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有人經(jīng)常問我：你這幾年一直待在上海、書寫上海，難道上海真與你有緣？

那當然！我通常會肯定而響亮地回答。很多人并不知道，雖然我是蘇州人，但我小學、初中和高中時的班主任，竟然都是上海人。你若不信，聽我道來——

我是蘇州人，在北京工作了40多年。我的出生地是一個叫“何市”的小鎮(zhèn)，現(xiàn)在從那里走高速公路去上海，路上也就1小時左右。蘇州和上海在一百年前同屬江蘇省，1927年上海才獨立成“特別市”。1949年之后，上海便是直轄市。蘇州和上海也就成了毗鄰的“兄弟省市”。但在我小時候，總感覺大上海是一個十分遙遠的地方。

王老師對我伸大拇指

我上小學的時候，正值十年內(nèi)亂，我們小學生雖不像中學生、大學生的哥哥姐姐們整天“停課鬧革命”，但也基本上是天天瞎胡鬧。上三年級時，同學們說新來的班主任是位上海人，女的，而且是全校長得最漂亮的老師。

后來上課時，發(fā)現(xiàn)新來的班主任確實年輕，長得好看，叫“王琴芬”。我上的小學是“中心小學”，全校大約有十來個班，總共二三十個老師，而王琴芬老師不僅年輕，而且真的是那種很精致的上海女人，令人賞心悅目的那種。

那個時候，從上海到我們小鎮(zhèn)，沒有公共汽車，全靠小輪船走水路，路上要花一整天，所以我們基本沒有見過王老師回上?！，F(xiàn)在想起來那個時候王老師給我們上課真不容易，沒了章法的歲月里，同學們上課能把教室吵翻天，老師講課需要把嗓門調(diào)到“喊”的擋位上。因此，我記憶中王琴芬老師的嗓門很大——不大不行啊，一個上海姑娘就這么被逼得整天嚎著嗓子說話。

我個子比較小，在教室里坐第一排，在同學中顯得比較弱勢，但又屬于還是想讀點書的孩子，這可能是王老師比較喜歡我的原因。但后來王老師批評我了，原因是我的同桌“浦志高”——這位同學姓浦，與《紅巖》中的叛徒浦志高同姓，大家給他起諢號“浦志高”，并不含貶義，只是一種玩鬧。別看這同學個頭長得跟我差不多，但他特別喜歡跟同學打架，屬于在班上稱王稱霸那種。

“浦志高”有個毛病：喜歡打架的他，一旦打輸了就找茬欺負那些比他弱的同學，然后就覺得挽回了面子。由于我倆離得近，他時常找我麻煩甚至欺負我，然后就有人反映到王老師那里去了。有一次王老師很生氣地訓斥了一頓“浦志高”，同時王老師也在我耳邊嘀咕了一句：“你就那么心甘情愿受他欺負？”

老師的這句話對我心靈上的刺激很大，心想：原來“浦志高”欺負我，老師也瞧不起咱呀！不行，不能再讓“浦志高”在我面前耀武揚威了！于是我決定跟同桌的“浦志高”開仗。

我憋足了勁，要找機會打垮“浦志高”。男孩子之間打架是有講究的，雖然我們那時也就十來歲，但關(guān)于論輸贏的公開打架，其架勢有點兒像歐洲的紳士們要“決斗”一樣，陣勢不?。何仪宄赜浀寐犝f我要跟“浦志高”干仗，除了自己班上的同學圍過來起哄，還有不少其他班的同學來圍觀看熱鬧。

這一仗是我一生中作為“男子漢”最出鏡的一次“戰(zhàn)役”，因為我竟然真的打贏了?！捌种靖摺贝蟾挪粫氲狡綍r文文靜靜、可以隨便欺負的我，能連續(xù)兩次將他打趴在地……同學們?yōu)槲覛g呼的場景，至今還刻在我的腦海里。

此后，“浦志高”再也不敢欺負我了。更讓人意外的是，第二天班主任王琴芬老師見到我時，還悄悄地向我豎起大拇指。

王老師當我的班主任一直到我小學畢業(yè)。她是教語文的，我一直記得她的嗓音十分響亮，即使時光已經(jīng)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每當想起王琴芬老師，仿佛依然能聽到她那清脆的高腔……

1975年底我離開家鄉(xiāng)后再也沒有聽聞王老師的音訊，問當年的同班同學，他們竟然也不知王老師的消息。王老師，您現(xiàn)在在上海嗎？學生想知道。

剛強獨立的夏老師

上初中后，班主任又是一位女老師，上海人。她叫夏家珍。

夏老師年歲比較大，記憶中她應該有五十歲了，所以同學們背地里叫她“夏老太婆”。之所以用這樣一個稱呼，是因為同學們覺得夏老師比較嚴厲比較“兇”。然而像我這樣的乖孩子，并不認為夏老師兇，因為她是真正想讓學生們認真學習和成長的好老師。

英語是夏老師的專長，她的英文水平給我的印象極深，因為在小鎮(zhèn)上通常缺少這樣的專業(yè)教師。在我們學校里，能教數(shù)學和語文的老師并不算少，好像誰都能對付一下，但初中年級的所有英語課都由夏老師教。

我們那個時候太小，也不知道像夏家珍老師這樣的上海知識分子是怎么到我們鎮(zhèn)上來教書的，還有其他像王琴芬等上海籍老師，他們個個有超眾的教學才能，竟然來到一個鄰省的小鎮(zhèn)上教書，現(xiàn)在想來有些不可思議。

記憶中夏老師的身體不是太好，她容易氣喘——是不是被調(diào)皮搗蛋的同學們氣的，我不知，但總感覺她比較經(jīng)不住生氣，一生氣就干咳。那個時候我們的學制一直變來變?nèi)?，記得初中和后來的高中都是兩年半，夏老師也就給我們班當了兩年多班主任。

我們這些孩子生活在仿佛“避風港”的小鎮(zhèn)上，即使外面有驚濤駭浪，也不會在小鎮(zhèn)上掀翻船的。不過我清楚地記得我們的數(shù)學老師突然有一天被人帶走了，說他是“五一六分子”。夏老師昂著頭，很悲憤地看著……那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記憶里。

夏家珍老師因此是我心目中一位很剛強和獨立的女教師，尤其是在我讀初中的那些年里……

她后來的事我同樣一無所知。

我喜歡張老師的俄語

1972年夏天，我經(jīng)歷了一場嚴得不可思議的“初升高”考試：考生前后左右的試卷都不一樣，意在防止同學們相互偷看。

進入高中后，我的高中班主任，又是位上海人——這回是位個頭高高、文質(zhì)彬彬的男老師。他叫張偉江。

上小學、初中時，我們小小年紀不知東南西北。但上高中時，情況就不一樣了：那時我們鎮(zhèn)上只有一班高中生，可以說多數(shù)是優(yōu)秀生，相互間的競爭十分激烈。我除了語文之外，數(shù)學和外語都只是班上的中等名次。偏偏，班主任張偉江老師是教數(shù)學與外語的。后來才知道，張老師是南京大學數(shù)學專業(yè)畢業(yè)之后被一陣“風”吹到我們小鎮(zhèn)上的。還沒有上高中時，就聽大同學說，張老師是個數(shù)學家，似乎他會算世界上最難的數(shù)學題。這對我這樣數(shù)學成績平平的人來說，簡直就像神出現(xiàn)在面前。

別看張老師人高馬大，說話卻細聲細氣，身上一點兒沒有上海男人的那種傲氣，尤其是他用粉筆在黑板上默寫數(shù)學題時那種行云流水般的情景，我看得一頭霧水，而張老師只輕輕地說“簡單來西”……確實，對他來說，這些數(shù)學題閉著眼都能算個明白。由此我們誰也不敢在他上課的時候搗亂和出聲，一個個都睜大眼睛、豎起耳朵聽講，即使如此，仍然無法跟上他的節(jié)奏。

通常，下課的鈴聲一響，張老師總是輕輕地說一聲“下課”，就夾著教案出了教室，剩下我們這些學生就得拼命利用下課時間抄題和交流學習內(nèi)容——張老師的高水平，讓我們這些低水平的學生實實在在地“趕”著走了三年……

除了數(shù)學，張老師還教我們外語，他教的是俄語。在初中，我沒有學好英語，覺得挺難，但我喜歡張老師教的俄語，相對好學，加之我喜歡俄羅斯文學，學俄語帶著某種特殊的感情，因此至今仍能說幾句簡單的俄語。近幾年，俄羅斯朋友翻譯我的作品已經(jīng)有七八種了，今年還成為獲得俄羅斯國家圖書獎的第一個中國作家，這多少與我喜歡當年張老師教的俄語有點關(guān)系吧！

數(shù)十年后的相聚與思念

我總覺得張偉江老師是個才人，甚至有點像傳說中的“書呆子”，屬于真正的“兩耳不聞窗外事”的那種，跟他在一起無須有防備之心，他的善良和修養(yǎng)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他寫得一手好字，這是同學們最佩服的一點，我們稱其寫的字叫“偉江體”。有好幾位同學寫的字是跟他學出來的：端莊、整齊、剛健中透出一絲絹柔。這與張老師的人品十分相似。

令我沒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我竟在中央黨校與張老師相遇。那時我剛成為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正在中央黨校參加學習。突然有一天在校園內(nèi)見到了張老師，便驚喜地問道：“張老師您怎么在這里？”

“來學習的……”

“你怎么也在這兒學習？”這話問得不太禮貌。

張老師并沒有注意到我的口吻，道：“這不是干部都要輪訓嘛！”

“您現(xiàn)在干什么工作呀？”我小心翼翼地問道。

“早回上海了。在教委當主任……”他仍然像當年一樣，說話輕輕的，像耳邊吹過的一陣清風。我卻覺得驚訝極了，我的高中班主任當上了上海市的教委主任！

后來得知，我高中畢業(yè)后參軍離開家鄉(xiāng)不久，張老師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的研究生，后來又到美國讀博士，回國后在多個大學的領導崗位上任職，然后成為上海市教委主任。

再后來我便知道了張老師的一些事：在他任教委主任的那些年，上海的高教事業(yè)發(fā)展非?？臁澳昴?，上海成立“何建明文學研究院”時，我特意邀請張老師到場，我告訴他：我的成長受他影響很大，希望永遠當他的學生。

數(shù)十年前的師生在上海再度相聚，其情其景，極其難忘。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更加令我懷念另兩位班主任：也不知王琴芬、夏家珍老師你們現(xiàn)在可安好？學生想念你們。在此也想對你們說一句：學生之所以一直留在黃浦江邊書寫上海，其中有一份是對你們的感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