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紹璗

2022年8月6日中午，嚴紹璗先生于北京逝世，享年82歲。嚴紹璗先生出生于1940年，1959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yè)，1964年始任教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北大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長期從事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的“東亞文化”研究。曾獲“中國比較文學終身成就獎”、“國際中國文化研究終身成就獎”。著有《比較文學與文化“變異體”研究》《日本中國學史稿》《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等。本報特刊此文以示懷緬。

——編 者

我與嚴紹璗老師的直接緣分始于20世紀80年代，此前，嚴師只是父親在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同事；此后，嚴師成為我一生學術的導師。

上世紀80年代末，我有幸獲得了文學專業(yè)三個研究生推薦名額中的一個。在選擇專業(yè)方向的時候，我首先想到了中國學術界方興未艾的比較文學。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是1985年教育部直接發(fā)文建立的我國最早的培養(yǎng)比較文學高級學術研究人才的實體性學術機構，我去向創(chuàng)始所長樂黛云老師表達了愿望。樂老師的回答卻讓我心里一沉：“現(xiàn)在比較文學的其他專業(yè)方向都有其他學校正式參加考試的學生報考了，只中日方向缺人，如果你想學比較文學的話，就做這個方向吧。條件是必須通過研究生一外日語考試，同時必須學習日本文學、文化、歷史的相關課程?！倍以诒究齐A段，對日本相關知識的接觸為零！當時，作為通識課的外國文學以歐美文學為主，極少涉及的亞洲文學也是印度文學，作為國別文學的專門課程只有俄蘇文學，語言方面更是連日語五十音圖都不認識。這樣的零基礎使我完全沒有信心選擇中日比較文學作為今后的學習方向。我頭腦發(fā)懵，對樂老師說：“讓我想一想，三天內給您答復?！苯?jīng)過一番掙扎式的糾結，第三天，我又去找樂老師，說我還是不想放棄比較文學。于是，我成為了中國自己培養(yǎng)的第一屆東亞文學與文化關系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因為就在我去找樂老師表達求學愿望的時候，嚴師剛剛被樂老師從中文系的古文獻專業(yè)“挖”到比較文學研究所，成為國內第一位在東亞文學與文化關系方向招收碩士的導師，后來也是國內第一位在這一方向招收博士的導師。

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經(jīng)過幾代學者的努力，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具有完整體系的獨立學科。其標志是：在大學建立起了系統(tǒng)化的專業(yè)研究人才的培養(yǎng)機制；出版了與國際學界接軌的體系性的學術研究論著；形成了具有影響力和權威性的學術期刊；出現(xiàn)了國內外學界認可的學術領軍人物。在中國比較文學的發(fā)展歷程中，尤其是在東亞文學與文化關系的研究領域，嚴師無疑是國內外同行學界認可的一位杰出學者。在中國比較文學形成獨立體系的上述四個標志性方面，無一例外地都有嚴師的積極參與和重大貢獻。

總體來講，嚴師的學術研究包括兩大體系——以東亞文學與文化關系為中心的比較文學研究和以日本中國學為中心的海外漢學研究，二者密切相關、互相促進。

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嚴師最為突出的貢獻是建立了一套科學而嚴謹?shù)谋容^文學研究觀念和方法論體系，即“以原典實證為基礎的文學與文化的發(fā)生學研究”。這一觀念和方法論體系，在以往“比較文學原理”或“比較文學概論”之類的經(jīng)典教科書中都不曾論述過，它是嚴師的獨創(chuàng)。這一獨創(chuàng)性的學術觀念和研究方法絕非憑空幻想出來，而是嚴師在自己的實際研究中經(jīng)過長年的艱辛鉆研和反復摸索而逐步獲得的。

嚴師著力倡導的比較文學的“發(fā)生學”研究包含三個部分：第一，在多層面的“文化語境”中還原文學文本；第二，深層把握文學與文化傳遞中的“不正確理解”的形態(tài)；第三，解析文學與文化傳遞過程中的“中間媒體”并揭示“文學的變異體”本質。

嚴師近四十年的比較文學研究，不但系統(tǒng)地揭示了東亞文學與文化的歷史聯(lián)系及各自的民族特征，闡明了形成各種復雜聯(lián)系的文學與文化的內在運行機制，而且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的概括和提升，建構了關于理解文學與文化“變異體”本質并探明其生成過程及傳播路徑的、具有高度學理性的“發(fā)生學”理論體系。這一體系把對東亞文學與文化的“雙邊關系”的研究發(fā)展到了“文化語境”的層面，把對比兩種或幾種文學樣式之相同與相異性的膚淺研究提升到了探究異文化互融的高度，把以往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推進到了文學與文化的內部，并且打破了民族文學、國別文學研究的禁錮，以切實的探索和實踐真正把比較文學做到了民族文學的研究中去，在民族文學的研究中開辟了比較文學的新天地。嚴師在總結自己的比較文學學術活動時強調，他“希望經(jīng)過‘比較文學的研究’，在‘發(fā)生學’的意義上重新審視日本文明史（包括文化史），最終能夠在更加接近事實的意義上，以‘文本細讀’為基礎‘重寫日本文學史（或文化史）’”?！鞍l(fā)生學”研究的理論價值與演示模式在比較文學的一般研究中具有普遍性意義，拓展了比較文學研究的視野和空間，成為比較文學特別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極具學術價值的重要成果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嚴師的“發(fā)生學”理論建構，完全是建立在以原典為根本的實證研究基礎上的。嚴師一向反對空談理論，從不發(fā)表沒有文本解析和實證根基的空泛的理論文章。事實上，嚴師始終堅持并極力倡導的“原典實證的方法論”，不僅是對比較文學，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整個人文科學研究的貢獻。

“所謂‘原典性的實證研究’，是指在研究過程中依靠‘實證’和‘原典’來求得結論的‘確證性’。”嚴師將原典性的實證研究作為雙邊與多邊文學文化關系研究的基本方法，作為一個可操作的系統(tǒng)分為五個層面：第一，尊重學術研究史；第二，確證相互關系的材料的原典性；第三，原典材料的確證性；第四，實證材料的二重性與多重性；第五，研究者健全的文化經(jīng)驗。

嚴師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進入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而此前十年，嚴師已經(jīng)從日本中國學研究開始了他的學術道路。其東亞文學與文化關系的研究正是始于日本中國學研究，而且他于1986年開始培養(yǎng)的第一位碩士研究生也是海外漢學（日本中國學）方向。

嚴師在海外漢學研究領域的學術貢獻主要包括兩大部分：日本中國學研究和日本漢籍文獻學。

在日本中國學研究方面，同比較文學領域的研究一樣，嚴師也始終堅持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為海外漢學研究正名。在一些人看來，海外漢學研究只不過是一些零星的情報、片段的信息，不成其為學術。嚴師指出，將海外漢學研究定位為學術性工具的狹隘觀念，是由于其評價標準建立在了對中國人文學術價值的自我中心的認定基礎上，這將造成對海外漢學研究的真正的學術內涵和學術價值缺乏理解與把握，從而導致對中國文化的世界性價值認識不足。嚴師以自己切實的研究和確鑿的論證，糾正著人們的偏見和誤解，證明了海外漢學研究是一門具有確定學術內容和重要研究價值的學科。

嚴師在自己的學術實踐基礎上總結了從事海外漢學研究的學者所應具備的素質。他批評了在考察外國人的中國文化研究時常見的一種思維慣性，即一看其態(tài)度是否友好、結論是否贊揚，二看其理解是否與我們一致。嚴師指出，海外漢學的研究者首先必須確立一種基本的國際文明史觀——把中國文化看作世界文明的共同財富。正因為世界各國都可以在他們自身的文化背景下來研究和闡釋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才得以表現(xiàn)出其世界性價值。海外漢學研究對于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文化修養(yǎng)及學術積累都有較高的要求，研究者應該具有超越國別文化研究的相對寬闊和深厚的知識結構——既具有本國文化的素養(yǎng)，又具有特定對象國的文化素養(yǎng)；既具有關于文化史學的學科理論素養(yǎng)，又具有兩種以上語文即漢語和對象國語言的素養(yǎng)。

在如今的中國學術界，海外漢學研究已經(jīng)成為一門引人注目的顯學。這一學科的迅速發(fā)展，意味著我國學術界對中國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性意義的認識日益深化，也意味著我國學術界越來越多的人士開始意識到，中國的文化作為世界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對它的研究事實上具有世界性。嚴師認為，海外漢學研究的發(fā)展以及學界對海外漢學的日益重視，“是三十年來，我國人文科學的學術觀念的最重要的轉變，也是最重大的提升的標志之一。”

嚴師在海外漢學研究領域從最基本的原始材料的積累開始，在對學術情報資料進行翻譯、整理的基礎上，展開對“日本中國學”的學術闡述，以《日本的中國學家》和《日本中國學史》等研究成果為代表，奠定了“日本中國學”的學科史基礎，推進了海外漢學研究的學科建設。

在日本漢籍文獻學方面，嚴師通過幾十年堅持不懈的努力，使?jié)h籍文獻的文化價值和世界意義得以更加清晰地凸顯出來。中國文獻典籍肇始東傳，迄今已有1600余年的歷史，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文獻典籍在日本的流散情況和存在狀態(tài)如何，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卻長期未能得到關注的問題，而書面文獻是文化繼承與傳播的主要載體，只有掌握了這些典籍的來龍去脈，才能弄清楚中國文化傳入日本的方式和特點。

中國文獻典籍在域外的傳播，是國內文獻的文化和學術價值在異質文化背景下的延伸，對它的研究本身即構成了中國文獻學的一個特殊系統(tǒng)。當今許多年輕人，甚至一些小有成就的學者，都不愿從事資料性的工作，也看不起從事資料工作的人。實際上，基本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正是學術研究的開端和基礎，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環(huán)。嚴師的學術也是從研讀日本漢學和中國學的基本資料入手的。如今，經(jīng)過40余年的積累，嚴師獨立追尋與鉤沉散存于日本的漢籍文獻，考辨其進入東亞地區(qū)的軌跡，解析域外漢籍的文化學意義，為東亞文學與文化的研究提示了原典實證的途徑，并拓展了域外漢籍研究的文化視野。嚴師以《漢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鉤沉》《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和《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等學術成果為代表，已經(jīng)構筑起了“日本漢籍文獻學”。

嚴師治學，既有日本學者追索資料的細致翔實和一絲不茍，亦有中國學者對理論的宏觀視域和總體把握，另外還有其自身的堅持不懈與勤奮鉆研。“文革”期間，為了在沒有條件的情況下創(chuàng)造條件學習外語，嚴師買來外文唱片《為人民服務》（用英文和日文朗讀）反復地聽。1969年，在江西鯉魚洲“五七干?！眲趧悠陂g，嚴師帶去日文版《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選集》反復閱讀。20世紀70年代末，僅為編撰《日本的中國學家》，嚴師就記錄了兩萬張卡片，觸摸了幾千種材料。這些卡片中，有1974年嚴師訪問日本時記錄的，也有回國后每日奔波北京圖書館（現(xiàn)在的國圖）收集的。為了查閱資料，嚴師每天早上6點半出發(fā)，騎車到北海，中午也不吃飯，渴了就喝衛(wèi)生間的自來水，傍晚5點關門才回家。而最大的問題是，這些白天記錄的卡片，在晚上需要鋪開整理，但陋室逼仄，嚴師只能讓先睡的兒子躺平，把卡片平鋪在兒子蓋的被子上。有時兒子不小心一翻身，兩三排卡片就一下子滑落到地上，嚴師總是在兒子的道歉和自己的內疚中撿起卡片重新排過。

記得90年代初我讀研期間，一次到嚴師家中拜訪，看到狹窄的書房里堆滿了各種書籍資料，桌面、地上，甚至書桌地下，凡有空間的地方都是書。從書桌上方到書架之間拉了一條繩子，上面掛滿了寫著密密麻麻小字的卡片，頗似小時候新華書店里飛送傳票的拉繩，印象之深，至今如昨。這種潛心學問的精神，值得晚輩后學及學界同人尊重和學習。

嚴師退休后不久，搬進了位于昌平區(qū)的北京“燕園泰康之家”養(yǎng)老公寓，去看望嚴師也不如從前方便了，需要驅車往返近兩小時。每次見面，嚴師依然風趣健談，師母則仍舊沉默寡語。嚴師思維敏捷、話題不斷，往往聊到近午時分就會強烈邀請共進午餐，以便下午繼續(xù)聊。即使聊了整整一天，每次告辭時，嚴師還總是站在大門口一直望到看不見我們，那佇立的身影總讓我心中涌起一種不忍。在一次次去探望的日子里，我看到嚴師的視力越來越差，有時距離很近也認不清同行者各自是誰，嚴師的話越來越少，行動也日益遲緩……

三年疫情，養(yǎng)老公寓成為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我與嚴師的見面次數(shù)也大大少于從前。2021年9月2日，是嚴師81歲壽誕，而此前兩三日，嚴師在房間內摔倒住院，得知訊息后，我急切地想去探望。當時去養(yǎng)老公寓需持24小時核酸證明，但此時恰值高校開學，所有返校學生都需要去做核酸檢測。經(jīng)過長時間的排隊，終于拿到了規(guī)定時間范圍的核酸證明，2日當天得以順利進入養(yǎng)老公寓內的病房。同去的只有北大出版社的張冰師姐，她還專門為嚴師預定了生日蛋糕。病房空間的狹小恰到好處地掩蓋了賀壽人數(shù)的稀少，嚴師想要離開病房的焦慮和迫切也被眾人的笑談有效地沖淡了。那頭戴生日環(huán)、手捧蛋糕盤的樣子，像一個開心的孩子。

在封閉管理的日子，我只能跟嚴師電話聯(lián)系。每通電話，嚴師總要說十幾次“謝謝”，令我這個從本科到博士一直做學生的有些不知所措。然而，接下來，嚴師又無一例外地會說：“電話真是個偉大的發(fā)明，讓我們不會斷了聯(lián)系。你們隔三岔五能來個電話，我就很滿足了。”盡管已經(jīng)聽了無數(shù)次，但每次聽到，仍有一種傷感從心底浮上來，揮之不去。在我求學的道路上，有嚴師的引導，現(xiàn)在，在嚴師老去的日子里，也會有我斷續(xù)卻真心的陪伴。

嚴師有兩句座右銘：“踏實的學風，刻苦地學習；獨立的思維，實在地研究?！睒銓嵉脑捳Z充分體現(xiàn)了嚴師追求實證的治學風格。而嚴師名字中的“璗”，意為美玉或像玉一樣美麗的黃金，《說文》中有“金之美者，與玉同色”，這也是嚴師學術生涯的表征。

（作者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