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在俄羅斯旅行的時候，劉福春告訴我，趙園就要退休，他們現(xiàn)代文學研究室打算為她開一次會，總結她的學術經(jīng)驗，致敬她四十年的貢獻，要我也去參加。不過，劉福春說，對以她為主題，趙園堅決表示反對，而一經(jīng)她反對，那是無人能夠扭轉的，會議名稱便改為“80年代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之回顧”。座談會于11月3日到4日，在北京郊區(qū)毗鄰十三陵水庫的賓館舉行。與會的除社科院文學所現(xiàn)代室同人外，還有趙園的朋友、學生：黃子平、陳平原、賀照田、羅崗、靳大成、賀桂梅、程凱等。會議采取漫談的方式。3日熱烈談了一個下午，晚飯后仍自由組合地延續(xù)著相關話題。第二天清晨起床，我拉開賓館窗簾，驚喜地看到漫天飛雪，窗外山坡有掛著雪花碎片的鮮艷紅葉，突然想起趙園在《論小說十家》“寫在前面”里的話：70年代初在冬天寒冷的農(nóng)村，看到田野上那株經(jīng)霜的柿子樹，“燃著暗紅的火”，“我渴望點燃我的生命，哪怕只是一籠微火”……便想，眼前這掛著雪花的紅葉，也是贈送給她的不錯的禮物了。

上面這段文字，寫在2012年底。那次會會后確實想寫一點兒文字，卻只開了個頭，便打消了念頭，這段話便孤單地留在電腦的角落里。沒寫下去的原因，就是對她的學術缺乏深入了解，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明清士大夫研究；這方面我?guī)缀鯖]有什么知識儲備。趙園曾在討論郁達夫的文章里說到，研究對象與評論者在修養(yǎng)、知識蘊蓄、學力和認知力上應該“相匹配”，她的提醒讓我不敢貿(mào)然從事。不過，這回陳平原有了同情心，他知道歲數(shù)大了智力、精神不可避免要滯澀、衰退，便降低了標準，宣布“上了年紀的老先生”不必再重讀趙園的書，寫隨感性文字即可。這讓我有了勇氣。除了隨筆的體式，我還將范圍限定在20世紀80年代。

20世紀80年代趙園寫了四本書：《艱難的選擇》20世紀（1986）、《論小說十家》（1987）、《北京：城與人》（1991）、《地之子》（1993）。后兩本雖然出版在20世紀90年代初，但寫作時間和觀念、選題，都屬于20世紀80年代。當時文學界有兩個重要的書系：“文藝探索書系”（上海文藝出版社）和“新人文論叢書”（浙江文藝出版社）。前者包括批評和文學創(chuàng)作，作者年齡沒有限制；后者則專收年輕批評家的現(xiàn)當代文學批評論著。進入“新人文論叢書”可以說是當時新銳批評家的重要標識。趙園的《艱難的選擇》和《論小說十家》，分別入選這兩個“書系”。當時在我的心目中，她是“崛起”批評家群體的重要一員毫無疑問。不過，趙園有些特別，她不熱衷群體歸屬。她的性格有一種孤獨的“邊緣性”，用她的話說，是習慣于“獨處”和“獨語”。印象里她從未積極參與任何集體性活動：在20世紀80年代這是許多人的重要生活方式。自然，她研究現(xiàn)代知識分子命運、遭際是那個時期的思想、文學主潮，但她沒有選擇已被重重包圍的魯迅，選擇的是曾被冷落、排斥、忘卻，或某些她認為重要的方面未得到注意的作家：郁達夫、蕭紅、吳組緗、張?zhí)煲怼⒙肤帷Ⅰ樫e基、沈從文、端木蕻良、張愛玲……而當其中有些作家的研究成為顯學，她就抽身而退，有意“脫榫”。她后來轉向明清士大夫研究，主要原因是意識到經(jīng)由文學來討論知識分子命運存在局限，需要突破“邊際”：時間上溯，并向思想、學術史方面拓展。不過，她的研究的“轉向”，這種獨語以回避紛擾的性格也可能是一個潛在，但不可忽略的因素。20世紀90年代之后，文學批評、研究有一個“學術化”的推進，但她的論述方式和文體，卻沒有受到“新八股”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之后，出于各種原因，20世紀80年代文學被理想化地懷念，也屬于20世紀80年代的她卻更愿意從“八十年代氛圍”中撤離；她對那一代學人的“共性和個性”一直保持清醒的認識，說他們有著“災難性的個人命運中積累起來的痛苦經(jīng)驗”，這些經(jīng)驗“換取了屬于自己的那一把打開對象世界的鑰匙，發(fā)現(xiàn)了自己與現(xiàn)代史上那幾代知識者的精神感應：由社會意識、民族感情，到悲劇感受”；但是她說，“除此之外幾乎別無‘優(yōu)勢’可言：缺乏必要的知識積累，缺乏理論訓練，而且大多失去了無可追回的青春歲月……”（《論小說十家》）——這種對自己所屬一代的過于苛刻的檢視，在那一代人中也是有些特殊的。

趙園于1964年考入北大中文系，那時我任教已經(jīng)三年，但沒有給她上過課，“文革”期間才知道她的名字，大概是思想不“政治正確”受到批判吧（如何不“正確”已經(jīng)沒有印象）。1978年她回北大讀研究生，也從未見過面。把名字和人聯(lián)系起來應該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事情了，但也很少有見面、交流的機會。因此，雖然讀過她的書，對人卻一再“誤讀”。譬如說，想象中她安靜、內(nèi)斂、感覺敏銳纖細，后來才知道不完全是這樣。其實她有熱烈、固執(zhí)、強悍的方面。拿她對當代作家的認可度來說，她對張承志有很高的認可度。開始我感到有點兒突兀：他們的境遇很不同，對當代史的看法也差異甚遠。這個認可，應該是有某種超越“歷史”的東西：頑強尋找“一種屬于自己的方式”；因追求“心靈的闊大”而鑄定的孤獨；蔑視流俗的不停歇的“自由之旅”；“創(chuàng)生”體驗的那種神秘、喜悅的“美麗瞬間”；尤其是那個自由的騎手建構的具力度和氣概的“男人世界”……在張承志，這是一種經(jīng)久不變的激情，趙園認為這種激情所需要的心靈能力，來自人類積久的精神趨向，而在被實利主宰的現(xiàn)代社會已經(jīng)稀缺，因而很寶貴。

但趙園與張承志畢竟不同，她欣賞這種激情，但自己知道節(jié)制，并不迷醉于無遠弗屆的“自我”幻覺。她的局限意識，包括人生，也包括學術道路?！捌D難的選擇”這個說法，既是在講倪煥之、蔣純祖?zhèn)?，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講自己。黃子平在《艱難的選擇》的“小引”中，用五個“如果”的排比句，從研究者與其對象的關系上提示這一點：如果是可以“發(fā)現(xiàn)”的東西；如果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空檔”；如果是研究者的知識結構和能力所勝任；如果與我們生活的現(xiàn)時代緊密聯(lián)系；如果研究者的個性、經(jīng)歷，對人生、對世界的體驗與對象之間有“奇妙的契合”……因此黃子平說，我們選擇題目，題目也選擇我們；我們創(chuàng)造著自己的境遇，但也為時代、環(huán)境所拘囿、制約。這種“命中注定”地被糾纏，和在糾纏中掙脫的可能，使人興奮，也讓人惶惑。這是黃子平，相信也是趙園的感受。她不回避糾纏，也不畏懼惶惑，因而也能正視自己成果的欠缺?！墩撔≌f十家》（2011）修訂版前言中她回顧這本書，說它在年輕者眼里，“或許更像一間破舊的畫廊，開在老街，散發(fā)著過去了的某個時期特有的氣味，荒草掩徑，門可羅雀，偶爾有人推門而入，看到過氣的畫師筆下的舊年人物，會恍若隔世的吧”。

不過，趙園對《論小說十家》的預言卻是錯的。這本書連同《北京：城與人》，在出版后的二三十年來不斷再版重印。據(jù)我所知，《論小說十家》初版1987年，隨后有人間版（2011）、北京三聯(lián)版（修訂版，2011）、華東師大社版（2014），和將要面世的北大社版。老街舊宅敲門而入的還是絡繹不絕，當然也摻和著有正當理由的懷舊。事情正如趙園所說的，“也許只有我自己所屬的這一代人，才能以這樣的眼光看取文學史，以這樣的方式描述文學史的過程”。那些撥開掩徑荒草的尋蹤者明白，他們不僅要專注于向當前索取，也需要讓“舊年人物”對他們伸出援手。

那么，我們能從趙園的文字中獲得些什么？以我自己的體會，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在批評、文學史、理論的分界越來越清晰的學科體制下（這種界限的分明，既標示學科的發(fā)展，也是研究與“整體的人”的生命一定程度分離的體現(xiàn)），一種綜合評與論、文與史、客觀描述與個人心性呈現(xiàn)的綜合性寫作，也許值得我們懷念。在她的一些論著中，史、論等因素，為研究者的心智、感覺所熔鑄、綜合。也就是說，“研究者也不妨偶爾做夢”：

晴空一聲鴿哨使我的心寧靜，我不大敢細看后樓陽臺上雜物堆積中的簡陋鴿舍。我其實是因久已遠于胡同文化才更想寫這題目的。借了文學的材料去構筑胡同形象，其中有些或近于說夢。作家因薄霧微煙而大做其夢，研究者也不妨偶爾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來”——這是魯迅那篇著名的《秋夜》。我知道自己做的是最平庸最沒有出息的夢，其中沒有悲歌慷慨，血淚飛迸，一彎冷月下的鐵馬金戈；有的是浮蕩在遠樹間的炊煙，灶下的火光，碗盞敲擊中最平易庸常的人間情景。（《北京：城與人》）

因而，趙園下面的反省其實并不必要。她說，《論小說十家》和《北京：城與人》“這兩部較為輕松的書，所得反應超出我的預期，當?shù)弥@種反應部分地由于文體，我不能不感到失望?！捏w’、‘感覺’這類被別人褒獎的東西，并非我自己所最珍貴的。我渴望的，是洞察世界與生命的深，我渴望體驗與傳達的深度與力度”。（《趙園自選集·自序》）其實，文體、感覺與“體驗”“傳達”的深度息息相關。為生活經(jīng)驗、知識、智慧所支持的感覺力和文體意識，是敏銳捕捉對象，也由對象發(fā)現(xiàn)自己的重要推力。感覺的敏銳和抵抗語言、敘述方式酸腐之氣的能力，同樣具有抵達生命深度的可能。比較起來，這種能力在我們這里倒是較為罕見，因此也更值得珍惜。

其次，批評要回到“個人”，以個體生命作為出發(fā)點。將“以人生為血肉的文學與作為其血肉的人生”聯(lián)結在一起?！皞€體”，既指研究者，也指研究對象。從研究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尋找到自己，拒絕隨波逐流。就研究對象說，則是“把問題聚焦于作者的主體性進行思考”（丸山升），將作為觀察對象的魯迅縮小到作為“個人”的魯迅（錢理群），“回到魯迅那里去”“嚴格從魯迅個體出發(fā)”（王富仁）?！皞€體”當然不是終點，但是是出發(fā)點。因而，趙園對理想的批評有這樣的期待：有“屬于自己的對象，因對象而尋找屬于自我的角度，寫出不可重復的對象，同時在對象中‘寫入’不可重復的自己”。這種批評，有可能向著既非權力的工具，也非創(chuàng)作的附庸的方向邁進。

最后，投入與間離。趙園有一本小書叫《閱讀人世》。“閱人”包括“所閱歷的人”和“所閱讀的人”。前者如她寫王瑤、吳組緗、樊駿、中島碧，后者則是通過歷史記敘和文學作品，如她在《艱難的選擇》和《論小說十家》中的作家論和作品人物論。知人論世和知世論人，都是傳統(tǒng)的“閱人”的方法，在理論、方法層出不窮的今天，相信也沒有“過氣”。趙園評人（生活中的人和作品中的人）的眼光，秉持的尺度，對對象性情品格的精準把握，有賴于她生命的投入，她的設身處地的“同情”，也有賴于她和對象之間保持的間隔。如一位著名作家所言，“人與人的距離愈近，愈難以真正認識彼此”。投入的深入與疏離間隔的矛盾的處理，不是容易的事。這方面，研究者對“自戀”的警惕、抑制，對人性的深切理解，以及歷史感的獲得和藝術修養(yǎng)的積累，都是必要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