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1913—2001）

周一良先生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教授，一生的學術(shù)成就很突出。周一良先生與季羨林先生在大學里是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依一般的看法，二位先生一個在東方學系，一個在歷史系，專業(yè)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實際的情況是，兩位先生的研究，很多地方相互關(guān)聯(lián)。而且重要的還有一點，那就是，讓兩位先生在研究上相互關(guān)聯(lián)、相互注意的，大多是一些近代東方學研究中的熱點問題或者關(guān)鍵節(jié)點。

1979年秋，我有幸考入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讀研究生，導師是季羨林先生，從此在燕園學習和工作，直到今天。也很有幸的是，從讀研究生開始，直到周先生去世，我跟周先生一直有不少往來，大多是請教學術(shù)上的一些問題，有時也隨意地談談其他的事。1987年5月，我的博士論文完成，周先生是論文的評閱人之一，正式答辯時，又是答辯委員會的成員。周先生在燕東園的家，是我不時要去的地方。現(xiàn)在回想起來，周先生去世前，我在北大，最親近和接觸最多的師長，第一是季先生，第二就應該是周先生了。

1995年8月7日上午，周先生打電話給我，讓我去他家。當天下午，我就去了燕東園。進周先生家，坐下后，周先生說：“我有一些以前在美國買的書，講佛教或是印度，都是外文的。我現(xiàn)在要搬家了，這些書對我現(xiàn)在也沒多大用了。你可能還有用，就給你吧。今天你就拿走?！睍呀?jīng)準備好，一堆，放在周先生身邊。我一時真是既驚且喜。此前周先生每出一種書，就會給我，但周先生幾十年前在美國買的專業(yè)外文書，現(xiàn)在也要給我，是我沒想到的好事，我能不高興嗎？

下面我把這些書列出來，同時對書的情況稍作說明。書的排列依書中周先生記載的買書時間為序。

1.Buddha.Sein Leben,Seine Lehre,Seine Gemeinde,作者Hermann Oldenberg,Stuttgart und Berlin,1914

扉頁題記：“周一良，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二日購自紐約，記于劍橋”。

這是19世紀末歐洲佛教研究的一部名著。Hermann Oldenberg（1854—1920）是德國哥廷根大學的教授，研究梵文巴利文文獻及佛教歷史，以校訂和研究巴利文律藏最為著稱。他的這本書，最早出版于1881年，其后多次重印。書中的材料，主要取自巴利文獻，堪稱那個時代佛教研究的經(jīng)典之作。周先生購買的，已經(jīng)是1914年在斯圖加特和柏林的第6次重印版了。周先生買的應該是舊書，因為封面下方貼有小簽，看起來像是紐約的一家書店的簽條。書中有許多鉛筆畫的重點線，不知是此前的讀者還是周先生劃出的。

2.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作者Hendrik Kern,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Encyclopedia of Indo-Aryan Research），III.Band,8.Heft（第三組第8本），Strassburg，1896

扉頁題記：“周一良，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從紐約Steckert書店買到，記于劍橋”。

這是19世紀末在德國出版的有關(guān)印度學研究的一套叢書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印度雅利安語文學及古代研究”）的一種。叢書由德國學者G.Bühler主編，學術(shù)水準很高，在當時的印度學界很有名。叢書的英文名則是Encyclopedia of Indo-Aryan Research。叢書前后二十多年間出版了大概三十多種。書的出版地是施特拉斯堡，當時屬于德國。書的作者是Hendrik Kern（1833—1917），荷蘭人，是當時歐洲最著名的印度學和東方學的學者之一。上個世紀在萊頓大學的一個研究印度和東南亞的研究所一度以他的名字命名。Kern的這部書也是當時研究佛教的一部名著。

3.Recht und Sitte,作者Julius Jolly,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的一種，II.Band,8.Heft，Strassburg，1896

無題記。

封面已掉，或許有過題記，現(xiàn)在看不到了。這也是“印度雅利安語文學及古代研究”的一種，因此與前一本書放在一起。

4.Aspec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Hīnayāna,作者Nalinaksha Dutt,London,1930

扉頁題記：“周一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日從倫敦買到，記于劍橋”。

這是印度學者Nalinaksha Dutt的著作。集中討論印度的大乘佛教，這是最早的西文著作之一。當時歐洲研究佛教的權(quán)威，比利時根特大學的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教授為這部書寫了前言。Nalinaksha Dutt的著作很多，研究佛教，也研究佛教梵文文獻。他是最早參與整理三十年代在今天的巴控克什米爾地區(qū)的吉爾吉特發(fā)現(xiàn)的梵文寫本佛經(jīng)的學者之一。

5.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作者Har Dayal,London,1932

扉頁題記：“周一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日從倫敦買到，記于劍橋”。

這也是印度學者的著作，也是討論印度大乘佛教，重點是根據(jù)佛教梵文文獻討論大乘佛教菩薩的觀念。

6.Early Buddhist Monachism,600 B.C.-100B.C.,作者SukumarDutt,London,1924

扉頁題記：“周一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從紐約買到，記于劍橋”。

這也是印度學者的著作。研究印度佛教寺院制度的西文著作中，這是最早的著作之一。

7.Indian Studies in Honor of Charles Rockwell Lanm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20

扉頁題記：“周一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三日買于劍橋”。

這是為哈佛大學的Wales講座教授Charles Lanman（1850—1941）出版的紀念文集。Wales講席專門為梵文教學所設立。Lanman在哈佛任教多年，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俞大維、陳寅恪和湯用彤等都跟隨過他學習梵文和印度學課程。

8.The Jataka-Mala,Stories of Buddha’s Former Incarnations,otherwise entitled Bodhisattva-Avadāna-Mālā,by Arya-Cūra,critically edited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by Dr.Hendrik Kern,Th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Volume One,1943

扉頁題記：“三十五年二月買于哈佛合作社”。

這是“哈佛東方叢書”的第一種。Charles Lanman教授是“哈佛東方叢書”的發(fā)起人，也是叢書最早的主編。書名在封面上印作Jataka-Mala，但這僅僅是封面，書中還是印作Jātaka-Mālā，正文全部使用天城體。Jātaka-Mālā是著名的梵文佛教經(jīng)典，校訂者Kern，荷蘭人，是更早時代歐洲最有名的梵文學者之一，也是前面那本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的作者。書中Kern的前言寫于1890年。列入“哈佛東方叢書”后，第一次印刷是在1891年。周先生的書是第三次重印，離Kern寫前言已經(jīng)五十多年了。

9.Bhagavad Gītā,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 by Franklin Edgerton,Volume I,Text and Translation,Th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Volume Thirty-Eigh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4

扉頁題記：“周一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買于劍橋”。

這是“哈佛東方叢書”的第38種。Bhagavad Gītā即《薄伽梵歌》，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經(jīng)典之一。翻譯和解讀者Frank lin Edgerton也是當時美國著名的梵文學者，我下面還要提到。

10.Bhagavad Gītā,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 by Franklin Edgerton,Volume II,Interpretation of Bhagavad Gītāand“The Song Celestial”by Sir Edwin Arnold,Th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Volume Thir ty-Nin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4

這是前書的第二冊，因此扉頁沒有題記。序號接上，編為“哈佛東方叢書”第39種。

11.Wei Shih Er Shih Lun,The Treatise in Twenty Stanzas on Representation-only by Vasubandhu,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Version of Hsuan Tsang（玄奘）Tripitaka Master of the Tang Dynasty,by Clarence H.Hamilton,American Oriental Series,Volume 13,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New Haven,Connecticut,1938

扉頁題記：“周一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三日從新港買到”。

這是玄奘翻譯的《唯識二十論》的英譯?！段ㄗR二十論》是印度中世紀佛教大師世親的著作，也是佛教瑜伽行派最根本的經(jīng)典之一。這本書是美國東方學會出版的“美國東方學叢書”的第13種。

新港在美國東海岸的羅德島。在記載有購買時間的書中，這一種，加上前面所列的兩種，時間最晚，幾乎已經(jīng)到了周先生離開哈佛回國的前夕。

以下還有5種，周先生沒有記下買書的時間和地點，但從書的內(nèi)容以及出版年代推測，買書的時間應該與以上列出的書大體一致。

12.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A.D.399-414）,Oxford,1886

扉頁題記：“一良讀過”。

這是《法顯傳》的英譯本，譯者James Legge（理雅各，1815—1897）?！斗@傳》往往又被稱為《佛國記》，Legge使用的是后一個書名。英譯根據(jù)的是日本安永年間的一個重刻本，由當時在歐洲留學的年青日本僧人南條文雄提供給Legge。重刻本的底本，則是高麗藏本。在Legge的譯本出版前，《法顯傳》已經(jīng)有一個法譯本，兩個英譯本，Legge的是第三個英譯本。到目前為止，在西方學術(shù)界，提到和用得最多的，就是Legge的這個譯本。

在周先生送我的書中，這部書出版年代最早，而且是原版，至今已經(jīng)136年，大致可以歸入珍本的行列。

13.The Vaisesika Philosophy,according to the Dasapadārtha-Sāstra:Chinese Text with 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notes,by H.UI,London:RoyalAsiatic Society,1917

無題記。

這是印度六派哲學之一的勝論派的經(jīng)典《勝宗十句義論》，論師慧月造，唐代玄奘翻譯為漢文。梵本今已不存，日本學者宇井伯壽（Ui Hakuju，1882—1963）因此把玄奘的漢譯本翻譯為英文，加上他自己的研究，供研究印度哲學的學者使用。宇井伯壽的這一工作，為當時歐洲的印度哲學研究提供了一種新材料。宇井伯壽是上個世紀前期日本印度學和佛教學研究的一位著名人物。民初以來中國的佛教學研究，很多地方受到他的影響。

14.Dasabhūmikasūtra et Bodhisattvabhūmi,作者Dr.J.Rahder,Paris-Louvain，1926

無題記。

這是依據(jù)《十地經(jīng)》討論菩薩十地的著作，作者為法國學者。

15.Sanskrit Historical Phonology,A Simplified Outline for the Use of Beginners in Sanskrit,作者Franklin Edgerton

扉頁題記：“周一良”。

這是《美國東方學會學報》出版的一種增印本（Supplement），標為第5號，出版時間是1946年。書很薄，僅僅31頁，只能說是一本小冊子。周先生1946年8月離開哈佛，啟程回國。這時這本書剛出版，是很新的出版物了。

Edgerton是美國耶魯大學的語言學教授，主要研究梵語，尤其是佛教梵語，他自己或者說當時一般稱作佛教混合梵語。Edgerton學術(shù)上最大的貢獻是在1953年出版了一套兩大冊的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上冊為Grammar，下冊為Dictionary。這套書至今仍然是研究佛教梵語和印度中世語最重要的工具書之一。周先生買到這個小冊子的時候，Edgerton的那兩冊大書還未出版，這本小冊子可以說是后來出版的大書的前奏。

有意思的還有，季羨林先生1956年發(fā)表過他那篇有名的文章《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接著在1958年又發(fā)表了《再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季先生在寫第一篇文章時，沒有見到Edgerton的Gram mar與Dictionary。但季先生在寫后一篇文章時，就見到了Edgerton的書。Edgerton在Grammar中引用到季先生四十年代在德國發(fā)表的兩篇論文。一些問題上，Edg erton與季先生意見不一致。季先生堅持自己的意見，對Edgerton做了言辭頗為激烈的批評。

16.Alphabetic List of the Titles ofWorks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Tripitaka,being an Index to Bunyiu Nanjio’s Catalogue and to the 1905 Kioto Reprint of the Buddhist Canon,Prepared by E.Denison Ross,Calcutta,1910

扉頁題記：“一良藏書”。

但筆跡與早期的筆跡明顯有差異，更像是晚年的筆跡。

這是對照著名的南條文雄目錄以及京都1905年印佛藏所編出的一部依拉丁字母排序的佛藏目錄。

除了以上16種書以外，那天周先生送我的書，還有另外的兩種，出版是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雖不是他在哈佛時所買，但也是很有價值的書。

17.Les Aspects E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 au X Siècle,作者Jacques Gernet,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Saigon,1956

扉頁題記：“法國日和耐教授見贈于巴黎，一九五六年九月一良記”。

日和耐即謝和耐（1921—2018）。這也是西方研究佛教與社會經(jīng)濟、社會生活關(guān)系的一部名著，出版以后，極得好評。1956年9月2日到8日，周先生與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的翦伯贊，還有夏鼐、張芝聯(lián)一起，出席在法國巴黎召開的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謝和耐的書，這時剛出版，估計此時謝和耐也是剛拿到書不久，就送給了周先生。

18.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作者Erik Zürcher,Leiden,E.J.Brill,1959

書分兩冊，第一冊是正文，封面題記：“周一良，一九五九年六月收到”。第二冊是附錄，包括注、文獻目錄和索引，扉頁題記：“荷蘭徐利和先生見寄，一良記于北大，一九五九年六月”。

徐利和即荷蘭學者許理和（1928—2008）。這部書也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名著。周先生認識許理和，估計應該是在1955年8月萊頓舉行的第八次青年漢學家會議上，或者也包括次年9月在巴黎舉行的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上。1955年和1956年許理和見到周先生時，博士還未畢業(yè)。1959年他博士畢業(yè)，這部書是他的博士論文，是他出版的第一部書，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書出版后立即就寄給了周先生。

周先生在題記中把“許理和”稱作“徐利和”，可能說明，當時許理和的漢名還沒有完全定型。

周先生收到許理和的書后，確實也認真讀了?，F(xiàn)在的書中，有周先生閱讀時寫在書上的一些批語。在160頁與161頁之間至今還夾有三頁打字紙，上面密密麻麻寫有周先生讀書時做的筆記，認為許理和書中對原文的翻譯有些部分值得改正。筆記一共20條。

與周先生送我的許理和的這部書有關(guān)，還有一點故事可以補充。1996年12月，我從德國到萊頓，參加一個關(guān)于安世高的研討會。會結(jié)束后，12月21日，星期六，也是冬至日，家住萊頓的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1934—2021）教授，開車帶我去看許理和。許理和早已退休，住在離萊頓不遠的一處鄉(xiāng)下。見到許理和，談話中我說：“Zürcher先生，我讀過您的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您三十多年前送給周一良先生的那本書，三十多年后，周先生送給我了。”許理和一聽，很高興，告訴我，這本書不久前翻譯成了日文，剛在日本出版。他立即拿出一本日譯本，簽上名，送給了我，還說，日譯者在翻譯時跟他商量過，與過去的英文本比較，有新的修改和增補。日譯本出版的時間是1995年，面世不過剛一年。

許理和送我這本書的日譯本，是我事前沒想到的，真讓我驚喜異常。

許理和是學術(shù)前輩，也是世界有名的學者。我有幸見到他，同時還有幸得到他的贈書。但如果最早沒有周先生送書給我，大概許理和也不會想到送我書。天下的人與事，其間的因緣，想起來實在是很奇妙。

（作者為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教授） 

周一良所藏研究佛教寺院制度的著作

謝和耐贈周一良《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jīng)濟》

《法顯傳》理雅各英譯本，扉頁題記：“一良讀過”

周一良先生在哈佛大學學習，前后接近七年，這是他一生求學中很重要的一段經(jīng)歷。依周先生自己的講述，他到哈佛學習，當時是由燕京大學派出，身份是哈佛燕京學社的獎助生。燕京大學最初為他在哈佛設定的專業(yè)是比較文學。他到哈佛后，自己要求調(diào)整為日本語言文學和梵文。對于日語和日本文學，周先生原來就有很好的基礎(chǔ)，所以沒有感覺到任何困難。梵文的學習則是從頭開始。后一項課程的開設，不在遠東語言系，而在印度語文學系。周先生講，他在梵文的學習方面，花的氣力頗多，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拼了命”的。

周先生當時的梵文老師，是Walter Clark教授。Walter Clark（1881—1960）是Charles Lanman的學生，Lanman退休后，1927年，他接下了哈佛梵文教授，也就是一般所稱的Wales Professor的位置。1920年，陳寅恪在哈佛，學習梵文，老師就是Lanman。這種情形，頗似當年季羨林先生到德國學習，老師是Ernst Waldschmidt，Waldschmidt的老師，是Heinrich Lüders。季先生在清華上過陳寅恪先生的課。陳先生更早時候在柏林學習梵文，老師正是Lüders。

我以為，上面列舉的那些書，雖然數(shù)量不多，留存下來，其間也不排除有某些偶然的因素。周先生在哈佛學習，讀過的書，數(shù)量當然會大大多于上面列舉出來的這些。他當時在美國購買的西文書，也未必就只是他送我的那16種。但我手里的這16種書，他帶回了中國，并且細心保存了幾十年，到最后才送我，足見周先生對這些書是重視的。這些書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反映周先生當年在哈佛學習和做研究的興趣和關(guān)心的問題，由此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周先生以及他們那一代學人的學術(shù)經(jīng)歷和賴以成就的大的學術(shù)背景。

從這些書的性質(zhì)和內(nèi)容，結(jié)合已經(jīng)知道的周先生在哈佛學習時其他的情況，我以為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周先生當時在學術(shù)上關(guān)心的一些問題。

第一、歐洲基本的印度學與佛教學研究的經(jīng)典性著作。例如上面列出的第1、2種書。這兩種書，周先生買得最早，這個時候他需要的是了解學科方面的基礎(chǔ)知識。第二、他同時還關(guān)心當時佛教研究中其他的一些熱點問題，例如大小乘與部派的性質(zhì)、佛教寺院的規(guī)制。例如上面列出的第4、5、6種書。第三、關(guān)注佛教的語言和梵漢佛典的翻譯問題。例如上面列出的第8、11、13、14、15種書。

最能反映這一點的，是周先生歸國以后最初三年內(nèi)發(fā)表的一些文章，包括1947年發(fā)表的《翻譯佛典中的兩個虛字》《能仁與仁祠》《論佛典翻譯文學》，1948年發(fā)表的《漢譯馬鳴〈佛所行贊〉的名稱與譯者》等。

當然，很清楚的還有一點：這些書，與周先生在哈佛完成的博士論文大多都有或多或少的關(guān)聯(lián)。周先生在哈佛的博士論文，題目是Tantrism in China（《唐代印度來華密宗三僧考》），涉及的是一個典型的既與印度相關(guān)，更與中國相關(guān)的佛教史研究的題目。即使后來周先生幾乎完全放棄了在這方面的研究，但他仍然保持著相當程度的關(guān)心。周先生在國際學術(shù)界最初的名聲和影響，實際上就由此而生。我去周先生家，跟周先生談的，大多也是這類的話題。對于佛教研究，周先生即使是在晚年，仍然保留有一定的興趣。

以上是周一良先生在哈佛購買的西文書的大的背景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