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一批從事中國文學、歷史等研究的華裔學者赴美潛心于中國文史研究，他們?yōu)槊绹臐h學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美國漢學發(fā)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房兆楹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明清史、近代史方面有著極深的造詣，是聞名海內外的歷史學家、文獻學家。

房兆楹，字肇穎，別名兆穎，1908年生于天津，祖籍山東泰安。1928年，畢業(yè)于燕京大學數(shù)學系，獲得理學學士學位。1930年，畢業(yè)于武昌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這所學校創(chuàng)立于1920年，是我國圖書館學專業(yè)的搖籃，也是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的前身。在這里，房兆楹接受了專業(yè)的圖書館學、檔案學等專業(yè)知識的訓練，成為他從事文獻學研究的開端。

圖書館學專業(yè)畢業(yè)后，房兆楹在燕京大學圖書館擔任了兩年助理館長。1932年，他遠赴美國，在哈佛大學繼續(xù)讀書。在燕京大學擔任助理館長期間，房兆楹結識了他的人生伴侶——杜聯(lián)喆女士，二人于1934年結為連理。從此，房兆楹便與妻子杜聯(lián)喆一起致力于中國歷史的研究與教學工作。

房兆楹精通多種語言，致力于明清史、近代史的研究。他翻譯的作品成為溝通東西方學術的橋梁，為中國了解世界、世界知曉中國做出了那一代人的努力。

1929—1931年，房兆楹翻譯發(fā)表了大量西方文獻，其中不乏對西方理工學科發(fā)展現(xiàn)狀的介紹，這與他的圖書館學、檔案學專業(yè)相契合，成為國人全面了解世界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發(fā)展的先聲。1929年底，他翻譯發(fā)表了Maurice G. Hindusa（1891—1969）的著作，讓國內的讀者了解了俄國、美國等國家的婚姻家庭制度，了解了馬克思主義者對婚姻、家庭與私有制的關系的論述，以此來引導國內的青年學者探討家庭問題。除此之外，房兆楹在1930—1931年集中撰寫關于卡片目錄用法、圖書館買書法、圖書館經營法、工藝圖書館館員等文章，還為館藏的明嘉靖本陽明先生存稿作了跋，顯現(xiàn)出了深厚的史料考證功底。

1932年12月，房兆楹和杜聯(lián)喆合編《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他們選取十種總傳錄其目，得到目片四萬多張，進而采用中國字庋擷法排鈔錄，由并田繼綜、石兆原二位先生相助校對原稿，歷時約一載而書成。這部引得作為查索清代人物傳記的工具書，成為中國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

在擔任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研究助理（1934—1943）期間，房兆楹與人合編《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在這部引得的序言中，房兆楹提出，要為光緒朝十三科以及游學畢業(yè)考授的進士校訂增補，以此來編寫整個清朝的進士名錄。他在美國期間也曾與國內學人聯(lián)系，得至同治七年的《歷科進士題名錄》，該引得用的乃是《續(xù)說郛》節(jié)本。由此，形成了一部先文集、次史傳的清朝進士名錄，也是一部出色的歷史學和文獻學研究資料。

1943—1945年，房兆楹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參與主編兩卷本《清代中國名人大辭典》。胡適曾高度贊揚這兩卷大辭典為“今日僅見的一部對中國最近三百年歷史整理得最詳盡也是最好的典籍”。

除此之外，房兆楹還先后參與編寫了《清代名人傳略》《中華民國人物傳記辭典》《明朝人名錄》，這三部著作均用英文寫就，是國際漢學研究者重要的參考資料，也是房兆楹晚年有關中國近代史、明清史以及人物傳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20世紀70年代，房兆楹與杜聯(lián)喆同時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頒授的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

房兆楹曾編寫漢語教材，用以教授喜漢語修漢史的學生。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美國在哈佛等25所大學實施了“陸軍特別訓練計劃”，參加這項課程計劃的有趙元任、鄧嗣禹、費孝通等研究亞洲歷史的學者，由當時還是博士研究生的周一良、楊聯(lián)陞等人擔任助教。1943年4月，受美國陸軍部的聘請，房兆楹加入耶魯大學的這項計劃，在中文班里教授漢語。為了更好地滿足教學需要，他與霍凱特合作編寫了一系列具有實用性的漢語口語教材。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房兆楹有了相對穩(wěn)定的工作和研究環(huán)境，他的教育事業(yè)與圖書館學研究都有了發(fā)展的契機，無論是華盛頓大學，還是伯克萊加州大學，抑或是堪培拉澳洲國立大學，都成為房兆楹學術人生中的重要旅程。在這些地方工作期間，房兆楹和杜聯(lián)喆培養(yǎng)了一批漢學研究者，芮瑪麗、史景遷、倪德衛(wèi)等知名的明清史研究者都師出其門。

在這些美國學生中，以史景遷最為知名。1962年，史景遷專程赴澳洲拜師，房兆楹為史景遷取了中文名字，并寄語“做歷史的要學習司馬遷”。隨著兩人交往的深入，他們對兩種文化的碰撞也有著相似的理解和感受。房兆楹認為，做研究就要兼顧兩種文化之長，從正史中發(fā)掘歷史細節(jié)，以小見大，從而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有價值的學術貢獻。

到了晚年，房兆楹和杜聯(lián)喆把大量收藏多年的圖書陸續(xù)捐贈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和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二人為歷史學、文獻學的研究保存了火種。1985年，房兆楹與杜聯(lián)喆應邀回國講學，不幸因心臟病突發(fā)，于4月26日逝于北京。房兆楹的一生，可謂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典范，培養(yǎng)了可以繼承其學術思想的研究者，他留下的文字也具有穿透時空的力量，影響著研究近代史、明清史的后來者。

（本文系中宣部課題“中華文化對外傳播之策略研究”（WEH315200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華東師范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