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錢穆早年的《先秦諸子系年》被陳寅恪稱為“極精湛”，“自王靜安（國維）后未見此等著作”，顧頡剛則稱贊其為“民國以來戰(zhàn)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1930年，經(jīng)顧頡剛鼎力相薦，錢穆北上燕京大學任國文系講師。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的教師，問及大家到校印象。錢穆說：“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文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笔潞?，燕京大學特地召開校務會議，討論錢穆的意見，最終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改為“辦公”樓，其他建筑也均采用中國名稱。校園北角那塊景色秀麗的湖，則由錢穆命名為“未名湖”，作為北京大學的象征保留至今。

胡適是中國現(xiàn)代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他留學美國，就學于杜威教授，并終身服膺于實驗主義，自稱是杜威的信徒。1919年留美回國后，倡導新文化運動，批判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他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保ā督榻B我自己的思想》）并主張“全盤地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

而沒有念過大學，非學院派，也沒有留過洋，非留洋派的錢穆主張對待中國歷史與文化，始終要懷有“溫情與敬意”。他反對胡適的“新文化”主張，認為“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貽害深遠。錢穆始終堅守以中華民族文化為本位，在后來他享有盛譽的《國史大綱》引論中，開門見山地痛切指出：“凡此皆晚近中國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無識，乃不見其為病?！?/p>

1941年10月，錢穆在媒體上發(fā)文稱：“我國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輩淺薄躁進者流，誤解革命真義，妄謂中國傳統(tǒng)政治全無是處，盛夸西國政法……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廢止?jié)h字’‘全盤西化’諸口號，相隨俱起?！彼J為，“若一民族對其以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斗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于并世之力量?！薄八^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p>

值得一提的是，在錢穆創(chuàng)辦的新亞書院1963年并入香港中文大學時，“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二字，也出于錢穆。當時建校時曾計劃過多個名字，比如中國大學、中華大學，最終，還是錢穆堅持“就叫中文大學”，這并非指代語文，而更傾向于文化之意。錢穆還堅持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為此曾與港英政府斡旋良久，寧可離開也不愿動搖“原則之爭”，港英政府派來商議的英國人富爾敦嘆聲連連，說錢穆“君心如石，不可轉也”。

錢穆曾預言：“此下世界文化之歸去，必將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宗主。”1986年，他在素書樓講完人生最后一課，對學生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