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偶然在豆瓣上看到有人提到西蒙娜·波伏娃曾經(jīng)閱讀（或?qū)ふ遥┌柾蕖た娺_爾的《國家與家庭》（Nation and Family）過這本書，我就一直對這事好奇。因為這兩人都是公認的20世紀女性主義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都是20世紀初生人，又都是第一代有機會受到高等教育的女性，但是兩人所走的道路不同，她們之間的相互閱讀定會擦出一些思想的火花。

西蒙娜·波伏娃

波伏娃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女性主義哲學家，一生以寫作為生。其代表作《第二性》影響了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婦女。而對阿爾娃·繆達爾，我們可能很陌生。這位瑞典的女性主義社會學家與政治家，1982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是瑞典福利國家的理論和實踐的奠基人之一，一生發(fā)表了大量的著作文章講稿及其書信，因大部分用瑞典語寫就，基本沒有被翻譯成中文，在中文世界就幾乎成了個失蹤的人物。而與本文有關(guān)的《國家與家庭》一書是用英文于1941年發(fā)表，該書在國際上的影響經(jīng)久不衰，成為女性主義的經(jīng)典。[1]

波伏娃在寫作《第二性》之時到底讀沒讀過此書？從中讀到了什么？這事在中文世界里難尋蛛絲馬跡。能夠找到一點線索的是，在她那本《美國紀行》中曾經(jīng)提到，她在美國旅行時懷抱著極大的熱情來閱讀阿爾娃·繆達爾的丈夫?qū){·繆達爾的巨著《美國兩難》，對其對黑人種族問題的分析大加稱贊。波伏娃認為，這本書談的不光是黑人問題，還包括許多美國的其它問題和歐洲的問題。在閱讀過程中，波伏娃開始思考婦女的處境問題，她發(fā)現(xiàn)，岡納·繆達爾在該書中拋出了許多非常有意思的關(guān)于黑人與婦女處境的類比，為研究兩性問題提供了思路，因此，波伏娃打定主意要寫一本與《美國兩難》同樣重量級的關(guān)于婦女的書，這就是后來舉世聞名的《第二性》。

但波伏娃當時可能并不清楚，《美國兩難》雖為岡納所著，但此書中包括著阿爾娃的思想蹤跡和理論貢獻。1934年阿爾娃和岡納合著的《人口問題的危機》出版，阿爾娃是主筆，其書的研究路徑為《美國兩難》繼續(xù)沿用。而在《美國兩難》的研究寫作過程中，阿爾娃陪伴岡納在美國進行這項大型研究，共同探討研究中的理論和方法問題，難怪波伏娃甚至認為阿爾娃的《國家與家庭》一書也是岡納·繆達爾所著。[2]

至此，波伏娃是否讀過阿爾娃的《國家與家庭》這件事好像也就沒了下文。轉(zhuǎn)念一想，故事里的另一個人物阿爾娃是否讀過波伏娃呢？這回，答案是肯定的。在關(guān)于阿爾娃的傳記和有關(guān)她的生平文章中都有過記載。[3]阿爾娃不但讀過，而且還有過評論。在阿爾娃的女兒西塞拉·伯克（Sissela·Bok)為其寫的傳記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從阿爾娃的青年時代，她就開始大量閱讀女作家的作品和婦女們的傳記，從中汲取思想力量和人生的經(jīng)驗。后來，她還在臥室床邊專門放了個書架，以便在夜深人靜時閱讀，其中包括女性主義作家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瑞典女王克里斯緹娜、柯倫泰等，她還想著說不定哪天會寫寫這些偉大的女性們，因此讀到有所思時，就會記下幾筆。還有兩位瑞典現(xiàn)代女性主義作家：愛倫·凱（Ellen Key）和依琳·瓦格納（Elin Wagner）的著作也在她的夜讀書架上，盡管在一些問題上阿爾娃與她們的觀點相左，但這并不妨礙她尊重這兩位女作家對婦女問題的關(guān)切。[4]

當然，波伏娃的一些著作也在阿爾娃夜讀書架上擺放著。閱讀了波伏娃的自傳第一卷之后，阿爾娃起初自認為她與波伏娃的生活幾乎是完全相同，仿佛是鏡中的同一人。無論是波伏娃的童年生活，還是她為了“我的生活我做主”的爭斗，與薩特的相遇然后成為共同學習工作一生的伴侶，為思考婦女生活狀況的努力，如此種種阿爾娃也都經(jīng)歷過。甚至波伏娃與薩特的那些包羅萬象的談話，也讓阿爾娃想起她與岡納的暢聊，好像一切都似曾相識！

后來，阿爾娃還買了波伏娃自傳的第一卷送給她的女兒。1959年，在她擔任瑞典駐印度大使時，在一次橫跨印度的長途跋涉之中，還不忘寫信給她女兒，信中寫道：“你如果想知道我年青時是怎么想的，受到何種指引，你只需要打開這本書讀一讀就是了?！盵5]可見波伏娃的生活與著述是如何打動了她。

然而，在1961年讀了波伏娃自傳的第二卷之后，阿爾娃開始改變了對波伏娃的看法。這一卷所寫的時間段是1929年到二戰(zhàn)結(jié)束，這一時期，波伏娃在尋找自己的自由解放的生活道路，經(jīng)歷著在生活與思想上的徘徊。如同波伏娃，阿爾娃自己也在這個大時代中有過類似青年知識女性的生活。但這次她對波伏娃開始有了疑惑，她不理解波伏娃為何那么義無反顧地放棄了個人的自由，以便用薩特的眼光來看世界，看其他的人，甚至他的情人。阿爾娃作為心理學家，開始從專業(yè)的角度來解讀這本書，發(fā)現(xiàn)它傳遞了一個主動被另一個人所征服的故事。這次，她后退一步再看，發(fā)現(xiàn)這個鏡中的波伏娃與自己并不像原來想象的那么一樣，兩人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同。

阿爾娃·繆達爾

后來，在反思自身經(jīng)歷的回憶錄提綱里，阿爾娃又盤點了自己與波伏娃區(qū)別。她認為波伏娃的童年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不像自己的家庭因生活所迫到處遷移；波伏娃對自己在傳統(tǒng)的女子學校受到的教育很滿意，而阿爾娃經(jīng)過不斷地反抗才爭取到機會完成高中學業(yè)；不像波伏娃，阿爾娃在自己真正的朋友之間不用隱藏其智識的生活。她認為最重要的區(qū)別是：波伏娃選擇了不婚不育的生活道路，但說來也很矛盾，因為她的生活和寫作受到薩特的巨大影響，多半時候?qū)嶋H是被控制的，有時是服從的，比阿爾娃更像是一種妻子的角色?；仡^再看阿爾娃的生活，她選擇了一條傳統(tǒng)的婦女生活道路，與岡納結(jié)婚、生了三個孩子，前半生以岡納的工作為主，沒有固定的職業(yè)，跟隨著丈夫東奔西走（前后兩次與岡納去美國訪學做研究，戰(zhàn)后岡納在聯(lián)合國任職，舉家遷往日內(nèi)瓦）。而后半生，直到她47歲時才接受了聯(lián)合國科教文組織邀請赴任。自此，阿爾娃以她自己的工作為主，長期與岡納在工作和生活上是分離的（她幾度在聯(lián)合國擔任高級職務(wù)，后來又擔任瑞典駐印度大使等，常駐國外）。然而，在思想上，阿爾娃從沒有成為岡納的附庸，反過來，她的存在就是岡納的精神支柱和思想的來源。

有一點我們不能忘記，對于波伏娃和阿爾娃這些第一代現(xiàn)代意義上的知識女性來說，在生活的道路上既沒有可依照的榜樣，也沒有前進的路標，因此也充滿著驚險、矛盾和機會。起初，阿爾娃所追隨的榜樣也大都是男性，那些當時所見的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偉大女性，如南丁格爾、勃朗特姐妹、愛·倫凱等人，基本都是不婚無孩的單身女性。20世紀以來，由于節(jié)育技術(shù)的發(fā)展，婦女們才有機會選擇職業(yè)而不必放棄婚姻家庭。而那些同時選擇了職業(yè)與家庭的婦女則是當時的先鋒人物，阿爾娃便是先鋒人物之一。然而，在既無書本的指南又無榜樣可循的情況下，阿爾娃對所面臨的的重重困難可以說是毫無準備。供養(yǎng)她自己和丈夫?qū){兩個大家庭的經(jīng)濟負擔自不待言，她也沒想到缺乏資金就無法堅持搞科研(盡管她在社會學、兒童心理學、政治學等方面均有卓越的研究)。另外，生育、流產(chǎn)、長期患病、家庭里的沖突等等問題，雖然不可避免，但如何將工作與家庭生活整合到一起？阿爾娃自身生活中這些痛苦的經(jīng)歷，促使她開始思考婦女生活有沒有新的道路可走。

與波伏娃獨自的徘徊不同，阿爾娃所感興趣的是與婦女們?nèi)绾喂蚕硭齻兊奶幘?。她自青年時期就積極參與婦女運動，在1930年代初，阿爾娃是剛成了的“工作婦女聯(lián)合會”的領(lǐng)導，倡導婦女同工同酬；1937年，她幫助成立了“國際職業(yè)婦女協(xié)會瑞典分會”，并擔任主席；通過該組織的活動，改變了瑞典的公民服務(wù)，使在公共領(lǐng)域工作的婦女不再因結(jié)婚、懷孕和生育而受到歧視和解雇。她心目中的婦女包括著自己家里的那些農(nóng)村婦女、工廠女工、商店店員等。她到處講演，聽眾包括從礦工家屬到監(jiān)獄里的女犯人。她感到自己與這些婦女們不斷產(chǎn)生著一種聚合在一起的力量。起初，她總認為自己和岡納在一起就會克服解決那些生活中如懷孕、住房、病痛等問題。后來，她試圖理解不同的婦女是如何處理這些共同的問題，找到哪些是她們工作與生活中最大的阻礙。在這個過程中，阿爾娃看到自身的生活與這些婦女的生活息息相關(guān)，因此，找到了一條新的道路。這一新的理解又激發(fā)出改革的計劃。

對于婦女問題，阿爾娃頭腦清楚且知識淵博。在1930年代擔任瑞典政府關(guān)于已婚婦女工作權(quán)利報告秘書之時，她就閱讀了無數(shù)的關(guān)于性別、兩性的區(qū)別、性（生理方面）、智力的測量等方面的大部頭文字。這比波伏娃早了很多年（波伏娃在1946年才開始在國家圖書館閱讀別人關(guān)于婦女的著述）。[6]阿爾娃在理論上對婦女問題的探討很早就開始了。例如，1934年，她在一個婦女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關(guān)于警惕女性氣質(zhì)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她以社會科學研究為依據(jù)來論證下面的問題：男女之間的“本質(zhì)”差異并沒有被證實，個人的性格是由環(huán)境使然。阿爾娃認為，傳統(tǒng)的女性概念建立在婦女經(jīng)濟依賴男性的基礎(chǔ)上，然后在精神上灌輸給她們一套“弱者合成物”的東西。她提出，是社會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不同建構(gòu)了“性別意識”，它是造成婦女處于弱勢地位的原因。針對當時男人必須是唯一養(yǎng)家糊口的人這一流行觀念，阿爾娃提出疑問：在20世紀這將如何實現(xiàn)？她認為，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現(xiàn)代經(jīng)濟中，假定這只有力的臂膀支持著我們，而其實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強壯。婚姻并不能保證經(jīng)濟上的安全，它不能是婦女生活的“終極目的”。在結(jié)論里，阿爾娃強調(diào)，傳統(tǒng)的“女性氣質(zhì)”無孔不入，以至于我們不知道什么是“女性心理”。她認為要找到這個“女性心理”，就應(yīng)該允許婦女“自由地發(fā)展自我”。[7]

阿爾娃的這篇論文明確提出“性別意識”是由社會建構(gòu)的，而不是生理使然的觀點。這一點與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的論斷如出一轍。但她比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年）更早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阿爾娃并沒有就此止步，她順著這個邏輯推理，既然性別意識由社會建構(gòu)，由此造成婦女的弱勢地位。那么婦女問題就不是婦女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在1941年出版的《國家與家庭》一書中，阿爾娃在最后一章中專門論述了這一問題，這章的標題為“一個性別：社會問題”，這一個性別就是女性。在這一章里，她反復論證“女性這個性別是社會問題，一個女人無論是青年還是老年，不論婚否，不論妻子工作與否，都可能是個問題?！盵8]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

阿爾娃與波伏娃不同的一點是她不但提出問題，而且一直在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對于個體的自由與解放，阿爾娃認為可以通過啟發(fā)覺悟、推廣知識等辦法來改變男女公民的生活狀況。但她深知，如果沒有全面廣泛的社會改革來保證每個人都能獲得工作、住房、教育、公費醫(yī)療、兒童、老人的護理等，上述的改變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于是，阿爾娃將婦女問題，提到一個需要宏觀政治來解決的社會問題的高度。阿爾娃的這些思想后來都寫進了她和岡納合著的《人口問題的危機》一書，該書在1934年發(fā)表，針對瑞典人口斷崖式的下降，提出全面的改革措施，被譽為瑞典和北歐福利國家的宣言書。

如同許多20世紀早期的女性主義思想家，阿爾娃認識到當代的這些性別規(guī)范都是以男性為中心來制定的，在這一點上，阿爾娃及稍后波伏娃的研究發(fā)現(xiàn)是一樣的。而阿爾娃的理論貢獻是將婦女和男人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在大家面前，將性別問題提到政治的高度，通過社會改革，使現(xiàn)代社會的公共領(lǐng)域不僅適合男性，而且要適合婦女與兒童。在為婦女和兒童打開公共領(lǐng)域的同時也為男性打開私人領(lǐng)域。這一點，可能是波伏娃的理論所未能涉及的領(lǐng)域。

注釋：

[1]見閔冬潮“阿爾娃·繆達爾的‘福利國家宣言’：人口危機與社會再生產(chǎn)”載《澎湃新聞》2022-3-27。

[2]見Hirdman, Yvonne, translated by Schenck, Linda, Alve Myrdal: The Passionate M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2008，p398.

[3]見 Bok, Sissela（1991），Hirdman, Yvonne（2008），Ekerwald, Hedvig, “Alva Myrdal: Making the Private Public”, in Acta Socioloica, 2000, Vol.43, No.4 pp. 343-352.

[4]Bok, Sissela Alva Myrdal, A Daughter’s Memoir, Perseus Publish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1，p.110.

[5]Bok, Sissela Alva Myrdal, A Daughter’s Memoir, Perseus Publish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1，p.110.

[6]見Hirdman, Yvonne, translated by Schenck, Linda, Alve Myrdal: The Passionate M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2008，p.252-253.

[7]Jackson, Walter A, Alva and Gunnar Myrdal in Sweden and America, 1898–1945, Unsparing Hones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1, p.220.

[8]Myrdal, Alva, Nation and Family,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tic Family and Population Policy, M.I.T. Press, USA, 1968. p.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