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語言學家、復旦中文系教授濮之珍先生是百歲人瑞，她以堅韌寬博的性格見證了百年的歷史。

過了農(nóng)歷新年，先生就百齡晉一了。濮先生的百年歷程，可謂學術與家庭兩全其美，而其間經(jīng)歷了不少曲折與艱辛，也有美好的回憶。

1 師長熏沐

語言文字學是一門帶有“理科”色彩的人文學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研究語言文字，尤其是古代語言學的女性學者、教授是屈指可數(shù)的，濮先生就是這少數(shù)中的一位。濮先生性格的養(yǎng)成與成就的獲得，與親人、師長的影響息息相關。五四運動興起之時，濮先生出生在安徽蕪湖的一個普通商人家庭，祖父經(jīng)商。父親曾在安徽公學等學習，后因祖父和母親先后去世，居家教子并經(jīng)營祖業(yè)。她的外公是清末的秀才，父親、三個哥哥又都是讀書人，家里的讀書氛圍很濃厚。濮先生與幾位兄長都是在外祖父的教導下開蒙識字。由于家里讀書人多，受到新文化思想的影響，濮先生從小就接受現(xiàn)代學校教育。有趣的是，她初小畢業(yè)時考了第一名，外祖父特別高興，延續(xù)前清的“故事”，忙問道：“有喜報來嗎？”她順利地在安徽讀完了小學、初中，就當初中即將畢業(yè)時，1937年，日軍侵華逼近蕪湖，迫使濮先生全家逃亡內(nèi)遷。定居四川萬縣后，進入長兄所在的金陵中學讀高中。而戰(zhàn)爭摧毀了小康之家，曾經(jīng)雅愛山水的父親在憂憤中病逝。濮先生5歲喪母，15歲喪父，在顛沛流離中塑造了堅韌的性格。此后全家由大哥照顧，正所謂“長兄如父”，晚年的濮先生常常想念大哥。

1941年，濮先生考取了新辦的國立女子師范學院中文系，中學任教兩年后，于1948年又考取了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的研究生。這十年中，她遇到了幾位恩師，本科導師魏建功、研究生導師胡小石和十分賞識她的臺靜農(nóng)、吳白匋幾位先生。他們對于濮先生走上學術道路、在語言學領域取得重要成績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濮先生常說自己一路幸運，遇到幾位恩師，也很有緣，與這些老輩特別投緣。魏建功先生是章黃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據(jù)濮先生說，魏先生為人如治學，一絲不茍、不茍言笑，他的音韻學、訓詁學課程以枯燥而聞名。她卻反生好奇，偏偏去聽課，并不覺得乏味，進而產(chǎn)生了請魏先生指導畢業(yè)論文的愿望。濮先生畢業(yè)那年，在桐油燈下，用土紙做卡片，將《方言》與《爾雅》做細致的比較研究，竟完成了5萬字的《揚雄〈方言〉研究》。魏先生給予了“甲等90分”的好評，并作了親筆評語。后來，魏先生擔心戰(zhàn)事的不測，將論文原稿委托臺靜農(nóng)先生寄給濮先生保管。濮先生精心護持，保存至今，并不輕易示人，據(jù)說魏老百歲誕辰時，北大希望濮先生捐贈此卷，她沒舍得。關于魏老的不茍言笑，濮先生說他有個習慣，登門交作業(yè)，就開一個門縫，并不接談，轉(zhuǎn)身就關門。

濮先生的研究生導師是博學的胡小石先生。濮先生不說，我們很難想到她的研究生課題是關于唐詩的研究，可惜的是，這項研究的稿子沒有留下來。胡老的性格與魏老迥異，頗有文士的豪興與灑脫。魏老教課，是先自己講，再老師學生各半，最后不講放手給學生，教學方法很科學。而胡老的教學法比較特別，帶著濮先生等門生泛舟玄武湖，在湖光山色間暢談文史。由于這樣的“發(fā)散式”教學法，使濮先生的學術視野大為開闊。濮先生至今未能專門撰寫一篇回憶胡老的文字，正因為感情很深而難以言表。胡老的書法蒼勁俊逸，當時就很知名，平時作書十分勤勉。濮先生常為其磨墨、引紙，她強調(diào)不是一點墨，是一大缸。她在治學之余，喜愛書法，受胡先生影響很大。實際上，濮先生的幾位先生，都具有傳統(tǒng)學者、文人的素養(yǎng)，治學之外，書法各具特色。濮先生專學鐘繇，只寫楷書。鐘愛高古質(zhì)樸的書風，也正透露出濮先生寬博端正的性格。

此外，臺靜農(nóng)先生也是濮先生的恩師，他樸實寬厚的態(tài)度和爽朗坦誠的笑聲，始終令濮先生難忘。臺先生業(yè)余也愛書畫，當年濮先生畢業(yè)前后，就為她刻了兩枚印章，還送她一幅《乞巧圖》。上世紀80年代末，兩岸互通，臺先生寄給老學生——濮先生一副對聯(lián)“西風白發(fā)三千丈，故國青山一萬重”，“老師思念祖國，我也想念老師?。　卞壬牡谝环莨ぷ?，就是臺先生介紹的——重慶清華中學教師。

2 獨立思考

濮先生從本科起，就開始了中國古代語言學史的研究，貫穿了整個學術生命。她經(jīng)過三十余年的積累，完成了《中國語言學史》一書，“對中國古代語言學的特征、語言學遺產(chǎn)、中國古代語言學領域各發(fā)展時期進行了重新考察，從語言理論的高度論證了中國具有語言學研究歷史長達兩千多年”。該書是高校語言學的指定教材，四十年來不斷重印，近年還出了新版。她又為古代語言文字學家“不平”，下決心將他們從《儒林傳》中獨立出來立傳，進一步擴大視野，主編了《中國語言學家評傳》一書。同時，濮先生十分重視語言學理論的研究，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撰寫了《語言》一書。

中國古代有沒有語言文字學？這個命題今天可能已無人關心，而在上世紀50年代，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從歷史的演變來看，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學發(fā)源于傳統(tǒng)“小學”。由此，有學者認為，由于“小學”是經(jīng)學的附庸，古代的語言文字學不具備獨立性，只是一種“語文學”。持有該觀點的，以王力先生為代表，他在《中國語言學史》中明確提出了這個論斷。而濮先生認為不妥，撰寫了《書王力先生〈中國語言學史〉后》一文進行商榷，在《中國語文》上發(fā)表，闡明了中國的語言學興起、建立于漢代，我國語言學有著悠久歷史、輝煌成績這一觀點。王先生讀后，到上海開會時遇見濮先生，他頗為驚訝地說，原以為作者是一位老先生，沒想到是一位青年女教師，可敬！雖然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但也認為她的論文很有道理。作為青年教師的濮先生敢于向老前輩直接表達不同的學術意見，濮先生的獨立思考，與王先生的謹慎雅量相映成趣。

3 相濡以沫

濮先生與蔣孔陽先生作為中文系的學術伉儷，是學界的佳話。濮先生與蔣先生感情極深，晚年的她在言談中常常流露出對蔣先生的思念。她家的客廳五斗櫥上常年供奉著蔣先生的照片，濮先生每天要上香。餐桌上擺放著一張他們一起讀書的舊照。原先蔣先生的臥室至今按照當時的布置，連那張可升降的床也一直在那里，后來就成為了濮先生的書房。那里正南朝向，對年老的濮先生而言既便于讀書寫作，也利于身體的保養(yǎng)，更重要的是她始終覺得與老伴在一起。

兩位先生是自由戀愛的結合，抗戰(zhàn)勝利后，濮先生回到了家鄉(xiāng)蕪湖，天作之緣，出生于四川的蔣先生大學畢業(yè)后也被分配到蕪湖的銀行實習，他們由此相識。后來濮先生去南京教書，蔣先生去鎮(zhèn)江工作。分隔兩地，性格內(nèi)向的蔣先生給濮先生不斷寫信，談讀書、談心得，濮先生幾乎每天都能收到信，漸漸地被他的真摯之情所感動。濮先生精心保存這批信稿，后來編輯成書，名為“真誠的追求”。蔣先生十分含蓄、文雅，每到周末坐火車去南京看望濮先生，從新街口坐馬車去紫金山、玄武湖、靈谷寺等名勝游賞。聽說濮先生要讀研究生，不善言辭的蔣先生提出了一個要求，一起拍張照，濮先生自然領會了這份心意。1948年末，兩位“學術青年”在蔣先生供職的上海海光圖書館舉辦了婚禮。此后半個世紀風雨相隨，兩位先生感情至深。蔣先生晚年因帕金森癥不便作書，大部分題字都是濮先生代筆。1997年，兩位老人故地重游，蔣先生寫了一段題跋，言簡而意永，濮先生手錄，特移錄于此：

一九四七年，余與之珍嘗游南京靈谷寺、探無梁殿、登靈谷塔。讀綦毋潛詩：“塔影卦青漢，鐘聲和白云”而善之。一九九七年四月，余復與之珍游靈谷寺，塔仍在而人老邁，已不復能登矣，相與嘆惋而歸。是為記。

年高德劭的濮先生意志堅強、生活獨立，80歲以后，完成了蔣先生的著作編輯等一系列工作。濮先生直到百歲，都堅持獨立生活，每天讀書、看報，2017年親手完成了自己論文集和年譜簡編的編訂，這份年譜簡編，確實很簡，但先生先后修改了六稿，可見其嚴謹。2016年，濮先生應《光明日報》語言文字版之邀，發(fā)表了《中國古代語言學有自己的發(fā)展道路》，體現(xiàn)了老輩學者對祖國學術傳統(tǒng)的歷史責任感。

我作為小輩，與先生相差60歲，自然無緣修讀先生的課程。由于奇妙的因緣，多年來常常面聆教誨，十多年前，學校語委命我作為主編，負責《雅言》的編務工作。濮先生是顧問之一，于是便有了登門請益的機會。先生那時已80多歲，但精神健朗，對我們十分關愛，不厭其煩地解答問題。慢慢地，聽先生談抗戰(zhàn)求學、治學方法、與蔣先生的美好回憶，后來蒙先生信任，協(xié)助編訂論文集和年譜簡編。不知不覺，十多年就過去了，老先生白發(fā)蒼蒼，我也不再是“小朋友”。

九十歲之后，每有人問濮先生長壽的秘訣，她總是頓一頓，莞爾一笑道“可能我受外婆影響，心比較寬，睡覺特別好，她活了一百歲，我也可能活一百歲”。現(xiàn)在我們祈望先生茶壽之歲，謹撰小文，為先生祝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