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趙樹理研究在當前的四個發(fā)展空間：第一個，政治文化空間，即將趙樹理研究置入一個大的政治歷史層面，并認為只有如此才能確立趙樹理作為現象級經典作家的位置。第二個，對老中國及現代中國民間價值譜系的承續(xù)。第三個，在構建人類文明共同體的背景下，強勢文化、中心文化與弱勢文化、區(qū)域文化的關系。第四個，對現實主義形態(tài)的重新認知與肯定。

關鍵詞：趙樹理 政治文化 民間價值譜系 中心文化與區(qū)域文化 現實主義形態(tài)

近些年來，因為各種機遇與原因，趙樹理研究在學界開始持續(xù)升溫：其一，或以史料為據，還原歷史語境，試圖賦予趙樹理以新的歷史風貌；或從今天的現實高度，重新認識趙樹理在歷史節(jié)點上的文學史意義，這些，似乎都更側重于對趙樹理研究的“史學”意義。其二，或在區(qū)域文化、革命敘事、民族特色、文學接受等趙樹理研究中的傳統(tǒng)主題范疇內予以新的深化與細化，從某種程度而言，這些，似乎更側重于在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范疇研究趙樹理并因此試圖提供對今天文學創(chuàng)作的借鑒作用。在我看來，今后的趙樹理研究，有四個發(fā)展空間是值得我們給以關注的。

第一個，是政治文化空間。趙樹理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為政治服務的，這是學界多年來對趙樹理文學創(chuàng)作意義的一個基本判斷。趙樹理自己也說，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第一個是政治上起作用，第二個是群眾愿意看。圍繞著這一判斷及趙樹理本人對此的主觀表達，學界或在延安文學時代及共和國十七年文學時期都對他給以高度認可，或在1980年代中期的“重寫文學史”浪潮中給以基本的否定。然而，伴隨著1990年代中國市場經濟大潮洶涌下文學的邊緣化現狀，伴隨著文學與政治關系在特定歷史語境中及學理辨析中的糾纏不清，隨著文學與政治關系這一命題的懸擱趙樹理文學創(chuàng)作與政治的關系也就伴被漸漸淡出研究的視野。那么，為什么在今天還要重新提出趙樹理文學創(chuàng)作在政治上的積極意義呢？

第一，我以為我們對趙樹理文學創(chuàng)作與政治關系的認識，受當時文學研究水準及趙樹理本人的主觀表達，一直被局囿在具體的政治方針及策略的層面，如趙樹理所說，寫《地板》是為了配合當時幫助農民厘清土地與勞動關系的認識，寫《登記》是為了配合新的婚姻法的貫徹執(zhí)行等等。然而，如果我們把其放在一個大的政治歷史層面上，則不然。第二，能夠從揭示人的生存與精神生態(tài)的層面，實際地應對一個時代的主要的價值危機，并以此介入社會現實并影響社會現實發(fā)展，是現象級經典作家所應具備的核心屬性。

下面，我分別來談?；氐降谝粋€話題，我談談我們要把對趙樹理的研究，放在一個大的政治歷史層面上所具有的的方法論意義。今天的中國，大致經歷了三個大的歷史發(fā)展階段：一個是具有超穩(wěn)定的社會結構的幾千年的老舊中國階段；一個是從南邊進入的以英美為主體的資本經濟模式，即民國時代；一個是從北邊進入又試圖被中國化的俄蘇模式及其變革，即1990年代之前的根據地形態(tài)及共和國形態(tài)?，F在，當這三個歷史階段依次過去，中國開啟一個新的百年征程的時候，當中西方歷時性演化的各種形態(tài)在今日中國以平面性的共時性形態(tài)呈現之時，對既有歷史經驗價值資源的審視與借鑒，就成為應對今日發(fā)展之必需甚至是急需。趙樹理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其時在國人中占主體的農民及農民文化作為自己敘寫的主要載體，而在農民及農民文化身上，既沉積著幾千年老中國的基因，又體現著這一基因與資本經濟形態(tài)、社會主義經濟形態(tài)的沖突。趙樹理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老中國形態(tài)雖衰敗但仍根深蒂固及資本經濟形態(tài)的弊端或局限在中國日顯之時，通過對新型的根據地生活的書寫，對前述的這些衰敗、弊端或局限構成了批判與對抗，如他的小說以農民物質上的翻身與精神上的覺醒，以及新型的人與人的關系等等，既批判農民身上的老中國形態(tài)，也以此對抗其時資本經濟形態(tài)區(qū)域中對農民的盤剝與漠視，也以正在形成或生長的新型的農民的精神形態(tài)美學趣味來對抗資本經濟形態(tài)孕育出的精神形態(tài)美學趣味，等等，并因之形成樹理式的文學敘事風格并以趙樹理方向名世。趙樹理的文學創(chuàng)作，其一個更主要的特征則是，當被中國化的俄蘇模式在中國初見雛形之時，他即敏銳地發(fā)現了其內在的矛盾并予以深入鮮明地揭示，當這一雛形日益完備之時，其內在矛盾亦日益尖銳之時，趙樹理對這一內在矛盾的揭示與批判的意義，也就日益彰顯，這集中地體現在他在創(chuàng)作中著重于對新型政權中壞人形象或官僚形象的塑造與批判上。這在我們今天回望初心時，尤其重要。當上述三個社會模式的形態(tài)，在今日中國仍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存在之時，趙樹理文學創(chuàng)作的現實意義與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這就要接著說到趙樹理文學創(chuàng)作在政治上的積極意義的第二點了，那就是，現象級經典作家的一個核心屬性，是能夠從揭示人的生存與精神生態(tài)層面，實際地應對一個時代的主要的價值危機，并以此介入社會現實并影響社會現實的發(fā)展，其介入、影響的程度，是衡量一個作家品位的重要尺度。如果只是某一個歷史時代的“活化石”，而不能超越原有時代構成對新的時代的意義，或者只能在某種情感形態(tài)上精神形態(tài)上引發(fā)當代人的共鳴，而不能應對新的時代的主要的價值危機，并以此實際地介入、影響到當代生活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中去，那么，這可能會是一個優(yōu)秀甚至非常優(yōu)秀的作家，但不能達到現象級經典作家的品位。2021年是紀念魯迅誕生140周年的一個節(jié)點，國內舉辦了各種對魯迅的研究活動。我注意到在這些活動中，學者們多提到研究魯迅的現實意義與價值。譬如王曉明就在多次的學術講演中強調過，早在1920年代，當時的青年左派就鼓吹過：時代已經發(fā)展到了一個阿Q死去的時代，魯迅也因之成了“封建遺老”。但時至今日，我們分明看到，阿Q、華老栓、夏瑜、孔乙己等等魯迅筆下的人物，現在還仍然活生生地生活在我們身邊。①王曉明還提到，新世紀之后，青年一代又提出，不能與青年一代對話的魯迅研究將失去其研究的現實意義，這也說明著對魯迅研究的現實召喚。我覺得，以此套用于今天的趙樹理研究，也是如此。洪子誠教授有一篇文章《〈在有夢的地方做夢，或敵人……〉：教義之外的精神經驗承擔》談他閱讀法國作家阿拉貢于1960年代初所寫《在有夢的地方作夢，或敵人……》這本書的體會。其中著重談了我們應該如何反思自己真誠地走過的道路，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遇到的挫折。②我的理解是，一個是夢的有無，一個是在有夢的地方做夢，一個是如何面對這夢在實施過程中，自身所產生的敵人及這敵人所造成的夢的挫折。這些，對于我們今天通過研究趙樹理，如何回望我們曾經的時代及因此如何應對我們今天的時代，都是極具現實性的啟示意義的。當然，因為我沒有看過阿拉貢的這本書，也許我對洪子誠教授文章的理解是一種誤讀。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把對趙樹理的研究，放在一個大的政治歷史背景下，從而使這一研究產生新的當下的時代意義。趙樹理在中國歷史進程中政治版圖下的文學定位及在這一定位下的趙樹理文學創(chuàng)作的范式，趙樹理筆下生活、人物在當今生活中以各種形態(tài)“復活”的形態(tài)及其當代價值，趙樹理在1960年代初，當虛泛的華麗的“頌歌”“戰(zhàn)歌”甚囂塵上之時，以自身倔強的不入時流的《實干家潘永?！返茸髌返膭?chuàng)作站位來介入現實，等等，這些，都會給我們今天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新的時代啟示，也是我們將趙樹理置入大視野下的政治歷史文化層面重新進入，給以研究的當下意義之所在。

第二個發(fā)展空間，是我們在今天力倡弘揚民族文化傳統(tǒng)時的民間價值譜系承續(xù)。中國古代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大而言之有三大價值譜系，即廟堂、士大夫、民間。民間價值譜系其根本核心是個體感性生命價值本位。其在古代文學世界里，始自《詩經》，途經漢樂府、小李杜、柳永等，終至《紅樓夢》。譬如《詩經》中的《東山》：將士征戰(zhàn)歸來，不是衣錦還鄉(xiāng)的喜悅，卻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兮，雨雪霏霏”的感傷?；咎m應征，不是為了國家民族，而是為了老父親，所以，得勝歸來，東閣門西閣床的女兒妝要高于“尚書郎”高于“賞賜百千強”。在賈寶玉的心中，則女孩子瞬間的悲歡，遠遠比賈府的命運更為重要。正是如此，在廟堂、士大夫、民間三大價值譜系彼此消長的張力中，民間價值譜系既是幾千年老中國文化的源頭，又給幾千年的老中國畫上了句號，并以此標示了自己在民族文化構成與發(fā)展中的根本性存在，作為統(tǒng)領與治理社會結構的廟堂文化、作為在價值形態(tài)上支持對社會結構的統(tǒng)領與治理的士大夫文化，相較民間文化，雖更具統(tǒng)治地位，但這二者卻是立足于民間文化的基石之上并隨之而不斷地調整與發(fā)展自己的，因為對社會結構的統(tǒng)領與治理，畢竟要順從于民間的基本生存。這一老中國的民間價值譜系，在老中國結束后步入現代中國之時，在歷史與邏輯層面，必然地與五四時代“人的文學”相銜接。如周作人在作為五四精神標幟的《人的文學》中所說：“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

五四時代“人的文學”，其“人”是以個體生命為本體的。雖然其載體多為現代知識分子（就如同老中國的民間價值譜系，其載體唐代之后也多為不入正宗廟堂、士大夫價值譜系的讀書人），但其價值站位則是以個體感性生命為本位。就這一價值站位形態(tài)而言，其價值譜系仍可視為民間價值譜系的現代延伸及現代體現，這只要與那些以家國、民族、階級等等“整體”利益至上的現代知識分子相比較，即可明了。這一現代民間價值譜系的代表是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冰心、老舍、曹禺、張愛玲、梁實秋等等。只是他們一方面要控訴作為群體意識代表的舊禮教以“仁義”名義對“個人”的吞噬，如魯迅筆下的狂人，一方面也要控訴資本經濟以金錢赤裸裸地對“個人”的損害，如老舍筆下的祥子、月牙兒，曹禺筆下的陳白露，張愛玲筆下的曹七巧等等。

趙樹理的偉大則在于，他并不僅僅是在民族化、通俗化、大眾化的形式上，更是在以個體感性生命為價值本位的實質上繼承了古代民間價值譜系，并將這一古代民間價值譜系延伸、融入到五四“人的文學”之中，并且將五四時代“人的解放”從城市青年階層實際地在物質追求、精神追求層面，擴展到了最為廣大的農民階層。趙樹理可貴的獨特之處更在于，在此基礎上，他在延安社會模式及其后的共和國社會模式中，將古代以個體感性生命為價值本位的民間價值譜系、將五四時代以個人為價值本位的人性、將以階級為價值本位的人民性、將以“整體”利益為價值本位的黨性及新的國家利益為價值本位的國家權力做了最大限度的融合，并在創(chuàng)作中不斷調整這四種價值譜系富有相互關系的，固守著力求適應這種張力的不斷發(fā)展著的民間價值譜系，并在這種固守與適應中，對這一張力的變化，對調整這四種價值譜系的相互關系，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在這一固守與適應中，趙樹理是從民間價值譜系這一角度進入到人性、人民性、黨性層面的。在這一進入過程中，一方面，趙樹理以人性、人民性、黨性觀照、改造原有的民間價值譜系，同時，又立足于發(fā)展著的民間價值譜系實際，有限度地接受這種觀照、改造。另一方面，趙樹理又以此立足點，對人性、人民性、黨性提出不同的要求與希望。你只要看看，同樣的一種傳統(tǒng)女性形象，在三仙姑、小飛娥、小腿疼身上的不同體現，對此即可了然。也正因此，學界常常用農民代表、知識分子、黨的干部這三重身份來概括趙樹理的寫作身份，但這三重寫作身份，在趙樹理的身上，卻不是均等地靜止地體現著，且趙樹理的寫作身份，可能也還存在著用另外的概念、范疇予以概括的可能。當今中國面臨著各種人文思潮彼此消長、對話、對立的現實，趙樹理所代表的民間價值譜系，在這一現實中，有著不容忽視的價值并且有著重新給以認識與評判的必要，特別是在以弘揚民族文化傳統(tǒng)來講好中國故事之時。

第三個發(fā)展空間。在構建人類文明共同體之時，民族文化如何具有全球性，區(qū)域文化如何具有共同性，如何避免誤入后殖民的窠臼，趙樹理在這方面的經驗，在今天也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

其一，不以強勢文化、中心文化的標準為標準，更不以其為效仿與追求的目標，不因此而失去自己的主體性。趙樹理最初創(chuàng)作時，五四時代的文學是其時文壇的強勢文化、中心文化，但趙樹理并不以此來規(guī)范自己的創(chuàng)作，及至丁玲等為代表的五四譜系的作家在根據地文學領域一度占上風時，趙樹理也依舊并不相從，甚至公然聲稱不入文壇而以文攤自居，這已是學界共識，不須饒舌。需要提及一點的是，趙樹理其實與根據地實際的主流文學也并不相一致，這是其在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在共和國文壇日益被邊緣化的內在原因。無論是代表根據地文學實績與高度的斯大林文藝獎，還是代表共和國十七年實績與高度的八大紅色經典，都與趙樹理無緣。但趙樹理卻據此獨立性而歷經幾度大浪淘沙而仍巍巍屹立。

其二，不以強勢文化中心文化為效仿標準，但又必須以自身與強勢文化中心文化構成對話性，其對話性，在于應對了強勢文化中心文化所面臨的價值危機。只有這樣，才能位居一隅卻又超越一隅，立于歷史的潮頭又站在時代的峰頂。趙樹理文學創(chuàng)作民族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成功之于五四白話文學所面臨在大眾化中進一步發(fā)展的危機是這樣，其對延安文學在轉型中奠基為廣大民眾所能接受的新的文學的時代需求也是如此。即使共和國建國之后，雖然趙樹理屢屢返鄉(xiāng)，但卻長居北京，特別是他立足的是底層的民眾，關注的卻是政治中心的風云。最為典型的莫過于他在1950年代后期給《紅旗》雜志的長信。

其三，如是，趙樹理從始至終，可以說，既不在中心，又在中心，這樣的一種互為主體的主體間性關系，趙樹理對之的認識，頭腦是清醒的，對之的實施，是極為自信的。這種清醒與自信，是我們將中國故事推出國門時所應學習的，是我們思考將區(qū)域故事讓全國聽到時所應光大的。

第四個發(fā)展空間，寫實。趙樹理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寫實的。其特點有這么幾個。

其一，是細節(jié)的真實，這種真實，既是生活的真實，也是歷史的真實，我們可以將之稱為具有“史性”的生活真實。這特別突出地體現在其對當時那個時代關涉人物命運的物質形態(tài)的敘寫上。在這方面，你會很吃驚，一向反對西方風景細描、心理細描而以白描著稱的趙樹理，一旦寫到這方面，則不惜筆墨，將那些體現關乎個體生活的物質形態(tài)的數字大段大段地如實寫來。譬如孟祥英的勞作業(yè)績，譬如馬多壽在入社時對自己利益的精打細算等等。這固然體現了趙樹理是從“個人”出發(fā)走向“整體”的，是從“人性”走向“人民性”的，但從寫作方法考察，讀到這些，你還是會不自禁地想到恩格斯對巴爾扎克的評價：在他的小說中，“甚至在經濟細節(jié)方面所學到的知識，也要比當時所有職業(yè)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tǒng)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③

其二，是在細節(jié)真實的基礎上，努力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呈現出來的符合“史性”的生活的真實。除了偶爾的《小二黑結婚》結局這樣的以觀念來改寫符合“史性”的生活的真實的敗筆外，趙樹理的文學創(chuàng)作，幾乎都具有著“史性”的生活的真實，以至于類似《孟祥英翻身》《實干家潘永?！返鹊龋闵踔炼伎梢詫⑵湟暈閳蟾嫖膶W作品。

其三，正因為趙樹理小說以寫實而“直觀事物本質”，所以，趙樹理小說的意旨，往往是超越于作者的寫作意圖的，也超越于各種解讀者依據其時各自的理論、認識而對作品所作的解讀。這是趙樹理的文學作品初看很土，主題表面看，似乎也簡單明了，但卻能夠經得起歷史滄桑的檢驗，讓讀者伴隨著歷史的進程看到他有新意的魅力所在。譬如他的《鍛煉鍛煉》當“整體”以神圣名義來剝奪“個體”利益之時，以自私本性來體現對自身利益護守的“小腿疼”，以青春激情來體現國家利益并對個體施以粗暴的楊小四等等，就都給后人以多種解釋的可能。譬如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十里店》——早已超越了是否寫與黨內走資派作斗爭的其時的時代性主題，而是與趙樹理一貫的站在民間價值譜系立場上，書寫體現了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新的政權新的社會形態(tài)所產生的新的內部矛盾內部沖突的寫作追求相一致。

其四，趙樹理的這種寫實，是基于傳統(tǒng)中國民間價值譜系，卻又經過五四時代人的文學的洗禮，經過延安時期文學、共和國文學及人民文學的洗禮，所以，有著非常厚重的歷史意蘊與深刻的思想內涵。

勿庸諱言，今日中國，封建遺毒，資本力量，引發(fā)了國內社會結構價值形態(tài)的沖突與動蕩，特別是資本力量，對原有的價值形態(tài)的顛覆性不可小覷。從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變遷與文學結構的變遷具有同構性的文學社會學的原理出發(fā)，誕生于以資本力量摧毀傳統(tǒng)社會這一歷史時段的西方批判現實主義在中國的現實意義的不容低估。雖然在一味求新的浪潮中，文壇曾一度將西方的批判現實主義視為過去時，而朝著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迅跑，但幾經歷史風雨的淘洗，我們終于又從觀念的天空回到了現實的大地。西方的浪漫主義，推崇在一切原則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原則，那就是個人。西方的批判現實主義，是經過了西方浪漫主義的洗禮，意在對現實中那些阻礙、損害個人的社會結構、人性陰暗進行探索與批判。這樣的批判現實主義，對于經歷了人的文學、人民文學洗禮之后的中國文壇，可謂適逢其時，而絕無過時一說。趙樹理的寫實，與西方批判現實主義堪有一比，那或許可以成為當今中國文壇所最急需的最值得繼承、借鑒的創(chuàng)作資源。

要而言之，今后的趙樹理研究，應該更多地與今日中國的社會變革之需，與中國文壇反映大時代之需相聯系，并在這種聯系中，彰顯研究的時代意義。

注釋：

①參見王曉明《魯迅對于今天的意義（上）》，《名作欣賞?上旬刊》2021年第7期。

②參見洪子誠《〈在有夢的地方作夢，或敵人……〉：教義之外的精神經驗承擔》，《讀作品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③[德]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中共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684頁。

[作者單位：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