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一個真實的張居正
張居正,人們耳熟能詳?shù)拿?,一個聲名顯赫的歷史文化名人。他所進行的改革,雷厲風行,大刀闊斧,由于得到了萬歷皇帝朱翊鈞的全力支持,成效卓著,一舉扭轉(zhuǎn)了持續(xù)走下坡路的頹靡政局,而彪炳于史冊。這是人們通常對他的了解。
人們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環(huán)節(jié):他死后,皇帝翻臉不認人,說他“專權(quán)亂政”“謀國不忠”,甚至想對他“斫棺戮尸”。政治嗅覺特別靈敏的官僚隨聲附和,趁機落井下石,誣蔑張居正“殘害忠良,荼毒海內(nèi)”,揚言:“即斫棺戮尸尚有余罪?!?/p>
從不同的視角來觀察多側(cè)面的張居正及其時代,至今依然是大家關(guān)注的話題
為大明王朝鞠躬盡瘁的一代名臣,從高聳的云端跌落下來,竟然成了社稷罪人,這是為什么?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機?——“威權(quán)震主,禍萌驂乘。”這八個字是當時人提供的答案,言簡意賅,揭示了張居正悲劇的根源,在于他顯赫的權(quán)勢與皇帝的容忍度之間的矛盾,在那種體制下是難以調(diào)和的。任何一個皇帝,都不能容忍首席大臣凌駕于他之上,讓他感受到震懾。因此“禍萌驂乘”便不可避免。
然而,這畢竟令人遺憾,留下刻骨銘心的感嘆,引起了人們紛紜的議論。甚至對他有所非議的思想家李贄,也為之憤憤不平,說:“江陵(指張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狈Q贊張居正是“宰相之杰”,對于他死后遭到政治性凌辱,耿耿于懷,流露出正直人士對張居正的懷念,對朝廷的不滿。值得注意的是,李贄說這話的時候,萬歷皇帝正在紫禁城的龍椅上親操政柄,他發(fā)表這樣的意見,是需要一點勇氣的。人們在欣賞李贄凜然氣節(jié)的同時,也可以察覺到當時輿論界心目中的張居正,必有過人之處,令人難以忘懷。
自從20世紀中葉傳記文學(xué)家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問世以來,書中的主角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歷史學(xué)家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的中文版,自1982年至今暢銷不衰。他以獨特的視角,流暢的文筆,重新解讀這一段歷史,用“世間已無張居正”這樣的標題,來抒發(fā)他對張居正別具一格的評價,引起了讀者廣泛的興趣,以及多種多樣的評論。看來,從不同的視角來觀察多側(cè)面的張居正及其時代,至今依然是大家關(guān)注的話題。
歷史上其他的改革家所取得的改革成效,都難以與張居正比肩
張居正在萬歷元年(1573)至萬歷十年(1582)擔任內(nèi)閣首輔,得到皇太后李氏與小皇帝朱翊鈞的充分授權(quán),以及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馮保的密切配合,得以“代帝攝政”。憑借這樣的特殊身份,他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雷厲風行,勢不可擋。當時人把這種久違了的政局,稱之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真所謂“言必信,行必果”,絲毫不拖泥帶水,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因此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改變了嘉靖以來政局頹靡、財政虧空、邊防廢弛的局面,實現(xiàn)了富國強兵的目的,扭轉(zhuǎn)了大明王朝不斷下滑的頹勢,締造了萬歷時期最為富庶強盛的一段輝煌,這就是張居正改革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原因。
改革與改革家,是近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這或許是現(xiàn)今人們依然對張居正懷有興趣的原因所在。如果我們放寬歷史的視野,把張居正與歷史上的改革家加以比較,姑且不論吳起、商鞅,即以王莽、王安石為例,他們改革所取得的成效,都難以與張居正比肩。這是什么原因,確實值得深長思之。
日本東洋史學(xué)先驅(qū)內(nèi)藤湖南在京都大學(xué)上課時,講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自古以來中國的歷史家,都認為實行《周禮》毫無任何價值,而最近讀了一些社會主義書籍的人,則對它實施的一些社會政策的做法表示欣賞。但這兩者都不符合事實?!吨芏Y》中的政治,是根據(jù)當時的理想而制定的……應(yīng)用《周禮》第一個失敗者是王莽,第二個失敗者是王安石?!庇幸馑嫉氖?,張居正沒有重復(fù)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模式,這是很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作為政治人物的張居正,既是一個改革家,也是一個政客
張居正是科舉正途出身,從秀才、舉人直至進士,并且在儒學(xué)氣息極為濃厚的翰林院工作多年,受儒術(shù)的熏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并不沉迷于經(jīng)學(xué)。他深知,社會的弊端已經(jīng)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要想撥亂反正,挽狂瀾于既倒,儒術(shù)和經(jīng)學(xué)顯然是無能為力的,必須用法家理論和權(quán)謀下一劑猛藥。
張居正深諳法家真諦,把它用儒術(shù)加以緣飾,運用起來得心應(yīng)手,他特別強調(diào)“信賞必罰,綜核名實”這一法家名言,在施政時堅定不移地予以貫徹。他在與同僚議論治國理念時指出,自己開始執(zhí)政之前,“國威未振,人有侮心”,因此必須推行法治,依法治國。他是這樣表達的:“一切付之于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wù)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核名實,以尊主庇民,率作興事?!?/p>
張居正的立身處事,充分顯示了上述風格。他自詡為“非常磊落奇?zhèn)ブ俊?,不愿意“徇匹夫之小?jié)”,因為他有更大的抱負——“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所以他可以做到“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為了依法治國,一定要做到“虛心鑒物,正己肅下”,目的是達到這樣一個境界:“法之必行”“言之必效”“朝下令而夕奉行”。這種說一不二、令行禁止的風格,這種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的風格,體現(xiàn)著崇尚“霸道”(而非“王道”)的法家精神。
正因為如此,張居正身上少有儒家溫、良、恭、儉、讓的氣質(zhì),少有仁恕的精神,事事處處都是咄咄逼人,慣用嚴刑峻法,講究權(quán)術(shù)與謀略,甚至在權(quán)力斗爭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陰謀詭計,手法十分老練圓熟,可以置臉面于不顧,可以對言官的彈劾、輿論的非難熟視無睹。
所以在后人的眼中,作為政治人物的張居正,既是一個改革家,也是一個政客。以往人們出于對他的崇敬,諱言其政客的一面,其實是大可不必的。否則就不可能復(fù)原一個真實的張居正。改革家和政客,一身而二任,是他的兩面,忽視了其中任何一面,對他的認識都是片面的?!睹魃褡趯嶄洝穼λ纳w棺論定,就注意到他的兩面,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績:“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綜名實,清郵傳,核地畝。”另一方面指出他的過失:“褊衷多忌,小器易盈,鉗制言官,倚信佞幸?!边@前面所說的十八個字,概括了他作為改革家的事功;后面所說的十六個字,正是他作為政客的本性使然。為了奪取內(nèi)閣首輔的交椅,他可以不擇手段,與太監(jiān)頭子馮保聯(lián)手,心狠手辣地整垮高拱,進而對其施加政治迫害。為了維護自己的權(quán)力與地位,他可以為所欲為,甚至可以置倫理道德、社會輿論于不顧。他的悲劇,或許與此不無關(guān)系吧!
“工于謀國,而拙于謀身”
著名的清官海瑞,并非張居正的“同黨”,恰恰相反,他對張居正的政見多所非議。但是,他對張居正死后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不僅自己身敗名裂,而且連累家屬,情狀慘不忍睹——感慨系之。海瑞總結(jié)其中的緣由,說了一句極富洞察力的話:張居正“工于謀國,而拙于謀身”。所謂“工于謀國”,當然是指張居正十年如一日地全身心投入政治改革,力挽狂瀾,成效顯著。所謂“拙于謀身”,就意味深長多了,是說他無所顧忌地推行改革,樹敵過多,結(jié)怨甚深,沒有處理好與同僚、下屬的關(guān)系;更是說他得到太后與皇帝的充分信任,在權(quán)力達到巔峰狀態(tài)時,肆無忌憚,而不知收斂,忘乎所以地自詡:“我非相,乃攝也?!边@在帝制時代是有“僭越”嫌疑的,也就是所謂“威權(quán)震主”。無怪乎《明實錄》在為他“蓋棺論定”時,寫下了發(fā)人深省的一句話:“威權(quán)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
“威權(quán)震主,禍萌驂乘”這八個字,就是張居正悲劇的根源。無論功勛多么卓著的首席大臣,在皇帝眼里不過是“臣子”而已,絕對不能“僭越”,使皇帝感受到震懾。張居正如此精明強干的政治家,居然對于這個關(guān)鍵有所疏忽,忘乎所以,難怪海瑞要說他“工于謀國,而拙于謀身”了。這實在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話題。
(作者為復(fù)旦大學(xu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