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學者的學術生命，與其所研究的學術對象有著同步的共生關系。學者的學術貢獻，也是其作為學者的成功之處，就是每當人們提到或想到這位學者的時候，自然而然地會提到或想到其研究的對象以及相關的研究成果，就像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當我們想到楊周翰先生，就會提到他的《歐洲文學史》，想到王佐良先生，就會提到他的詩歌研究與他的《論契合》，想到李賦寧先生，就會提到他的《英語史》。今天，我們這一代學者，隨著學科分工更加精細，學術研究更加深入，更多的是對某些作家、某些理論流派做出研究。因此，我們看到的一個現(xiàn)象就是，今天的學者往往與自己所研究的作家對象構成了一種同生共融的關系。就像蔣洪新教授與他所從事的艾略特研究。

歐洲科學院院士、現(xiàn)任湖南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的蔣洪新是國際知名學者，30多年來一直從事英國文學研究，曾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英國文學研究分會的會長。近年來，他的英語教育研究引領了我國的英語學科與英語專業(yè)的建設與發(fā)展，但我以為，他所從事的艾略特研究，則是他學術生涯中最富思想性也最有獨特學術價值的學術研究。如果說艾略特是一座文學寶庫，那么蔣洪新教授新近出版的《T.S.艾略特文學思想研究》（以下簡稱《艾略特研究》），則為艾略特研究新添了一把打開這座寶庫的鑰匙。

作為詩人、劇作家和文學評論家的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是公認的20世紀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也是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核心人物。他出生于美國密蘇里州的圣路易斯，25歲時移居英國，并于1927年加入英國籍。艾略特的代表作品包括《荒原》（1922）、《四個四重奏》（1943）等。1948年，為“表彰他對現(xiàn)代詩歌的杰出、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艾略特被授予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蔣洪新認為，艾略特以其在英美文學中的地位之重要、貢獻之突出，成為“永遠開采不盡的一座學術寶庫”。

對于艾略特研究，無論是專門針對其文學創(chuàng)作抑或是他的個人生平傳記，在國際上均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發(fā)展態(tài)勢。進入新世紀以來，艾略特研究無論從成果數(shù)量還是多樣化程度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無論國內(nèi)還是國外學界，新文獻、新范式以及新視角，都重新激發(fā)了學界對艾略特的研究興趣，也促進了一批研究成果的產(chǎn)生。

2022年，在艾略特的成名作——被譽為現(xiàn)代英美詩歌的里程碑《荒原》付梓100周年之前，蔣洪新教授推出了其潛心研究“20世紀美國文學思想”的力作《艾略特研究》。該書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成功入選2019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并于2021年1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艾略特研究》近30萬字篇幅，由緒論、十章以及結語三部分構成，對艾略特的文學思想與創(chuàng)作做了較為全面的分析與解讀，也對艾略特之后的詩歌流派，尤其是歐美的后現(xiàn)代詩學做了梳理。在我看來，這部學術著作具有三大特點。

首先，里程碑意義。這是首部對艾略特這位20世紀現(xiàn)代派旗幟性詩人和文學批評家的文學思想進行全方位系統(tǒng)研究的著作，從而具有了里程碑意義。

《艾略特研究》脫離了一般的作家研究，而是重在文學思想研究。對作家的文學思想進行研究，往往能克服對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批評過于碎片化和單一化的問題，從而有利于人們更加關注作家的文學作品及創(chuàng)作思想。該書從何謂文學思想談起，兼及文學思想的內(nèi)涵和生成機理，既厘清相關概念，也掃清核心術語的理解障礙。在進入到對艾略特的文學思想的核心研究之后，內(nèi)容變得豐富多彩起來，包括文學思想研究與艾略特的獨特地位，艾略特的思想歷程，傳統(tǒng)觀與文學思潮的變遷，艾略特與龐德文學思想之比較，以及艾略特文學思想與中國文論的對讀等。

艾略特是復雜而多元的。就其生平而言，他出生并成長于美國，后來入籍英國成為了一名英國作家，此后人們對其作品風格和創(chuàng)作思想更加偏向英國傳統(tǒng)還是美國特色的探討從未停止過。就其創(chuàng)作而言，在他的《荒原》剛剛發(fā)表之時，只有他的母親理解這首詩并看好他的未來，但大多數(shù)人不是看不懂就是不接受，即便在學術界也不例外，就連大名鼎鼎的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ald Bloom）也將艾略特排除在他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之外。就其所受教育與思想成型過程來說，艾略特在哈佛大學學習的時光對其后來的思想與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他在此結識了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人文主義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等，積極向他們學習，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學觀和哲學觀。就其個人的自我認知而言，他將自己概括為“文學上的古典主義者、政治上的?；逝?、宗教上的英國國教高教會派”，刻意強調(diào)自己的保守主義傾向。正由于此，對艾略特的文學特色和文學思想的把握變得極具挑戰(zhàn)性。不容否認，當下眾多的文學研究大都有將作家風格與創(chuàng)作思想強行歸類的做法，但事實上，作家的創(chuàng)作并非機械般向前推進，而是在融合了諸多影響元素的基礎上呈現(xiàn)出一種靈活多維的態(tài)勢，任何想要對其進行單一概括的嘗試，都是對正確認識作家創(chuàng)作的一種誤讀。

《艾略特研究》擺脫了國內(nèi)外艾略特研究當中普遍存在的單一化、程式化的研究模式，創(chuàng)新性地以艾略特的文學思想體系為切入點，并通過與阿諾德、白璧德、龐德等人文學思想的對照式研究，深入闡發(fā)了艾略特文學思想的源流、影響和價值。就方法論來說，本書是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的一種深度結合，不僅從文學本體、哲學、宗教等多個維度對艾略特文學思想的理論特征、內(nèi)涵、意義等方面進行了透徹深入、辯證客觀的解讀，還在基于實地與文獻考據(jù)的基礎上提出了全新的學術觀點，挖掘出了前人未及的史料，并將艾略特與同時代的其他重要作家進行對比，建立起了一種辯證的聯(lián)系。這對當前的國際艾略特研究來說，可以說是一種拓疆式貢獻，具有承前啟后的啟發(fā)價值。

其次，中國學人立場。人們常說，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以此強調(diào)科學家要注意維護國家利益，為祖國的發(fā)展作出貢獻。這自然是對的。人們也可以把這里的科學泛化為學術，說學術無國界，但學人有祖國。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單純從學術意義上說一個人的國家身份，并不必然讓學者具有其所出生或者所在的國家立場。比如，一個中國學者的學術研究，并非天然會從中國或者中國人的立場出發(fā)去從事學術研究，囿于其所受的長期的教育模式、學科的普遍特征、高度的學術訓練，其學術研究無論從視角到理論再到方法，可能全都來自國外。這一點，在“外”字頭的學科中，表現(xiàn)最為明顯。

然而，蔣洪新教授在他的學術研究中所持有的鮮明的中國學者立場令人印象深刻。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他的思想意識與研究方法兩個方面。以《艾略特研究》中的“艾略特文學思想與中國文論的對讀”一章為例，作者將艾略特的文學思想與中國從古至今的文學理論進行對照性解讀，不僅對艾略特的非個性化理論、詩歌的語言與建構、文學批評功能與用途、文學與宗教思想作了細致的探究，同時還站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鑒的視角，通過與中國古代文論思想的對讀，對接新時代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新需求，以期開啟外國文學思想研究的新思路和新途徑。其實不僅這一章，整部書中豐富的例證出自于很多經(jīng)典之作，不僅有《圣經(jīng)》《神曲》《詩學》等西方名作，同樣也有《論語》《易經(jīng)》《中國思想史》等中國經(jīng)典之作，這不僅體現(xiàn)了作者的視野廣闊與博學多才，更是作者明晰的中國學人立場的明確體現(xiàn)。正是這樣的思想意識與研究方法，才使《艾略特研究》不僅成為一部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的學術著作，更成為了一部很好的體現(xiàn)中國學人視角、中國話語和中國立場的學術之作。

最后，可讀性價值。人文學科的著作，特別是文學研究的著作往往容易流于艱澀難懂，缺乏與讀者的親近感，進而缺乏可讀性。但在《艾略特研究》中，蔣洪新教授邏輯清晰、文筆流暢，帶給讀者的是一種賞心悅目的閱讀體驗。從各個章節(jié)的題目，“文學思想研究與艾略特的獨特地位”“艾略特的思想歷程”“傳統(tǒng)觀與文學思潮的變遷”“艾略特與龐德文學思想之比較”，到論述本身的語言表述，均深入淺出、簡潔明了。正是這種可讀性，將讀者從作者論述的以點帶面，帶入到他所構建的自成一體的體系之中，讓讀者看到了其既客觀辯證、又邏輯自洽的學術論證，最終讓讀者看到的不僅是一部作家研究，也不僅僅是一部文學批評研究，而是一部作家的文學思想史研究。

蔣洪新的《艾略特研究》對于建構我國本土的文學思想和文學話語權、繁榮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借鑒意義；作為一部思想深刻的理論著作，對于建構中國學者國際學術話語，作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