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接到古遠清兄的電郵，說他正在編寫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段時期的魯迅研究史，“內有你們著的《魯迅年譜》這一節(jié)，請?zhí)峁┵Y料，如主編寫作背景之類，先謝謝！”次日，我即據(jù)他的需要，寫了一篇回憶小文發(fā)給他。他收到后表示感謝，并說：“我在編書簡續(xù)集，收你這兩封可否？”古遠清是一位多產(chǎn)作家，年過八十，還編寫不輟，在疫情防控期間，也毫不怠懈，至少同時在編寫兩本書。但近日忽然從網(wǎng)上看到消息，古遠清教授于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武漢逝世。這真太突然了！現(xiàn)即以這篇為他而作的文章來表達我的哀悼！

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古遠清教授來信，說他正在編寫一本關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段時期的魯迅研究史，內中有一節(jié)要寫我們上海三校集體編著的《魯迅年譜》，希望我能提供一些具體材料，如主編是誰、寫作背景如何等。這使我感嘆時間的流逝，真如白駒過隙，當年所做的工作，已成為別人研究、追述的一段學術史，而參與工作的同伴，則大都已經(jīng)作古，僅剩下我與龔濟民二人，而濟民兄遠在美國，久未聯(lián)系。我如果不將這本書的編寫過程記錄下來，也許就要流失了。雖然它在魯迅研究史上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在當時，也曾掀起一點波瀾，遠清兄要我敘說本事，也許還有點價值。

這本書的動議，是在一九七二年八月。那時，我們復旦大學中文系一批教師，剛從五七干?；貋怼＿@時，學校已重新開始招生，招進來的學生叫作工農兵學員。教師中有些人被分配到班級，輔導工農兵學員，另一些人則被安排在系資料室做資料工作，我就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叫我們管理圖書資料，而是為一些文件和資料做注釋。我不大想做這些事，就提出要編一部《魯迅年譜》。系領導請示后通知我，魯迅年譜可以搞，但不能由我一個人來編，可以在復旦、師大兩校組織班子來搞。于是，就在兩校組織起兩個年譜組班子來編寫《魯迅年譜》。

上海三?！遏斞改曜V》封面

這里要說明一下“兩?！狈Q呼的由來，以及它的范圍。上海有中文系的高等學校，在一九六六年之前只有三所：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和上海師范學院，上海大學則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組建的，當時還沒有。七十年代初，忽然刮起一股并校風，華東師大與上海師院合并，稱為上海師范大學；上海財經(jīng)學院和上海政法學院，則并入復旦，仍稱復旦大學。所以當時我們這個編寫組就叫復旦、師大兩校年譜組。到七十年代后期，師大、師院兩校又重新分開，財經(jīng)學院和政法學院也仍舊獨立。但華東師大那時仍稱上海師大，上海師范學院也還沒有升級為上海師范大學，所以一九七九年《魯迅年譜》出版時，編寫者的名字，就署為“復旦大學、上海師大、上海師院《魯迅年譜》編寫組”。這些稱謂署名，都反映了一定的歷史背景，不加說明，后人不易弄得清楚。

魯迅年譜組成立之后，分為兩攤：一在復旦，一在師大。復旦年譜組成員有：趙景深、徐震、劉國梁、秦家琪、王繼權、潘旭瀾、吳中杰。師大年譜組成員中常與我們接觸的是龔濟民和石汝祥，其他還有哪些人我不太清楚，當時也不便打聽，后來事過境遷，也就忘了打聽。曾經(jīng)開過一次聯(lián)席會議，討論兩件事：一體例，二分工。分工馬上就定下來：師大年譜組編前期（1926年之前），復旦年譜組編后期（1927年之后）。討論體例時，大家說，既然年譜的編寫由我發(fā)起，自然應由我提供體例樣本。我無可推辭，就答應下來，編寫了一九三六年一年的年譜，作為樣本，打印出來提供討論。大家很快表示意見，說我的樣稿基本可用，在細節(jié)上作了一些改善。這樣就開始工作了。

當時復旦中文系設在仙舟館樓上，我們年譜組就安排在樓梯邊朝北的大房間里，隔著大草坪與登輝堂（現(xiàn)改名為“相輝堂”）遙遙相對。開始年譜組由徐震負責，不久徐震調走，改由劉國梁任組長。起初趙景深先生也天天來上班，跟我們這些小青年談笑風生，后來系領導考慮到他年老體衰，家里離校又遠，就照顧他不來上班了。但我仍常到他家借書看，主要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書籍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到的小說。趙先生家藏書豐富，雖不是什么名貴版本，但小說、戲曲書籍很是完備。

初稿完成后進入修訂階段，劉國梁心臟病發(fā)作，就退出年譜組工作，回家休養(yǎng)去了。剩下王繼權、秦家琪、潘旭瀾和我四個人。師大那邊，則剩下石汝祥和龔濟民二人。定稿組就由我們六人組成。接著，又修訂了大半年。

編寫《魯迅年譜》這一工作，當時并不被看好。教師們都以下班級參加教學活動為榮，即使不能講課，跟班輔導也是一種榮譽，所以很看不起我們編年譜的工作。我知道這部書是出版不了的，只是想借此機會理清魯迅思想的脈絡，查明當時思想界文藝界的實際情況，并多讀一些書來擴大自己的知識面。而且按蔣天樞先生的說法，編寫年譜是基本的學術訓練。所以我倒是很認真地做這項工作的，并且常以編年譜的名義，要求系資料室調魯迅文章所涉及的書來看，也要求去查閱當年的舊報刊。那時系資料室負責人是廖光霞，她很幫忙，拿著我們的書單，千方百計到校圖書館調書出來，滿足我們的要求。我后來寫《魯迅傳》和《中國現(xiàn)代文藝思潮史》，正是此時打下的基礎。

大概系領導也發(fā)現(xiàn)了我們借編《魯迅年譜》的名義來大讀其書的傾向，就找我們談話，說你們不能長期閉門修改《魯迅年譜》，要限期修改好。那時，工農兵學員陸續(xù)招進，輔導教師不夠分配，就把我們也分發(fā)下去。這樣，我們就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匆匆結束了年譜的編寫工作，準備下班級去。

我們《魯迅年譜》的編寫工作剛一結束，就有人來搶奪這部年譜，作為他們編寫《魯迅傳》的參考資料。此事說來話長，我以前發(fā)表過文章，可供參考。

但不久，形勢發(fā)生了變化，我們的《魯迅年譜》又要回來了。這時收到李何林先生負責的魯迅研究室的來信，說他們要編寫《魯迅年譜》，希望我們的《魯迅年譜》能借給他們參考。我們早就讀過李何林先生的書，知道他是一位正直的魯迅研究先行者，所以就組織工農兵學員抄寫了一份寄給他們。同時，我們自己也積極尋求出版。這時，恰好王繼權的同班同學、在安徽大學教書的呂美生兄來滬出差。呂美生說，他們的同班同學朱興華在安徽做出版局局長，不妨與他聯(lián)系一下。朱興華很熱情，幫我們聯(lián)系了安徽人民出版社的文藝組，很快就落實下來。這個文藝組，就是后來的安徽文藝出版社，當時各個專業(yè)出版社都合并在一個人民出版社內，壓縮成一個出版組。潘旭瀾當時回福建老家養(yǎng)病去了，我們五個人再將《魯迅年譜》修訂了一次，交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們很快就排印出來，王繼權、秦家琪、我和龔濟民四個人趕到合肥去看校樣。書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出版，很受歡迎。第一版印了十二萬冊，很快賣完。本來說要再印，但好像并沒有印，因為接著別家的《魯迅年譜》也出來了，別的魯迅研究著作也陸續(xù)出版，我們的《魯迅年譜》已經(jīng)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成為魯迅研究史上的一個存在。

我們這部《魯迅年譜》沒有主編，當時出版的書籍一般都署某某編寫組或編譯組編寫，我們也循例，署復旦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學院《魯迅年譜》編寫組。后記里寫了定稿人的名單：“參加本書定稿工作的有吳中杰、石汝祥、龔濟民、秦家琪、王繼權；參加大部分定稿工作的有潘旭瀾?！边@是我們的組長王繼權所寫。他把我的名字寫在最前面，是因為這項工作是由我發(fā)起的，而且我也寫得最多；他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最后，那是由于他的謙虛，其實許多實際工作都是他做的，貢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