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熟悉魯迅生平的都知道，魯迅自1926年離開北京后，曾兩次因為探親返京，分別是1929年5、6月間和1932年11月份。雖然這兩次都只在北京短暫停留了半個多月，但都在北京教育界引起巨大反響。北平多所高校團體及個人盛邀魯迅前去演講。1929年5月15日，魯迅從上海到達北京，自6月3日啟程返滬。在這半個多月的時間里，魯迅曾經(jīng)做過四次演講，分別是：1929年5月22日，在燕京大學做《現(xiàn)今的新文學的概觀》的演講；5月29日在北京大學第三院禮堂演講；6月2日在北平大學第二師范學院演講，當日晚間又前往北平大學第一師范學院演講。1932年11月，魯迅因母病又一次從上海回到北京，分別在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大學演講，這也就是后來研究者所稱的“北平五講”。

《沒有什么感想》，載1929年6月5日《今天新報》

本文涉及的演講即1929年6月2日晚間魯迅在北平大學第一師范學院的演講。關(guān)于這次演講，之前可以看到最切近的材料有陳楚橋的回憶文章《記魯迅先生的一次講演》，原載1961年10月22日《西安日報》及同日《西安晚報》。①這篇文章是陳楚橋先生三十余年后對魯迅此次演講的回憶。文中講到，魯迅說自己從上海到廣州，終于沒有遇到革命，而且從陳的行文中明顯可看出魯迅是對當時“咸與維新”的革命狀況是不滿的；講到文壇上對魯迅本人的各種攻擊，魯迅表示不會被壓倒。魯迅還呼喚真正的革命文學家的出現(xiàn)，而不在于自我吹噓與自我標榜。另外公木先生在《魯迅總司令麾下的列兵》一文中，記錄了他聆聽這次演講時隔多年一直記憶猶新的話：“為迎接革命，南下廈門；迎不到，追向廣州；到廣州，革命走了，在革革命；又追向上海，還是不見革命，在革革革命；如今又追向北京，已是北平了，還是不見革命，在革革革革命，革命已經(jīng)成功，再也找不到革命了。”②

近日筆者在查閱民國報刊資料時，又欣喜地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這次演講的重要線索。原來這篇報道在演講之后，曾經(jīng)被有心人記錄下來并整理發(fā)表在了報紙上。筆者發(fā)現(xiàn)的這篇演講筆記，分作兩次刊載于1929年6月5日與6月6日的北京《今天新報》。北京《今天新報》是一份影響力不大的報紙，也沒有文藝類的專欄或副刊，因此一直不被研究者所關(guān)注。這兩次筆記刊發(fā)在《今天新報》的“教育”專欄上。不過在欣喜之余又有遺憾，因為這兩次筆記文末都注明“（未完）”，閱讀筆記之后的確看出這篇講演實錄并沒有完結(jié)。根據(jù)內(nèi)容判斷，至少還應該有第三部分。可惜筆者在國家圖書館一一仔細查閱《今天新報》自1929年6月7日及之后數(shù)月的報刊原始資料，并沒有發(fā)現(xiàn)后面演講筆記的蹤跡，原因不明。不過慶幸的是，能看到的部分，也有一千八百余字，信息量巨大。

《今天新報》上的演講筆記，以《沒有什么感想》為題，6月5日第一部分注明“戚維翰 筆記”；6月6日第二部分注明“王國良 戚維翰 筆記”。據(jù)現(xiàn)有資料可知，戚維翰是浙江人，與魯迅同鄉(xiāng)，魯迅演講時正在北平大學第一師范學院國文系讀書。戚維翰在民國時期小有文名，在各類報刊上發(fā)表了諸多詩歌、散文作品，1947年不幸死于車禍③。他聆聽了這次魯迅的演講，并非常細心地把魯迅的演講記錄下來。眾所周知，魯迅說話是有紹興口音的。因為同鄉(xiāng)這一層，或許戚維翰才更有可能如此巨細無遺地記錄下魯迅的講話。

二

筆記全文非常翔實，可以看出基本是按魯迅的演講內(nèi)容進行速記，魯迅的口吻及話語風格都最大程度地得以保存，殊為不易。雖然此篇筆記并沒有經(jīng)過魯迅的審校，但筆者認為準確度仍然相當之高。也正因此，這次演講的內(nèi)容，對了解魯迅的生平與當時的思想狀況尤其具有重要價值。茲錄所見全文如下：

沒有什么感想

魯迅

這回，偶然到就（北）平來，就有幾個大學請我講演：師大，亦因從前在這里教過書所以不得不應允諸位的要求，來講幾句（。）得（疑為衍字）不過近兩年來實在沒有什么感想，此刻只好把我自己個人的小事情來和諸位談談，在現(xiàn)在說個人的事是不時髦的，要講世界和國家的大勢，所以只好把個人的小事情說來和諸位談談。

不知民國幾年，我記不清了，也不知道說錯了什么話，犯了什么罪，北京的當局，要帶大兵來抓我，我當時很怕，想躲到什么醫(yī)院里去，又沒有錢，只得躲在一家小木匠鋪里，其實也太怕死了！因此我就決意要掙錢了，那時恰好廈門大學叫我去，四百塊錢一個月，我就去了，有人說我是去革命的，實在我是為錢，那時候的廈門革命軍還沒有到，我在廈門只住了四個月就走了，所以在廈門沒有遇到革命。后來到了廣東，當時廣東卻是革命的后方，所以到廣東亦沒有遇到革命。后來又到了上海，上海又是革命的后方，所以又沒有遇到革命。現(xiàn)在跑來北京——，不，現(xiàn)在改成北平了——來，北京的命又早已革了，——因為革命已竟成功了——所以我始終沒有碰到革命。

廈門大學，在一個荒島里面，對于教員，是極優(yōu)待的——有教員的住室（有太太的是例外），……一切的供給，應有盡有，有的還有終身的聘書；只欠自己的墳墓沒有做好。所以在那里是極爽快的。但是我沉不住氣不到半年就走了。這有幾個原因：第一，因該校學生入學，須先填寫愿書，不準進黨。我以為學生入黨，是個人的自由，不必干涉的；因此又不免要說閑話，而得罪了當局。第二，因廈門洋氣大盛：不能捧洋人，就要得罪。還有，那里的教員，對于校長，真是惟命是從，不敢有半句反抗上司的話，和帶北京教員氣魂（魄）的我的脾氣不合，這是第三個原因。第四，是那里的氣候一年中不分四季，十月里還有石榴花，好像故意的和我搗亂，也使我不大高興。有這四個原因，我還是覺得不舒服，要走。所以又到了廣東（。）有人說，廣東是赤化的地方，去不得的（。）我很以為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應該不會壓迫青年，所以很膽大的去（。）我到廣州中山大學原是想作教員的，不料當局硬要我當國文系主任，沒法也只好當了。不久，又要我做教務主任（。）真是麻煩！但也沒法，又只得當了。至于廣東赤化，我倒沒有看出來，只見商人的勢力很大。凡是租房子，一定要鋪保，學校當保都不行，找鋪保，據(jù)說還是革命后的省政府委員議定的條例！至于女子裸體游行，更是沒有見到，不但裸體游行看不到，便是青年男女，一對一對，在街上散步的，也很少見，這種無中生有的造謠，來攻擊敵人，我以為是不應該的事。只是工人的地位增高，工人與工人之間往往發(fā)生沖突，但是工人的知識沒有提高，做事沒有責任心，各種刊物錯字極多，學校里的聽差，一到下午四點鐘后就一個也不見，教員要做什么事，除非自動，便沒有辦法了。又因地位增高，而思想沒有改變，所以聽差對于教員，非常傲慢，以為革了命，大家都是平等，不必客氣了，到清黨以后，他們才比較的客氣一點，可是清黨不久我又走了。那時候，廣東有所謂革命文學，是極為時髦的東西。學者不談革命文學，大家就以為很不名譽的。當時省政府里的委員們，都請我去講革命文學，說我是革命文學家來了！我說，我不是革命家，我假使是革命家，早已到前線去效力，不到這后方來了，可是他們只是和今天一樣地鼓掌，這種鼓掌，我是非常害怕的。因為我的同鄉(xiāng)秋瑾，亦是屢次受大家鼓掌，加她一個革命美名，而誤殺了她的性命！當時所謂革命文學，我是不贊同的，那時廣東人都把革命兩個字誤解了，以為有權(quán)勢的，就是革命家，以這樣來解釋革命文學，也是“奉旨的革命文學”，“奉旨”還說是“英雄”，這是多么可笑的事。所以在廣東根本就沒有所謂“革命文學”。

這時，我已沒有事了，住在一間小屋子里，做點或譯點東西糊糊口，后來想走，因為北京仍舊在五色旗下，還到上海去吧，但是在廣東的房子已租了，家具已買了，一旦棄之他去，又很可惜：而且亦有廣東的好處，就是天氣和暖，只會餓死，不怕凍死，所以又不忍馬上離開，但不久，中山大學的風潮起了，說是我在暗中慫恿，其實我是沒有干預過，我為避免煽惑的嫌疑，所以不得不離開廣州，而逃到上海。

這時候，上海亦大鼓吹著革命文學，但上海的革命文學，是文學家，從事于革命失敗之后，借作文章以泄泄氣的東西，又和上面所謂廣東的“奉旨的革命不同”。廣東的革命文學家，還是很自在的，記得廣州有一個茶樓，叫做“陸園”，許多革命家，還可以去喝茶，有時候，就大不然了，他們住的，非租界不敢住，有時還要逃到外國，去躲幾天，我笑他們說：“要革命，不應該躲在租界里”，他說，“你所住的，離租界不過只差一步吧了”，其實我的批評他是不錯的，因為真正的革命家，只希望成功，不顧一切，豈有這樣畏首畏尾的嗎？

（未完）

三

這篇新發(fā)現(xiàn)的演講筆記不僅呈現(xiàn)了極其鮮活的現(xiàn)場感，還原了陳楚橋回憶性文字所沒有的諸多豐富的細節(jié)，而且在演講內(nèi)容上也與陳的文字頗有出入，有大量為前人所未見的內(nèi)容，這些都值得引起魯迅研究者的關(guān)注。魯迅這次的演講，一改以往演講的形式，沒有專門談某一具體的學術(shù)或時事話題，而是向師大學子談論自己“個人的小事情”。1926年至1929年這三四年的時間，是魯迅人生經(jīng)歷的劇變期。魯迅在這次演講中就頗為細致地講述自己從北京至廈門再到廣州，最后去往上海的經(jīng)歷，同時夾敘夾議，其中尤其重點涉及到了這一時期他對革命文學的觀察與看法。雖然非常遺憾的是，這篇筆記并不完整，但就所見到的內(nèi)容來看，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文中所涉及到的有關(guān)魯迅的相關(guān)經(jīng)歷，一直在魯迅研究界引起長久的爭議、考辨，魯迅這么詳實地親自敘述自己的經(jīng)歷，是從來沒有過的。魯迅曾經(jīng)寫過三份自傳性質(zhì)的文字，分別寫于1925年、1930年、1934年。三篇文字的論述都極其簡略，而且更多論述的是前期的人生歷程。而1926年至1929年這三年多的變動期在后兩份自傳中則粗略過去④。1934年的《自傳》一文中這段經(jīng)歷稍微比較詳細：“因為做評論，敵人就多起來，北京大學教授陳源開始發(fā)表這‘魯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將我撤職，并且還要逮捕我。我只好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做教授；約有半年，和校長以及別的幾個教授沖突了，便到廣州，在中山大學做了教務長兼文科教授。又約半年，國民黨北伐分明很順利，廈門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廣州來了，不久就清黨，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么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雹?/p>

魯迅在這次演講中涉及到很多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如筆記中記錄的民國某一年，魯迅“躲在一家小木匠鋪里”的事情。其實就是1926年段祺瑞政府通緝魯迅等在京文化名人五十人，魯迅曾先后躲進山本醫(yī)院、德國醫(yī)院與法國醫(yī)院的經(jīng)歷。在避居德國醫(yī)院時，因床位已滿，曾住進一間堆積雜物兼作木匠作坊的房子。這個經(jīng)歷魯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是有提及的。不過因為演講的公共性與臨時性，也使得我們對魯迅的“現(xiàn)身說法”同樣需要審慎地辨析。魯迅說在廈門大學生活極其舒適，或許有部分真實，但如果說“一切的供給，應有盡有”卻并非魯迅完全真實的體驗。這從魯迅在廈門期間寫給許廣平的信中（后編入《兩地書》）可以很直觀地看到，魯迅曾多次抱怨食宿的不便。還有演講筆記中魯迅提到對工人地位提高后，卻越發(fā)驕橫懶惰的批評。在魯迅居廈門期間給許廣平寫的信中也幾乎可以做到一一對應⑥。筆者甚至懷疑這種情況并不是魯迅在到了廣州時候的體驗，而是在廈門期間的觀察。

當然演講作為一種臨場的口頭講述，一些細節(jié)與事實略有出入也情有可原。但從另一個角度說，魯迅對一些重要事實的遮掩、省略或者強調(diào)，更多其實是“別有用心”的故意為之，是為了服從他整場演講的核心主題的。可以說，看似閑談似的演講風格仍然蘊含著魯迅別具匠心的演講藝術(shù)。這次“沒有感想”的演講，魯迅雖然談論的是自己個人的事情，但實際上仍然是有相當明確的主旨與指向的。從他戲稱追趕革命而不得，到對廣州革命現(xiàn)狀及革命文學的透視，再到對廣州、上海打著革命文學旗幟的一些文人的諷刺，魯迅實際上想要表達的仍然是這一時期他對革命及革命文學的思考。這在此前魯迅的多次演講中都能獲得參證。例如魯迅在1927年4月8日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中，提出當時的中國還沒有真正的革命文學，因為革命沒有成功，所以在文學上談不上對舊制度的挽歌與新制度的謳歌。舊的文學仍然占據(jù)這很大勢力。“不但如此，并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游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雹邥r隔兩年后，魯迅在北平再次強調(diào)了這一觀察。魯迅的立意在不滿革命的成效，所謂革命文學家也大多是掛羊頭賣狗肉。聯(lián)系到之前提到的公木對這次魯迅演講中尋找革命的回憶，就很容易看出：所謂“革命已經(jīng)成功，再也找不到革命了”，這并非描述現(xiàn)實情況的陳述句，而是魯迅特有的反諷語調(diào)了。

另外，演講筆記中記錄魯迅自陳離開廈門的四點理由，也非常值得研究者注意。第一條理由，魯迅說是不認同廈大禁止學生參與黨派的規(guī)定，因為他認為這是學生政治參與的自由。這個理由是個頗為新穎的說法，不過也有材料可作參照。與廈門大學同為陳嘉庚創(chuàng)辦的集美大學，在1926年冬曾引發(fā)一次較大的學潮。學潮的根源就在于當時集美大學校長葉淵與陳嘉庚本人都反對學生參與任何黨派活動，而引發(fā)學生群體的強烈不滿。在學潮風雨欲來之時，魯迅恰好受邀去集美大學進行了一次演講。魯迅一貫的觀點當然是希望學生關(guān)心時事，多做“好事之徒”，魯迅雖然無心影響學潮，但的確巧合地成為集美大學學潮中的一段頗有意思的插曲。魯迅自己曾在《海上通信》一文中對此有相關(guān)描述：“校長的意思是以為學生應該專門埋頭讀書的。我就說，那么我卻以為也應該留心世事，和校長的尊意正相反。”⑧另外魯迅對廈門氣候的不習慣，也是一個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說法。魯迅生于江南水鄉(xiāng)，又在北京久居多年，不適應南方地區(qū)的氣候，似乎可以理解，不過演講后面又提到他對更為南方的廣州氣候頗為滿意，認為“天氣和暖，只會餓死，不怕凍死”，所以不忍立馬離開廣州。一前一后的對比，這其中恐怕不免有心境與氣候微妙的應和關(guān)系吧。

過去研究者把魯迅離開廈門去往廣州的緣由主要聚焦在魯迅與廈大國學院內(nèi)部沖突，尤其是與顧頡剛等幾位教授的矛盾沖突上。這的確是魯迅離開廈門一個非常重要或者可以說最重要的理由。其實魯迅在這里的第三四點原因間接提到了，但說得比較隱晦，并且稍微變換了一點說辭。魯迅說他京派教員的脾氣與其他教員不合，“洋氣太盛”“對于校長，惟命是從”，這也都是他看不慣的，這當然不錯。魯迅本人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就有相似的說法：“而有些教授，則惟校長之喜怒是伺，妒別科之出風頭，中傷挑眼，無所不至，妾婦之道也?！雹帷２贿^魯迅在這里并不提及他在其他地方說到的與“現(xiàn)代評論派”教授們的齟齬，而是選擇 “避重就輕”，恐怕是魯迅在面對師大學子時，不想把一些太過詳細的恩怨展開來談，以免離題太遠。而是把整個演講的基調(diào)定在呼喚真正的革命與反抗精神上。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筆者不揣淺陋，只是掛一漏萬地釋讀了這篇新見的演講筆記。因為這篇演講內(nèi)容的特殊性，演講記錄稿本身不全而且未經(jīng)魯迅本人審校，其重要價值與可能有的爭議之處，還有待各位方家的關(guān)注與討論。

注釋：

①輯錄或概述了陳楚橋這篇文字的書籍如朱金順：《魯迅演講資料鉤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馬蹄疾：《魯迅講演考》，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薛綏之主編：《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潘頌德：《魯迅上海時期的演講》，山東師院聊城分院編：《魯迅在上海（一）》，山東聊城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吳作橋：《新版〈魯迅全集〉注釋補正十七則》，《上海魯迅研究》，2014年02期，第182—191頁等。

②公木：《魯迅總司令麾下的列兵》，《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1期，第97頁。

③臺灣新文學的先驅(qū)張我軍之子何標曾在一些回憶散文中提及，張我軍在北師大時期曾和同學組織文學團體“星星社”，后改名“新野社”，戚維翰即是其中的重要成員之一。參見何標：《張我軍與“新野社”》，《臺聲》，1994年第2期，第46—47頁。

④1930年的《魯迅自傳》中說：“到一九二六年，有幾個學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說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語堂的幫助逃到廈門，去做廈門大學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廣東，做了中山大學教授，四月辭職，九月出廣東，一直住在上海。”見《集外集拾遺補編》。

⑤魯迅：《自傳》，見《集外集拾遺補編》。

⑥⑨魯迅：《兩地書》第一○四，第六○。

⑦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見《而已集》。

⑧魯迅：《華蓋集續(xù)編》。

（選自《新文學史料》202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