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永旺先生以89歲高齡離開了我們。9月3日一早，我們一行親朋老友和他告別。告別的時候，有一個簡短的儀式，我說了幾句發(fā)自內心的話：寬仁謝永旺。永旺先生，寬容、寬厚，寬以待人，嚴于律己，對這個世界和我們這些曾經(jīng)的部下充滿仁愛、仁慈之心，用自己厚重的道德修養(yǎng)來與人相處。所以“寬仁”二字，是我對他發(fā)自內心的評價和認可。

永旺先生，筆名沐陽。當年文壇有“黑八論”，被批了整整10年，其中有一論叫“中間人物論”，“始作俑者”就是這位沐陽永旺。

永旺是我的老領導。1978年8月，我從云南軍旅復員轉業(yè)，由炮兵排長直接轉變?yōu)椤段乃噲蟆返挠浾呒婢庉嫛＿€有兩個人和我同一個月進入剛復刊的《文藝報》，一個是唐達成，另一個是雷達。《文藝報》當時的辦公地點非常令人羨慕，在禮士胡同129號，它曾經(jīng)是清代名人劉羅鍋子劉墉的府邸，后來成為印尼大使館，再后來歸文化部所有。這是一個接近王府般的四合院，里邊有游泳池，當然沒有水，有小放映廳，亭臺樓閣，環(huán)境優(yōu)美。我從遙遠的云南邊疆一個叫大荒田的地方突然進入這樣一個近似于《紅樓夢》里描寫的場景，內心的驚喜、驚異乃至驚訝就可想而知了。

《文藝報》當時年輕人不多，除了我之外，還有李炳銀、寒小風、李燕平、陳新民，以及稍晚一些的臧小平、李維永和更晚些的郭小林。我們這批從祖國邊疆各地以轉業(yè)軍人或者老知青、兵團戰(zhàn)士的身份，一股腦進入剛剛復刊的《文藝報》，成為一群急迫地需要學習、需要追趕時代的年輕的文藝戰(zhàn)士。用“戰(zhàn)士”這個詞好像略有些夸張，但當時確實如此。當我們進入《文藝報》的第一天，永旺先生以編輯部主任的身份和我們見面，如果說當時的主編馮牧和孔羅蓀是《文藝報》這艘大船的船長，我覺得那時候的謝永旺先生堪稱大副。他和我們這些年輕人談話，第一件事讓我們把從創(chuàng)刊以來的《文藝報》逐一認真閱讀，這是一個指導職場新人入職的特殊方式。然后他告訴我們，辦報的人必須以俄國別林斯基為楷模，因為別氏臨終時是枕著他所創(chuàng)辦的《祖國紀事》入葬的。短短幾句話讓我們心中頓生神圣感和莊嚴感，覺得我們這些新人肩上的任務是何等的沉重，未來前途是何等的光明，而道路又是何等的遙遠啊！

永旺先生特別擅長體育，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游泳技術尤佳。我記得當時永旺、雷達和我是《文藝報》乒乓球的三個主要選手，迎戰(zhàn)過不少對手。而說到游泳，曾經(jīng)有一年《文藝報》的同仁們赴北戴河消夏，住的環(huán)境非常簡陋，是在劉莊的一座工廠里，沖澡都是自來水，但是我感覺到了莫大的快樂，因為什么？因為有了謝永旺。他領著我們游泳的時候游過攔鯊網(wǎng)，攔鯊網(wǎng)的外面意味著危險。我們幾個人跟著一馬當先的謝永旺奮力地向遠方的一艘捕蟹船游去，我壯著膽努力地劃著，旁邊還有同樣年輕的寒小風。流深浪闊，然而永旺毫無懼色，從容不迫地領著我們向那艘遠方的捕蟹船徑直游去。船上沒有一個人，我們登上去之后，回頭一望，人影已經(jīng)很小了，海灘顯得模糊，但是那種感覺、那種狀態(tài)、那種突破自我膽怯之后所獲得的身心解放的愉快，是平生很難感受到的，謝永旺用他的實際行動讓我和寒小風享受了那難忘的一刻。從此之后，每到北戴河，我都要越過攔鯊網(wǎng)向深海游去，當然我的前面已經(jīng)沒有謝永旺的身影，可是我知道他一直在默默地鼓舞著我們。

在謝永旺當編輯部主任時期，他的兩個副主任分別是分管理論的陳丹晨先生和分管評論的、我的組長劉錫誠先生，他們三位合作得特別好。永旺先生是蘭州大學畢業(yè)，當時作協(xié)的主力編輯們多來自兩個學校，一個是蘭州大學，一個是北京大學。在我的記憶中，蘭州大學的除了謝永旺，還有周明、閻綱和后來的雷達，而北大的則有陳丹晨、吳泰昌、崔道怡等等，劉錫誠也是北大的，但他不是中文系，是俄語專業(yè)。當年在文藝界，這兩個名校的學生很多在年輕的時候都是優(yōu)秀的青年才俊，到中年是業(yè)務骨干，到老年大多成為名編或者是著名的評論家，或者是文藝界獨當一面的領導人。

我記得在《文藝報》時，為了培養(yǎng)我，推薦我上文講所六期學習。文講所五期（是繼“文革”后剛剛開始的首期）的學員有蔣子龍、王安憶、賈大山等，六期是以少數(shù)民族作家為主。我剛去報到?jīng)]有多久，上學僅僅一個星期，永旺先生告訴我說：“洪波，回來工作吧，七期你可以再去，那是評論編輯班，更適合你的專業(yè)?！庇谑俏覐牧谕藢W，一年之后成為魯院七期即評論編輯班的學員。后來我們七期和八期又集體組合成為北京大學首屆作家班，而永旺先生自始至終支持我忙碌中踉踉蹌蹌地學習。這一變動使我終生受益，所以我非常感謝關鍵時刻永旺以一個過來人和老大哥的身份對我的提醒和規(guī)劃，這真是一個好的領導人對部下最真摯的關心。

永旺曾經(jīng)給我開過一張書單，里面說評論生涯一定要讀書破萬卷，事實上他也是這樣做的。永旺先生在大學時期就成為了黨員，一直特別受到作協(xié)領導人張光年的重視。在同齡人中他應該是進步很快的，所以他經(jīng)常笑著跟我們說：“‘文革’中，我不是‘黑幫’，不是走資派，但有一個名字‘小爬蟲’。”說完，他管自笑著，我們也跟著笑。因為“黑八論”中“中間人物論”出自他的筆下，“小爬蟲”應該是比較客氣的一種政治待遇了吧。

永旺和我們相處大概4年左右，他調離了《文藝報》，出去創(chuàng)辦了現(xiàn)在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創(chuàng)作研究部，當時叫創(chuàng)作研究室?！段乃噲蟆返娜怂糇吡藥孜晃业耐?，包括李炳銀、鄭興萬、郭小林，這都是我們非常親密的伙伴。永旺組建創(chuàng)作研究室的第一件事情是為茅盾文學獎第一屆評獎進行籌備和開獎工作，工作單位是全新的，茅盾文學獎也是首創(chuàng)的，由此可見永旺先生工作的開拓性是如何的優(yōu)秀。

當時雖然《文藝報》一分為二、兵分兩路，但是大家好像沒有任何疏離的感覺。因為上班在一個樓里，就是老文化部大樓的五樓，吃飯在一個食堂，體育活動也常常在乒乓桌上相見，所以永旺的離開在我的記憶中幾乎是很小的一件事，很短暫的一個過程。而且很快，一兩年之后，《文藝報》改版，由月刊、半月刊變成周報，謝永旺經(jīng)歷了作協(xié)四代會之后，成為《文藝報》年輕的主編，大副變成了船長，我依然還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那個時候我的身份是記者部副主任，和另一個副主任曉蓉共同領導著六名記者，這其中有邵璞，后來成為畫家和詩人；有沙林，后來成為一家出版社的主編；有應紅，后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還有聶建國、包利民、劉福和。八個人的記者部在當時兵強馬壯，但我們沒有一個學的是新聞專業(yè)，謝永旺請來新華社赫赫有名的女記者郭玲春，為我們講授新聞業(yè)務。那一刻記憶鮮明，因為郭玲春說道：“中國和外國的記者不一樣，外國的記者講究采訪對象把你從門口趕出去，他從窗口爬進來，而中國的記者我可能從此再也不會理睬你，這是一種職業(yè)的尊嚴。”郭玲春講課的時候，那精彩的一幕謝永旺也在現(xiàn)場目睹，這應該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也是唯一一次關于新聞專業(yè)的特殊講座吧。

應該說我在《文藝報》10年的工作履歷中和永旺先生幾乎是朝夕相處、密不可分，他對部下的關心和幫助，我歷歷在目。在記者部任職期間，我曾提出進行大西北數(shù)省的采訪，沿途對各省的主要負責人進行文化咨詢和報道。永旺先生特別支持我的選題創(chuàng)意，他知道我要到蘭州，專門把他的老同學、當時甘肅文聯(lián)黨組副書記支克堅推薦給我，讓我尋求他老同學的幫助。這就是寬和仁慈、熱誠待人的永旺先生，他的人品，他的文品。

他當年如何認真地寫作張賢亮新作品的研究，讓我難以忘懷。他作為資深編輯，曾經(jīng)發(fā)現(xiàn)并組編了《閃閃的紅星》《大刀記》《黃海紅哨》《沂蒙山高》等一批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撰寫了《獨樹一幟——論高曉聲的小說》《在嚴峻的生活面前——論張賢亮的小說》。關于張賢亮這篇評論，永旺寫得認真慎重，我記得他不斷到評論組找劉錫誠、閻綱進行商量。正是這篇評論，寧夏的張賢亮才得以脫穎而出，改變他的生存狀態(tài)，這個恩情張賢亮一直記著、感激著。但是永旺先生輕易不寫文章，我曾經(jīng)拿周圍《文藝報》的同事們，一個個批評家、評論家，向他咨詢，那個時候無論劉錫誠還是雷達，包括閻綱、孫武臣、李炳銀，甚至稚嫩的我都已經(jīng)不斷地在書寫著自己專業(yè)的相關文章，而雷達、閻綱、孫武臣、李炳銀在他們工作的領域儼然是專家了。永旺聽到我的問詢，笑著說：“我當編輯久了，有一個詞叫‘眼高手低’，對自己的文章越來越不滿意，加上行政工作這么多，所以就越寫越少了。”說這話時，他搖著頭苦笑著，內心似有無限感慨，我還看到這一特殊崗位留給他的一種沉重壓力下的無奈。是啊，永旺先生的人生選擇是從一個評論家的理想開始，到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組織工作者、編輯家而結束。

后來他離開了《文藝報》的崗位，但是我依然和他有無數(shù)次的接觸，這就是中華文學基金會的“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的編委會。這應該是1994年的事情了，如今“21世紀文學之星”已經(jīng)成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一個重要的培養(yǎng)青年作家的品牌。而在初創(chuàng)時期，永旺先生功不可沒。除了帶領我們的馮牧、袁鷹兩位老先生之外，還有謝永旺、張鳳珠、崔道怡、張守仁以及年輕的雷達、白描和我一干人等，這其中謝永旺先生發(fā)揮了極大的組織能力和編輯才智。

現(xiàn)在“21世紀文學之星”培養(yǎng)出的茅獎、魯獎、兒獎和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的作家們已經(jīng)有幾十名之多，堪稱燦爛的“星座”。當年在這些老編輯草創(chuàng)這個文學品牌初期，我曾經(jīng)跟組織者張鍥先生說過一句開玩笑的話：“這是用軍官團打沖鋒?！币驗檫@些編委們都是各大報刊著名的編輯家或者是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博導，由他們來逐一鑒定一部沒有出版的年輕人的文稿，甚至將初審、二審、三審集于一身，還要完成作序的任務。這個工作本身功德無量，是對中國文學事業(yè)后繼力量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能源補充和戰(zhàn)略設計，而永旺先生正是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參與者。

在永旺先生生命的晚期，我曾經(jīng)無數(shù)次看望過他，為他的小孫子送過我所寫的兒童文學作品，他非常開心。而他的獨子、當年那個和我們一起游過密云水庫的少年謝欣，現(xiàn)在也繼承了永旺先生的編輯事業(yè)，成為《當代》的編審。謝欣告訴我，他明年也要退休了。聽到這話，我猛然感到時間和歲月是如此迅速地流逝著。歲月盡管流逝，但是那記憶中鮮明的影像就像時間河流中一塊一塊凸起的堅硬的礁石，歲月的河流沖不走。所以我用這篇小文悼念遠去的永旺先生，一個我生命和事業(yè)之舟中曾經(jīng)的大副、后來的船長、具有開拓性能力的組織者，一個寬仁的長輩，我感謝他在我成長中所做出的巨大幫助，我感激他，感念他，同時更感懷他！

永旺先生，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