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文先生突然走了，我很難過。

三天前，我還給他打電話，說在《文匯報》上看到他為湯世杰散文集寫的序，文采斐然，思想深邃，干凈利落，毫無老態(tài)，根本不像出自九十有二的老人之手，令人感佩。他說我已經(jīng)九十三了，身體尚可，只是眼睛白內(nèi)障手術(shù)后效果不好，看東西費勁。遇到報刊上熟人的文章，很想看，但又看不了，心里干著急。他問我“你怎么樣”，我說還行，每天看點書，散散步，偶爾寫點小文章，自得其樂。他說，你的那些回憶文章，我也愛看。不少老人都走了，現(xiàn)在的年輕人不知道他們，你在他們身邊工作過，給他們當(dāng)過翻譯，有些事，你不寫，別人不知道。能寫，就多寫些，有用。他問我同住一樓的老朋友的境況，我說有的走了，有的搬了，所剩無幾。他感嘆唏噓，讓我代他向老朋友問好……

我已經(jīng)好久未給國文打電話了，發(fā)現(xiàn)他聽力很好，思維清晰，對答如流，心里很高興，馬上給湯世杰兄發(fā)了條微信，他當(dāng)即在朋友圈轉(zhuǎn)發(fā)，與大家共享。當(dāng)時我還想，他如此硬朗，如此矍鑠，是何等造化！但萬萬沒想到，說走就走了，而且是默默的，沒有任何征兆！生命如此脆弱，如此神奇，如此決絕，嗚呼哀哉，悲兮痛兮。

屈指算來，與國文相識已經(jīng)三四十年，但我從未去過他府上拜訪，他也沒來過我家，偶爾在一些場合相遇，也只是握握手點點頭而已。我們之間的聯(lián)系渠道是電話和信。有事則長，無事則短。過去逢年過節(jié)還打個電話問候一聲，這十幾年連問候也免了，覺得無聲無息就是平安。我雖然知道他的手機號，但不知為什么，從未用過，一直用他家的那臺座機。就這樣，若有若無地、云淡風(fēng)輕地、藕斷絲連地保持著聯(lián)系。

國文的頭很大，圓圓的，臉也很大，也是圓圓的。有人說這是福相，有人說這是佛相。還有人說，他就是當(dāng)代文壇普度眾生的活佛。理由是，他悲天憫人，慈悲為懷，樂善好施，不管是向他討教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面的長短得失、經(jīng)驗教訓(xùn)，還是人生路上遇到了什么坎，判斷是非曲直、進退去留，他總是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人生、滿腹詩書典籍為鑒，開誠布公，鼎力相助，幫你做出選擇。

我已經(jīng)忘記與國文第一次見面的事由、時間和地點，但有一點沒有忘，那就是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不知他是像我在敦煌、洛陽或云岡石窟中，看到的額頭寬闊、慈眉善目、莊嚴自如的大佛，還是像在古寺名剎中見過的高僧大德？反正不陌生。更奇怪的是，沒說幾句話，只是在旁邊看了幾眼，就出于生物的本能，產(chǎn)生了一種莫名其妙，但又是切切實實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有些人共事半生，永遠是路人，而他，只是一面，就走進了我的心里。

他才華橫溢，出手不凡，先以小說名揚天下，長篇《冬天里的春天》獲首屆茅盾文學(xué)獎，短篇《月食》《危樓記事》分別獲1980、1984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后專事歷史隨筆，獨辟蹊徑，《大雅村言》，榮獲第二屆魯迅文學(xué)獎。尤其是在他由小說家變?yōu)殡S筆家之后，神游千古，針砭時弊，談古論今，涉筆成趣，進入一個更廣闊、更神奇，更有魅力的天地。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挖苦、鞭笞中國古代和現(xiàn)代文人的丑陋，嬉笑怒罵，痛快淋漓，常使我想起：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竊以為，在當(dāng)代作家中，參透人生、歷史、現(xiàn)實、文人卑劣根性的，很少有出其右者。

他德高望重，睿智淵博，沉穩(wěn)于書海學(xué)林。我雖敬慕有加，但從不敢與他稱兄道弟，妄稱朋友，自認為，只是他的一個讀者而已。與他的交往，也淡如空氣，無色無味透明，把對他的敬重，深深地埋在心底。

1998年初春，他給我來了一封信，附一張《讀書人報》（1998年2月18日）剪報，上面有篇題目為《作家寫作應(yīng)有多少良心——山崎豐子名作〈大地之子〉被控剽竊始末》的文章。

他為什么寄我這篇文章呢？說來話長。

山崎豐子是日本家喻戶曉的著名作家。她直面日本社會的敏感領(lǐng)域的矛盾沖突，以銳利的目光透視紛紜復(fù)雜的社會現(xiàn)象，勇敢揭露日本政界、財界、醫(yī)務(wù)界、企業(yè)界既相互勾結(jié)利用，又爾虞我詐爭權(quán)奪利的丑惡黑幕，入木三分地描繪岀資產(chǎn)階級上層人物的貪婪、腐朽、墮落，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經(jīng)濟從高速騰飛轉(zhuǎn)入穩(wěn)定發(fā)展這一時期社會的畸形和黑暗，人、家庭和社會的腐化墮落。評論家說，她的創(chuàng)作實踐，積極嚴肅地回答了日本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多角度多層次地展示了日本神話般變?yōu)榻?jīng)濟大國，成為亞洲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暴發(fā)戶的歷史進程，為日本戰(zhàn)后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提供了思想性與藝術(shù)性、社會價值與審美價值高度統(tǒng)一的標志性的作品。

她的小說，沖突激烈，情節(jié)曲折，懸念叢生，人物個性鮮明，本本好看，部部暢銷，動輒發(fā)行幾百萬部。每年年初，不少就業(yè)的大學(xué)生，把她的作品當(dāng)成社會教科書，念醫(yī)科的讀《白色巨塔》，念金融的讀《浮華世家》，念商科的讀《不毛地帶》，而且她的大部分作品被反復(fù)多次改編為電視劇、電影，在日本不斷播映。

山崎豐子在中國，也是大名鼎鼎，如雷貫耳。她的《浮華世家》《白色巨塔》《女人勛章》《命運之人》《不毛地帶》等多部作品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發(fā)行。遠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她就是中國讀者熟悉的日本女作家之一。

遺憾的是，這樣一位才華橫溢、閃爍著強烈的批判光芒的作家，在日本文壇卻聲名狼藉。有的說她出爾反爾，言不守信；有的說她妄自尊大，目中無人；有的說她品行不端，抄襲成性；有的說她性格古怪，喜怒無常；有的說她唇槍舌劍，惡語傷人；有的說她狂傲狷介，我行我素?？傊?，她是日本文壇的一個怪物，一個異類，一個人人避之猶恐不及的喪門星，一匹獨來獨往的狼。

在她的種種“劣跡”中，最要命的是剽竊，而且每次都鬧得沸沸揚揚，雞飛狗跳，滿城風(fēng)雨。1968年，她的小說《春宴》被指控剽竊，說其中部分情節(jié)與德國作家雷馬克的名著《凱旋門》和芹澤光治良的《巴黎夫人》相似，于是輿論大嘩，鬧騰了好一陣子，她因此沉默了好久。1973年，她的《不毛地帶》又被指控為抄襲，剎那間飛沙走石，天昏地暗，她又處于輿論的風(fēng)口浪尖。最后訴諸法律，不了了之。1983年9月，她的新作《兩個祖國》剛剛出版，《輿論評論》就帶頭發(fā)難，說她盜用了別人的資料，《周刊產(chǎn)經(jīng)》《周刊朝日》《圖書新聞》煽風(fēng)點火，推波助瀾，一時間風(fēng)起云涌……

1983年秋，山崎豐子到中國訪問，我陪她訪問了北京、西安、杭州、上海，會見了巴老。后來，她為寫日本殘留孤兒，曾先后三次自費來中國采風(fēng)，我也曾多次抽空陪她訪問有關(guān)地區(qū)和人士。她前后用了八年，寫成了一部洋洋近百萬言的長篇小說《大地之子》，生動地塑造了一個在中國生活、讀書、工作，后來為中國鋼鐵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的日本殘留孤兒的形象。甫一出版，風(fēng)靡日本，一時間洛陽紙貴，一冊難求，前后發(fā)行四百多萬部（分上中下三卷）。日本廣播協(xié)會為紀念建臺七十周年，投資二十五億日元，邀請中國演員朱旭、呂中、蔣雯麗，與日本著名影星一起拍成同名電視劇，不僅在日本反響熱烈，而且在1996年蒙特卡洛國際電視節(jié)榮獲最佳電視作品大獎。

然而，我萬萬沒想到，這本書也惹上了官司，筑波大學(xué)教授遠藤譽控告她剽竊，要求她公開道歉并付律師費150萬日元。日本各大報文化版均以較大版面報道此事，將兩人文章中相似之處列表刊登，讓讀者比較判斷。

我感到蹊蹺的是，為什么山崎豐子剽竊事件一而再，再而三，不斷發(fā)生，而又每次都不了了之？莫非是資本在背后操縱作祟，花小錢辦大事，目的是吸引讀者的眼球？若果真如此，也太卑鄙無恥了！

我寫過兩篇關(guān)于山崎的文章，可能國文看到了，知道我關(guān)心這個問題，所以特意剪下這篇文章寄我。收到剪報，我頓時明白，他在默默地注視著我，心里感到熱乎乎的!

還有一封信用的是毛筆宣紙，是國文給我的所有信件中最漂亮最講究的，可當(dāng)墨寶珍藏。

喜儒兄：

你好！寄去的票兩紙，請予報銷。何時得便，聊聊日式料理，諸如味噌湯之類，向兄請教，該多好！順此祝筆健。

李國文 九月十日

票兩紙，是出租車收據(jù)。當(dāng)時請作家參加研討會或外事活動，無車接送，更無紅包或車馬費等任何變相報酬。家遠者，可以打車，之后再把車票寄給我，我到計財處報銷后再寄還，所謂實報實銷，倘若十個人參加，就要分別報銷十次，這個制度不知是哪位官老爺決定的，執(zhí)行多年，極為麻煩，但即便如此，我每次請他，都是有求必應(yīng)。這是我請他參加日本作家入江曜子作品研討會的來往車票，我在信封后面還記下了車費總共50.4元。

1989年春天，我到日本訪問時，日本作家春名徹、入江曜子夫婦計劃到中國采訪，來飯店與我面談。入江曜子送我她以偽滿洲國“皇后”婉容為主人公的長篇歷史小說《我的名字叫伊麗莎白——（偽）滿洲國皇帝之妻的生涯》。當(dāng)年初冬，春名徹夫婦來中國訪問，我在歡迎宴會上說，入江塑造了一個在中國舞臺和屏幕中還沒有的婉容：她從小在法租界長大，學(xué)英語，彈鋼琴，打網(wǎng)球，熱愛自由，追求幸福，一心想到英國留學(xué)，是個有理想有追求的現(xiàn)代女性，但卻成為封建小朝廷的至尊至貴的“皇后”，在日本軍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遭受靈與肉的折磨，使她由黑發(fā)如云、儀表非凡的少女，變成了一個只能在鴉片的麻醉中，尋找刺激和安慰的行尸走肉……

在座的鄧友梅、李國文、雷達、霍達等作家、評論家都認為有新意，建議我翻譯，入江曜子也喜出望外，希望這本書能盡早與中國讀者見面。于是我在工作之余開始翻譯該書，并于1991年夏天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為了不使讀者誤以為是有關(guān)英國皇室的讀物，我把書名改為《皇后淚——婉容自白》。當(dāng)年9月，入江專程自費來中國，請鄧友梅、李國文、李玲修、李炳銀、李文達等作家、評論家，在北京長富宮座談。國文以小說家、編輯家的雙重身份，講了許多中肯的意見。入江聽了大家的發(fā)言后很感動，她說：“在日本，根本沒有機會與作家、評論家面對面地坦率地交換意見，這種體驗，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也許是最后一次，刻骨銘心，終生難忘。我做了詳細記錄，以便修改時參考，我相信在日中兩國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婉容的形象會更加豐滿生動真實。感謝諸位在百忙中提出寶貴意見，感謝陳喜儒先生的精心安排……”

這封信就是國文參加那次座談會后寫給我的，同時邀我方便時聊聊日本料理、味噌（大醬湯），其實我早就知道他對日本的茶道、花道，乃至文化、文學(xué)，都有興趣，本想找機會親自陪他去日本轉(zhuǎn)轉(zhuǎn)，但后來因種種原因，沒有成行，至今想起來，仍深感遺憾。

有一次，他打電話說，你在忙什么，好久沒看到你的文章了，在搞翻譯嗎？我說：“沒有。您知道，我也寫了好多年了，但寫來寫去，都是些沒咸沒淡，可有可無的東西，沒有什么長進，不寫也罷。”但他說：“你是遇到瓶頸了，堅持下去，就會柳暗花明。如果你現(xiàn)在扔下筆，再撿起來可就難了！而且我也不同意你的妄自菲薄。你的文字干凈利索，老實厚道，有情有義，沒有一點花里胡哨的東西，挺好的，應(yīng)該多寫才是?！?/p>

在國文的鼓勵下，我沒有扔下手中的筆，磕磕絆絆地，一直寫到今天。

如今，他走了，我很想念。

2022年12月27日在新冠感染的煎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