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是近代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相關成果較為豐碩。其中熊月之所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一書，在學界影響甚廣。但正如作者所言，有關“西學東漸”對社會影響的研究相當薄弱。學界有關“西學東漸”的探討，受“單向文化傳播論”的影響較大，讀者的主體地位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關注晚清西學閱讀問題。然而，已有成果雖引用了某些日記文獻，但從文本闡釋的角度對日記史料的系統(tǒng)研究尚待開掘。日記是個體日常生活的“思想史”，并能“重演”閱讀經歷。就“知識倉庫”的構成而言，晚清士人日記中有關閱讀儒家經典和二十四史的記載占有相當比重，但在“西學東漸”的進程中，西學知識逐步獲得士人的關注，他們閱讀西書的記錄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廣闊的想象空間。這些西書主要包括各類西學譯著，國人撰寫的相關西學著作，以及西學叢書、匯編、書目等。西書不僅是晚清士人閱讀的物質載體和文本，也是他們認識西方世界的“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還是他們交往的媒介和社會關系的象征。本文以日記史料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19世紀中后期士人閱讀西書的時機、心態(tài)與體悟，從具體的日記文本中“深描”士人閱讀西書的“情境”和“話語”，探尋士人如何通過日記編織西書閱讀的“意義之網”（the web of significance）。

一、鴉片戰(zhàn)爭后西學的初步引介與士人初窺門徑

盡管從明代中后期以來，西學知識不斷傳入中國，但是，鴉片戰(zhàn)爭前，西學并沒有顛覆中國士人的知識和信仰體系，“它還只是在傳統(tǒng)的知識世界中，預留下了重新理解的思想資源”。鴉片戰(zhàn)爭后，“西學”的引入，改變了“道”的來源，正如王國維所言：“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于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边@就意味著，西學知識譜系的引入，打破了傳統(tǒng)的“中學”體系，并對傳統(tǒng)文化形成沖擊，在“道出于二”和經世之學興起的背景下，西學的傳播必然需要讀者的閱讀予以“理解”與“回應”。而士人對西學文本的具體闡釋，“不僅意味著要考察他們所身處的思想風氣的影響，而且還要了解他們所感知并引起他們回應的情境”。

鴉片戰(zhàn)爭后的二十余年間，西學的“引介”和“閱讀”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早期引入的西學書籍作為“文化食譜”(cultural diet) 雖然種類有限，但它們“倚重時間”，經過傳教士及“秉筆華士”的潤色和闡釋，努力消除“價值沖突”，以適應士人的閱讀心理。盡管早期的西學啟蒙面臨諸多困境，但少數士人的閱讀記錄為我們提供了意義闡釋的文本。從閱讀的角度看，西學文本“只有通過讀者才能獲得意義，它依讀者而改變”。但是，讀者之間的差異又非常明顯，“讀者乃偷獵者，每個讀者群體都有著自己獨特的實踐網絡與閱讀規(guī)則”。在具體的文本中探尋這些網絡和規(guī)則，重建闡釋社群，方能理解讀者閱讀的意義之網。

在西書較為稀缺的社會情境中，讀者如何“遇見”西書，進而與之“相識”，在個體閱讀史上可成為一個“事件”?！氨硎稣咴泴懗龅恼Z句，進入了讀者的意識空間，由此生成意義，這同時也意味著曾經存在于讀者意識中的語句，被投企到了表述者所組織的文本場域當中，這個原本完整的時空連續(xù)體場域，由此出現了瞬間的扭曲和突起——這里發(fā)生的就是事件”。如陳澧閱讀《幾何原本》便是一個“事件”，他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因撰《讀墨子》一文，引《幾何原本》算法以與《墨經》相溝會懸證，為墨子書辟一新途徑?？梢姡鲿鳛槲鞣轿拿鞯南笳?，是另類的“知識樹”，使士人在與作者、文本的“邂逅”中，“制造”了閱讀的“事件”，并產生復雜的心理影響、情感結構和文化想象。

當然，士人閱讀西書的根本目的是尋求意義。經過傳教士和中國助手的長期努力，西學的意義系統(tǒng)得到了初步的“解碼”。一些思想先驅注意到“夷書”的思想價值，初步了解到這些文本所傳達的意涵，他們通過“挪用”“轉喻”和轉述，對“夷書”的內容進行引申和運用，擴充他們的知識來源。魏源在編撰《海國圖志》之前，已閱讀了不少西學書籍，他說：“在粵東譯出者，則有鈔本之《四洲志》、《外國史略》、刊本之《萬國圖書集》、《平安通書》、《每月統(tǒng)記傳》，燦若星羅，了如指掌。始知不披海圖、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極上下之渾圓也?！倍凇逗鴪D志》的成書過程中，則引錄《萬國地理全圖集》57處，《地理備考》91處，《地球圖說》34處，《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28處，《貿易通志》14處，《美利哥國志略》24處，《平安通書》11處，共259處。徐繼畬也注意博覽西方史地著作，他在《瀛寰志略》的自序中稱：“覓得泰西人漢字雜書數種……采諸書之可信者，衍之為篇，久之積成卷帙。每得一書，或有新聞，輒竄改增補，稿凡數十易。”梁廷枏在寫作《海國四說》過程中，曾大量引用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圖志略》一書。這些被“移入”和改編的西學知識，具有延時傳播的穩(wěn)定性，其思想價值通過“歷時性”得以強化。

咸豐年間，上海在西學出版與傳播中的地位大為提高，西書作為“可交換”的媒介，通過空間的“移動”，為士人打開了“世界知識”的窗口。麥都思等傳教士聘請王韜、李善蘭、管嗣復、蔣劍人等“口岸文人”擔任助手，大量翻譯和刊印科學、史地書籍。據王韜在咸豐八年（1858）七月二十九日記載，管嗣復與合信翻譯醫(yī)書，“一載之間，著有《西醫(yī)略論》、《婦嬰新說》二種，俱已鋟版”。這使王韜等“秉筆華士”有機會成為這些譯著的最早讀者，并通過他們擴展閱讀網絡。如《幾何原本》譯成之后，藏書家韓應陛得知出版資金困難，“特出資授梓”，書成，韓應陛贈送王韜一冊。當天，王韜便“夜挑燈將此書略展閱一過”。之后，他“因憶昔年郁君泰峰，曾垂問西人天算各書，何不舉以贈之？”遂寫信給郁泰峰并轉贈此書，他在信中說：“先生素講西法，獲之必喜。況藏書之富甲一郡，算學之書亦不可不備一格?！笨梢?，通過王韜的推介，這部數學名著在時空穿越中實現了意義的延展。

王韜雖然熱心向朋友推介西書，但他迫于生計而委身于墨海書館，內心卻對科舉仕進有著強烈的追求。在他的閱讀生活中，儒家經典和史籍的比例極高。對于各種“夷書”，王韜雖然廣為涉獵，但內心充滿著矛盾甚至厭倦。咸豐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對好友周騰虎說：“瀚觀西人教中之書，其理誕妄，其說支離，其詞鄙晦，直可投于溷廁，而欲以是訓我華民，亦不量之甚矣。顧瀚窺其意，必欲務行其說而后止，行之則人心受其害矣?！彪m為激憤之言，卻流露出王韜的抵抗心理。當 “夷夏大防”還是整個社會的主流觀念時，王韜作為底層的功名之士，其一以貫之的思想核心還是儒學，儒家 “三不朽”之立德、立功、立言一直是王韜的理想追求。這在早期接受西學的士人當中，是一種較為普遍的心態(tài)。

盡管早期西學著作的發(fā)行渠道較為有限，但少數士人“遇見”西書之后，通過各種途徑擴展閱讀的社會圈層和意義網絡。如王韜的好友周騰虎因造訪墨海書館而獲贈西書，開啟了闡釋與傳播西學的新途。咸豐三年十一月九日，他“訪夷書，得墨海書館，英夷在此翻譯唐字書者。為其校書者二人，太倉潘枕書、蘇州王蘭卿。得《中西通書》《全體新論》《華英通語》《算法》等”。咸豐七年一月，《六合叢談》出版不久，周騰虎便有機會閱覽并頗為新奇地記道：“臚載中外近事，并及泰西各種學問，可覽也?！眱商旌?，周騰虎寫信給好友潘季玉，“寄夷人新輯《六合叢談》二本”。通過周騰虎的寄遞，江蘇鄉(xiāng)紳潘季玉便有機會閱讀《六合叢談》。第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周騰虎在舟中閱讀《六合叢談》第九號，并在日記中重點評論了韋廉臣“論性”一文。他認為該文“博引群書，大約宗韓子‘三品’之言，而斷為性惡，如荀子所云”。針對韋廉臣的性惡論，周騰虎結合儒家學說引經據典，以性善論予以反駁，他認為：“天之性，即人之性。性理之同，發(fā)于愛為仁?！敝茯v虎對韋廉臣的“性惡論”進行深入剖析，一方面是根植于傳統(tǒng)，同時又打破傳統(tǒng)與西學“對話”，體現傳統(tǒng)與西學兩種力量在思想上的“較量”，表明他在情感和理念上對儒家傳統(tǒng)道德有著強烈的依戀。

周騰虎與趙烈文意氣相投，他們相互借閱西學書籍，實現知識共享和情感互動。咸豐二年一月十八日， 趙烈文便在周騰虎家見《天地宗旨論》一書，他介紹該書“即耶穌教，其書系外洋刊印”。他結合傳統(tǒng)思想資源進行對比后認為：“書中大要教人敬事上帝，間能說理，率多淺近，又依傍釋氏而變易之。究其意旨，復微類黃老，然于三教無不排屏者”。他讀后感嘆：“外國爭教，每至兵連禍結，殺人盈野，吾儒漢宋，朱陸之爭真雅道矣?！憋@然，趙烈文對耶穌教存在“誤讀”，他對儒家傳統(tǒng)頗為自信。

趙烈文涉獵較廣，他平時留心采購西學書籍。如咸豐八年五月五日，他提及要購閱的西書清單包括：“艾儒略《萬國全圖說》、湯若望《坤輿全圖說》、南懷仁《坤輿圖略》、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卑嗽率?，他得到久聞其名的《職方外紀》，頗為欣喜，記道：“明時利瑪竇進《萬國圖志》，后艾儒略增輯為此書，一時為之紙貴。明賢葉向高等為作序，皆服膺其說。艾亦有序，文采斐然，不若今之西人陋俚矣。”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讀完該書后，卻大為失望，指出：“書中于歐洲各國大半夸辭，而所紀島魔海族及他異聞，多拾中國小說唾沈之馀，間有實錄，亦難盡信，不如今之西人記載為足憑也。”并對書中譯文提出疑問：“歐洲各國皆言‘亞’，疑譯‘是國’；西半球三州皆言‘加’，疑譯‘是州’。俟考?！蓖瑯拥奈谋?，隨著閱讀的深入和時間的流動而在趙烈文的腦海中呈現前后不一的印象，這表明他在文本闡釋上有著心理上的顯著變化。同治二年（1863）三月十三、十四日，他閱讀并抄錄了《校邠廬初稿》的核心內容，評價道：“總論全書，精當處皆師夷法；而參用中國前人之說，然湊數而已，不如夷法之為得。其論馭夷尤善?！边@一論斷，頗為精當，表明趙烈文勇于質疑，已對“夷法”有較為深入的理解。

通過抄錄，士人可以在日記中“再現”西書的文本價值，進而在品評中提煉要旨，闡釋意義。如莫友芝在曾國藩的湘軍行營中有機會借閱和抄錄西學書籍，他在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記載：“假得西人《談天》十八卷，英國侯失勒原本，偉烈亞力口譯，海寧李善蘭刪述?！彼浟死钌铺m和偉烈亞力的序言，并評價道：“此其書務出新意，以與古法為難，豈索隱行怪有述者與。”第二天，他又借讀慕維廉所撰《地理全志》一書，并記載該書為“耶蘇降世一千八百五十四年甲寅仲秋松江上海墨海書館藏板，則咸豐四年刊也。”在抄錄了慕維廉的序言和該書“地質論”部分內容后，他指出：“其說與前《談天》相輔翼，皆求知于所不必知者也?！彼麑兴榻B的“雷電噏鐵氣論”尤感興趣，記道：“一竿可庇周土二十丈，西洋周屋每樹電竿，獲益甚巨。有士以為用竿若多，則天空之電，可運于他所，或免雷暴，或速消滅?！眱扇罩畠龋阎ネㄟ^“談天說地”，在文本闡釋中獲得了“知識生長點”。

與譯著相比，國人所著的西學書籍有著“經世致用”的現實指向，促使讀者在評析和聯想中進行思想上的“對話”。《海國圖志》在出版之初，其思想價值并未得以充分挖掘。但也有讀者悉心考究，勇于質疑，體現出不同凡響的闡釋能力。如廣州的陳澧在道光二十五年參加會試南歸之后，從張維屏處借閱《海國圖志》50卷本，對該書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辨析。他首先肯定“其書羅列荒遠之國，指掌形勢，可謂奇書”。但他又直指要害：“以為最可議者，莫如《議攻篇》，以夷攻夷之說也。”并結合廣東海防形勢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以夷攻夷”不但不可行，還會后患無窮。道光二十七年，魏源至廣州，陳澧與其相會，“以此書所說質之。魏君大悅,遂定交焉,并屢改《海國圖志》之書。其虛心受言,殊不可及也!”魏源是否根據陳澧的意見修改書稿缺乏具體證據，但兩人因書結緣，產生思想的火花，表明《海國圖志》作為思想與交往的媒介，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實現了意義的延伸。

可見，批判性閱讀是意義生產的重要源頭，也是讀者“標新立異”、尋求主體價值的重要方式。如馮桂芬與魏源在“馭夷”觀念上較為接近，但他在讀到《海國圖志》后，對魏源所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觀點也表示懷疑。他指出：“無論語言文字之不通、往來聘問之不習,忽欲以疏間親,萬不可行。且是欲以戰(zhàn)國視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瘪T桂芬還對《海國圖志》進行?？保赋銎渲写嬖诘膯栴}，認為該書既然以林則徐所譯《四洲志》為藍本，就不應該“轉取從前之《職方外紀》、《萬國全圖》等書以補其所無”。在其看來，“西人地理書皆著經緯度，真得地理要義”。而魏源“輒多刪薙”，頗為遺憾。他以《地理全志》《地球說略》校核書中論述，“多所不合”，并指出其中四方面的錯誤。他還提出：“圖中列天下萬圖，而旁注中國之晝長晝短線，更無解。于不知而作之，譏矣?！瘪T桂芬的考訂和質疑，是在廣泛涉獵當時的史地西學著作之后，結合已有的知識儲備和對“夷務”的理解，與作者隔空對話，體現出他的博學切問和批判精神，也表明《海國圖志》在進行思想啟蒙的過程中，其“觀點的市場”存在著不同的聲音。

總體而言，盡管在“夷夏之辨”中，早期接觸西學的士人普遍根植于儒家傳統(tǒng)，但他們“偶遇”西書仍能散發(fā)思想的靈光，引發(fā)觀念的碰撞。雖然以史地知識為主要內容的早期西學著作存在不少問題，但這些西書的誕生，打破了晚清帝國的知識生產秩序，正如吳義雄所言：“19世紀中葉外國史地研究和有關著作的刊刻，是近代中國知識革新的開端，改變了中國人固有的知識結構，進而改變了整個民族對于世界的態(tài)度，為此后長期持續(xù)的變革作了準備?！蔽鲗W突破了“道出于一”的傳統(tǒng)，促進了思想啟蒙。諸如魏源、徐繼畬、梁廷枏等思想先驅通過“地理”重新闡釋世界和中國，以書言志，體現他們經世致用的良苦用心。周騰虎、趙烈文之類的江南士人有機會閱讀西書，使他們對 “世界知識”有著初步認知。王韜、陳澧、馮桂芬等人對西學著作的考證、質疑和批判，表明他們已能突破陳見，闡發(fā)新論，這為他們在洋務運動中撰寫新著，推動西學的傳播與發(fā)展奠定了基礎。這些早期的西書閱讀群體，雖然規(guī)模不大，但西學的“知識樹”已在他們的思想世界生根發(fā)芽，他們圍繞西學文本進行引用、對比與闡釋，體現了西書閱讀的思想滲透力。

二、洋務運動與西書閱讀的“漣漪效應”

在洋務運動中，西方技藝作為富國、強國之術得到洋務派的高度重視。在設法“布新”的過程中，西學的傳播造成士人對傳統(tǒng)的緊張并需要尋求新的“緩解”，在“經世致用”的社會情境下，西學之“道”與現實之“用”有著更為緊密的關聯。正如陳旭麓所言：“洋務運動汲取來的西方知識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沖擊，比十次舊式農民戰(zhàn)爭更大。”在洋務派的推動下，“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較為明顯，不少西學書籍的出版、發(fā)行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官方出資的西學出版和傳播機構不斷增多。另外，不少教會學校、書局、醫(yī)院都與西學書籍的出版、發(fā)行活動有關，西書種類和數量的大幅增長直接促進了西學的傳播與閱讀。

在洋務思潮的影響下，格致之學頗受重視，讀“洋書”與知洋務之間有著內在關聯，大量出版的西書為士人接受西學新知提供了機緣，西書的空間延伸意味著更多的閱讀自由，而閱讀圈層的擴展能產生明顯的“漣漪效應”。誠如安德森所言：“印刷資本主義使得迅速增加的越來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對他們自身進行思考，并將他們自身與他人關聯起來?！蔽鲗W的“知識樹”不斷壯大，它打破了傳統(tǒng)經典閱讀的壟斷地位，改變了原有的閱讀情境，為士人提供了更多元的思想資源。盡管大多數士人仍然生活在傳統(tǒng)的思想世界之中，但西學作為新的知識譜系引發(fā)了廣泛的文化交流和社會互動，并通過士人的閱讀和闡釋形成更為廣泛的意義網絡。

西學教育對西書閱讀起到催化作用。通過傳教士和開明士紳的努力，格致、博聞等教會書院注重引入西學課藝，廣泛采購“格致之書”供師生研讀，從而促進了西書閱讀的“公共性”。格致書院還注重對西學課藝的獎勵，在《格致匯編》《萬國公報》上刊登廣告，吸引各地士子“應考”，極大地推動了西學知識的“成果轉化”與“空間擴展”。不少考卷所論西學的深度、廣度超乎時人的想象。如鐘天緯曾游歷歐洲，在江南制造局長期譯校西書，學識廣博。他在參加格致書院光緒十五年（1889）春季課藝的考卷中，針對“格致之學，中西不同”的提問，對西方科技發(fā)展史進行了簡要總結，然后對亞里士多德、培根、達爾文等人的學說加以申論。他認為培根的學說，“以格致各事，必須有實在憑據者為根基，因而窮極其理，不可先懸一理為的，而考證物性以實之”。對于達爾文的進化論，他直指要義：“其動植物之不合宜者，漸漸澌滅，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為天道自然之理?！边@表明鐘天緯通過豐富的閱讀實踐對西學知識進行了高度提煉，體現出較強的思辨能力。西學課藝作為檢視考生西學水平的媒介，通過報刊的廣泛傳播，對應考士子有著閱讀導向和價值指引的作用，這在后來不少士人閱讀《格致書院課藝》的記載中得以印證。

從歷史情境的角度看，閱讀的體驗與感悟因人而異，讀者對西學文本的解讀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地點”的變化而呈現多元的意義。因此，“文本的影響在地理和文化上‘傳播’越廣泛，不同讀者群體之間的差異可能就越大?！痹谘髣者\動中，《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西學書籍多次再版和重印，其文本的生命力得以煥發(fā)。如《海國圖志》百卷本修訂版出版之初，便受到郭嵩燾的關注，他讀后贊嘆：“魏氏此書征引浩繁，亦間有參差失實。要以大旨，在考覽形勢、通知洋情，以為應敵制勝之資?！倍鴩鳛檠髣者\動的開創(chuàng)者，注重西書的參證作用。他于同治六年第二次完整地閱讀了《瀛寰志略》，并在日記中道及原委：“蓋久不看此書，近閱通商房公牘，各外洋國名茫不能知，故復一涉覽耳?！敝鲝埥浭乐掠玫慕泴W家孫詒讓則經常在西學書本上進行批注。光緒十一年春，他“閱大字刊本徐繼畬《瀛寰志略》十卷，有箋記十七條”。是年夏，他“閱古微堂重刊本魏源《海國圖志》百卷，隨手識記于冊中，朱墨筆凡得一百三十馀條，中有附注年月者”。如此細密的批注，表明孫詒讓隨感而發(fā)，通過“拈借”和“移入式”評述展露閱讀感悟和心路歷程。在“華夷之辨”中，“海國”“地球”“世界”等新概念激發(fā)了他們的地理想象和文化實踐，文本闡釋的差異也體現出他們各有所思，各有所取。

西學書籍“施教”與士人“問學”的結合，通過士人的閱讀得以實現。隨著“夷務”的開展，《瀛寰志略》等西學書籍作為一些駐外使節(jié)了解西方的參考書，在新的閱讀環(huán)境中凸顯了其實用價值。如郭嵩燾在出使英法的途中，于光緒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記載：“計此時已抵努伯阿境，海面闊五百余里，時見島嶼。《瀛寰志略》于紅海僅著馬蘇阿一島，阿剌伯屬地也?！痹o澤在光緒七年八月二十日，“翻閱《瀛寰志略》，查閱中西輿圖越南、東京等處”。張蔭桓在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九日記載：“答拜愛立謨，詢秘國新政及火車鐵路事。其國內有山名安達斯，《瀛寰志略》已著錄?！笔率巳沼钟洠骸案鲊窖曰ギ?，即能翻譯而字義亦無可詁。美利堅一國或作米或作謎，《瀛寰志略》言之甚詳矣。”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期間，多次引用《瀛寰志略》來考證世界各國的民族風俗、地理形勢和人物軼聞。如他在考證德國名稱時，便引證該書“尤沿用日耳曼之稱”。這些例子表明，《瀛寰志略》所包含的實用知識，能夠為讀者提供“知識地圖”，在不同的情境中展示其多重風華。

士人在何時何地閱讀西書，在個體閱讀史上往往是標志性的“事件”。如1837年出生的莊鼎臣，在光緒初年任河北永平知府游智開的幕僚期間，有機會閱讀西書。他在光緒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記載：“閱西洋花旗國人《地球說略》，載天下之形勝頗詳?！?840年出生的吳汝綸，較早接觸西學。其弟子賀濤在1903年贊嘆：“三十年前吾國不知外事之時，固已窮考西學，因事托意，發(fā)為文章，西書日多，學益博奧精邃?！?845年出生的馬建忠在庚申之變后，“決然舍其所學，而學所謂洋務者。始求上海所譯書觀之，未足魘意，遂乃學其今文字與其古文詞，以進求其格物致知之功，與所以訓至于致治之要，窮原竟委，恍然有得于心”。1863年出生的葉瀚，則在17歲時，已對西學產生濃厚興趣。他在自述中稱：“又聞江南制造局譯書處有理化諸書，乃宛轉求得一二種，私自講習。又獲見制造局譯書目，知兵工制造原本于數理化，不先精數學等，余無可言者?！边@些渴求西學的士人，都曾有過“西書情結”，他們由“問學”而“探術”，成為洋務運動和社會變革的積極參與者。

社會流動可以為士人創(chuàng)造西書閱讀機會，獲得文化資本。如安徽桐城人蕭穆到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就職后，得以博覽館中所出各類西書，窺其堂奧，發(fā)為己見。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他與嚴子獻討論“翻譯外國諸事略體制”。嚴氏出示其翻譯的荷蘭、法蘭西、意大利等十六國志略，他閱后認為：“敘事既不能皆確，地名、人名復不區(qū)別，確有壹是。又無他書詳考，只得如此。尚宜翻譯?？泵撜`字句耳?！边@說明他具有頗為豐富的西學知識，雖是本館同事所譯之書，他亦評價不高。之后，他接觸不少西書，如當年五月十四日午后，他到同事趙元益處坐談，“閱其新購洋人所制各處輿圖共一冊”，但他端詳之后認為：“界畫工致，惟洋人細字全不能識，尚待有翻譯者一一注出，乃可□閱耳?！倍浰？钡摹段鲊聟R編》，則成為新的西學資源，被某些洋務派官紳所關注。如任李鴻章幕僚的劉汝翼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看《西國近事匯編》一卷”。蕭劉二人固然無緣相識，但西書可以跨越時空進行觀念的滲透。

從“可得性”的角度看，開放的西書市場能擴展閱讀網絡，培養(yǎng)更多的“閱讀公眾”，尤其是上海出版的各種“洋書”拓展了士人的西學視野和認知能力。江蘇婁縣人楊葆光長期在滬上生活，他在同治十二年有多次借閱和購閱西書的記錄，如六月二日記載：“子球送《瀛寰志略》六本、《萬國公法》四本。……支買《中西聞見錄》錢五吊?！绷率蝗沼钟洠骸爸зI《五經揭要》、《衛(wèi)生要術》錢五吊?！绷率迦眨啞缎＿搹]抗議》一書，贊嘆該書“甚佳”。浙江桐廬人袁昶在上海龍門書院求學期間就接觸不少西學書籍。如同治八年八月，他閱“關慎齋《夷務事實》，將令鈔胥撮錄其要”。之后，他多次在日記中介紹西學知識。如光緒元年五月，他介紹《西人學制》：“凡立大學之程四，四分其科，人占一學者聽，曰醫(yī)科、治科、教科、道科?！笔悄昃旁?，他詳細抄錄《華盛頓傳略》，并對該書“有評有贊”。這些記載表明，他勤于采擇、閱讀各種西書，對西學的認知不斷深化，這為他以后參與維新活動提供了思想資源。

在一定程度上看，閱讀“其實就是一個不斷邂逅的運動”。一些外地士人因參加科考道經上海，“遇見”西書，產生濃厚的閱讀興趣，進而研讀新學，成為個體思想歷程中的重要“事件”。如康有為雖在1874年便接觸西學，但他在上海購閱西書的經歷頗具標志意義。光緒八年五月，他參加順天鄉(xiāng)試后，路過上海，“舟車行路，大購西書以歸講求焉。十一月還家，自是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與康有為相似，梁啟超于光緒十六年赴京參加會試之后，南下上海，“從坊間購得《瀛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制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此次上海之行，是他關注西學的重要轉捩點。浙江象山縣的舉人陳漢章也因參加會試道經上海而有機會購閱西書。光緒十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在上?！巴腥速I得《中法和戰(zhàn)曲直記》四本”，他認為該書“首冠基隆捷報及各國通商旗號圖，編次無法，不著撰人名氏，非通人所作”。由上海至北京途中，他還多次閱讀《海國圖志》，陳漢章在趕考旅途中購閱西書，而非閱讀經史典籍，別有新意。

書信可以將“讀文化”與“寫文化”結合起來。通過書信和社會交往，士人可以打破地理空間的制約，獲得購閱西書機會，并交流西學心得。如蘇州人江標在1888年中舉之前，曾長期游幕山東，他與蕭穆、趙元益、蘇稼秋、蔡爾康、李平書等滬上文人書信來往密切，通過友人的書信引薦和委托他人購書，與西學結緣。如光緒十年閏五月十六日，他托友人祁子翁買書數種，包括：“《諭旨》、《曾侯日記》、《航海述奇》、《西俗》、《紅樓夢圖詠》、《西醫(yī)五種》、楊詠春字冊。”當年九月二十九日，他“燈下閱《瀛海論》，集雜說如右。法王拿破第三謂中國乃通商之國，非用兵之國”。長期的西書閱讀與交流，提升了他的西學認知能力。光緒十四年，他參加江南鄉(xiāng)試，作《為電》一文，指出：“斯電也，浩蕩兮無極……環(huán)行乎地球九萬里，則一瞬可三匝焉?！逼渲斜氵\用了他此前所積累的西學知識。西學成為他之后施展才華的思想資源，使他在維新運動中大顯身手，暴得大名。

隨著西書消費地理的擴張，更多的普通士人有機會獲得西學的閱讀體驗，萌生豐富的文化想象，創(chuàng)造出新的思想空間。在江浙、安徽一帶的縣城甚至鄉(xiāng)下，一些士人也有機會閱讀西學著作，這表明西學在“文化下移”過程中，其“知識樹”觸及士人的內心世界，并產生了意義多元的“復調”。如在江蘇蘇州的吳江鄉(xiāng)下，鄉(xiāng)紳柳兆薰于光緒十年五月六日，讀“東洋人醫(yī)書《經穴纂要》”，并感嘆：“看其圖像，令一身內外，巨細畢呈矣。”而在江蘇東臺縣城，22歲的吉城在光緒十四年時已有3次參加江南鄉(xiāng)試的經歷，并對江標的鄉(xiāng)試闈墨《為電》一文贊不絕口，之后又多次參加上海求志書院、格致書院的課考，成績不俗，積累了一定的西學知識。當年十一月十一日，他“閱《萬國史記》一卷”。在安徽桐城，23歲的姚永概與吉城一起參加了光緒十四年的鄉(xiāng)試，獲中解元，可謂春風得意。光緒十九年八月，他也多次閱讀《萬國史記》，“以《萬國年表》校之”。八月七日夜，他向其師吳汝綸透露：“欲采《萬國史記》、《萬國綱鑒》、《萬國年表》等書，以中國會盟為主，先為一篇，次及各種學問、教法，皆敘其源委利弊，次及各國史事。體例精詳，文字雅潔，名曰《中外會盟記》，實一巨典不刊也?！睆奈鲗W閱讀、闡釋到寫作，作為傳統(tǒng)士人的姚永概意圖向新型知識人轉變。在浙江海寧鹽官鎮(zhèn)，鄉(xiāng)紳王乃譽雖以開洋雜貨店為生，但他留意時政，喜談經世之學，對各類西書頗為關注。如光緒二十年五月二日，他抄錄總理衙門同文館所譯西書篇目及譯者姓名，認為“考西學者，其亦知所取法乎”。之后一年多，他多次閱讀《盛世危言》等書，對民族危亡深感憂慮，體現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情懷。

士人的閱讀實踐與意義生產，“離不開動作、空間與習慣”。薛福成作為熟知洋務的卓異之士，與他長期博覽閱讀西書有著直接關聯。早在同治七年，他在南京就閱讀《西國近事》《普法戰(zhàn)紀》等書，留心國際局勢。之后，他閱讀了大量西書，對世界大局頗為關注。他認為“格致之學，在中國為治平之始基，在西國為富強之先道”，希望“古今中西之學，會而為一”。光緒十六年，他擔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大臣后，對西方現代文明進行更深入思考。他對西方法律和政治書籍頗為留意，在對中西方政治體制進行比較之后，他指出：“民主、君主，皆有利亦皆有弊?！彼啻伍喿x《萬國公法》一書，對外交的政治意涵頗有感觸，指出：“強盛之國，事事欲軼乎公法，而人或勉以公法繩之，雖稍自克以俯循乎公法，而其取盈于公法之外者已不少矣。衰弱之國，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未必以公法待之。雖能自奮以抑企乎公法，而其受虧于公法之外者已無窮矣?！薄度f國公法》雖然在1864年就由京師同文館刊行，但薛福成結合自身的外交經歷進行評論，體現出與眾不同的法理意識和國際視野，展示了不同凡響的學識和見解。

當然，西學的傳播也會受到一些士人的漠視。如蘇州士人潘鐘瑞在咸豐十年后曾客居上海二年，造訪過墨海書館，與滬上文人有較多交往，要搜尋西書并非難事。他雖與馮桂芬、王韜、江標等人有過交流，但對西學并無興趣。他熱心于家族事務，對儒家禮儀甚為注重，對地方文獻頗為留意，平時喜好著述。他雖對上?！耙膱觥憋L貌記憶深刻，但對西方文明卻并不關注。即便是偶爾獲贈西書，也僅僅是提及而已。如他在光緒十五年八月十七日記載：“昨子靜侄贈余英吉利新刻九十六圖，袖珍本，每圖一頁即間一頁圖說，但系夷字，無一認識者?！比欢v觀他1860年至1890年間留存的13年日記，卻再無閱讀西書的記錄。在種種可能之間，一些士人對西書的冷淡，隱喻了內心的抗拒心理。

綜上所見，在洋務派“經世致用”“中體西用”的價值導向下，西學之“用”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制度化”推廣，印刷資本主義推動了西書由都市向城鄉(xiāng)社會撒播，泛起層層“漣漪”，引發(fā)了更多士人的新奇體驗，并能產生觀念的變革。盡管閱讀地理極不平衡，個體閱讀的情境、心態(tài)與評價也存在較大差異，往往新舊并存，紛繁復雜。雖然不少讀者只是偶爾閱讀西書，表達“我讀故我在”，但西學知識的引入改變了他們的“知識倉庫”、情感結構和認知能力。而一些新潮人物的文本闡釋與閱讀感想，表征了這一群體的整體價值取向。盡管有些評論夾雜了儒家傳統(tǒng)觀念，但他們對新知識的理解，有著由此及彼的感悟、體驗和想象。這些新觀念、新思想，雖然散見于士人的文本闡釋之中，但從整體上看，士人的西書閱讀產生了一定的“漣漪效應”，與洋務思潮相互呼應，促進了社會的新陳代謝。

三、維新前后士人的西書閱讀與“新意”蔓延

甲午之后，國將不國，“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不僅是一種政治秩序的危機，而且是一種遠為深刻的危機——東方秩序的危機”。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士人需要用新的世界觀來重建意義和秩序，“除舊布新”便成時代所趨，啟蒙所向。正如丘為君所言：“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第一項重要特質，是對‘新’的烏托邦式向往?！蔽鲗W即是“新學”，西書往往被視為“救民之良藥，保國之堅壁，療貧之寶玉”。梁啟超更是呼吁：“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子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蔽鲿恰靶隆钡碾[喻，士人讀西書不僅是趨新的標志，也是爭當“新人”的重要途徑。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在“喜新厭舊”的潮流中，士人面對古今中西的選擇，有著更為復雜的閱讀體驗和更為幽微的心路歷程。

維新前后，在西學書籍廣為發(fā)行的背景下，不少士人能夠博覽西書，結合中西學術源流和思想譜系，通過拈借、對比、評論和想象，形成了豐富多樣的閱讀文本，并進行“跨文化對話”，展露他們的價值取向和學術立場。如“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孫寶瑄，與不少當朝顯貴和滬上名流相稔，他對中西之學持較為開放的態(tài)度。他認為：“居今世而言學問，無所謂中學也，西學也，舊學也，今學也,古學也。皆偏于一者也。惟能貫古今，化新舊，渾然于中西，是之謂通學，通則無不通矣?！?孫寶瑄將中西知識融會于他的閱讀情境之中，旁征博引，探求新意。僅以光緒二十三年為例，他在日記中多次抒發(fā)自己的閱讀感悟。四月十二日，他讀《心靈學》一書，認為“西人格致家漸從事于心性，可謂知本矣”。五月一日，他讀完《電學須知》一書，對電學知識有了初步了解，驚嘆電為“極神之物”，“將來有無窮奇妙，悉從此出”。五月十三日，他讀《交涉公法論》，運用儒家倫理予以解釋，指出：“西教仁愛仇敵之旨不行，則戰(zhàn)禍一日不可已。”九月三十日，他讀完《無邪堂答問》，認為作者朱一新“于漢、宋兩學皆有心得，頗能窺其本原。惜其于西國事，隔閡而已”。十二月五日，他讀完《天演論》下卷，對中西之學加以總結：“今日中西學問之分界，中人多治已往之學，西人多治未來之學。曷謂已往之學？考古是也。曷謂未來之學？經世格物是也?！睆倪@些評論可以看出，孫寶瑄在求新的同時，注重會通中西，明辨是非，去虛求實，強調意義的升華。

飽學西書之士不僅能活讀活用，還能在“溝通體系之內積極進行意義的整合”。與孫寶瑄經常切磋西學的溫州士人宋恕，早在甲午之前已閱覽不少西書，光緒十五年，他參加己丑恩科浙江鄉(xiāng)試，不售。自以為“三場拙作，頗不猶人，多宗古誼，兼采西書”。甲午之后，宋恕在上海廣交“西友”，廣閱西書，學識大進。他還通過書信與友人建立西學交流的網絡，縱談人物，品評論著，鞭辟入里。如他在寫給貴翰香的信中指出：“志三刊行《治平通議》，弟今春始得見，多未浹鄙意。鄭陶齋所著《盛世危言》，雖有可采，然東剽西竊，學無源本，未足言著書也。何啟《時事論》亦無源本之談，薛叔耘《四國日記》亦無源本，然諸書征實處皆足資考鏡，不可不涉獵一過也?！倍鴮τ诟堤m雅所譯的《治心免病法》一書，他認為是經典之作，贊嘆：“微妙不可思議，直是《楞嚴外傳》，案頭不可不置一部。”宋恕與友人的幾番評論，顯示出他不同凡響的閱讀經歷和學術視野，體現其獨立思考、勇于質疑、求新求變的精神。

通過親友傳遞西書，不僅可以引發(fā)新的“潛流”，也能促進情感交流和意義延展。維新時期，上海出版的各種西書通過親友之間的贈閱、郵遞和傳閱，在地方社會形成了新的閱讀圈層，促進了“閱讀共同體”的空間擴張。如江蘇常州的士人莊先識，因其父親經常從上海寄回大量書報，見識漸廣。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他在讀到曾紀澤所著《使西日記》之后，認為“中多有用之言”，并詳加摘錄，悉心品味。又如宋恕與陳虬、張圖片、林駿、劉紹寬等溫州士人有著密切交往，為他們郵寄西學書刊，使他們能夠在鄉(xiāng)下了解西學新知，打破“道出于一”的固有格局。林駿在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閱讀的《天演論》，便由宋恕代購。林駿讀后深受啟發(fā)，認為該書“說理切實，不事釣奇，洵西人理學之第一書也”。張圖片是林駿的妹夫，他通過其交往網絡也有機會閱覽西學著作。如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他至溫州城探視岳母，內弟周仲明“送來陳君志三《治平通議》”，之后，他連續(xù)四天閱讀該書。在溫州鄉(xiāng)下，林駿、張圖片等鄉(xiāng)紳雖然向往科舉仕進，但西學所泛起的漣漪，已悄然波及他們的讀書生活。

然而，西學的浸染并非一蹴而就，不少鄉(xiāng)紳受到科舉制度和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影響，很難突破中西文化的壁壘，內心頗為矛盾和焦慮。1867年出生的溫州平陽縣生員劉紹寬，雖然在光緒二十年之前便閱覽了《物理小識》等西學書籍，但他重考據，學經義，讀闈墨，積極參加科考，對儒家禮義傳統(tǒng)念念不忘。光緒二十年四月，他與友人在平陽設立書社，購置中西書籍，以開風氣。但他提出：“不學禮，無以立，今后禮制必盡崩壞，生民禍亟。存其書，翼有能考索而興之者。禮以義起，變通從時，不必泥古也。若西學之書，不過十年即成塵羹土飯矣。如購西書，講西學，必須兼購儀器，聯學會，隨看隨學，方有所得?！彼斫獾奈鲗W尚停留在“格致”的層面上，而傳統(tǒng)禮義之書則置于更重要的地位。他在后來總結甲午年的讀書經歷時指出：“是歲學力、思想較上年稍為開辟，然間有走作，不固所守之處，新知舊學難相融洽如此?！边@種新舊沖突的矛盾之說，可謂誅心之論。但他對西學新知仍然較為關注。如在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三日，他讀美國學者烏特·亨利所著《治心免病法》一書，結合程朱理學展開聯想：“此真心理學，與宋儒無異?！惫饩w二十四年十月五日，他讀完當時第一部漢譯貨幣銀行學名著《保富述要》后總結：“覷破錢財，為福澤之影，而并無實際。”之后數年，他閱讀西書范圍頗廣。但是，他對此并不滿意，悵然若失。他感嘆道：“究之所得新學，盡是皮毛，久之皆脫落，而不能附著，徒使舊學日荒。非所謂邯鄲學步，失其故步歟？”他對昔日“趨新忘舊”的反省，體現出對“新學”的失落和對“舊學”的眷戀，此類惶惑心態(tài)，在清末士紳中并不鮮見。

然而，在“除舊布新”之風的影響下，新學可以突破帝制時代原有的封閉閱讀系統(tǒng)，吸引開明官紳的閱讀目光。維新前后，上海出版的大量西書在北京一些開明官紳之間傳播，為沉悶的帝都注入了一些活力。如譚嗣同早在1893年便在京師結識新學之士，購閱西書。1895年，梁啟超則在京師強學會閱讀了大量西書。同年，王同愈由京返鄉(xiāng)，在天津附近的楊村拜會楊敬孫，對方出示《盛世危言》，王同愈讀后感嘆：“深切時務，洞燭利弊，國家誠求富強，舍此奚擇哉？”維新之后，京師閱讀風氣大變。黃紹箕在寫給張圖片的信中稱：“京官稍有才學志趣者，爭閱新書，將來衡文之選，皆出其中。滬上書報，銷售之廣，過于往年，不止百倍”。這表明閱讀西書已成為時代所向，變革所需。

新思想可以突破舊的閱讀秩序和傳統(tǒng)。西書為開明官紳打開了新學的通道，在潛移默化中催生了觀念的革新。以蔡元培為例，光緒二十年，他已任翰林院編修。他在京多次購閱西學書籍，如《幾何原本》《心靈學》《電學源流》等。光緒二十二年，蔡元培雖告假回紹興，但他廣泛涉獵西書。一月三十日，他讀完《盛世危言》五卷，頗有心得，認為該書“以西制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發(fā)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八月五日，他讀完《無邪堂答問》一書，評價其“宗旨與《東塾讀書記》大同，而持論更嚴”。十月十日，他讀梁啟超所著《西學書目表》，指出該書“甚便翻檢。識語皆質實”。第二年，他在京繼續(xù)閱覽西書，四月二十八日，他批評陳熾所著《庸書》：“其語皆世俗所知也，而喋喋不休。”而對于陳熾所著《續(xù)富國策》一書，他認為 “較《庸書》為切實”。八月十七日，他讀英人宓克所著《支那教案論》后贊揚：“論俱透辟”。從這些閱讀記錄看，蔡元培雖在官場，卻留心西學，視野宏闊，讀西書成為他的一種生活方式，他的考證、質疑和主張，形成了一條闡釋西學的內在線索，見證了他在新思潮影響下的知識演進和觀念轉變。

與蔡元培同科的進士夏曾佑，在任禮部主事期間，關注時政，涉獵不少西學書籍，他往往結合相關西書進行“校閱”，在對比中加強對西學的理解。如光緒十九年九月九日，他“以《地學指略》?！兜貙W淺釋》”。十二月十三日，他以丁韙良《羅馬記》校岡千仞《羅馬記》，他讀后進一步比較：“無不同也，而丁書遠不及岡書之完整，丁書一冊之中，彼此互異，此由各就本書鈔出，未及會通也。”第二年七月十五日，他讀《無邪堂問答》一書，結合自己的見解與前人論說進行對比：“大指在陳蘭甫、康長素之間，其中諸子出于老子一條，為朱書宏恉，與鄙見最不相合。”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讀嚴復所譯英人赫胥黎書二冊，讀后進一步闡發(fā)：“此為西人之新學，然其實仍發(fā)明印度、希臘諸古教也。”之后，夏曾佑還閱讀《談天》《保富述要》等多部西書。他強調西學的意義關聯，在閱讀實踐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從而成為維新變法的積極宣傳者和參與者。

西學閱讀網絡的空間擴張，對“地方性知識”、閱讀傳統(tǒng)和社會風氣產生一定沖擊。地方精英的西學閱讀取向，不僅促進了地方性閱讀群體的形成，而且強化了西學書籍的“在地化”和社會影響力。一些飽讀西學之士還通過組織化傳播，廣泛開展西學教育和閱讀，開啟文明之風。如離開官場的吳汝綸，利用保定蓮池書院這一新學傳播的基地，促進西學教育的推廣和閱讀社群的建構。吳汝綸西學造詣頗深，其日記中閱讀的西書至少在58種以上。在他的言傳身教之下，他的學生多受維新思想的識染，形成了一個較大規(guī)模的西學閱讀網絡。如他的得意弟子賀濤在冀州信都書院執(zhí)教時，竭力購置西學書刊，大力推廣新學。賀濤在批閱學生陳蓉龕《論泰西學?！芬晃闹兄赋觯骸罢撏鈬匾蚁韧?，為中國壯門面，乃不免書生之習氣?！逼鋵Α拔鲗W中源說”的批判流于筆端。彼時，賀濤已患目疾，閱書困難，其子賀葆真經常為他朗讀各種西學著作。賀葆真多次在日記記載為其父“說書”的經歷，如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載：“為吾父說《泰西新史攬要》?！痹谄涓傅挠绊懴?，賀葆真閱讀了《瀛寰志略》《萬國公法》《交涉公法論》等大量西學書籍，轉變?yōu)橼呅轮俊?/p>

地方大員對西學的倡導，則有利于促進西學閱讀圈的擴展，并影響地方士紳的閱讀風氣。如湖廣總督張之洞開辦新式學堂，聘請譚獻、陳慶年、姚錫光、夏曾佑、錢恂等人擔任新式學堂教習，他們都曾具有一定的西學基礎，且術有專攻，對文本的闡釋頗為深入。如譚獻在主講湖北經心書院期間，對所閱西書悉心品評，新論迭出。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他初閱《無邪堂答問》，認為“多深鈍語”。但第二年閏三月二十三日，他再讀該書，深受啟發(fā)，感嘆：“精理名言，持之有故，此有用之書，頗思一一標識之”。對于康有為的著作，他也有截然不同的評價。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他初閱《新學偽經考》，認為“康氏書持之有故，不無周內”。但至閏三月十七日，他讀完康氏《新學偽經考》后，大為失望，指出：“畢竟非金城湯池，炫妍市怪而已?！弊T獻擅于考證，精于文字，他深入淺出，根據自己的理解來判斷這些著作的價值，這些前后不一、甚至矛盾的評判，不僅體現了他的身份和性情，也源自他的能力和期待。

一些地方大員將西學之“道”與變革之“術”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制度化資源的運用，將西學“轉喻”為政治，大力倡導西書閱讀，培育西學人才，從而改變地方社會的保守陳腐之風。如湖南學政江標大膽改革，采用西學“課士”。江標的作為，非僅改變扭轉士風，也帶動士人的讀書世界的轉向，更讓“西學”的知識空間與“文化市場”的“生意經”，同步擴張。之后，維新人士創(chuàng)建南學會、時務學堂等，廣泛訂閱時務書刊。三湘人才脫穎而出，便與“西潮”的影響密不可分。如在湘潭鄉(xiāng)下師從王闿運學習“帝王之術”的楊度，亦受新學之風的影響。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一日，他看康有為所著《新學偽經考》，頗不以為然，認為“其才足以辨?zhèn)谓?，其識不足以治真經”。之后，他認真閱讀《萬國史記》《幾何原本》《地理備考》等書，均細心摘錄，認真思考，推動西學新知與變革實踐相結合。

地方精英的變革言論，與他們的政治立場和西學閱讀經歷有關。維新時期，皮錫瑞在湖南頗有影響，尤其是其在南學會的數次講演，顯示出扎實的西學素養(yǎng)。早在光緒二十年，他就對時局頗為憂慮。是年二月十日，他讀夏燮的《中西紀程》，頗為激憤，認為“養(yǎng)癰且甚，啟廢無人，真不知禍之所終也”。光緒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他閱《泰西新史》，在指出書中一些謬誤之后，他對當時譯著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剖析：“西人著書者多英人，偏袒英法，中國不考校諸國之同異，惟英人之書是信。”三月三十日，他閱《俄游匯編》《中倭和戰(zhàn)》等書及《中國宜改革舊法論》，在肯定“頗得其旨”的同時，又認為這些書“于中國不能變法及西國不能遽行于中國之理，諸君似尚隔膜”。他對西學著作的研讀和辨析，為之后大講匯通中西、變法開智提供了思想資源。

在維新時期與皮錫瑞為敵的保守派代表人物王闿運，對湖南維新派的活動大為反感。他的立場，與其閱讀西學書籍的態(tài)度一脈相承。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他看《中日戰(zhàn)紀》，對書中內容頗為不滿，罵道：“全無心肝人所作也?！惫饩w二十四年三月一日，他讀黃遵憲所著《日本國志》，頗為不滿地寫道：“搜輯雖勤，竟無所用，不知彼國亦喜之否。若作小說，反有所觀，顧忌既多，詞又雅正，便成無用也。”第二年一月二十日，他看梁啟超所編《經世新編》，大加譏諷：“以余為不談洋務，蓋拾筠仙唾余而稍變者，康、梁師弟私淑郭、王，不意及身而流弊至此。”在他看來，這些西學著作，是“惡”的象征，于舊法不符，全無用處。此類“新書舊讀”和“抵抗性閱讀”的傾向，反映出保守派對新學的厭惡。

然而，新學之潮勢不可擋，西學的閱讀圈層不斷向外圍擴張。在四川成都，拔貢出身的張朝墉與潘季約、宋育仁等維新人士交往密切，他留心西學書籍，并結合時局加以評論。他在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記道：“閱英國李提摩太所著《天下四大宗論》《歐洲各國開辟非洲考》……俱極得要領，中國講西學者，多未道及其言。”在張朝墉看來，新學已成為解決時弊的“良方”，“若果以新學為訓，不獨外患可消，亦內災可彌”。而在陜西涇陽，劉光蕡在味經書院設立時務齋，大講西學，訂閱新式書報供諸生閱覽。同時，他對陜西風氣未開、思想守舊的閱讀環(huán)境較為了解，他指出：“然吾中人則虛圖片自大，謂讀洋書者即為變于夷，則請以中興諸賢文集事涉洋務者先焉，其他則從算學始。”此類循序漸進的西學閱讀法，體現了他的務實求變精神。

由此可見，維新前后，新舊之爭空前激烈，士人閱讀西書的體驗可謂五味雜陳、意義多元，但西學作為“濟世良方”已產生廣泛影響。對趨新之士而言，讀西書，學新學，求變革，是釋放對傳統(tǒng)的內在緊張和追求現代文明的具體表現。從“我思故我在”的角度上看，不少士人留意采摘西學知識，意在反思和改造傳統(tǒng)，表達“求新”的旨趣，重建新的價值和信仰。在“除舊布新”的過程中，不少士人通過對西學的深入研讀，實現向知識人的身份轉變。一些士人固然還在苦讀經史，留戀舊學，甚至堅拒新學，但西學的“匡時濟世”作用被不斷放大，并促使讀者不斷“推陳出新”。在新舊沖突加劇的過渡社會，士人通過對西書的集體選擇和整體闡釋，形成了更為龐大的“閱讀共同體”，進一步推動了社會變革的步伐。

結語

以日記為中心探究士人閱讀西書的闡釋過程和思想歷程，只是復雜閱讀世界的“一個面相”，而且，個體閱讀西書的記憶具有選擇性，不少士人僅以“流水賬”的方式記載書名，表示“已閱”，難以揭橥閱讀過程中的幽微心態(tài)。由于士人的社會經歷、文化素養(yǎng)、價值觀念和闡釋能力差異較大，并受到文化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情境的影響，其閱讀體驗也千差萬別，呈現出新奇、疑慮和矛盾的復合性思維。但是，這些真實讀者的“出場”，卻能“重演”西書閱讀的部分歷史場景。他們通過購閱西書的記錄和回憶，展開文本的闡釋、品味與想象，在“中學”之外形成另類的西學文化景觀和意義之網。

整體意義上的晚清西書閱讀史揭示了西書傳播的時空維度，也體現了“情境與思想”的共同作用。“傭書西人”的王韜、李善蘭等口岸文人，通過他們的地緣、親緣和趣緣關系，為士人與西書的“邂逅”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讀者則由于對西學的關注和交流而形成“闡釋群體”。西書的閱讀網絡從上海向江浙、兩湖、京津等地不斷延展，由都市社會逐步進入城鄉(xiāng)社會，體現了西學傳播與士人閱讀之間的互動互進關系，以及中西古今之間的糾纏過程。地方大員的推動，社會精英的示范，以西書為媒介的交往網絡的擴展，推動了西學閱讀的“在地化”。因此，西書閱讀群體在某種意義上是通過時間延續(xù)和空間流動實現的，而閱讀的圈層化、閱讀地理的不平衡與西學傳播的知識地圖有著內在聯系。

晚清士人的西書閱讀蘊含了士人尋求西學意義的復雜過程，也反映出 “傳統(tǒng)與現代”的內在張力。西學的傳播由淺入深，由點到面，展示了近代知識譜系由“道出于一”向“道出于二”乃至“道出于多”轉變，士人不斷調適并尋求新的思想資源以緩解內在的“緊張”，證實了西學的“文化催化劑”作用。西書作為“他者”，強化了士人的自我認同和價值取向。西書對士人的影響可謂“月映萬川”，但西學的“現代性”沖擊了中國經典知識的壟斷地位，使讀者在不同的閱讀場域中，采用了多元的闡釋策略，有著復雜的閱讀體驗、話語體系和文化想象，蘊含了士人追求現代文明的豐富內涵。從早期的西方地理、歷史知識解讀到后來的科技、人文、社科知識的全面了解，士人的西書閱讀進程“見證”了晚清社會的現代性。

士人的西書閱讀不僅是思想上的“相遇”，還表現在實踐上的“指引”。西書作為“鏡像”，是“新”的象征，為士人提供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西書是一種“可溝通”的媒介，它為讀者提供了另類的世界知識，促進西學文本的意義輸出和價值再造，并使許多互不相識的作者和讀者進行“隔空對話”。從早期的“全球”歷史與地理觀念的介紹，到后來進化論和啟蒙思想的廣泛傳播，士人通過閱讀西書更新“知識倉庫”，審視自我，反思社會，進而融匯變通，提出自己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萌生對西方文化的運用與改造，投身于社會變革的實踐之中。無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還是蔡元培，他們的西書閱讀實踐，對后來的學術活動和政治生涯都有著深刻影響。閱讀產生知識，知識催生信仰，從這個角度看，晚清士人的西書閱讀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

總之，本文通過個案分析進行“意義的闡釋”，旨在尋求晚清西書閱讀的“解釋性結論”，而非一般意義上的西學傳播研究。從早期傳教士對西學的粗淺介紹，到維新時期西學的學科化、類型化和制度化，西學著作的出版和知識演進，通過士人閱讀、闡釋得以印證，從而體現其消費價值和社會意義。從這個層面看，士人的西書閱讀、記憶與想象，形成了許多具有獨特意義的節(jié)點，編織成縱橫交錯的意義網絡。而讀者閱讀西書的過程，也就是在觀察自我，想象他者，閱讀社會?？梢哉f，西書是晚清社會整體意義上的新媒介，它不僅引發(fā)了士人對西方文明的理解和想象，更通過士人的閱讀和實踐匯聚為內在的變革動力，促進了晚清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由此可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既要主動回應西方文明的沖擊，又要賡續(xù)傳統(tǒng)文化的民族慧命，在開放中實現內在超越，在對話中展示文化自信，才能以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斷豐富和創(chuàng)造人類文明的新形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