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時代里的浪漫主義文學的抒寫1(上)
內(nèi)容提要:對于浪漫主義的定義長久以來均莫衷一是,我們無法確定一個具有權威性和說服力的說法,但浪漫主義的影響與流傳卻讓我們無法忽視這一重要且深刻的思潮。本文的立足點是試圖闡釋在浪漫主義歷史行進過程中與“革命”的有機聯(lián)系,從法國大革命對浪漫主義的影響,來談浪漫主義的本質(zhì)特征、價值理念,及其與現(xiàn)實主義的關聯(lián)性;另一方面從俄羅斯移植歐洲浪漫主義開始,談及蘇聯(lián)“革命浪漫主義”對其的借用與變異。
關鍵詞:浪漫主義 雨果 革命浪漫主義 現(xiàn)實主義
事實上,關于浪漫主義的著述要比浪漫主義文學本身龐大,關于浪漫主義之界定的著述要比關于浪漫主義的著述更加龐大。這里存在著一個倒置的金字塔。浪漫主義是一個危險和混亂的領域,許多人深陷其中,迷失了,我不敢妄言他們迷失了自己的知覺,但至少可以說,他們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浪漫主義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場運動,改變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對我而言,它是發(fā)生在西方意識領域里最偉大的一次轉(zhuǎn)折。發(fā)生在十九、二十世紀歷史進程中的其他轉(zhuǎn)折都不及浪漫主義重要,而且它們都受浪漫主義深刻的影響。
需要補充的是,浪漫主義并非單單具有歷史學的意義。今天的很多現(xiàn)象——民族主義、存在主義、仰慕偉人、推崇非人體制、民主、極權主義——都深受浪漫主義潮流的影響,這種潮流流布甚廣。就此而論,它并非一個與我們時代毫無干系的主題。
——以賽亞?伯林 《浪漫主義的根源》
一
作為現(xiàn)實主義之父兄的浪漫主義,無論是社會政治史,還是文學史,給浪漫主義進行規(guī)范性的定義,都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如果說現(xiàn)實主義有時會呈現(xiàn)出“無邊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象,那么,浪漫主義從其發(fā)生期就呈現(xiàn)出了“無邊浪漫主義”的形態(tài),而且一直到今天,在世界文學理論的范疇里,誰也無法將它定義成具有共識、權威和說服力的文化思潮內(nèi)涵和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方法。
我們且不從文化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廣義層面來分析浪漫主義的特征,單就其狹義浪漫主義的文學藝術特征來說,三百年來人們也無法對其進行準確的學理性和學術性的定性和定位,因為你如果按照慣性的閱讀經(jīng)驗來進行判斷,許多作家的歸類就無法準確定位,亦如我在青年時代讀雨果的作品時,一直把他當作一個最偉大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來看待的,但是,歷史上的一切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又都把他當作一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先驅(qū)作家供奉在先賢祠之中。關于這一點,我在下文中還要繼續(xù)闡釋關于這個理論“悖反”的文學現(xiàn)象。
不過,倘若從一個更加廣義的角度來對浪漫主義進行并不嚴謹?shù)挠∠笫礁爬?,那么,六百年前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就以“傳奇性”創(chuàng)作出了舉世矚目的偉大作品,人們早已把它作為一種浪漫傳奇故事寫進了文學史中。即便它具有巨大的反諷意味,且對人物脫離現(xiàn)實生活的浪漫描寫進行了無情的戲謔,但是這種看似反浪漫的小說正是通過傳奇性、抒情性和詩性的表現(xiàn)形式獲得了 “與風車作戰(zhàn)”這類虛擬故事建構與人物描寫勝利,完成了初期原始浪漫小說的塑型。所以,我一直把這種佯謬式的騎士傳奇小說當作浪漫主義小說的先驅(qū)。前幾年讀布魯姆分析小說的巨著《小說家與小說》,看到他在“導言”一開始就提出了長篇小說“浪漫傳奇”問題,果然也是從塞萬提斯說起:“自問世之日起,長篇小說的面目便是散文體浪漫傳奇的孝子,不過如今浪漫傳奇已經(jīng)報了一箭之仇,長篇小說貌似已死,流浪漢小說(以各種奇怪的喬裝改扮)得以重生。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中大肆嘲弄浪漫傳奇的形式,并驅(qū)之如鬼魂,但從馬克?吐溫開始持續(xù)到現(xiàn)在,塞萬提斯的影響已經(jīng)發(fā)生了逆轉(zhuǎn),愁顏騎士所承載的戲仿與幻覺效應超越了主宰其創(chuàng)作生涯的現(xiàn)實主義與自然主義?!?
雖然塞萬提斯本人不屑于浪漫主義,但恰恰他的作品中就具備了浪漫的基本元素,毫無疑問,浪漫主義的陰魂不散,它流布在世界各國各個時期的作家作品之中,布魯姆說得不錯,它的風格還在,只不過是經(jīng)歷了一場“變形記”,如今已然滲透了“現(xiàn)代派”的元素,這也就使得“戲仿”和“幻覺”的藝術手法超越了“現(xiàn)代性”的現(xiàn)實主義和自然主義,讓浪漫主義獲得了新生。回眸近四十年來中國小說從“現(xiàn)代派”爭論后的“先鋒小說”創(chuàng)作開始,我們可以找出大量“戲仿”“幻覺”和“佯謬”元素的后浪漫主義小說文本,不死的浪漫主義不像奧秘克戎病毒那樣具有很強的傳染力,但是,作為一種隱形創(chuàng)作手法還是被廣泛運用在許多作品當中的,不僅是虛構的小說,同時也存在于戲劇、散文和詩歌文體當中。當然,如果僅僅從廣義的抒情、傳奇的印象來歸納浪漫主義的特征,難免缺乏學理性和學術性,然而,能夠梳理出一套有體系且令學界折服的理論概念與藝術范式的著述,以我有限的學識和查閱資料的局限而言,目前還沒有見到過這樣專門的理論文獻。盡管像恩斯特?貝勒爾那樣的《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理論》著作很有學術深度,但是用它來闡釋許許多多浪漫主義作家作品,就會雖得捉襟見肘。同樣,如果你去套用《大不列顛大辭典》和各種“關鍵詞”那樣的工具書給出的詞條來對應浪漫主義作品,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
二十多年來,在閱讀了大量的浪漫主義理論著述后,我越來越對其定義的混亂與理論的悖反感到無所適從,?;罄ьD。因此,我十分同意邁克爾?費伯在《浪漫主義》一書中開頭第一章《“浪漫主義”的含義》中的判斷:“至少自19世紀20年代以降,浪漫主義的定義已在學術界和新聞界經(jīng)歷了廣受關注、熱度突降、小修小補、重見天日、遭人模仿、被人遺棄、東山再起、最終塵埃落定,又從死亡邊緣涅槃重生的無限循環(huán)。才智過人的歷史學家A.O.洛夫喬伊在1924年的經(jīng)典之作《論諸種浪漫主義的區(qū)別》一文中聲稱‘浪漫主義’(Romanticism)一詞意義如此駁雜,以致其自身已習慣對使用‘浪漫主義’這一術語的文學流派或文學運動進行了研究,一個英國的,一個德國的,一個法國的,卻發(fā)現(xiàn)這三者沒有任何共同特征?!?所以,我以為這種無法定義的浪漫主義只能被大家認定為“諸種浪漫主義”了,然而,讓洛夫喬伊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他寫這篇文章的十年后,還有一個蘇式的浪漫主義誕生了,而它的發(fā)揚光大卻照耀在中國文學的版圖上。
因此,本文的立足點是試圖闡釋在浪漫主義歷史行進過程中與“革命”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我打算從兩個切入點來談這個復雜的問題:上部分是從法國大革命對浪漫主義的影響,主要是以雨果的作品入手,來談浪漫主義的本質(zhì)特征、價值理念,以及與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關聯(lián)性。下部分是從俄羅斯“黃金時代”的普希金們在繼承移植歐洲浪漫主義文學時開始著眼,進一步探究俄式浪漫主義如何被20世紀30年代蘇聯(lián)作協(xié)規(guī)約成另一種新的創(chuàng)作方法后,被中國文學界的“左聯(lián)”借用并形成新的“革命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同時對它給共和國文學前三十年帶來的巨大影響和后四十年帶來的無情拒絕,予以客觀評價。當然,因涉及的主題繁雜,這將在另一篇文章中予以討論,我之所以提前說出來,就是強調(diào)浪漫主義的變異性在共和國文學史的某個階段的重要性,以及它在當今共和國文學中所處的位置。
二
無疑,只要你讀過丹麥批評史家勃蘭兌斯那一套《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叢書,你就會清楚地看到德、英、法這三個國家對浪漫主義的認知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我不想過多地糾纏在這個浪漫主義名詞源自德國的理論,雖然,勃蘭兌斯說出的金句令人深思:“誰會相信現(xiàn)實主義的德國從前曾經(jīng)是一個浪漫主義的德國呢!”所以,勃蘭兌斯對迷戀哲學的德國人發(fā)出了由衷的感嘆:“——然而,正是這個民族,曾經(jīng)一度迷失在浪漫主義的沉思和夢幻之中,把哈姆萊特當作他們的代表。哈姆萊特和俾斯麥!俾斯麥和浪漫主義!……隨著他的出現(xiàn),政治取代了美學?!?毫無疑問,德國人是把浪漫主義和政治哲學聯(lián)系起來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浪漫主義并不是受到普遍歡迎的,因為它甚至成為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依據(jù),正如《文學的絕對——德國浪漫派文學理論》一書譯者李伯杰描述的那樣:“在整個十九世紀的文學史法庭上,德國浪漫派大多無異于過街老鼠,無論左與右、進步與保守、革命與反革命,基本上是人人喊打。他們從反叛浪漫主義,回歸‘古典文學’的大師那里找到的理論依據(jù)能夠說服后來的讀者嗎?”5雖然有歌德那句名言“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態(tài)的”作為理論支撐,卻無法阻擋許多理論家和批評家對歌德作品浪漫主義抒寫的闡釋;同樣,海涅也在其浪漫主義著作《論浪漫派》里對其“大加撻伐”,卻也無法阻止后人將他的詩歌也列入浪漫主義文學史的序列之中。這是為什么呢?
當人們發(fā)現(xiàn)青年人對浪漫主義情有獨鐘時,我們雖然不能用達爾文的進化論來對其做出合理的解釋,但是,我們不能忽略的一個巨大政治哲學背景是:浪漫主義反叛“古典主義”的本質(zhì)就在于它與啟蒙主義的勾連,對此施萊格爾有著詳盡的分析,本文不再贅述。而我尤其感興趣的是這個浪漫主義運動具有的啟蒙元素,因為“按照這樣的思路,浪漫主義理論通常被認為是由康德、費希特和謝林所發(fā)展,并應用在詩歌領域的學說。黑格爾則嘗試把這個詮釋刻印在我們對浪漫主義的理解上”6。那么,啟蒙主義對文學藝術的要求就在施萊格爾的“斷想”中得以體現(xiàn):“詩的大部分內(nèi)容都與生活藝術和人的認識有關。有鑒于此,道德怎么可能僅僅從屬于哲學!”“誰如果進到了人性的中心,就是一個真正的人?!雹呒热焕寺髁x與啟蒙相關,那么,從價值體系上來說,以“人”為中心的浪漫主義運動不僅僅是政治訴求,也是浪漫主義文學藝術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我們觀察哪一國的浪漫主義文學主流和分析任何一部浪漫主義的作家作品,都有了一個較為恒定的坐標系。準此,我們才有可能不忽略浪漫主義與“革命”產(chǎn)生的不可分割的關系。
我們知道,浪漫主義一詞的出現(xiàn)正值敏感的法國大革命時期,“早期浪漫主義對革命的認同態(tài)度——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對法國大革命的認同態(tài)度——則把早期浪漫主義思想與歐洲古典主義的各種形式鮮明地區(qū)別開來。那個時代的人都自然而然把早期浪漫主義派在批評學中的創(chuàng)新嘗試描述成一場‘革命’,所指的當然是一場‘批評學’和‘美學’的革命”。8亦如英國人強調(diào)其“革命性”時所言:“浪漫主義也展望未來……它培養(yǎng)了對被壓迫者的同情之心……并且期盼一種新的制度,一個烏托邦。就是這樣,它將自己與革命傾向聯(lián)系在一起?!?無疑,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我們可以看出法國大革命產(chǎn)生的種種歷史性的后遺癥,正如拜澤爾在《浪漫的律令》“前言”所言:“理解早期浪漫派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是它與德國啟蒙運動復雜及曖昧的關系?!薄八麄儗嶋H上依然是18世紀的孩子,是啟蒙之子?!币驗?,它的宗旨就在于“在形而上學領域,他們發(fā)展出一套有機自然觀來與啟蒙運動的機械范式相競爭。在倫理學領域,他們強調(diào)愛與個體的重要性,以此反對康德和費希特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在美學領域,他們動搖了古典主義的標準和價值,發(fā)展出新的批評方法,即尊重文本的語境和個性。最后,在政治領域,浪漫派質(zhì)疑現(xiàn)代契約論背后的個人主義,復興了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古典社群主義傳統(tǒng)。實際上,是浪漫派最早確認并指出了現(xiàn)代公民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失范、原子論和異化”。10其實,我并不完全贊同拜澤爾在這里對浪漫主義的全部理論概括,但是,浪漫主義滲透于文化和社會政治的各個領域之中卻是不爭的事實。
無疑,在經(jīng)過了大革命動蕩的法國,浪漫主義所發(fā)生的文學效應和影響確實遠遠大于擅長理性思考和哲學總結的德國,所以,文學史批評家勃蘭兌斯就更加注意在“政治背景”下,對這個時代所產(chǎn)生的偉大文學家的作品進行深刻的剖析,他在《法國的浪漫派》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宣告:“1824年到1828年之間所產(chǎn)生的法國文學,不但重要,而且令人驚嘆?!倍?825至1835年的十年間,“既然反動的壓迫產(chǎn)生了政治上的自由主義,那么最美好的社會文化教養(yǎng)就給非政治性的文學在感情領域和思想領域兩個方面開辟了自由馳騁的用武之地,別的什么都不要求,只要求形式的精美和完善。于是,文學就處在極其有利的地位,使一次新的文化創(chuàng)作運動擺脫束縛,起程飛躍了”。11這一段話立刻讓我想起了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致命的頑疾——越是在動蕩時代里,我們的作家就越是忽略這種書寫史詩般作品的機緣,無論是浪漫主義的主觀抒寫,還是現(xiàn)實主義的客觀書寫,都很少進入我們作家的視野之中。從客觀上來說,是因為我們有著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規(guī)約,但從主觀意識上來說,則因為我們的作家輕忽了在文化語境中發(fā)現(xiàn)可以深刻反映時代和人物性格的文學塑造。或許是共和國文學前三十年提倡的所謂“重大題材”還心有余悸——因其政治性書寫給文學本體造成了難以忽視的心靈創(chuàng)傷,這四十年來我們的作家對近距離的歷史題材竟采取了熟視無睹的態(tài)度。無疑,這不是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當然亦更非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原則。我深切地體味到時代創(chuàng)作的癥結就在于我們不缺乏恩格斯所描述的那個時代的“典型環(huán)境”,我們?nèi)狈Φ氖菍Α暗湫铜h(huán)境”深刻的價值認知;我們這個時代不缺乏“典型性格”的人物,恰恰是我們的作家沒有一雙發(fā)現(xiàn)這些典型人物性格深處駁雜靈魂的深邃目光。因而,我們既沒有巴爾扎克式的抒寫,更沒有雨果那樣的人文情懷。
在一個死卻了真現(xiàn)實主義和真浪漫主義的時代里,我們只能遠距離地在歷史題材的軀殼里小心翼翼地尋找一個表達人文情懷的透氣孔,在空曠的歷史時空里對著一個看不見的“他者”吶喊一聲,這是文學時代的不幸呢,還是作家識見和膽識的局限呢?當然,我們不能要求我們的作家仿造法國浪漫派文學運動那樣,抓住革命大動蕩時期發(fā)生的事件進行即時性的激情抒寫,我們允許作家在歷史沉淀后,通過深思熟慮后再動筆,但是,激情消逝后的冷靜書寫與即時性的反映歷史事件時的激情抒寫,應該是兩種不同的寫作風格,前者是理性的,后者是感性的,前者是近于自然主義的寫實風格(因為后文我還要論及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風格的相同性),后者既是浪漫主義的寫作風格,也是現(xiàn)實主義寫作風格。其實,在中國百年文學史中,那個在五四時期就對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有著極大闡釋興趣的茅盾先生,在經(jīng)歷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激情一發(fā)而不可收,立刻就動筆抒寫了長篇小說《蝕》三部曲和短篇小說集《野薔薇》,我始終認為它們并非是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恰恰相反,那是典型的浪漫主義作品,只不過需要加上一個前置詞“悲情”而已。雖然它們無法與雨果的《九三年》《悲慘世界》相比,因為它們?nèi)狈τ旯髌分袑ξ膶W最高宗旨人性原則的折射。但是,在即時性拍攝一個大動蕩時代的長鏡頭里,讓泛著黑白色彩歷史底片似的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性格得以即時性地顯影曝光,這無疑是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原則之一,這也是為什么許多早期批評家把新聞書寫也納入了浪漫主義寫作范疇的原因。
回到正題,浪漫主義在這個時代被刪除了嗎?這個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不是浪漫主義文學不存在了,而是我們的作家自己沒有意識到自己作品中的浪漫主義的寫作元素的存在;是因為我們的批評家沒有發(fā)現(xiàn)和發(fā)掘浪漫主義在新時代里發(fā)生的變化,沒有用那雙“內(nèi)在的眼睛”去打撈深藏在海底深處的浪漫主義作品的新特點,當然也包括它在新世紀中創(chuàng)作方法的變異特征。
無論如何,我堅信浪漫主義是不會死亡的,亦如雅克?巴尊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現(xiàn)在必須回答這個問題,浪漫主義是死是生?我們能夠做出一些假設性的答案,這個答案可能引導我們在最后做出‘生’和‘死’的決定。根據(jù)這里提出的區(qū)分的見解,內(nèi)在的浪漫主義,對于特定的個體來說,現(xiàn)在還一如既往的活著,因為這是人類的一個常數(shù)。但是如果我們試圖說目前的時代仍然是,或又回到浪漫主義,我們就必須確定目前的時代是我剛才描述過的人類的觀點之下的一個產(chǎn)物?!?2當然,我也知道,真正的浪漫主義在我們這個時代要進行整體性的恢復已不可能,但是,用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和技巧來豐富我們的創(chuàng)作,讓我們時代的文學不至于陷入一種單一淺薄的創(chuàng)作方法之中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
以我個人淺薄的知識譜系來闡釋這樣一個哲學美學上的宏大主題,當然是一個力不從心且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是,從文學創(chuàng)作及文本分析的微觀角度來考察世界各國的名著(當然也包括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以文學直覺來判斷有其必要性,或許我們從中得出的許多結論能更貼近感性和世俗的浪漫主義。
因此,我認為德國人把浪漫主義分為“消極浪漫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并不十分科學,因為它從哲學和政治的角度來分析判斷文學作品,而這往往會陷入一種二律背反的困境中不能自拔,尤其當這些德國的理論界定被蘇聯(lián)借用以后,就變成了一整套在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制度下的被放大了的另一種變形的文學意識形態(tài)——“積極浪漫主義”成為“革命浪漫主義”的代名詞,而“消極浪漫主義”變成了被批判和消滅的對象——從本質(zhì)上刪除了浪漫主義對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性格的深度描寫和發(fā)掘,從而取消了悲劇美學的巨大文學表現(xiàn)能量。假浪漫主義之名,產(chǎn)生出來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大量標準化的“革命浪漫主義”文學作品成為世界文學中蔚為大觀的另類浪漫主義文學的風景線。
三
還是讓我們回到法國來吧,它雖然不是浪漫主義理論的發(fā)祥地,但是,無論是從政治文化層面,還是文學藝術層面來說,浪漫主義在法國文學藝術中的實踐作品,都是世界文學藝術殿堂皇冠上的明珠,我們從勃蘭兌斯對法國十九世紀文學主流青眼相加的論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來。在六冊叢書中,論法國文學的占據(jù)兩部,第三分冊的《法國的反動》和第五分冊的《法國的浪漫派》,占據(jù)了這套叢書的三分之一,而且作者用了最大篇幅論述法國的浪漫派。正如他在《法國的浪漫派》結論的最后一段高喊出的那句充滿著浪漫主義激情的判詞那樣:“法國浪漫派可以毫不夸張地稱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文學流派?!?/p>
這種決絕的全稱性判斷的理由在哪里呢?!
毋庸置疑,法國浪漫主義的誕生除了上文提到的各種原因外,還有雨果式的價值重建,即:在“革命”的政治倫理之上,文學將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當作一切文學創(chuàng)作內(nèi)核的真理,因而從創(chuàng)作理念與創(chuàng)作手法上來說,他的后期作品,尤其是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從前期單純的浪漫主義中突圍的跡象,他作品中許多創(chuàng)作方法已經(jīng)接近于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特征了。
眾所周知,浪漫主義在德國的發(fā)生期正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fā)期,這個影響世界政治三百多年的革命運動,延綿不絕地繼續(xù)影響著世界政治文化格局,然而它在世界范圍內(nèi)所產(chǎn)生的文學影響,卻遠遠小于其政治和社會文化方面的影響。然而,浪漫主義所胎生出來的文學巨匠,只有在“文學法蘭西”中得到比國王還要高的禮遇,法國文學巨匠在世界文學史的長廊中,其數(shù)量雖然占據(jù)前茅,但是,能夠站在巨匠前列的恐怕還要數(shù)不朽的維多克?雨果(雖然當今有些文學史家和評論家把他逐出了世界文學的前茅,逐漸被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的鼓吹者視為過去式的老派文學流派人物了)。殊不知,法國文學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像雨果那樣的巨匠,把一個世界性的文學母題定準了基調(diào)——把人性和人道主義的音符牢牢地嵌在了文學交響詩的主旋律之中。
從法國大革命開始,法國作家就成為“革命”旗幟下的文學主題表達者,他們用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式來進行啟蒙思想的教育。就雨果而言,他是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發(fā)生13年后出生的作家,但是在他的血脈之中一直流淌著“革命”的基因,有著自由精神的價值導向,他25歲時在為劇本《克倫威爾》而寫的長篇序言中宣告了浪漫主義文學的誕生,進而被文壇封為當時浪漫主義的領袖人物。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他熱情地贊頌革命,在政治上偏向左翼,正是這個時候,他創(chuàng)作了著名的浪漫主義長篇小說《巴黎圣母院》,對封建專制進行了無情的鞭撻。但是,我們亦不能忽視身處在那個政治動蕩時代,他也曾有過價值紊亂游移的時候。他在1845年被路易?菲利普授予上議院議員,歸屬于?;庶h。而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他又站在鼓吹革命走向共和的立場上發(fā)表文章。到了1851年,路易?波拿巴發(fā)動政變宣布帝制后,雨果在流亡的19年當中寫下了許多政論文章,當然,這些都成為過眼云煙,只有到了1862年長篇小說《悲慘世界》問世,雨果才又一次獲得了法蘭西文學的驕傲。1870年拿破侖三世垮臺后他回到巴黎,次年,他當選了國民大會的代表。在這之中,讓我不得其解的問題就在于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時,雨果搖擺不定的政治立場——一方面不支持這樣的所謂革命,另一方面,就是在政府無情鎮(zhèn)壓巴黎公社的時刻,他又毫不猶豫地譴責當局的暴行。我非歷史學家,也不想對這場革命的性質(zhì)進行價值判斷,但是,我可以從雨果三年后出版的最后一部偉大作品《九三年》中看出了一個文學巨匠價值立場的本質(zhì)特征,那是一切文學作品必須具備的基本要素,不管是作家已經(jīng)自覺意識到的,還是作家自身并沒有意識到的潛意識,這都是每一個作家必須具備的基本價值理念。
我試圖從法國先賢祠里把維克多?雨果請出來,讓他宣讀那個震撼文學世界的名言:“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這不僅僅是雨果式的浪漫主義作品的宣言書,同時也是現(xiàn)實主義和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靈魂所在,而缺乏這樣素質(zhì)的作家作品,一定不會成為偉大的作家作品。
法國大革命在人類歷史上似乎就是一個歷史進步的運動,它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往往被許多理論家贊頌,然而,“革命”中的“污穢和血”被歷史學家所忽略與遮蔽了,我曾經(jīng)寫過啟蒙與革命雙重悖論的文章,其中對“革命”中產(chǎn)生的非人道主義的傾向進行了膚淺的論述,但是并沒有進行特別細致的梳理,而恰恰就是在這一點上,自浪漫主義文學家雨果開始,將人、人性和人道主義擱置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最高價值原則基礎之上,那是共和主義的思想在激勵著1870年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形成了他們的思想結晶,正如邁克爾?費伯所言:“1789能激發(fā)年輕人想象力的無疑是法國大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法國大革命是在美國各種事件的鼓舞下發(fā)生的,卻帶來更為深遠的影響。”這就是我們理解這部作品時,打開雨果為什么不以自己親身經(jīng)歷的“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為背景進行創(chuàng)作的一把鑰匙,因為晚年的雨果對革命的反思更加深刻更為獨到,他的視野比政治學家、經(jīng)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看得更遼遠——他將人的生命視為高于一切的寫作宗旨。
如果我們在《悲慘世界》中看到那個一直扮演者反面角色的警官沙威最后以自殺來完成人性向善的人道主義原則,這并不僅僅是止于宗教式的懺悔意識,而讓我們看到了人道主義的偉力——能夠讓一個反面角色瞬間就轉(zhuǎn)換為一個比正面人物還要高大悲愴的英雄人物,在我耳畔想起的是在這部作品二十年后柴可夫斯基創(chuàng)作的世界超一流的作品第六交響曲《悲愴交響曲》的動人旋律。這與其說是浪漫主義的勝利,還不如說是現(xiàn)實主義的偉大勝利,因為浪漫主義的真實性也是建立在對歷史的客觀反映之上,它只是在抒情表達方法上有了主觀意念的折射,它并非是冰凍的歷史事件和冷靜而不動聲色的人物描寫,而只是帶有激情表達的主觀元素而已。
要深刻闡釋《九三年》,就必須了解雨果對法國大革命的價值判斷。從許許多多的歷史文獻中,我們看到的法國浪漫主義遵循的是一種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主義的原則,以至于像雨果一樣的一大批作家和藝術家都站在了正義和真理的一面,這在后來的幾次革命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證明。談到法國革命,在我的腦海中立馬浮現(xiàn)出的就是法國畫家歐仁?德拉克洛瓦為紀念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所創(chuàng)作的一幅舉世聞名的油畫《自由引導人民》,那個袒露雙乳的半人半神的女英雄,正是作者用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手法涂抹出來的杰作。這與雨果式的浪漫主義理想人性原則是完全吻合的。雨果作品的偉大,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雖然是“革命”的產(chǎn)物,但是高懸在“革命”之上的人道主義理想造就了大革命時代的浪漫主義原則,這與后來的“革命浪漫主義”的原則有著霄壤之別,其本質(zhì)特征顯然是相悖的。
正是動蕩的大革命,讓法國人在政治觀念上也形成了巨大的分歧,這個歷史背景不是本文所要闡釋的目的,我要考察的則是法國作家是如何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堅守自己的文學立場,站在文學最高原則的人道主義理想立場上,與自己的政治立場觀點進行無情的搏斗,最終將文學貢獻于神圣殿堂上。
或許這就是雨果在克服自己世界觀的缺陷的時候,做出的犧牲自己固有價值觀念和利益的決斷,正是這樣的決斷,讓一切政治家和哲學家的理論黯然失色,不是上帝和權貴把他請進了先賢祠,而是至高無上的文學理想和全體閱讀者對作品價值的無限崇拜將他的靈魂抬進了先賢祠——這就是享譽世界的“文學法蘭西”的無上榮耀。
半個世紀前,我從揚州師院圖書館特藏書庫里特例借到《九三年》(那應該是鄭永慧的譯本,1957年5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全譯本)的時候,我激動不已,連夜看完了這部著名的長篇小說,與《悲慘世界》相比,同樣,讓我無法理解的困惑就是:在不可調(diào)和的階級斗爭中,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做出了令人無法理解的行為舉止,反革命分子朗德納克冒著生命危險救出了三個受著戰(zhàn)爭威脅的孩子;而革命者郭文也違背了革命的原則,放走了反革命分子朗德納克。這對于一個生長在革命時代的人來說絕對是不能理解的。我們成長于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的理論和語境下,當然無法理解雨果為什么如此構造人物。連這個譯者在1930年代上大學時期與同學激辯時,都認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由此可見,不能“溫良恭儉讓”地進行階級斗爭的理論是幾代人的普遍思維(因為1930年代盛行的是“左聯(lián)”文學思潮,鄭永慧與少數(shù)青睞歐洲文學,尤其是浪漫主義文學的讀者相比,算得上是一個落伍的青年了),何況我們這一代生長在紅旗下的人就更加不能容忍郭文這樣的革命叛徒的“卑鄙”行徑了。多少年后,也就是1980年代以后,當我讀到雨果那個人道主義的金句時,我才頓悟出了浪漫主義文學的理想境界是什么,不,應該是一切文學作品,包括現(xiàn)實主義、批判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代主義在內(nèi)的文學的最高原則。何況雨果晚期的作品從創(chuàng)作方法到藝術形式已經(jīng)更加接近批判現(xiàn)實主義,唯一不同的是作者在作品中融進了激情的人道主義抒情描寫。
我不想展開論述以雨果為首的一代法國作家對盧梭極端革命思想的反思與反叛,而是贊頌雨果們用浪漫主義的文學表達,充分闡釋了那個時代“公共知識作家”對“革命”之上的人性選擇和人道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的堅守。雖然我并不完全同意趙林對盧梭的許多評價,但是我十分同意他在《浪漫之魂》中說出的那一段代表著雨果價值觀的話:“維多克?雨果在《悲慘世界》中把法國大革命和19世紀一切社會動蕩的責任都歸于伏爾泰和盧梭,他借用流浪兒伽佛洛什的嘴說:‘這是伏爾泰的罪過!這是盧梭的罪過!’”13因為哲學家并不理解文學家雨果對一切暴力政治的人道主義的價值判斷。
正如克拉克在《文學法蘭西》中所說的那樣,“雨果確實踏入了政壇,雖然并沒有取得多大的成功。但是公共作家絕對不會放棄對文學的忠誠,因為這是實現(xiàn)抱負的平臺”?!坝旯刮膶W和政治合為一體,是他把伏爾泰式的哲學家?guī)нM了19世紀,……雨果成了法蘭西的象征——第三共和國的法蘭西,有著革命歷史然而除去了革命恐怖的法蘭西。雨果廣受人民愛戴,他的卓著聲譽使他成了一個時代的理想象征——雖然還在延續(xù)傳統(tǒng)但這個時代已經(jīng)面向新的大眾了……是什么給予了這等權威?他能代表整個一代文學,甚至文學本身發(fā)言嗎?看一看雨果文學作品的范圍就能得出部分答案。在一個文學正在變成專門話語的時代,雨果堅決拒絕知識與文學的邊界。面對日益細化的危險分工,他卻更加拓寬事業(yè),幾乎沒有任何事物能逃過他的雙眼。確實。其他作家可能會冒險嘗試超過一種文體,而雨果所具有的宏大想象力和天才般的語言能力使他幾乎涉獵了每一個文學領域:他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詩人?!?4以我的理解,以上的引文起碼涵括了三層意思:首先,作家可以,也應該介入政治,因為任何人都是生活在一個政治的環(huán)境中,但是你必須對文學保持忠誠,這個忠誠是以人道主義原則為基礎的。其次,作家可以,也應該把啟蒙和革命代入作品之中,但是,在文學作品中必須去除“革命的恐怖”意識形態(tài),確立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再者,文學并非就是純文學專門知識技術的“簡單傳聲筒”,作家不僅應該有著更加廣闊的人文視野,還需通過文學語言的魅力來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這就是雨果式浪漫主義文學理想化作品的呈現(xiàn)方式方法。
這樣的詩性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在如今動蕩的世界文化格局中還適用嗎?尤其是在當今中國作家當中還有人能夠理解雨果的文學理想的實際意義嗎?在一個浪漫主義被棄之為敝屣的時代,我們?nèi)绾稳ダ斫饫寺髁x呢?僅僅是像珍妮斯?A.拉德威在其《閱讀浪漫小說——女性,父權制與通俗文學》著作中那樣從中產(chǎn)階級的女性角度去閱讀現(xiàn)代通俗浪漫主義小說嗎?
我還是想用以賽亞?伯林的話來作為此文的結語,他說“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被認為革命的后果和現(xiàn)象(浪漫主義藝術,浪漫主義思想)”終極目的就在于“我并不想定義浪漫主義,只想研究隱匿在重重偽裝之下這場革命能夠暴露出來的那些最明顯的癥狀”。雨果是這樣的作家,而他作品的當代意義還存在嗎?
哲學家往往是為一個時代的政治做代言人,歷史學家是為追求歷史的真相而存在,而文學卻是為著人性和人道主義的理想而活著。
不是嗎?!
注釋:
1 這個論題醞釀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我也讓自己的三個博士研究生以此為論域做了博士論文,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論述這一論題,雖然也持之有據(jù),論之有理,但是與我的預期目標并不完全吻合。于是,在疫情剛剛開始的2020年春節(jié)前后,我就開始了這一論題的自我闡釋,然而,在許許多多的雜事打擾中,我停下了寫了1000多字的開頭,當然,在兩年當中,我又重復閱讀了大量的關于浪漫主義的理論書籍,也找到一些新的史料,于是就有了續(xù)寫此文的沖動。此文是關于浪漫主義在歐洲的起源探索,以及法國浪漫派在雨果率領下所限定的浪漫主義文學的人道主義最高原則。下一篇文章是探討從俄羅斯“黃金時代”的浪漫主義到蘇聯(lián)時期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下的革命浪漫主義的確立,以及它對百年來中國浪漫主義的巨大影響。
2 [美]哈羅德?布魯姆:《小說家與小說》,石平萍、劉戈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4頁。
3 [美]邁克爾?費伯:《浪漫主義》,翟紅梅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頁。
4 [丹麥]勃蘭兌斯:《德國的浪漫派》,《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二分冊),劉半九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6頁。
5 6 [法]菲利普?拉庫-拉巴爾特、讓-呂克?南希:《文學的絕對——德國浪漫派文學理論》,張小魯、李伯杰、李雙志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2頁。
7 8 [德]恩斯特?貝勒爾:《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理論》,李棠佳、穆雷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4頁。
9 12[美]雅克?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現(xiàn)代的》,侯蓓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5-16頁。
10 [美]弗雷德里克?拜澤爾:《浪漫的律令——早期德國浪漫主義觀念》,黃江譯,華夏出版社(注:這個正版的書籍竟然沒有版權頁),第2、10頁。
11[丹麥]勃蘭兌斯:《法國的浪漫派》,《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五分冊),李宗杰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13趙林:《浪漫之魂》,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1頁。
14[美]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文學法蘭西——一種文化的誕生》,施清婧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27、136頁。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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