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時間2022年9月11日，西班牙作家哈維爾·馬里亞斯因新冠肺炎并發(fā)癥于馬德里去世，首相佩德羅·桑切斯在社交媒體上寫道：“這是西班牙文學悲傷的一天。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哈維爾·馬里亞斯離開了我們。他龐大而才華橫溢的作品將成為西班牙文學的基礎。”這位被認為是距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西班牙作家在距離自己71歲生日僅剩9天時離開人世，帶著他的桂冠與遺憾，真正成為了他所鐘愛的形象——幽靈。

“世界性”作家

馬里亞斯1951年生于馬德里，他出生的當天，父親胡里安·馬里亞斯登上去美國的飛機，因支持共和反對佛朗哥政權而遭驅逐。由于父親被禁止在西班牙國內授課，馬里亞斯的童年就在不斷的旅行中度過，他往返于西班牙、英國與美國之間，成年后又游歷法國、意大利等國家，可以說直到70年代末定居馬德里前，馬里亞斯一直在旅行。多語種的成長環(huán)境以及頻繁的跨文化旅行影響了馬里亞斯文學審美的形成。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狼的領地》寫于19歲，作家以此小說正式步入西班牙文壇，作品模仿了美國黑色幽默電影風格。轉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作品《穿越地平線》，這部小說則模仿了英國的航海冒險小說，并吸收了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元素。兩部作品與當時西班牙以現實主義為主導的創(chuàng)作風格截然不同，因此馬里亞斯初期的創(chuàng)作遭到了西班牙本土學界的批評，認為他的作品充滿了“盎格魯-撒克遜風味”而缺乏所謂的“西班牙性”。著名的馬里亞斯研究學者格羅曼認為，馬里亞斯創(chuàng)作初期的作品被普遍地低估，大多數批評家都認為《狼的領地》《穿越地平線》這兩部作品是“消遣、作家早期的文學游戲、正式寫作前的練習或訓練，同時是公認的模仿性、戲仿性、域外性和外國化的作品。這種邊緣化是不公平的，盡管這些作品還不能與作家成熟的創(chuàng)作相提并論，但它們的價值恰恰在于上述明顯的特征”。

伴隨著拉丁美洲20世紀60年代的文學爆炸，70年代西班牙文學也開始尋求改變以獲得繁榮，于是在這一時期西班牙文學與上一個時期的文學傳統發(fā)生了斷裂，西班牙的知識分子與作家開始重新思考文學傳統的方向以及應該從何處重建新的西班牙文學。而馬里亞斯帶有“世界性”的創(chuàng)作也呼應了對西班牙文學傳統進行重建的時代主題。70年代后期，隨著佛朗哥的去世，西班牙的獨裁時代宣告終結，緊隨而來的是政治和文化上的解禁，西班牙知識分子也開始努力尋找重回西方世界的文化基礎，重拾在“98一代”和“27一代”作家努力下剛剛開始萌芽的現代性。與此同時，60年代興起的后現代浪潮此時也開始影響西班牙，因此在現代性與后現代性文化的雙重洗禮中，馬里亞斯依靠獨特的個人經歷對西班牙文學的風格與表現主題都向外進行了探索，其“外域性”的創(chuàng)作成為最早和最具標志性的文學實驗之一。

馬里亞斯創(chuàng)作的這種“外域性”來源是多樣的，異國生活經歷從語言上和審美偏好上都促成了馬里亞斯創(chuàng)作風格的形成，而長期從事文學翻譯工作則對他的寫作風格產生直接影響。在完成初期的兩部戲仿性小說后，大學期間的馬里亞斯將興趣轉向了文學翻譯領域。70年代到80年代前期之間馬里亞斯翻譯了大量的英語作品，涉及莎士比亞、斯特恩、托馬斯·布朗、康拉德、?？思{、納博科夫等作家，而他翻譯的《項狄傳》也在1979年獲得了西班牙國家翻譯獎，英國皇家文學學會更是在2021年因馬里亞斯對本國與英國文學的巨大貢獻，授予其終身榮譽獎。在翻譯的過程中，馬里亞斯本人的創(chuàng)作也顯示出上述英美作家的痕跡：首先莎士比亞成為作家創(chuàng)作重要的靈感來源，馬里亞斯在許多場合中都提到了莎士比亞戲劇對他創(chuàng)作的直接啟發(fā)，如為他帶來廣泛國際聲譽的代表作《如此蒼白的心》，書名取自悲劇《麥克白》中麥克白夫人的一句臺詞；《明日戰(zhàn)場上想著我》的標題則出自歷史劇《理查三世》等，他往往能夠從這些古典文本的角落之中找到一種當代思考，沿著莎士比亞的思路討論他未曾提出的有關人的問題。而為他帶來國家翻譯獎的《項狄傳》則成為了他最鐘愛的文本之一，斯特恩敘事的含混與離題風格在馬里亞斯的小說中得到了直接的繼承。除此之外，他的三部曲小說《明日你的臉龐》被稱作是西班牙的《追憶似水年華》，破碎的敘事策略、對人物心理的細致描摹和剖析以及小說中濃厚的形而上討論也可以看到普魯斯特、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影子，再加上小說中鮮明的英式幽默和頻繁出現的旅行元素，都顯示出完全不同于此前西班牙文學的現實主義風格，也使得馬里亞斯的創(chuàng)作具有了“世界性”而在國際上受到諸多關注。1983-1985年間馬里亞斯受邀到牛津大學講授西班牙文學和翻譯理論課程，而后他將這次異國經歷寫入了自己最滿意的小說《萬靈》中，小說對個人內心的關注與探索標志著馬里亞斯小說創(chuàng)作進入成熟階段，而書中無名主人公最終從牛津返回馬德里，也標志著馬里亞斯小說在主題和內容上對西班牙本土的一種回歸，從旅行轉向內心，從外域返回故土。

對于作品缺乏西班牙性的批評，馬里亞斯始終不以為然，他表示“當我19歲出版第一部小說時，它仍屬于那個模仿的時期，對于之前的形式一半致敬一半戲仿，令人十分驚訝的是，當時的西班牙小說過于嚴肅和現實主義。我這一代的作家，出生在四五十年代，最開始除了佛朗哥主義什么都不知道，我們生在內戰(zhàn)后，對我們來說佛朗哥主義污染了西班牙的所有事物”。不難看出，馬里亞斯在創(chuàng)作上并非缺失所謂的“西班牙性”與傳統的“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而是對二者的刻意遠離。上世紀70年代的文學傳統斷裂伴隨著佛朗哥時代的結束，而馬里亞斯作為“戰(zhàn)后一代”或“最新一代”將對新的文學傳統的重構融入具有鮮明個人風格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從這個角度上講，馬里亞斯脫離西班牙的“異域性”也正是其“西班牙性”的體現，其文學上對所謂傳統的回避是作家本人對西班牙社會的批判性觀照，是重建新的西班牙文學的反向表達。

隨著馬里亞斯創(chuàng)作的成熟和國際影響力的擴大，此前的批評聲音亦逐漸減弱，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在2006年授予其院士榮譽，其后更是將他推薦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他的小說也多次獲得西班牙國家獎，被評為年度最佳圖書。從被本土文學批評界排斥到受到官方認可，馬里亞斯小說中的異國元素并未完全除去，盡管作家將小說故事的發(fā)生地點搬回了馬德里，但仍然存在著大量異國旅行情節(jié)和濃厚的外域化風格，而私人化與哲學性的敘事則更加弱化了故事情節(jié)，體現出與日常生活的遠離。對馬里亞斯小說批評觀點的轉變實則反映了西班牙文學審美的轉變，進而體現了西班牙文學在后佛朗哥時代失而復得的獨立性、開放性與現代性。馬里亞斯曾明確表示，他們這一代作家“是區(qū)分開怎樣做一個公民和做一個作家的第一代人。有的人參與游行，有的人入獄，但是當我們寫作時，我們寫的是我們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幽靈”作家

作為一個“世界性”作家，馬里亞斯的小說在主題上關注了當下人類生存的共性問題，面對混雜和變動不居的時代，作家以獨特的視角審視了人普遍的生存境況，描寫了人對自我身份進行追問的不安與窘迫。但與其他當代作家不同的是，馬里亞斯對身份的追問并未從種族、流散或性別等角度出發(fā)，而是基于他的個人經驗，從語言角度透視人的生存境況，觀察在泛語言時代，敘述與語言對人的主體性造成的質疑與解構。在他的小說中，語言既創(chuàng)造了身份，同時也剝奪了身份，而生存在語言夾縫中的人則都是在不斷敘述著的失語者。這種生存的矛盾性與存在的“間性”構成了馬里亞斯獨特的本體論哲學，赫茲伯格稱馬里亞斯的小說為“本體論的藝術”，充分肯定了馬里亞斯的創(chuàng)作中對本體論的獨特與深入思考，這些思考最終凝結在作家鐘愛的一個典型形象——幽靈——身上，他們存在而無形，無法發(fā)聲卻又無處不在。這些幽靈是馬里亞斯對超自然存在的想象，是他筆下的一個個語言工作者，同時也是作家本人。

馬里亞斯把自己小說中的人物稱作“站在陽臺上的人”，用來形容他們身處其中又置身事外的處境與立場，因此他更愿意將他們稱作敘述者而不是主人公。除去在短篇小說中出現的傳統意義上的幽靈形象外，馬里亞斯在長篇小說中將目光集中在日常生活中如同幽靈一樣的人，而這些人幾乎不約而同地都從事著與語言有關的職業(yè)，作家本人更是大膽地將這些語言工作者統一定義為翻譯者，他在一次采訪中提到這些作品與形象時說道：“在《如此蒼白的心》中，敘述者是一名譯員，傳達別人說的話，從一種語言翻譯到另一種語言，他缺乏自己的聲音。而在《明日戰(zhàn)場上想著我》中，敘述者是一個代筆作家，一個用自己的才能為別人服務的人。你甚至可以說，《多愁善感的男人》中的敘述者是一個歌劇演員，他也是一個翻譯，一個只是在朗誦別人作品的人。他們是信使，他們誰也不是，他們是幽靈。”除了上述提到的這些敘述者外，三部曲小說《明日你的臉龐》作為進入本世紀以來作家最重要的作品，也塑造了一個在英國做翻譯的西班牙間諜，《迷情》與《壞事開頭》中的敘述者則是文學編輯，而在最后的兩部小說《貝爾塔·伊思拉的黃金時代》和《托馬斯·內文森》中，馬里亞斯再一次描寫了穿梭在多語言環(huán)境中的跨國間諜?？梢哉f，馬里亞斯的每一部小說的敘述者都可以算作廣義上的翻譯，通過這些人物，馬里亞斯在小說中創(chuàng)造了一個人與語言相互依存又相互折磨的文學世界，一方面他們對語言都具有極強的依賴性，語言是他們生存的方式；但另一方面他們也都不同程度地隱身于語言之后，說著不屬于自己的語言，經歷著語言符號的異化。正如馬里亞斯所說，這些形象“放棄了他們自己的聲音”，他們忙碌于傳遞他人的信息，或者試圖監(jiān)視和了解他人的生活，卻對自己的生活漠不關心，不了解更不想了解自身，他們在傳遞信息的同時，丟失了探尋深層意義的生命激情。因此馬里亞斯稱他們是信使，而不是意義的創(chuàng)造者，他們是語言的工具，而不具有完整的主體性，他們是幽靈。

對譯員形象的塑造顯然與作家本人的翻譯經歷密切相關，作為翻譯家的馬里亞斯對語言有著特殊的敏感與思考，但有趣的是，馬里亞斯的翻譯觀與他塑造的翻譯角色的被動性截然不同，馬里亞斯認為“譯者是有特權的讀者，也是一個有特權的作家”，翻譯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寫作過程。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看到馬里亞斯小說中的翻譯形象并沒有陷入身份缺失的悲劇中，他們將自己當做一個他者，反向尋找關于存在問題的答案。而翻譯過程本身是對身份的探索方式，也象征著人在新的生存處境下被語言裹挾的普遍狀態(tài)，和試圖在語言中穿梭和轉換的努力?！八臄⑹稣呤且粋€強烈的矛盾的人物，因為他既暗示或表達了他的缺乏實體，也表達了他對肯定的執(zhí)著需求。仿佛他的自我的弱點在每一個行動或口頭的句子中都得到了加強。這個主人公炫耀他的脆弱、他的孤獨和他的不安，而且不滿足于承認它們，他把它們放在舞臺上?！币虼诉@些人物看似被身份問題所累，但最終卻又在這種既存在又缺席的狀態(tài)中找到了身份的平衡點，而這個平衡點恰恰是成為一個幽靈?！霸隈R里亞斯的文本中，真實的東西就是幽靈，活人的生活讓位給幽靈的現實?！?/p>

在馬里亞斯看來，幽靈不是一個負面形象，它揭示了當代人生存的現狀，面對當下的文化環(huán)境，身份的焦慮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對幽靈的承認則緩解了這種不可消除的焦慮，同時也從側面表達了作者對身份完整性的懷疑。另一方面，幽靈作為一種觀照生存境況的視角則更具現實意義，他代表一種“隱性的干預”，既體現了一種人在變動不居的世界面前無能為力的無奈，同時又表達了對自身狀況的關切與向外探索的欲望，因此幽靈是被動生存中的主動介入，是普遍的消極情緒中的積極追問。

“文學國王”

馬里亞斯逝世后，西班牙媒體有評論說：“2022年的9月，世界上失去了兩位君主。”受到父親的影響，馬里亞斯是一個堅定的共和派，但有趣的是他還有一個令人津津樂道的身份——“雷東達國王”?？梢哉f這是一個文學王國，與這個國王頭銜有關的一切都帶有一種文學的虛構性和隱喻性，而馬里亞斯也是通過他的雷東達王國，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學烏托邦。在他的文學世界中，真實與虛構從來沒有明確的界限，就如同這個似有似無的國家和王位一樣，馬里亞斯在真實與虛構的交叉之間，力圖用文學創(chuàng)作來揭露無所不在的秘密，尋找和展現這個世界上“時間的暗背”。

馬里亞斯所創(chuàng)造的文學世界與他的雷東達王國一樣，虛實混雜，真假難辨。從地理上看，雷東達王國真實存在，這是一個加勒比海上的微型無人小島，但這個政權卻是虛構的，國王不行使管轄權，更不具有任何權力。自被英國承認以來，這個王國共有三位國王，無一例外都是作家，而馬里亞斯也正是由于在《萬靈》中對曾經的國王約翰·高茲華斯亦真亦假的描寫而繼位為新一任國王。在這樣一個由作家當國王的王國中，真實與虛構相互交織，而馬里亞斯的小說文本同樣充滿了秘密、未知和誤解，并且作者對營造這種理解上的模糊樂此不疲。他的小說中常常出現現實中真實存在的人物，細節(jié)真實但形象卻是虛構的，此外他的許多小說在情節(jié)上極具迷惑性，常常被認為是作者的自傳性作品，但馬里亞斯本人從未承認，更特別強調了現實經歷與小說情節(jié)的區(qū)別。他曾建議讀者不要完全相信敘述者，但又曾說“我們作者應該更加小心我們寫的東西……因為我們寫的東西有時候會成為現實”。

在他的“偽小說”《時間的暗背》開篇，馬里亞斯就坦言，“我認為我沒有混淆虛構與現實，盡管我不止一次地把這二者混在一起，就像每個人一樣?！痹谶@部頗受爭議的小說中，一個叫哈維爾·馬里亞斯的作家出現在文本中，成為小說的主人公，并像此前的每一部小說一樣，用第一人稱講述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創(chuàng)作過程和日常生活，但是筆鋒一轉卻又要求讀者不要相信作者；而在《萬靈》中，無名敘述者是從西班牙到牛津大學講授西班牙文學與翻譯的大學老師，小說敘述的情節(jié)與馬里亞斯真實的個人經歷在文本中重合；在《明日你的臉龐》中，主人公的父親因朋友的背叛，被送入佛朗哥的監(jiān)獄，又與胡里安·馬里亞斯的經歷重疊。這些看似指向作者本人真實經歷的內容都被現實中的作者否認了，它們只是作者文學虛構的一部分，馬里亞斯在談到這些創(chuàng)作時也表示“事實上，我希望讀者不要注意到素材的不同來源，而是順其自然地閱讀任何內容——將它們作為小說的一部分來閱讀”。

馬里亞斯從少年時期開始寫作，一生筆耕不輟，他將敘述看作是一種生存方式，同時將小說看作是歷史的避難所，他曾表示“人的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小說的鏡子里找到的，要想了解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找到它最親密的反映，找到那些能夠生活在其中的人最秘密的心跳，就必須求助于小說”。面對變動不居的世界，小說中的虛構不再是一種文學想象，更是一種心靈的真實，因此在他的小說中，私人話語、隱秘的記憶與西班牙的社會歷史相互交織，真實與夢境、現實與想象互為表里，這種似真似幻的困惑成為了生活的本質。在這種生存的迷霧之中，馬里亞斯以個人化的視角揭露了當代人生存的不安與困惑，以及由這種不適感衍生出的文化危機，成為西班牙文學邁向后現代階段的“八〇一代”中的佼佼者。

作為當代西班牙社會最為特殊的一代人，馬里亞斯所屬于的“戰(zhàn)后一代”是西班牙從獨裁轉向民主、從傳統走向現代、從本土化走向世界性的關鍵。而出生在這一時期的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班牙當代文學的發(fā)展方向，他們經歷了佛朗哥主義的嚴酷與封閉，也經歷了70年代解禁的狂熱與迷茫，參與了聲勢浩大的“新潮派”文化運動，探討了西班牙的后現代性與全球化問題，最終以不同的文學創(chuàng)作特點回應了對西班牙文化身份與國家身份的追溯與重建。這些重大的變革在馬里亞斯的作品中都留下了痕跡，有評論家認為，馬里亞斯的小說代表著向“新西班牙”的過渡，這種過渡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馬里亞斯創(chuàng)作中對西班牙本土性與世界性的辯證體現，在濃郁的西班牙傳統與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之間，馬里亞斯的小說無疑將斗牛士和弗朗門戈的熱情帶出伊比利亞半島；另一方面，作家創(chuàng)作中作為核心主題的身份、語言、時間與記憶、個人生存與外部環(huán)境不可調和的矛盾等話題，無疑也將西班牙文學拉入了后現代文化階段整個西方文學私人化、哲學化和向內轉的話語體系之中。可以說，馬里亞斯的小說標志著西班牙當代文學的成熟，也代表著新的西班牙與過去的佛朗哥時代揮手告別。在現實中，他是一個幽靈式的作家，以超越性和旁觀者的視角審視西班牙社會，同時在文學世界中，他又是一個國王，固執(zhí)地堅持著自己的文學審美與法則，建立屬于自己的文學理想國。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西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