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四皓”作為一個特定歷史人群，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隱士”身份。他們因在秦末漢初同隱商山、同出輔漢的歷史事件中表現(xiàn)出的政治智慧，經過歷代史論、文學層累的加工塑造，不斷被賦予道德內涵，最終定型為特定的“隱士”文化符號，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傳統(tǒng)的表征之一。

歷史本事：“隱”作為“商山四皓”的政治智慧

“商山四皓”，早期亦稱“南山四皓”，是以群體形式出現(xiàn)的歷史人物。“四”者，指的是四位賢人，即東園公唐秉、夏黃公崔廣、綺里季吳實、甪里先生周術?！妒酚浰麟[》引《陳留志》曰：“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后，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彼麄儾⒎莵碜酝粎^(qū)域，但秦末漢初之際皆在商山隱居，時年八旬有余，須眉皓白，故稱“商山四皓”。歷史上對“四皓”的稱呼還有“四人”“四老”“四公”等，有時也直接用“商洛”指代“四皓”。

“四人”是“商山四皓”最早的稱謂，他們的歷史本事是作為張良事跡的陪襯載于《史記·留侯世家》的，繼而被《漢書·張良傳》沿襲。劉邦“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太子之母呂后向張良求助，張良說：“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建議呂后為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后來劉邦見到“四人從太子”，認為太子“羽翼已成”，終于放棄易儲的想法。

據(jù)《陳留耆舊傳》“圈公（東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為司徒”及其他史料，“商山四皓”隱居前的身份相同，皆為“掌通古今”的“秦博士”?！稘h書·王貢兩龔鮑傳》序言記載：“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倍诮忉尅氨偬印眲钪贂r，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碧永^位后要報答四人，他們又“不受而去”。

可見，作為劉邦看重、張良推重、太子倚重的“四人”，“商山四皓”之“隱”，在秦末是避“亂”之“隱”，在漢初是避“辱”之“隱”，在定儲安邦之后是避“功”之“隱”?！半[”的行為蘊含著對時勢的精準判斷、對政見的委婉表達、對身份的自覺定位。所以在歷史本事中，“隱”主要是體現(xiàn)“商山四皓”與張良類似的政治智慧。

文史主題：“隱”作為“商山四皓”的道德情操

道德情操是史論、文學歌詠贊嘆的永恒主題?！吧躺剿酿睔v史本事的文本內容有限，恰恰為后世史論、文學對其進行形象塑造提供了深廣的想象空間；他們在政治事件中所表現(xiàn)出的對名利的明智取舍，成為歷代文人雅士津津樂道、孜孜以求的高風亮節(jié)。

《史記·留侯世家》《漢書·張良傳》提到“商山四皓”“義不為漢臣”，而“上知此四人賢”?！傲x”與“賢”這種表現(xiàn)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和品德，隨著歷史的演進，被后世賦予了更為充實的道德內涵。班固認為，四人“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揚雄在《法言·重黎》中以“四皓”為例，釋“賢”為“為人所不能”，并將其歸入“美行”之列；在《后漢書·鄭玄傳》中，孔融以“四皓”之“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為例，解釋“公者仁德之正號”，敬稱鄭玄為“鄭公”。從“賢能”到“美行”到“仁德”，“商山四皓”的形象隨著“激貪厲俗”的道德內涵的充實而更為豐滿起來。

政治智慧與道德情操兼具，“商山四皓”成為歷代文人雅士歌頌的對象是必然的。東漢崔琦《四皓頌》記載，“四皓”作歌明志，有“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之句。三國曹植以《商山四皓贊》贊揚他們，“不應朝聘，保節(jié)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的道德操守和歷史功績；東晉陶淵明以《桃花源記》抒發(fā)與他們“賢者避其世”的精神共鳴；晉皇甫謐《高士傳》描述“四皓”“修道潔已，非義不動”，“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葛洪、陶弘景還將“四皓”納入了道教神仙體系，這正是二人通過吸收儒家“忠孝”道德來完善神仙信仰理論的體現(xiàn)。

唐詩宋詞中更不乏吟詠“四皓”的篇目。白居易尤其推崇“四皓”維護禮制的政治擔當和功成身退的高風亮節(jié)，認為歷史上的巢父和許由、呂尚和伊尹，都不及“商山四皓”的操守。李白則因“四皓”“歸來商山下，泛若云無情”的達觀灑脫，表達與他們“意氣還相傾”的精神共鳴。宋代王禹偁撰《四皓廟碑文》稱，“四皓”是“知亡”“知存”“知進”“知退”的“全德者”。明清時期以樹碑、建廟、方志、民俗表演等形式為“四皓”歌功頌德更是蔚然成風，延宕不衰。

顯然，在史論與文學層累性的塑造中，“商山四皓”之“隱”，是無為有為的賢德之“隱”，是利國利民的仁德之“隱”，是富貴不淫的廉德之“隱”?！半[”的行為被賦予了修身自重、清廉自守、淡泊自適等豐富厚重的道德品質。

文化符號：“隱”作為“商山四皓”的精神傳承

圍繞“商山四皓”的隱士身份與隱逸品格，除了史論與文學作品，歷史上產生了一系列繪畫、書法、雕塑、碑刻等藝術作品，大大豐富了“四皓”文化的內容和形式。同時，由于被賦予特定的精神含義，“商山四皓”以不可分割的整體成為隱士文化的特定符號之一。在中國學者看來，成為文化符號的“商山四皓”，是政治智慧和道德情操的象征，更是理想人格和精神抱負的寄托。

“商山四皓”的“隱”，上承“古之逸民”，下啟后世歷代隱士，無疑是隱士文化精神傳統(tǒng)中的重要一環(huán)。依《小隱書》《新唐書·隱逸傳》等典籍，在具備政治能力和道德操守的前提下，與朝堂仕途的距離決定了隱士的品類，有拒聘不仕者，有仕隱自如者，也有以隱圖仕者。顯然，“商山四皓”完美演繹了“泛然受，悠然辭”的仕隱自如的最佳狀態(tài)，其生存方式最為古代知識分子所認可、推崇和效仿。

隨著古代儒道釋三教合一的文化發(fā)展趨勢，“隱”的“定路岐”“正根宗”的政治意味逐漸淡化，而“標趣味”的文化屬性得到更大程度的彰顯。儒家“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擔當精神，道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坦蕩襟懷，佛家“四大皆空”“高蹈出塵”的價值取向，共同為隱士文化提供了豐沛活潑的文化源泉，構建出“隱士”文化兼容的基本生態(tài)結構。歷史上尤其是近代以來，還出現(xiàn)了為專攻術業(yè)而離群索居的人，一般也被視為“隱士”，其中不乏在文學、藝術、學術、科技等方面取得深厚造詣的事例，他們無疑也為“隱士”注入了文化內力。由上可見，“商山四皓”這一文化符號對于“隱”這一精神傳統(tǒng)而言，是其必然產物，是其重要環(huán)節(jié)，也是其抽象表征。

在“商山四皓”從歷史事件到文化符號的演變過程中，“商山”無疑是不可忽視的地域因素。習慣上，秦嶺在陜西境內的區(qū)段稱為“南山”或“終南山”，南山在商洛境內的區(qū)段被稱為“商山”，“商山”是因其中一座形似“商”字的山而得名。早在春秋時期，通過穿越商山形成了一條連接陜西與湖北的交通要道，即商於道，秦時稱武關道，唐時稱商山道，如今泛稱秦楚古道。如果說，“四皓”選擇商山作為隱居地，是因為商山與秦都咸陽或漢長安城不遠不近的距離，便于他們實現(xiàn)仕隱自如的目的，那么，秦楚古道作為連接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通道之一，作為古代文人士子穿梭往來的必經路徑之一，在傳播四皓故事、演繹四皓文化、宣揚四皓精神方面無疑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商山四皓”作為獨特的文化遺產，促使地處“秦楚古道”咽喉的商洛成為彰顯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人格魅力、精神境界的地域載體，為講好商洛故事、講好中華傳統(tǒng)文化故事，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文化素材。對“商山四皓”文化進行系統(tǒng)、準確的挖掘整理，開發(fā)建設相應的文化品牌，為地區(qū)發(fā)展營造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氛圍，可以說符合歷史邏輯，也符合現(xiàn)實需要。因為，在“商山四皓”之“隱”這一地域性歷史事件衍生出中華民族精神傳統(tǒng)文化符號的歷史過程中，本身客觀地蘊含著一種歷史文化資源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歷史規(guī)律和歷史經驗，從而也蘊含著其在當代不斷取得新發(fā)展的現(xiàn)實可能性。

（作者系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