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1923—2001）先生是國際著名的漢學家，令人尊敬的學術(shù)前輩，他對中國歷史文化，尤其是中國和歐洲（特別是意大利）文明的交流史、耶穌會士和天主教史的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自從1994年有幸與白先生相識，此后多次在歐洲相見，得到他的教誨和關(guān)照，聆聽他風雅的談吐，感受到他獨特的人格魅力，實是我人生的幸事。今年是白先生百年誕辰，在此我謹簡單回憶與白先生的交往，以及他的論著對我研究的影響，聊以緬懷這位慈祥博學的長者。

1946年，白佐良先生在南京

1994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召開了衛(wèi)匡國（Martino Martini）和中西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白佐良先生受邀參會。當時我旁聽了這次會議，得以與先生相識。那次會議，我還結(jié)識了許多朋友，包括德國學者柯蘭霓（Claudia von Collani）博士，此后我們保持了長期的學術(shù)交往。

在這次會議上，白佐良先生首先致辭，他事先將準備好的中文發(fā)言稿發(fā)給大家。我仍然清楚地記得，他一開頭就說：“條條道路通北京”（借用“條條道路通羅馬”的成語），表達了對中國的友好感情，讓在座的中國朋友感到十分親切。會后我和白先生進行了短暫的交談，因我對衛(wèi)匡國早有興趣，也曾在文津街的國家圖書館讀過衛(wèi)匡國的著作（由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以交換的形式贈送給國家圖書館），談話中我將此事告訴白先生，白先生聽后十分高興，約我在會后陪他同去圖書館看書。

那天我們?nèi)缙谠谖慕蚪忠娒?，調(diào)閱書籍之后，白先生在北海公園東側(cè)的一家小飯館請我吃飯。飯前白先生告訴我，他吃飯不多，因為胃做過手術(shù)。席間我們相談甚歡，他深情回憶了初次訪問北京的故事，及對舊城的美好印象，也感嘆每次來北京，老城改造，變化太大，不免傷感。他仍沉浸在年輕時對北京的美好回憶，也提到在杭州西湖的良辰美景，特別提到了孤山旁邊的蘇小小墓。他還講述了年輕時在南京時的一些故事，以及交往的友人，特別提到了后來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明史專家牟復禮（Frederick W.Mote，1922—2005）教授。白先生與牟先生熟識，多有交往，不過有一件事令白先生頗為不悅，白先生開玩笑說：“這個美國佬，借了我的線裝書，后來也不還?！卑紫壬v話時的神情，至今仍歷歷在目。他還提到他與著名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的交往，提到有一次他拜訪高羅佩，看到書架上有一本雕版圖譜，就很好奇，伸手取來想看，高夫人看到了，連忙說：“此書不好，不能看不能看！”（聊以一笑）

1997年春，應Napoli東方大學M.Fatica教授之邀，我第一次踏上令我夢寐已久的意大利，參加紀念馬國賢（Matteo Ripa）的國際會議，有機會與先生再次相會。在那次會議上，我結(jié)識了很多意大利學者，包括馬西尼（F.Masini）教授，還有美國的孟德衛(wèi)（D.E.Mungello）教授，會議期間也與白先生多有交流。會后，感謝美國舊金山大學馬愛德（Edward Malatesta）的幫助，有機會在羅馬停留約一個月，訪問了羅馬的圖書館和檔案館，親身感受了查閱檔案、破解歷史之謎的快樂。

在羅馬期間，白佐良先生熱情地為我撰寫了介紹信，并專程陪我到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辦理手續(xù)，介紹相關(guān)圖書目錄，并特意請我品嘗那里醇香濃郁、價廉物美的咖啡，令我十分感動。那次羅馬之行，成果豐碩，發(fā)現(xiàn)了不少尚未有人研究的新史料，包括白晉（Joachim Bouvet）的《易經(jīng)》研究手稿、杭州教徒張星曜的史料、鄧玉函的《泰西人身說概》、湯若望的《天文實用》等刻本，我后來依據(jù)這些發(fā)現(xiàn)，撰寫了多篇論文，發(fā)表后引起了學術(shù)界的重視。1998年4月，應德國哥廷根大學漢學系教授郎宓榭（Michael Lackner）先生之邀，參加“歐洲與中國”會議，得以和白先生、馬西尼先生再次在柏林相會，并結(jié)識多位學界前輩。

白先生是十分多產(chǎn)的學者，也是一位“文藝復興”式的學者，不僅精通拉丁文古典文獻，在中國文學史、明清史、基督教史諸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盡管因為語言的關(guān)系，他的論著我閱讀得不多，但他的多篇論著，對我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這里我僅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獅子在北京》（“A lion in Peking:Ludovico Buglio and the Embassy to China of Bento Pereira de Faria in 1678”）應該算白先生最有代表性的中外關(guān)系史的名作，體現(xiàn)了他的深厚功力和博學多識。因為我主要研究康熙時代，得知此文后，很感興趣，就寫信向他索要，他馬上把文章寄給我。

《獅子在北京》令我常讀常新，受益匪淺。此文分析了葡萄牙進貢“百獸之王”的故事。白先生不僅參考了葡萄牙國家圖書館的手稿、《明史》和《澳門紀略》中的材料，還查閱了不少清人文集，包括李澄中、王鴻緒、尤侗的“西洋貢獅子賦”（《西堂雜俎》），這在沒有數(shù)據(jù)庫的時代，無疑是十分費時的工作。在文中，白先生回顧了葡萄牙貢獅之前獅子傳入中國的故事，引用了德禮賢（Pasquale D’Elia）在《利瑪竇全集》中記述的西亞貢獅活動，利瑪竇（Matteo Ricci）1596年在北京與兩位貢獅的“回回”見面的故事，也提到了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十分稀見的劉文泰《本草品匯精要》和李時珍《本草綱目》關(guān)于獅子的記載。接著對利類思的《獅子說》（1678）進行了詳細的翻譯和介紹，還對《獅子說》的可能來源做了推斷。此外，白先生還引用了陸次云《八纮譯史》，以及清代小說《聊齋志異》、袁枚《子不語》關(guān)于暹羅使節(jié)、西洋貢獅的故事，還提到了紀昀《如是我聞》的材料，這都體現(xiàn)了白先生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熟諳。關(guān)于葡萄牙和貢獅的故事，一直是我感興趣的研究話題，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有文章發(fā)表，能為白先生的大作續(xù)貂。

白佐良先生、夫人黃美琳和白龍（Bruno Bertuccioli）先生均白龍先生提供

對中國讀者來說，白先生影響最大的著作，當推他與馬西尼先生合寫的《意大利與中國》一書，此書綜合正史、志書、文集、游記等中西文第一手史料，從跨文明和全球史的視野，對意大利與中國兩千年文明互鑒的歷史，作了全景式系統(tǒng)全面的描述。全書融會貫通，文字優(yōu)美，行文深入淺出，敘事生動活潑，體現(xiàn)了深厚的學術(shù)功力和駕馭史料的才能，是作者在中西關(guān)系史領(lǐng)域長期耕耘的成果結(jié)晶，已成為中西文明交流史研究領(lǐng)域的典范之作，在學術(shù)界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是我案頭必備的參考書。白先生對曾經(jīng)在杭州生活過的意大利耶穌會士衛(wèi)匡國傾注了大量心血，整理出版了《衛(wèi)匡國全集》，并發(fā)表了多種研究論著，聽聞這些成果即將被譯成中文發(fā)表，這將是嘉惠中文世界的大好消息。白佐良先生成就的取得，與他多年收集的豐富藏書有關(guān)。2019年初，我有幸得到馬西尼先生的幫助，訪問羅馬大學，親眼目睹和利用白先生豐富的收藏，撫摸先生的藏品，就像親眼見到先生，在其書房朝圣，令我感動不已。

閱歷豐富的白佐良先生，作為職業(yè)外交家，在東亞工作長達三十年之久。他早年在南京和香港工作，之后在東京擔任外交官，后來擔任意大利駐韓國、越南和菲律賓大使，直至1981年回到羅馬，在羅馬大學擔任中國語言和文學教授。白先生不僅精通歐洲文學，對羅馬經(jīng)典作品如數(shù)家珍，對中國古代文學史、思想史和明清耶穌會士的研究也有精深的造詣，他著述宏豐，多有創(chuàng)見，其成就代表了20世紀意大利漢學乃至歐洲漢學的最高水平，依我的淺見，他是和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許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先生鼎足而立的三位20世紀下半葉最為杰出的、影響最大的研究中西關(guān)系史的歐洲漢學家，其成就將被全世界的學者永遠銘記。

（作者為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