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一部常常被人誤讀的史書
2022年,不斷重讀的書仍然是《史記》,時常讀,才能明白何為中國,何為天下。但人們往往誤讀,尤其百年以來人們用西學洗釋中學之后,對《史記》的理解就形成了諸多偏見,或誤讀,或盲點。
今只說三點。首先是天人關系。司馬遷的《史記》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但何謂天?何謂天人關系?何謂天人合一?已然是一個巨大的謎。它還牽扯到中國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牽扯到何謂天道?何謂道?人道從哪里來等等。天的喪失,是百年以來中國人信仰中間的一件大事。喪天,世間則天理不存,人則無法無天,于是,人就只能談社會學,成功學,私人學。所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古老的概念就難以解釋,而且可能會如老子所講的那樣: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史記》里有一篇文章至關重要,即《天官書》,講的是上古世界傳承至漢代的天文學知識與理論,這篇文章講的正是天人關系的本質問題。據清朝一位學者統(tǒng)計,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天文學著作。這是否意味著在司馬遷之前沒有天文學呢?其實不然。司馬遷在另一篇文章《太史公序》中講得很清楚,人類最初沒有文字,都是用形象來記述,其中星象是最為重要的一種,所以用星象來標識時間和空間,《河圖》《洛書》以及《易經》其實都是這樣樸素的世界觀、方法論的體現。他的先人是天官,就是觀察和探索星象與人類關系的人,后來在周代時失去天官之職,淪為史官。但是,司馬遷家繼續(xù)了天官之學,所以他的學問不僅僅是歷史的流水賬,而是在相互印證天人關系。這揭示了他的學問與后世史家的本質區(qū)別,也揭示了他的史觀不僅僅是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史,還是天道的運行史。所以后世史官無法與他相提并論,他們只記述帝王將相之史,而將天道摒棄了。沒有天理,人間哪里還會有正義?
那么,天道是什么?真的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玄幻嗎?是不可論的嗎?非也。司馬遷雖不能像孔子那樣對《易經》有通解,但他關于天文的家學遠在孔子之上。他對“天”第一次作了明確的解釋,即宇宙、星空、星云,但又非人們所眼見的那樣渺茫?!疤臁笔怯蔁o數的先賢與圣人經過難以計數的歲月“發(fā)現”的,描繪的,而且也是在無數的歲月中被印證了的。是否可以說是上古人類的科學世界觀?這個“天”對地球無時不刻地發(fā)生作用,比如太陽、月亮和太陽系的五星,比如各種彗星和北極星、北斗七星等等。那時候司馬遷不明白這些星辰是什么樣的物質存在,但今天的天文學、物理學、生物學等科學告訴我們,地球是太陽系中的一顆不大的星星,是銀河系里一顆微塵一樣的存在,但它們都按一定的規(guī)律在運行著,也就是有道可循。銀河系或太陽系里某一顆星辰與地球的關系發(fā)生巨大的變化,或突然造訪地球,地球就會發(fā)生巨大的變化,甚至生物大滅絕,抑或生物大爆炸。故而說,地球上的海嘯、地震或干旱等現象,并非地球獨自產生的,而是星球之間的作用產生的,這正是司馬遷的先人們和人類那些上古時代的圣人們研究的事情。他們可能只看到月亮懸掛在天上的模樣,但他們一樣發(fā)現了月亮運動的規(guī)律,太陰歷就這樣產生了。今天的天文學靠航天飛機或各種儀器可以看到月亮是什么樣子,并且能算出它與地球的大小,他們還發(fā)現了古人沒有發(fā)現的無數恒星和行星,但是,他們的發(fā)現只是量的無限擴張,并沒有一套對地球和人類產生效應的理論,而上古圣人講述的那些星星足夠用了,還產生了天文理論,這個理論正是上古人類發(fā)現和總結的“天道”。
從天道出發(fā),司馬遷對中國或天下的地理進行了天地合一的觀照,也就是書里講的十二分野。然后,又對人類歷史進行了天人合一的觀照。最后,他總結出人類社會的變化規(guī)律。這套理論是中國的圣人和史學家獨創(chuàng)的,這就是所謂的“成一家之言”,但我更愿意說,這非一家之言,而是真理。這是后世史家和學者普遍喪失的觀念,也是西方的史學家無法相比的。
其次是道法自然。什么是道法自然?《道德經》里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是,如何理解呢?它在人世間的普遍應用在哪里呢?《五帝本紀》里講了黃帝等五帝求道和治理天下的行為,可謂道法自然。黃帝等五帝完全是按照天的指示在行動。上古圣人用北極星和北斗七星來創(chuàng)造時間,當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東方時,天下皆春,五帝都到東方去巡視,治理那里的百官,并派天官羲仲在立春和春分這兩個大節(jié)去恭恭敬敬地迎接日出,恭送日落,去宣示人們要春種,觀察那里的百草和百獸如何生長。當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南方時,天下皆夏,五帝便跟著天星去南方治理百官,讓天官羲叔在立夏和夏至日恭迎日出、恭送日落,觀察那里的天地消息。另外兩個季節(jié)也一樣。最后回到中央,即有黃土的地方。土為仁。在古人那里,天和地都是與人一樣的生命,只不過是大生命,人只是這個大生命中的一個小生命,所以要遵循大生命的規(guī)律去生活、思想和生老病死,這就叫道法自然。而人只有在這樣的天地大生命系統(tǒng)中去覺悟,拋棄個人的那些偏見、任性,就可以與道同行,可了卻生死,可知天地。
最后是昆侖與黃河的源頭。昆侖是無數考古學家、史學家、文學家、人類學家、修道者共同在尋找的地方,同時它又與黃河的源頭連在一起。但人們往往在用當今的眼睛觀察,而不去學習地理學、生物學、冰川學等知識,不去了解幾千年上萬年大地的演變,就簡單用從西洋借來的方法和歐洲中心主義觀念去進行判斷和批判。疑古派就這樣產生了,同時,夏商周三代和秦漢在地理不斷變化的背景下,逐漸形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天下觀,這就是中原文明中心說。司馬遷構建的歷史進一步填補了這個框架的血脈。一千年之后,北宋五子和朱子又對其進行了新一輪解釋,中國便有了明確的邊界。但是,近百年的考古使這些言之鑿鑿的論斷不斷地瓦解,“滿天星斗”說逐漸成為另一種與之對抗的聲音。事實上,人們仍然沒有找到那個構造天人合一世界觀的上古時代的中心。它顯然不在洛陽。人們必須往天上去考古,必須進行神話考古,最后必須進行思想考古,即《易經》考古,把它們都用今天的科學來重新印證,中華文明便真正地被科學化、當代化和現代轉化了。
《史記》中的《大宛列傳》是人們一直津津樂道的文章,但很少有人去認真地讀。在這篇文章里,通過張騫,司馬遷給我們標明了昆侖即今天的于田南山,而黃河的源頭即今天的塔里木河和另外幾個小支流,它們向東或向北一起流向羅布泊,然后羅布泊的水向南“潛行”,在積古山一帶奔涌而出。如果說張騫是第一個清晰地講出昆侖與河源的人,那么寫作《漢書》時,班家人是親自去新疆和蔥嶺一帶考察過的,所以補充說,河源還有蔥嶺那里流出的幾條水,向東流來,匯入羅布泊,再潛行南下。一個新的河源,不,一個中古世界的河源清晰地顯露在我們的地理之上。但我們?yōu)槭裁礇]有人去認領這個河源?為什么沒有人去相信這些史料?為什么沒有人去對此進行考古?這也是司馬遷的《史記》留下的矛盾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