炬火，金籠深阻護嵌根?！盵55]事實上，直到現(xiàn)代開發(fā)前，林屋洞中保持著蝙蝠長期聚集的情況。無數(shù)深入洞穴的游人，對這些飛撲而來的蝙蝠印象深刻。明清林屋游記的相關記載非常豐富，例如沈德潛《林屋洞》指出洞中既多蝙蝠，又有鐘乳靈藥：“石壁飜仙鼠，青泥產(chǎn)靈藥?！盵56]張霞房的《紅蘭逸乘》稱行至林屋洞盡頭，“即有白蝙蝠大入箕，來撲炬矣?！盵57]姚希孟《游林屋洞記》不僅指出洞中棲息數(shù)以千計的蝙蝠，更是描寫幽暗而相對封閉的空間，蝙蝠糞溺的味道也令人難以忍受——“洞中石燕千數(shù)，遺糞蕕惡，與煙相和，令人涕唾交下?！盵58]除蝙蝠外，蛇蟲自然也不會或缺。前述潘耒聽聞西山當?shù)氐牧治荻丛{咒傳說，村民竊洞中金龍后再次入洞，“見蟲蛇諸惡物”，受驚奔逃。詛咒一事或出齊諧，但洞中有蟲蛇惡物理當如是。對于誰也說不準、恐怕也遇不上的洞中“蛟龍”，明清游人表現(xiàn)出很大程度的焦慮。除在詩文中含糊說起擔心隱伏的惡蛟暴起外，洪亮吉的一個“驚天發(fā)現(xiàn)”似乎更有趣味。洪亮吉自注詩云，癸巳年（1773）十月與趙懷玉同游西山，獨入林屋洞。[59]但實際上，根據(jù)洪亮吉的另一篇文章可知，他是與趙懷玉的仆人勝元一同入洞。洞中探索一段時間后，二人突然聽到石間巨響，此時勝元“又于沙水中蹍三爪巨跡，闊可徑尺！怖絕，始尋路回?！盵60]洪亮吉和勝元的遭遇令人驚異。今天的林屋洞，成立大鯢收容救助中心，有十數(shù)條大鯢棲息其中。據(jù)信上世紀末洞穴開發(fā)時，從中發(fā)現(xiàn)原生大鯢。那么，洪亮吉所見到的“三爪巨跡”是否可能是大娃娃魚留下的痕跡呢？

3、與前人的對話與競爭——題刻

在風景名勝處題刻，是古代文人的一件雅事。名人佳跡與自然景觀相映生輝，提升了自然景觀的人文價值。題刻留名，自然是為了讓自己與景觀一同常存于世，為后人所銘記。當后人瞻仰前人題記、心有所感時，便與前賢展開跨越時間長河的交流。今日在林屋洞正門和出口處仍能看到的大量摩崖題刻，便是數(shù)百年來游訪文人不斷創(chuàng)作累積的結(jié)果，人文與自然交相輝映，奪人眼目。除摩崖外，根據(jù)現(xiàn)有材料可知，古人有將林屋洞相關游記刻碑，樹立于洞口附近的行為，這種行為還并不罕見。例如此前提到多次、對洞庭東西山景觀開發(fā)貢獻突出的王鏊，便將其所撰《游林屋洞詩并序》立于林屋洞門口，建亭保存。[61]明代金有容（生卒不詳）也將自己創(chuàng)作的《游林屋洞記》立于林屋山旁的佛教無礙庵。據(jù)游記所述，嘉慶二十四年（1819）春二月，金有容“放舟洞下”，砥礪前行，“讀古今人勒碑，鮮有詳其實者。訪諸山僧樵牧，尤不足征?！碑敃r恰逢春潦，未得入洞，稍后的一個清晨，金有容與友人換上行裝，舟子和小沙彌秉燭引導在前，仆人跟從護持在后，入洞探查，得窺“如天之覆”等題刻。出洞后，計劃刻石一事。[62]這里的無礙庵是臨近林屋洞的一座佛教庵堂，是明清士人游林屋洞時常常造訪的佛教寺院。金有容的記載非常有趣，其宣稱前人在林屋所刻碑文有一巨大缺陷，即記述都不夠詳實。與舊有的將簡短的贊美性語言勒石的做法不同，金有容發(fā)現(xiàn)了另外一種“超越”前人、令自己名垂千古的辦法——即留下一篇記述性和知識性的文章，“補充”強調(diào)林屋洞的人文價值和景觀特色。將游記刻碑的情況，也發(fā)生在清代李柱思身上。據(jù)李根源在民國初年的實地調(diào)查可知，《林屋洞記》為嘉慶二年（1797）仲春李柱思撰書，原本立于林屋洞門口。但可惜的，李根源調(diào)查時碑石已仆斷兩截，似亦未進行錄文。[63]盡管這方碑刻所述內(nèi)容已不得而知，但通過將私人游記立石的辦法，李柱思與金有容保持著同樣的與更早文人對話和競爭的意圖；二人的碑刻，將諸如李根源等后來者視作預期讀者，希望這些石刻能成為自己的化身，與后世產(chǎn)生交流。

以上“交流-競爭”的解釋模式并非全然是今人立場上的合理化猜想，而是結(jié)合明清時期造訪林屋洞的文士對前人題刻的格外重視，和對題刻留名的執(zhí)念總結(jié)出的判斷。如張霞房《紅蘭逸乘》格外關注林屋洞題刻，發(fā)現(xiàn)“其壁上提名，沈歸愚后又新續(xù)數(shù)十行，予友張解元曾游焉?！盵64]黃安濤也對林屋洞門口的題刻異常留心，指出洞口還立有嘉慶年間（1796-1820）太湖同知白福德所勒碑記、王鏊題字等等。而他自己，盡管厭惡林屋洞泥濘而并未進洞，但還是“于洞左崖右題名”。與黃安濤結(jié)伴而行的朋友，則因堅持入洞而被前者判為“狂不可及”——這位朋友，更是帶著石工，在洞內(nèi)鐫刻下自己的名字！[65]在洞內(nèi)題刻的位置，自然越深越能顯示題名者不畏艱險的探索精神。如此，“隔凡門”成為最佳的題名處之一。除前述案例外，明代袁袠（1502-1547）《游洞庭山記》記載，其與友人一同探索林屋洞，“余獨與文子探‘隔凡’而出。題其旁曰：‘通仙隔凡，洞之最深處。’”[66]類似現(xiàn)象在明清林屋游記中還有一些案例，大同小異，此不一一枚舉。

小結(jié)、古人的洞天探索與今人的跨時間交流

正如巫仁恕所述，明清江南文人旅游，通過對旅游點、旅游設備的選擇和“優(yōu)化”，來塑造文人區(qū)別于一般民眾以及普通豪紳的特殊社會身份。[67]對于為我們留下不少游記的古代文人而言，位于西山島上的林屋洞恰是一個非常合適的被游覽對象。相對蘇州城內(nèi)景觀而言，林屋洞較為偏遠，且需視天氣情況渡湖而行。而想要進入洞穴、甚至抵達隔凡門，還需特定的季節(jié)和氣候以及一定的體力、膽魄、裝備，此外還要有同行人、甚至附近道觀寺院的協(xié)助。更為重要的是，文人們進入林屋洞的“欲望”來源于專門的道教知識和人文掌故（包括對前人題刻的欣賞能力）。凡此種種，增加了成功游覽林屋洞所需的綜合成本。當文人能夠接受這些挑戰(zhàn)，一次次跨越阻礙，從林屋洞滿載而歸的他們確實會收獲值得自傲的成就——在仙境中的探險，證明了不凡的身份和不畏艱苦的意志。泥濘污穢、甚至有一點危險的山野，反而成為最具“人文”氣息的場域。

與距離蘇州城更近的上方山、虎丘等圣地的大眾朝圣不同，林屋洞盡管也是一處信仰勝境，但卻因路程較遠和洞穴難入等原因很難化身大眾朝圣的對象，而主要對文人（可能也有不少修道者被吸引而來，但卻沒有留下詳細的游記文獻）的信仰和獵奇需求形成吸引力。因此，或許可以說，明清林屋洞天的探險式旅游活動，是小眾的、偏高端的“洞天游”，能夠反映文人游覽文化的一個特別面向，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和學術意義。

如前文所述，古人通過林屋洞題刻和感受而與更早和更晚游歷此方者展開交流，今天的我們在觀賞前人題刻時，自然無法再通過題刻的方式來參與“交流”。但本文所選擇的主要研究對象“游記”，也是一種相對有效的交流方式。通過對古人游記的閱讀和研究，以及我們的親自游歷和系列文章的寫作，筆者一行也參與到延續(xù)至今的林屋洞“文人（或者人文）游覽”的歷史脈絡之中——筆者在嘗試體會古代文人的心境和感受，而閱讀這篇文章的您則可以從中獲得我們的一段歷程。

言至于此，或許大家會對筆者一行“太湖訪仙”的完整經(jīng)過產(chǎn)生好奇，那么我們近期到底走訪了哪些仙家福地，又有怎樣的見聞經(jīng)歷呢？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1] 鄭虎臣編集：《吳都文粹》，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358冊。

據(jù)谷維佳研究，鄭虎臣《吳都文粹》系“刺取”范成大《吳郡志》中詩文而成，實乃學術盜竊之舉。見谷維佳：《論范成大<吳郡志>與鄭虎臣<吳都文粹>之關系——一個從地志“變身”文集的典型個案》，《中國地方志》2022年第3期，第57-63頁。

[2] 錢谷：《吳都文粹續(xù)集》，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385-1386冊。

[3] 參巫仁恕：《消費品位與身份區(qū)分——以旅游文化為例》，見其《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69-204頁；巫仁恕、狄雅斯（Imma Di Biase）：《游道：明清旅游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巫仁?。骸堵糜慰臻g的演變與社會分層化》，見其《優(yōu)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閑消費與空間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93-234頁；等。

[4] 這類研究被包含進江南文化研究的范圍內(nèi)，比較典型的成果除前揭巫仁恕論著外，還有陳建清：《明清旅游活動研究：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等。

[5] 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7，第261頁。

[6] 王思任：《游洞庭山記》，見蘇州市吳中區(qū)西山鎮(zhèn)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山鎮(zhèn)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096頁。

[7] 陳函輝：《徐霞客墓志》，見徐弘祖撰，朱惠榮校注：《徐霞客游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433頁。

[8] 如呂錫生：《探析徐霞客首游太湖的意義》，《江南論壇》2010年第11期，第61-62頁。

[9] 鄒松梅、彭健怡、詹庚申：《也考徐霞客與太湖西山林屋洞》，《地質(zhì)學刊》2011年第2期，第219-221頁。

[10] 范成大：《十一月大霧中自胥口渡太湖》，見其《石湖詩集》，卷21，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159，第747a頁。

[11] 金友理：《太湖備考》，藝蘭圃藏板，卷首巡幸，第2頁。

[12] 懷應聘：《登洞庭兩山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483頁。

[13] 史堯弼：《蓮峰集》，卷2，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165冊，第677b頁。

[14] 楊維楨：《游張公洞詩序》，收陶宗儀：《游志續(xù)編》，清嘉慶宛委別藏本，卷2，第17-18頁。

[15] 金之?。骸队味赐ノ魃接洝?，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490頁。

[16] 趙懷玉：《游洞庭兩山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485頁。

[17] 洪亮吉：《更生齋集》，清光緒三年洪氏授經(jīng)堂增修本，文乙集卷2，第6頁。

[18] 蘇州市吳中區(qū)西山鎮(zhèn)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山鎮(zhèn)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49頁。

[19] 王鏊：《震澤編》，明萬歷四十五年刻本，卷2，第6頁。

[20] 沈欽韓：《題林屋洞》，見其《幼學堂稿》，清嘉靖十八年刻道光八年增修本，詩稿卷11，第20頁。

[21] 蔡羽：《游林屋洞》，見何鏜輯：《古今游名山記》，明嘉靖四十四年廬陵吳炳刻本，卷4，第39頁。

[22] 張霞房：《紅蘭逸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125頁。

[23] 趙懷玉：《游洞庭兩山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485頁。

[24] 皮日休：《入林屋洞》，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卷5，第99頁。

[25] 潘耒：《游西洞庭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503頁。

[26] 繆彤：《游洞庭西山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496頁。

[27] 陳都官：《入林屋洞》，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卷5，第100頁。

[28] 繆彤：《游洞庭西山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496頁。

[29] 潘耒：《游西洞庭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503頁。

[30] 蔡羽：《游林屋洞記》，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6-97頁。

[31] 巫仁恕：《消費品位與身份區(qū)分——以旅游文化為例》，見其《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95-200頁。

[32] 皮日休：《入林屋洞》，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卷5，第99頁。

[33] 值得注意的是，皮、陸二人入洞時正直大旱，洞內(nèi)積水相對較少，這無疑是深入探查可遇不可求的良機。

[34] 金之?。骸队味赐ノ魃接洝?，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491頁。

[35] 潘耒：《游西山洞庭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500頁。

[36] 趙懷玉：《游洞庭兩山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485頁。

[37] 王思任：《游洞庭山記》，見蘇州市吳中區(qū)西山鎮(zhèn)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山鎮(zhèn)志》，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09頁。

[38] 謝元淮：《林屋洞》，見其《養(yǎng)默山房詩稿》，清光緒元年刻本，卷17，第24頁。

[39] 黃安濤：《吳下尋山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435頁。

[40] 姚希孟：《游林屋洞記》，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卷5，第97-98頁。

[41] 葉廷珪：《海錄碎事》，卷4下，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921冊，第163a頁。

[42] 洪亮吉：《錢少詹大昕林屋夜游圖》，見其《卷施閣集》，清光緒三年洪氏授經(jīng)堂刻洪北江全集增修本，詩卷19，第7頁。

[43] 錢大昕：《潛研堂詩續(xù)集》，卷3，見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冊10，第273頁。

[44] 潘耒：《游洞庭西山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503頁。

[45] 繆彤：《游洞庭西山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495-496頁。

[46] 趙翼：《偕王仲瞿孝廉蔣于野秀才游洞庭東西兩山時吳縣湯明府為治裝》，見其《甌北集》，清嘉慶十七年湛貽堂刻本，卷45，第8頁。

[47] 潘耒：《游洞庭西山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503頁。

[48] 沈彤：《游包山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508。

[49] 蔡羽：《游林屋洞記》，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卷5，第97頁。

[50] 蔡羽：《與客至林屋洞》，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2頁。

[51] 胡纘宗：《游林屋洞》，見其《鳥鼠山人小集》，明嘉靖十八年刻本，卷6，第4頁。

[52] 顧圖河；《游林屋洞》，見其《熊雉齋選集》，清康熙刻本，卷5，第2頁。

[53] 蔣鐄：《游九疑記》，見蔣重輯：《九疑山志》，明萬歷刻本，卷6，第16頁。

[54] 趙翼：《偕王仲瞿孝廉蔣于野秀才游洞庭東西兩山時吳縣湯明府為治裝》，見其《甌北集》，清嘉慶十七年湛貽堂刻本，卷45，第8頁。

[55] 范成大：《林屋洞》，見其《石湖詩集》，卷21，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159，第747b頁。

[56] 沈德潛：《林屋洞》，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4頁。

[57] 張霞房：《紅蘭逸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125頁。

[58] 姚希孟：《游林屋洞記》，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8頁。

[59] 洪亮吉：《七招》，見其《卷施閣集》，清光緒三年洪氏授經(jīng)堂刻洪北江全集增修本，文乙集卷2，第2頁。

[60] 洪亮吉：《更生齋集》，清光緒三年洪氏授經(jīng)堂增修本，文乙集卷2，第6頁。

[61] 馮桂芬：《蘇州金石志》，金石二，見《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臺北：新文豐，1986年，冊5，第543b頁。

[62] 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04頁。

[63] 李根源：《洞庭山金石》，卷1，見侯鵬點校：《林屋民風：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95頁。

[64] 張霞房，《紅蘭逸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125頁。

[65] 黃安濤：《吳下尋山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435頁。

[66] 袁袠：《游洞庭山記》，見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488-489頁。

[67] 巫仁恕：《消費品位與身份區(qū)分——以旅游文化為例》，見其《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69-204頁。

（作者簡介：白照杰，澳門大學哲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道家古典學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中國道教及佛道關系等領域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