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字伯元，號蕓臺，江蘇揚州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進士，先后任浙、豫、贛三省巡撫，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晚年官拜體仁閣大學士，后至太傅，謚號文達?！肚迨犯濉と钤獋鳌贩Q其“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shù)十年，海內(nèi)學者奉為山斗焉”“極三朝之寵遇，為一代之完人”。

阮元文韜武略，不僅平海寇、治云貴，在經(jīng)學、史學、金石、書畫、天文、歷算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作為揚州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阮元的學術(shù)思想體系不僅成為清代漢學由高峰走向衰落的標志，也成為傳統(tǒng)學術(shù)向近代學術(shù)演進的轉(zhuǎn)折點。與此同時，阮元一生致力于文獻的整理、匯輯、編撰與刊刻，他主編《石渠寶籍》，匯刻《皇清經(jīng)解》，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纂輯《經(jīng)輯纂詁》……除此之外，他還十分重視教育，在杭州創(chuàng)建了詁經(jīng)精舍，延請當時的著名學者來主講，培養(yǎng)、發(fā)掘了許多人才。

阮元善書法，尤精篆、隸。他的隸書效法《漢故司隸校尉犍為楊君頌》《漢魯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郁勃飛動，醇雅清古。他撰寫的《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論點簡明扼要，將書法分為南、北兩派，并指出南派以帖專勝、北派以碑擅長，這是書法史上首次對北派書法的發(fā)展脈絡進行系統(tǒng)性的梳理。《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標志著清代碑學理論正式確立，這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此之前，北派書法長期式微，對此阮元說道：“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逼渲械摹坝弊郑砻鬟@并非根本的原因。

由“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啟牘……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可知，“中原古法”是阮元對北派書法最為心儀的地方。而阮元用“拘謹拙陋”來描述北派，是揚南抑北還是如傅山“四寧四毋”那樣的明貶暗褒？阮元說“比如在北朝族望質(zhì)樸，不尚風流，拘守舊法，罕肯通變。唯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然其筆法勁正遒秀，往往畫石出鋒，猶如漢隸”“我朝乾隆、嘉慶間，元所見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種。其中尤佳者，如刁遵墓志……龍藏寺諸碑，直是歐、褚?guī)煼ㄋ蓙?，豈皆拙書哉”，他還有注引：“顏氏家訓云：北朝喪亂之余，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笨磥怼熬兄斪韭笔琴H義詞，阮元認為這才是北派書法式微的原因所在。

既然“揚南抑北”，阮元為什么還要重新開發(fā)北派書法呢？

一為真實還原史實?！按藢嵄迸伤?，非敢臆為區(qū)別。譬如兩姓世系，譜學秩然，乃強使革其祖姓，為后他族，可歟”——清代，金石學成為顯學，出于研究的需要，金石拓片收藏蔚然成風。阮元十分重視金石資料的搜集與編纂，由此接觸了大量的碑版書法，其中不乏“筆法勁正遒秀”者。阮元說：“二十年來留心南北碑石，證以正史，其間蹤跡流派，朗然可見。近年魏、齊、周、隋舊碑，新出甚多，但下真跡一等，更可摩辨而得之?！薄皩嵤虑笫恰笔侨钤闹螌W宗旨，所以梳理北派書法是水到渠成的事。

二為補充明清以來書法之不足?！霸?、明書家，多為閣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陋哉”——清代學人已經(jīng)注意到閣帖籠罩下帖學書法的弊端，同時隱約感受到金石碑版書法中蘊含的一種別開生面的審美意象。阮元自覺承當起對這種思潮的理論整理工作，梳理北派書法的史實，意圖為清代學人的新思潮提供理論上的支撐。

三是他的歷史觀念使然?！吨袊穼W思想通史·清代卷》在論述阮元的歷史觀念時總結(jié)道：“阮元能以聯(lián)系的、發(fā)展的眼光來觀察研究事物，他從事文字訓詁，著眼于源流和發(fā)展演變，著眼于字群音義上的相互聯(lián)系。研究禮制典章，不糾纏于事物名稱的孤立考證，而是著眼于古代禮制的大體，不脫離歷史發(fā)展的背景和階段性。這些，都凸顯出他聯(lián)系、變化、會通的歷史觀念?！碧角罅x理、恢復原貌、將格物與實踐統(tǒng)一起來，這種歷史觀念也促使他去重新認識北派書法。

“是故短箋長卷，意態(tài)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jù)其勝”。阮元認為，書法源于漢字的實用書寫，終究要擔起漢字的實用性功能；南派書法與北派書法都源于漢字的實用書寫，并且在實用書寫中提煉出其藝術(shù)性。但這種藝術(shù)性究竟指的是什么，南派書法弊端與北派書法意蘊的具體表現(xiàn)，他并沒有看清楚、說清楚。不過阮元的學術(shù)前瞻性促使他在恰當?shù)臅r候提出了“南北書派論”。

對南派書法進行批判，阮元是糾結(jié)的，他本就認為南派書法比北派書法更具親和力，但他也明白南派書法存在不足。首先，他試圖消解王羲之的權(quán)威：“晉、宋之間，世重獻之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后始為大行?！边@就是說，王羲之并非一直至高無上。其次，他說所傳王羲之書法“真?zhèn)蜗s，當時已稱難辨”。而后，他歷數(shù)閣帖的弊端：“展轉(zhuǎn)摩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跡，并由虛造”“右軍書之存于今者，皆輾轉(zhuǎn)鉤摹非止一次，懷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后人筆法孱入右軍法內(nèi)矣。然其圓潤妍渾、不多圭角則大致皆同，與北朝帶隸體之正字原碑，但下真跡一等不同也”。由此感嘆“元、明書家，多為閣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陋哉”！不過他又話鋒一轉(zhuǎn)：“鍾、王、郗、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

范本之爭的邏輯是正確的，不過這里又牽涉審美的問題，即誰是正統(tǒng)的問題。因為沒有明確的范本，所以就另謀出路，進行改革。

當館閣體流行、印刷術(shù)普及后，書丹變得不重要了，故北派書法失去了其存在的實用基礎(chǔ)，在現(xiàn)實生活中自然消散。不過北派書法的審美意識依然存在，它的美學基因樣本對后世來說仍是極其重要的原始基因組成。清代碑學的產(chǎn)生，就是在書法美學中另辟蹊徑，這不是自然生發(fā)的，而是人們的故意為之，因為“古質(zhì)今妍”；碑學講究古拙，是求之象外。

阮元看到了北派書法的短處，也看到了北派書法的價值，進而秉筆直書，可見他嚴謹治學、求真求實的學術(shù)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