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四十年，巴黎出版了好幾十種關(guān)于知識分子（intellectuels）存在與地位的書與文章。如果我說沒有其他地方像巴黎一樣有這么多與知識分子和知識界（intelligentsia）相關(guān)的研究，這一觀點并沒有太多獨創(chuàng)性。誠然，關(guān)于“知識分子”的討論并不只存在于法國；我們也可以在其他國家發(fā)現(xiàn)許許多多相關(guān)主題的研究，但從數(shù)量上看，沒有哪個地方能達到巴黎這樣的程度。要弄清楚形成這種獨特的法國式現(xiàn)象的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都曾嘗試過，他們提到了與政治哲學、倫理學、歷史學、社會學相關(guān)的環(huán)境和原因。但其中只有極少的一部分研究令人信服。大部分的研究者和評論者喜歡談?wù)撨@樣一種觀點：偉大的知識分子的時代已經(jīng)終結(jié)，它被一個言論淺薄的時代所替代。

也許這種觀點很有道理，但我會重新考察它。必須清晰地認識到這一事實：懷舊氣氛籠罩著古典知識分子漫長的葬禮。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是在這些大名鼎鼎的“偉人”的巨大身影下成長起來的！我們中的智者已然明白，我們的影子會小得多，存留的時間會短暫得多。甚至有人會說——也許這并不正確——我們這些人， 就像是文藝復(fù)興末期的矯飾主義藝術(shù)家，對于文藝復(fù)興，仍試圖保存它，模仿它，甚至再次投入其中，卻是徒然。我寫了這樣一本小書，但我并不確定是否真的解開了關(guān)于知識分子的兩個謎團：法國的特殊性以及“偉大”知識分子的消亡（抑或沒有）。不過，很久以來我一直都在鉆研這些問題，我覺得有必要為法國的所有讀者重新梳理一下我片段式的思考，目前為止，我的這些思考主要是以英語和希伯來語發(fā)表的。在接下來的書頁中，我的目的不是書寫法國知識分子的完整歷史，因為相關(guān)的研究已經(jīng)夠多了，其中有一些非常優(yōu)秀的作品！我只想集中研究從這一獨特又短暫的歷史中挑選出來的某些時期和某些話語。

《法國知識分子的終結(jié)？從左拉到維勒貝克》，[以色列] 施羅默·桑德著，樊艷梅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知識分子的自畫像

任何寫作都在其最深處隱藏了一些可以勾勒作家自畫像的符號，尤其是書寫知識分子的敘事，肯定具有自傳性。所以，在本書的討論中，如果出現(xiàn)一些極具個人色彩的評論，請不要驚訝。 這些評論或是有意識的，或是不自覺地隱藏在所謂的“科學”定義之后——這很容易理解。雖然我在呈現(xiàn)事物的時候力求能用一種“冷靜的”語調(diào)，但我的評論依然表現(xiàn)了我在面對某些與“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相關(guān)的內(nèi)容時不自在的感受。在正式開始前，我要先坦白一些事！我現(xiàn)在是一個專業(yè)的歷史學家，但我想要成為“知識分子”的愿望由來已久：我在年輕時就夢想過這件事。更準確地說，就像許多人一樣，我很早就打定主意要成為作家；換言之，我想寫故事。在我成長的家庭里，父母小學都沒有畢業(yè)，他們幾乎不會寫字。但是，他們兩個人都很喜歡讀書，尤其是我的父親常常滿懷敬意地摩挲他所珍藏的幾本書。他對書寫的字詞有一種崇敬之情，或許這是一種遲來的回聲——他是東歐一個猶太人家的孩子。我的父親也是一位共產(chǎn)主義者，他不止一次對我說起列寧的格言：“學習，學習，再學習！”所以大家可以明白，我曾經(jīng)為何厭惡學習、憎恨學校。我16歲的時候曾從高中退學。事實是，我對閱讀的熱愛妨礙了我在家里做作業(yè)。在學校里也一樣，我常常在上課時偷偷看書，以致老師不止一次把我趕出教室。我當時閱讀的文學作品精彩而豐富，幾乎都是翻譯過來的：有經(jīng)典作品——杰克·倫敦、維克多·雨果和查爾斯·狄更斯，也有偵探小說——柯南·道爾、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喬治·西默農(nóng)（Georges Simenon），還包括生動的情色作品。我也喜歡《圣經(jīng)》故事，因為它同時具有前面三類作品的特點。白天的這些閱讀以及夜里做的夢讓我能暫時逃離小小的雅法城中凄慘的移民街區(qū)，快樂地去往神奇的國度。有一本書在我的生命歷程中具有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它將我小時候構(gòu)建的天真的作家形象替換為之后歲月中我所崇敬的知識分子的形象。這就是幾年后我讀到的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本著名的小說《名士風流》（Les Mandarins）。這本書1954年出版，50年代末被譯成希伯來語。我大概在60年代中期讀了這本書，但我不記得準確是在哪一年。然而我對書中非同尋常的人物保留著清晰的記憶，他們在文學寫作、新聞工作與政治行動等各種活動中不斷變化，在性自由與人道主義精神的碰撞中不斷變化。他們激發(fā)了我的好奇心，豐富了我缺乏詩意的想象。以寫作為生的人物所散發(fā)出的那種浪漫 的輕盈感讓我折服，他們在“光明之城”這樣一個快樂的地方為正義事業(yè)而斗爭的理想化知識分子介入行為同樣讓我折服。那時的我只是一個年紀尚輕的手工勞動者，在一家生產(chǎn)收音機設(shè)備的工廠上班，對于當時的我而言，能夠以寫作為生同時繼續(xù)被左派工人階級愛戴，這是遙不可及的夢。多虧了或者說正因為當時我身上附庸風雅的傾向，我將自己想象成巴黎的“風流名士”，我羨慕他們，憧憬他們，渴望與他們變得一樣。因此，我努力使自己與周邊的人、與所住的貧苦街區(qū)變得不同。我寫詩來宣泄自己精神的苦悶，所幸，這些詩歌從未公開發(fā)表。

許多年后，我重讀這本小說時卻不斷感到驚訝，從前的自竟然會癡迷于如此扁平的人物、如此不可信的爭辯與論戰(zhàn)。后來，比起《名士風流》中“進步主義的”知識分子，我更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不斷自我追問、以反派形象呈現(xiàn)的知識分子的力量，或者托馬斯·曼《魔山》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保守知識分子的力量。雖然在我眼中《名士風流》作者的文學之光很早就暗淡了，但是在許多年里我依然繼續(xù)欣賞“羅貝爾·迪布勒伊”（讓-保羅·薩特）和“亨利·佩隆”（阿爾貝·加繆）這兩位最耀眼的“風流名士”，當然還有“安娜·迪布勒伊”（作者本人）。加繆一下子就在我身上激發(fā)出一種強烈的熱情；他卑微的出身使我更容易認同他這樣猶豫不決的形象；他的母親與我的母親一樣，也是一個家庭主婦。我第一次知道他時，他對斯大林主義表現(xiàn)出來的強硬的道德立場就讓我著迷。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nèi)，《鼠疫》曾是我的興奮劑與支撐點，讓我能在一個小小的政治團體中戰(zhàn)斗，這是一個孤軍奮戰(zhàn)的團體，它明白自己沒有任何勝利的希望。加繆在《反抗者》中表現(xiàn)出來的對革命工團主義（le syndicalisme révolutionnaire）的偏愛引導了我的反抗傾向，最終也在某種程度上促使我選擇喬治·索雷爾（Georges Sorel）的馬克思主義批評作為我的博士論文主題。雖然加繆一直喜歡住在巴黎——它是“知識分子宇宙”寒冷的中心，但是他在這部文集最后表現(xiàn)出對“地中海精神”的懷念以及對其“哲學式”的理想化，我記得自己曾因此感到困惑。

我對佩?。涌姡┑男蕾p與認同并未持續(xù)很久。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zhàn)爭期間，我正在耶路撒冷作戰(zhàn)。戰(zhàn)爭之后，以色列的現(xiàn)實讓我明白了占領(lǐng)、統(tǒng)治另一個民族意味著什么，我變成了極左派。我之前已經(jīng)受教過加繆的反斯大林主義，我發(fā)現(xiàn)他對1956年參加英法侵略埃及戰(zhàn)爭的以色列表現(xiàn)出一種寬容。并且，面對阿爾及利亞人的獨立要求時，他表現(xiàn)出的立場也不過是一種搪塞。他認為國家獨立對于阿爾及利亞人而言只不過是一種“純粹的情感表達”以及一種“新阿拉伯帝國主義”的表現(xiàn)，這讓曾經(jīng)那個天真地欣賞他的我失去了熱情 。

重讀《局外人》這部我從未真正喜歡過的“反陽光”（antisolaire）小說，我發(fā)現(xiàn)了某種傲慢的色彩。對比加繆所寫的“殺死一個阿拉伯人”與喬治·奧威爾所寫的“殺死一頭大象”，會發(fā)現(xiàn)殖民地移民之子同英國殖民主義批評家之間的一種深刻差別，前者運用的是一種破碎的語言，后者則具有一種諷刺的目光。在我看來，后者更好地破解了荒誕感與可能將這種感覺推向極致的歷史情境之間的關(guān)系。加繆在1957年參加斯德哥爾摩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時做了一次充滿悲情的演講，我第一次讀到時非常震驚：“我相信正義，但是在正義之前，我首先會保護我的母親?！?/p>

我記得自己當時很快就想到了一種假設(shè)情境——也許這種聯(lián)想并不合理，我曾努力把它從腦海中抹除，但是直到現(xiàn)在依然做不到：加繆，高尚的知識分子，坐在一輛救護車里送他的母親去醫(yī)院，因為想要救母親，車開得非?？?，壓死了兩個正在路上玩耍的無辜的阿拉伯孩子。誠然，兩個孩子不能與國家獨立運動中的殘酷斗爭相提并論，但是正義，依照它的定義，應(yīng)該具有普遍性，雖然實現(xiàn)它一直很艱難，并且正如每個人所知道的那樣，正義總是被排在自身利益之后。一個知識分子，因為受家庭、種族、宗教、國家或者階級等私利的驅(qū)使，意欲蔑視正義——哪怕只是短短一瞬間，并公開表達這種蔑視——哪怕是出于一種非同尋常的真誠。因為我嚴苛的道德感，這樣的人再也不可能是少時的我眼中的榜樣。

如今，退一步說，加繆關(guān)于正義所做的倉促而輕率的判斷在我看來具有一種預(yù)兆性。這段演講結(jié)束后又過了二十多年，知識分子——尤其是巴黎的知識分子——的世界主義嚴重倒退，它被知識分子右派所推崇的思想與態(tài)度所替代，而加繆之前不想成為也不認為自己屬于右派。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一直都是迪布勒伊（薩特）熱情而堅定的支持者。雖然他冗長的小說從未讓我信服，更不用說他的戲劇，但他的短篇故事和隨筆充滿了哲思（哪怕我必須承認從未讀完《存在與虛無》）以及尖刻又準確的政治思考與心理學思考，使我成為了某種“外省的存在主義者”：這在20世紀6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種潮流，那時我們對結(jié)構(gòu)主義還一無所知。工作一整天后，夜里，我如饑似渴地閱讀這個蒙帕納斯偉大的小個子男人所有被 翻譯成希伯來語的作品，對于我而言，他代表的不是一種思想，而是某個群體的旗幟。他對斯大林主義的立場常常變化，這讓我無法理解；與此相對，他毫不猶豫地反對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以及越南戰(zhàn)爭，這幫助我厘清了自己對巴勒斯坦的想 法。

許久之后的20世紀70年代末，我在巴黎讀博士的時候，薩特在德國占領(lǐng)時期很不英勇的表現(xiàn)遭到披露，這導致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有了第一道裂痕。之后，這位哲學家不幸被他最后一任秘書貝尼·萊維（Benny Lévy）狂亂的想法所左右。在生病的哲學家家里發(fā)生的偏狹爭吵更是進一步磨滅了我眼中這座知識分子“燈塔”的光亮。1982年，即薩特去世后兩年，當以色列為了徹底“消除”巴勒斯坦的抵抗而侵略黎巴嫩的時候，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及她和薩特共同的朋友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都支持這場戰(zhàn)爭，而貝尼·萊維則成了一所猶太學校的學生（之后，他安全地移民到耶路撒冷，這座城市三分之一的居民在大約五十年前被剝奪了公民權(quán)和自主權(quán)）。可悲的衰老在左岸知識分子充滿榮光的臉上刻下了新的深深的皺紋。

我身上殘余的關(guān)于巴黎知識分子的理想化認知最后被另一個故事徹底抹除，我曾說起過這個故事中的某些內(nèi)容，現(xiàn)在，在我所研究的“知識分子”良知這一框架內(nèi)，我有機會將其補充完整。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基督教民兵所為）——眾所周知，它之所以有可能發(fā)生是因為當時貝魯特被以色列軍隊控制——發(fā)生三年后，即1985年，電影院上映了一部克勞德·朗茲曼導演的紀錄長片，標題為希伯來語的《浩劫》（Shoah）。當時，電影所揭露的納粹犯下的滔天罪行從未如此這般使現(xiàn)實中所有其他“平庸的”罪行顯得微不足道。

為了宣傳電影，西蒙娜·德·波伏瓦寫了一篇充滿感情的劇情簡介，與電影同一時間發(fā)表。那時我已經(jīng)知道，在納粹統(tǒng)治下，《名士風流》的作者為了能夠繼續(xù)在巴黎的一所高中執(zhí)教，簽了一份證明她自己不是猶太人的文件。她在1960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曾簡單地提及了這件事：“我覺得簽這份文件讓人討厭，但沒有誰拒絕，對于我大部分的同事以及我而言，沒有任何辦法可以不這么做?！鼻∪缙浞值谋磉_。簡簡單單的一句話，但是很準確，因為她說“大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都簽了文件。當時，孔多塞高中的老師亨利·德雷福斯-勒傅瓦耶（Henri Dreyfus-Le Foyer）被指是猶太人，他沒有簽?zāi)欠菸募?940年他被解雇。1941年，薩特從戰(zhàn)俘營回到了巴黎，他最終得到了這個職位。

并不是“雅利安式的陳述”讓我氣憤，因為我永遠都無法知道自己為了能繼續(xù)保留自己的職位是否也會這么做。實際上，我之所以氣憤，是因為后來披露出來的1943年波伏瓦曾與維希廣播電臺（Radio-Vichy）合作。誠然，她的工作主要是編寫與音樂廳相關(guān)的節(jié)目，但這個節(jié)目之外的其他節(jié)目就沒有這么簡單了，比如《保安隊對您說……》（La milice vous parle...）這個節(jié)目。同阿爾貝·加繆、保羅·瓦萊里、弗朗索瓦·莫里亞克不同，這并沒有阻止波伏瓦拒絕在反對處死羅貝爾·布拉西亞克（Robert Brasillach）的請愿書上簽字。也沒有阻止她在回憶錄中明確寫道：“因為職業(yè)，因為使命，我賦予話語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些詞語 和毒氣室一樣能殺人?！?/p>

也有一些詞語的目的是要掩蓋“微小的細節(jié)”。在這樣一部豐富又細致的自傳敘事中，沒有許多擾亂讀者想法的觀點，這揭示了巴黎知識權(quán)勢集團（mandarinat）中許多知識分子立場有限的真實性。當然，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她的伴侶并不是“合作者”，但是，他們也不再是《名士風流》中呈現(xiàn)給我的那種樣子，年輕時的我將他們視作英雄。在危機與災(zāi)難時期，他們也是普通的巴黎人，他們想方設(shè)法擺脫困境、出版自己的作品而不是抵抗（西蒙娜·德·波伏瓦后來描寫他們試圖“有組織地”進行反抗但沒有取得結(jié)果，這不免顯得可笑、不真實）。解放后，他們因為偉大的文學天賦、杰出的解讀時代精神的才能以及塑造自我媒體形象的能力成了抵抗運動的“領(lǐng)導人”。這一象征資本的積累是通過一種交換形式實現(xiàn)的：他們是共產(chǎn)主義道路上的同行者，而共產(chǎn)主義準確而言才剛剛從混亂的英雄主義戰(zhàn)爭中誕生。這對伴侶與共產(chǎn)黨極其親近，作為交換，他們在面對斯大林主義的做法時賦予共產(chǎn)主義者一種不在場的借口。

挑戰(zhàn)神話

2006年，歷史學家維達爾-納凱（Vidal-Naquet）去世前不久，我最后一次去拜訪他。他病得很重，很虛弱，連站起來都很難。我想要感謝他曾經(jīng)給予我的全部幫助。我們的談話非常熱烈。維達爾—納凱忽然改變了談話的主題，他問我，為什么在《銀幕上的20世紀》這本書中，我會如此批判《浩劫》這部電影，而他與我正相反，非常贊賞它。我嘗試向他解釋關(guān)于我批評的所有歷史學緣由與電影學緣由。但這些并不能讓他信服，他堅持要知道是否存在某個更加特殊的原因，可以解釋我如此尖刻又充滿挑釁的態(tài)度。我立刻回答：“是因為比安卡·朗布蘭（Bianca Lamblin）。她沒有出現(xiàn)在電影中，而這并不是偶然?！彼R上就明白了（他的雙親是在集中營去世的），他讓我扶他起來，他眼里滿是淚水，并擁抱了我。之后我們很快就道別，而我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了，唉！

讀者們肯定都會想知道誰是比安卡·朗布蘭。薩特和波伏瓦在高中做老師的時候，與幾個女學生有過三角戀愛關(guān)系。其中的一個，以韋德麗娜（Védrine）這個名字出現(xiàn)在波伏瓦的書信和日記中，她就是比安卡。1939年12月10日的一封信中，《名士風流》的作者描繪了這樣一幅畫像：

她在一面哭墻前哭泣，這堵墻是她用自己勤勞的手筑起來的，是為了保護她十分想要保護的實際財富。這就像放高利貸的猶太老人悲傷地為被他逼上絕路的客人哭泣。她非?！耙宰晕覟橹行摹薄谒砩峡梢詿崆械馗惺艿揭恍┛犊南敕?，但這些想法與她追逐的利益又是不相容的。即使她是這樣的人，即使她有這些令人討厭的猶太女商人的作風，她還是讓我高興、讓我癡迷。

比安卡·朗布蘭原名比安卡·畢楠菲爾德（Bianca Bienenfeld），讀過這段話，我們就會了解，她與其他三個戀人娜塔莉·索羅基娜（Nathalie Sorokine）、奧爾伽·科薩基維奇（Olga Kosakiewicz）、 旺達·科薩基維奇（Wanda Kosakiewicz）不一樣，她是猶太人（來自波蘭）。因此，1941年，她是唯一一個不得不躲到法國南部“自由區(qū)”的人。薩特與波伏瓦這一對伴侶與這個年輕女孩之間的情感關(guān)系以及性關(guān)系在1940年已經(jīng)結(jié)束，四年占領(lǐng)時期，這兩位“名士”一點點都沒有關(guān)心過他們年輕的前女友：沒有一點消息、一封電報、一個電話給她，而她因為自己的出身不得不逃亡。這對伴侶在學校放假期間去南部度假時，也沒有想過打聽她的狀況。圣日耳曼德佩咖啡館里關(guān)于真實性與存在主義的熱烈辯論讓他們無暇關(guān)心被拋棄、被迫害的戀人所處的危險境遇。比安卡的祖父、阿姨在集中營被殺害。直到生命的最后，比安卡一直都深愛她的老師，老師的權(quán)威——從韋伯賦予這個詞的意義來說——哪怕在 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也沒有停止增加 。

如果我們略過時間與地點，那么這個故事可能顯得非常平常。但是，這位女知識分子在此之前簽了一份證明自己是“雅利安人”的文件，現(xiàn)在她竟然以這樣一種無禮、沒有人性的方式對待她的前女友，這位女友和她不同，無法宣稱自己是純粹的人種。長久以來我心中保留的對兩位巴黎英雄知識與道德方面的贊賞已經(jīng)所剩無幾，而這件事則讓所剩不多的贊賞徹底消失。因為罪惡感和內(nèi)疚感，這些知識分子在戰(zhàn)后試圖認錯，并且在人生剩下的日子 里試圖對每一個猶太人都表現(xiàn)得極其慷慨，這些做法并不能讓我原諒他們（更不用說原諒那些利用這種慷慨的人）。誠然，內(nèi)疚是一種文明與道德的標志，應(yīng)當被珍視，但它絕不能成為愚蠢、虛偽或者厚顏無恥地濫用痛苦過往的托辭。不幸的是，它也可以被用來證明新的不正義。

我承認自己真的感到悲痛，因為克勞德·朗茲曼（他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兩位猶太情人中的一位，另一位是內(nèi)爾松·阿爾格倫）的電影沒有提及“比安卡”們在法國的命運：她們曾有機會被救出來，但她們被關(guān)在德朗西（Drancy），等著被送去奧斯維辛。朗茲曼的電影《浩劫》讓觀眾產(chǎn)生這樣一種印象：對猶太人的迫害，只涉及猶太人，而且只發(fā)生在萊茵河的東邊，主要發(fā)生在波蘭這個不怎么“有知識”且十分反猶的地方。這樣一種觀點的形成絕不是偶然。所以，我們對此不會感到吃驚：《名士風流》的作者，同大部分她周圍的知識分子一樣，能夠輕松地表達自己對這部電影的熱烈支持，因為它呈現(xiàn)的關(guān)于他們的形象正是巴黎“文人”（gens de lettres）想要呈現(xiàn)的形象——在一個自認為是“猶太—基督文明”的統(tǒng)一的歐洲變得越來越“親猶”。這與20世紀40年代的情況完全不同！

細小的真相越來越多，可以摧毀以及讓人重新思考偉大的神話。年輕時候讀到的作品中的許多英雄人物在讀者成年后褪去了他們的光華。我在年紀尚小的時候構(gòu)建的關(guān)于知識分子的神話促使我去獲得知識，推動我去參加政治活動，也為我打開了通向?qū)懽鞯拇箝T。但是，當我自己變成一個小小的知識分子時，這一神話卻變得岌岌可危。換言之，我是一個不滿足于教課、寫書的學者，我時不時侵入公眾領(lǐng)域，抨擊權(quán)力的所有者以及政治謊言的制造者。我曾經(jīng)為了中亞和平簽過一些請愿書；之所以這么做， 是因為我想好好利用自己的聲望—— 以前這種聲望只屬于高學歷者，以我自身正義的立場去說服其他沒有此類高等文憑的人。因 為總是有其他知識分子表達與我不一樣的立場，所以不同的意見相互中和，而政治家得以繼續(xù)按照他們的意愿制造公共觀點。

我之所以選擇成為歷史學家，主要是因為作為左派活動家，我卻在試圖改變歷史進程的嘗試中一敗涂地。作為歷史學家最開始工作的那幾年，我非常努力地將自己的史學任務(wù)與自己的政治立場區(qū)分開來。顯然，我意識到這不可能，而且我從未認為歷史是一門科學。但是當我給人上課時，我有時會避而不談自己所主張的關(guān)于歷史決策與發(fā)展的明晰觀點；有時我會維護我所憎惡的人的行為，我還常常為撒旦辯護。這當然是因為教學多元主義的原則，但現(xiàn)在我明白其實這也是一種怯懦的因循守舊，因為當時我在體制內(nèi)的地位還不是很穩(wěn)固。我來自一個社會經(jīng)濟地位十分低下的階層，我很清楚大學教職意味著社會階層的上升，我較有意識地一直努力內(nèi)化可能與不可能、許可與禁止之間的界限。我想，這是一個社會心理學過程，幾乎所有融入知識生產(chǎn)機構(gòu)的人——用皮埃爾·布爾迪厄的話說，是體制內(nèi)“統(tǒng)治階級中的被統(tǒng)治者”的那些人——都會經(jīng)歷這一過程。我曾希望自己在更有把握之后再開始在歷史學研究中探討更加合理的主題，從而構(gòu)建歷史意識。我選擇的立場變得更加具有批判性、更加尖銳，同時也更加猶疑，這樣，我才能成為一位比較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我希望能如此。當然我自己一點都不確定。許多觀念根植于養(yǎng)育我的文化，哪怕擺脫了那些體制，我覺得自己身上依然會殘留著許多不穩(wěn)定的、充滿欺騙性的形象和詞語，而且很可能我無法消解這些存在。作為歷史學家，我的任務(wù)是重新生產(chǎn)這些東西嗎？作為知識分子批評家，我的責任難道不是盡全力去消解這些東西，創(chuàng)造出更加復(fù)雜的知識嗎？難道我不應(yīng)該堅持不懈，反抗一切阻礙甚或抑制我們思考力的禁忌？雖然我講述了前前后后這些失望，但是年輕時候我對知識分子尤其是巴黎知識分子的浪漫化構(gòu)想都留存在我的心底，深深地刻在我的意識之褶中。

因為我的學業(yè)以及研究，我在巴黎待了很長一段時間，這使我遇到了許多“本土的”知識分子，多虧了他們，我才能更好地解讀“光明之城”中知識分子論戰(zhàn)的很多謎團。我真摯地向他們表示感謝，我明白自己虧欠他們太多。不過，我把這本書獻給肯定不可能見到的三位知識分子，西蒙娜·薇依、安德烈·布勒東和達尼?！どw蘭（Daniel Guérin）。他們都屬于這樣一群文人：面對時代的暴風驟雨，面對時代可怕的困境，他們懂得選擇正確的政治立場、表達正確的價值觀——時至今日，我在思考和行動中依然會參照他們這些立場與觀點。就像另一位我常常提及的知識分子喬治·奧威爾，他們在面對西方殖民主義、蘇聯(lián)斯大林主義與德國納粹主義時都做出了正義的選擇，沒有誰從自由、國家或者階級等立場出發(fā)做胡亂的哲學辯解為其開脫。他們不曾做過任何妥協(xié)，哪怕是短暫的；因此，他們避開了意識形態(tài)的陷阱，而許多其他人則掉進了陷阱里。當下，陷阱不再是以前的陷阱，我們必須面對新的沖突，不要懷念以前的戰(zhàn)斗。但是，只要我們還沒有可替代的道德武器，我們就必須依靠構(gòu)成以前某些世界觀的倫理要素。首先，我注意到的就是建立在普遍主義基礎(chǔ)上的批評方法；但是，當下社會，這一方法越來越少被運用。這一批評方法應(yīng)該被注意到，因為任何普遍性的表達都帶有個人的因素，這些因素應(yīng)當以最透明的方式顯現(xiàn)出來。

（本文系《法國知識分子的終結(jié)？從左拉到維勒貝克》一書“前言”現(xiàn)標題為澎湃新聞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