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湖南汝城津江村，是從那里走上革命道路和文學道路的。1937年我17歲那年，在家鄉(xiāng)湖南汝城石印刊物《烽火》期刊上，發(fā)表了自己的處女作《怒吼吧，醒獅！》。

同年，父親與汝城地下黨委書記朱琦等地下黨領(lǐng)導商量，決定送我去延安，那里是全國抗日的希望。我?guī)е瓿屈h組織給徐特立同志的介紹信和不久前剛完成的詩作《怒吼吧，醒獅！》奔赴延安。經(jīng)過長沙在八路軍的辦事處我見到了徐特立同志，他看到我的介紹信和詩說，沒想到你這么年輕就能寫出這么好的詩歌來。徐老親自給我開了去延安的介紹信，并給了我20元路費。

《怒吼吧,醒獅!》手稿

《戰(zhàn)歌社》手稿

1938年3月，我們幾個向往革命和追求真理的青年，沖破重重險阻，到了延安。報名的時候巧遇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同志在場接待。他聽說我的名字叫朱智麒后，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我說：“小朱，你的名字既少新意又難寫，我看不如改為朱子奇，寓意我們湖南子弟多奇才，你看怎么樣”。我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從此這個新名字和我以新的面貌，全身心投入中國革命、解放和建設(shè)事業(yè)，成為一名光榮的戰(zhàn)士。

像夢一樣，我們跨進了一個新世界，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義的。晚上睡不著覺，又是唱歌，又是寫詩。第二天天一亮，就跑到延河邊，去喝一口香甜的延河水，用清爽的延河水洗臉。一位四川來的教師，激動地伏在地上親吻泥土，興奮地喊著：“啊，自由的土地，我來了！我屬于你了！”

幾天后，我到“抗大”學習。畢業(yè)后，留校做宣傳、文藝工作。許多“抗大”同學都喜歡寫詩。我們編連隊救亡室的墻報時，往往只好出詩歌專號。1938年5月到年底這個時期，我們抗大軍事大隊的一些年輕的愛好詩歌的年輕同學魏巍、胡征、夏雷、周潔夫、候亢等和一些“抗大”教職員成立了“戰(zhàn)歌社抗大分社”，主要活動是編寫一個大型的詩歌墻報《戰(zhàn)歌》。

自己寫，自己抄，自己貼，貼在球場旁一垛寬闊而高大的墻壁上。每期都裝飾的很美觀、藝術(shù)，吸引了許許多多人，成為來“抗大”參觀的人的一項歡迎節(jié)目。上面發(fā)表的詩作，有歌頌抗戰(zhàn)的，贊美延安的，有反映“抗大”生活的，也有寫革命愛情的，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真是“百花齊放”。我當時用“西米蘭”的筆名寫了詩歌習作，如《我愛蕎麥花》：

蕎麥開花遍山紅，

九月豐收起秋風。

咱邊區(qū)生活樂融融，

只因為來到毛澤東！

“抗大”組織對詩歌活動很重視，很支持，要什么，給什么。副校長羅瑞卿、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宣傳部長謝文瀚等都來看我們的墻報。有的領(lǐng)導人還寫詩投稿，要求參加“戰(zhàn)歌社”。羅瑞卿同志還陪毛主席來看過我們的墻報，毛主席說：“好得很！抗大出抗日軍人，也出抗日詩人！”

“戰(zhàn)歌社”是當時延安成立最早的一個詩歌愛好者的組織。他的主要負責人是柯仲平。他總是鼓勵我們上火線去，下農(nóng)村去，一面戰(zhàn)斗，一面寫詩，但不要寫人民難懂的詩，不要寫為少數(shù)人看的詩，寫能朗誦的詩，這才是新詩的出路。有時天晚了，還送我們一人一根棍子，好在回家的路上準備打狼用。這個時期，“抗大”、延安和陜甘寧邊區(qū)的一些愛好詩歌的同志還組織過一個“山脈詩歌社”，出版過好幾期油印的詩刊。我在上面也寫過幾首短詩，并參加了這個詩歌組織。發(fā)表了詩《延河曲》：

黃的水，青的山，

延河兩岸是追求者的家。

延水穿過了多少山，

延水轉(zhuǎn)過了多少灣。

我們歌唱生活和理想呵，

我們成長在延河邊，延河邊。

1940年秋朱子奇因公去晉西北120師賀龍師長處路經(jīng)米脂軍分區(qū)（張仲翰將軍 攝影）

1938年我第一次看見毛主席。在一次積極分子會上，聽陳云、李富春同志報告關(guān)于張國燾叛變經(jīng)過和開除黨籍的決定。有同學問：為什么職位這么高的領(lǐng)導人會如此墮落？這時有一位身穿舊軍衣，滿頭長黑發(fā)的人從容站起來講話，嚴肅、親切又幽默，湖南音調(diào)，每句話都清楚。但我們的注意力完全沒有記住他講什么，只記得聽眾說：那是毛澤東！“一個人身上的膿包被割掉了，又流進了一股新血液，不是更健康嗎？”他又高音調(diào)說：“一個人走，一千個人來，不是劃得來嗎？”會場鴉雀無聲后，一會兒發(fā)出一陣歡笑聲和鼓掌聲。我回去后，興奮得睡不著覺，起來寫了一首《我看見了領(lǐng)袖毛澤東》的詩，發(fā)表在連隊的救亡室墻上。這是我第一首寫毛澤東的詩。大意是：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刻，我一滴血液，要滴到革命勝利，要跟毛主席走到底。

在延安，安排我住的地方和毛主席住的楊家?guī)X遙遙相望。從此，我在早晨起來的時候，經(jīng)常能看到毛主席散步、種菜、和客人談話。還記得，徐特立因工作調(diào)回延安任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一天，徐老騎著馬去見毛主席路過我住的地方，發(fā)現(xiàn)了我，高興的說：“小朱，你想見毛主席嗎？”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興奮地回答說：“太想了！”徐老說：“那跟我走吧?！边€叮囑我把詩作《怒吼吧，醒獅！》帶上。見到毛主席，徐老把我介紹給毛主席并把我的詩拿給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高興的說：“小朱寫得不錯呀。你真年輕，今后還要繼續(xù)努力，要多寫好文章，為抗日做貢獻！”能得到毛主席的夸獎和鼓勵，我心里暗暗下決心，今后一定要好好學習，寫出更好的作品。

1939年春，詩人蕭三從蘇聯(lián)回延安。他帶來了蘇聯(lián)革命文學和詩歌的新消息。他經(jīng)常向我們講高爾基、法捷耶夫、馬雅可夫斯基等。他還經(jīng)常講毛主席的故事和毛主席支持詩歌運動和寫詩的趣聞。由他主編的鉛印的《大眾文藝》也經(jīng)常發(fā)表詩，《大眾文藝》幾個字就是毛主席親筆寫的，我們經(jīng)常進城去看那些在墻上、大門上、石壁上貼著的詩。我們自己也提著漿糊小桶，去沿途貼一些自己寫的詩。

朱子奇抗大畢業(yè)證書

1940年9月1日出版的《新詩歌》第一期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了，是蕭三負責出版的一張八開紙的油印刊物，這是當時延安詩歌運動高潮的一個標志。蕭三同志寫道：

詩人，起來！

現(xiàn)在這個時節(jié)，不能貪起甜蜜的睡鄉(xiāng)。

莫忘了，千萬戰(zhàn)士的熱血，流在中原的沙場上。

每個人都應(yīng)該和他們在一道，

你現(xiàn)在不能丟炸彈，動刀槍，

你應(yīng)當寫些詩歌給他們唱。

詩人，詩歌可比子彈和刺刀。

我的第一首國際題材詩《十月》就是在上面發(fā)表的。在它的上面發(fā)表詩作的還有柯仲平、公木、郭小川、塞克、張沛、胡征、賈芝、鐵夫、羅夫、馮牧翻譯的詩及劉御、呂驥合作的歌曲《邊區(qū)工人曲》，也有我的幾首習作《毛澤東》《野火》《號召》《小組會》。延安《新詩歌》的出版，對于陜甘寧邊區(qū)和其他解放區(qū)新詩歌運動的開展，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81年的一天，簫三同志派人送給我一個“要件”，還囑咐一定要親自交到我手里。我急忙啟封一看，這個“要件”就是42年前在延安出版的第五期《新詩歌》。這份珍貴的革命文物，跟著它的主人走過了極為曲折的、艱辛的道路。第一期創(chuàng)刊號上寫著：“1940年9月1日出版，戰(zhàn)歌社、山脈文學社合編”（注：從第二期以后改為新詩歌匯編），并且注明：每期五分，延安文協(xié)轉(zhuǎn)。第六期（也可能是最后一期）的出版日期是1941年5月20日。在上面發(fā)表詩作的有：簫三、柯仲平、艾青、張沛、公木、胡征、隱夫、郭小川、塞克等，也有我的幾首小詩。還有朱德、董必武、葉劍英、郭沫若、田漢等同志的舊體詩。這些詩的形式、內(nèi)容、風格是多樣的、豐富的、健康的。

1941年春，綏德的幾位詩歌愛好者張沛、高敏夫、郭小川等創(chuàng)辦了新的《新詩歌》，是在綏德警備區(qū)軍政委員會主任王震同志和中共綏德特委宣傳部長鄒文軒同志的積極支持下堅持下來的。該刊出了六、七期。這份刊物，可能是當時陜甘寧邊區(qū)的第一份鉛印出版的刊物。它的影響遠遠超越了陜甘寧邊區(qū)的邊界。1949年我在莫斯科著名翻譯家阿龍史坦姆家里，見過他從《新詩歌》上譯出的蕭三同志的詩。張沛在《新詩歌》第六期上的詩論《向現(xiàn)實的底層》中這樣寫道：

邊區(qū)，詩的花，正在一朵朵的開放，在我們周圍，涌現(xiàn)出一個個杰出的青年詩作者，我們不但致力于詩的藝術(shù)描繪，而且瞻矚著人類解放偉大而絢麗的政治遠景。生活在延河 岸上的人，每個人的日子都像沒有霧的早晨，健康而單純，因此，詩人的歌唱也顯得雄健有力。

1940年召開“陜甘寧邊區(qū)首屆文化代表大會”，我是以中央軍委直屬政治部代表身份出席的，一個大型綜合月刊《中國文化》就是這次會后創(chuàng)刊的。由當時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宣傳部部長張聞天直接領(lǐng)導，哲學家艾思奇任主編。毛主席那篇歷史性的文件《新民主主義論》就是在《中國文化》創(chuàng)刊號上首次問世的。

那次大會是在我住的文化溝窯洞對面，延河對岸半山腰的中國女子大學窯洞大禮堂舉行的。會場上高掛著兩條大標語，一條是毛主席的題詞：為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而斗爭！另一條是：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主席到會作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參加會議的有五六百人之多，很大一部分是文藝界人士。發(fā)言的人和討論的問題，也是有關(guān)文化方面的多。中央主要領(lǐng)導同志都出席了，朱總司令、張聞天、凱豐、李老、董老都講了話。大會選出的是當時的魯迅藝術(shù)學院院長吳玉章，副主任艾思奇，秘書長丁玲、吳伯簫。大會在“為建立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新文化而斗爭”的口號下，開的氣氛熱烈，情緒高漲，因為團結(jié)有了共同基礎(chǔ)。

1941年，是嚴酷中最嚴酷的年代。毛主席形容它是“黎明前的黑暗”。在西方，德國法西斯瀕臨莫斯科城下，又緊緊包圍列寧格勒，戰(zhàn)火殘酷的燃燒著。在東方，日本侵略軍瘋狂掃蕩，實行“三光”政策。離綏德很近的黃河岸邊的宋家川，不斷傳來隆隆炮聲。在南北邊境，都有國民黨軍隊步步緊逼，配合日軍搞“鐵臂合圍”。我邊區(qū)處境十分困難，糧缺衣單，喝稀米湯，穿翻補衫，點燈無油，寫字無紙。人們唱：“一九四一年呀，日子正艱難呀?！秉h中央發(fā)出備戰(zhàn)備荒動員令。年輕詩人郭小川大聲喊：“我的延河，我是你的一條小支流呀，投向你！”十八歲的青年詩人賀敬之挺起胸，大步“走在早晨的大路上”，我唱著“屬于這條路的歌”。我們開荒，種地，紡線，織布，挖窯洞，養(yǎng)豬，種菜，改善生活，支援抗戰(zhàn)。李方立寫了《從山上除草回來》，啟明寫了《獻給我們在嶗山生產(chǎn)中的小鬼》等等。我因公去晉西北解放區(qū)路過綏德，受到張沛、高敏夫等詩友們的熱情招待，我也寫了詩：

吹起保衛(wèi)邊區(qū)的號角，

吹起迎戰(zhàn)侵犯者的勝利號角，

唱吧，同志！高聲歌唱起來！

這充滿愛與恨的大地啊，是歌者的舞臺！

火熱的地球，定將在我們戰(zhàn)斗的歌聲中翻轉(zhuǎn)過來！

1940年春，我從延安去晉西北解放區(qū)執(zhí)行任務(wù)，正趕上鬼子掃蕩，我隨120師司令部四處轉(zhuǎn)移，全靠民兵帶路，終于安全的到了李家溝，找到賀龍司令員和關(guān)向應(yīng)政委，完成了任務(wù)。完成任務(wù)回來七月的一個晚上，我坐在延河邊寫了寓言詩《飛蛾撲火的故事》：

夜晚，大地被蒙蒙煙霧籠罩著，

我們——夜行者知道，這是黎明前的黑暗。

飛蛾圍著我們的路燈，傲慢地唱起歌，

夜行者笑著回答：飛蛾小蟲呀，請飛回污泥中去吧，

那里才是你的家。燈火熊熊燃燒，

夜行者的隊伍，在明亮的路燈照耀下，

迎向遠方的黎明。

我們在困苦中還不忘英勇奮戰(zhàn)的蘇聯(lián)戰(zhàn)友。在《新詩歌》第三期出版的《反德援蘇特輯》，有簫三的《打瘋狗》，公木的《希特勒的十字軍》以及我的《反法西斯進行曲》。蘇聯(lián)的新國歌，就是我與蕭三同志在延安的窯洞里邊聽廣播邊翻譯，及時把這首新國歌翻譯成 中文，在解放區(qū)流行。不久，從大后方到延安又來了艾青、嚴辰等不少著名詩人。隨著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延安詩歌運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1943年，我們許多人響應(yīng)黨的號召，報名離職學習俄文，我也報了名。我原來是在中央軍委直屬政治部做文藝工作的，說實話，這次學俄文主要是想讀點兒俄國和蘇聯(lián)的原文詩，特別是高爾基、普希金和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工作上的目的性并不明確。后來，聽到周恩來同志一次講話（他和鄧大姐每次從蔣管區(qū)回延安，都要向干部作報告。我們非常喜歡聽他們振奮人心的報告）。他講完大后方情況后，談到革命形勢發(fā)展時提出：

我們需要加緊培養(yǎng)一批政治上強，作風上好，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外文干部。無論是目前，還是將來勝利后的建設(shè)，都少不了國際方面的配合。又說同志們不要小看我們延安的土窯洞、山溝溝，這里有共產(chǎn)黨的中央，有毛主席，是中國的希望。

周恩來同志革命樂觀主義和預見性的話，對學外文的同志，是個特別大的鼓舞，即有了明確目標，又得到了思想武裝。

1939年十月，我在“抗大”政治部工作，公木擔任全校的時事政策教育工作，我們也曾同住過一個窯洞，睡過一條土炕。每天晚上，我們坐在窗戶都破了的寒冷的窯洞里，在昏暗的一根燈芯的小油燈下，埋頭寫詩。有時凍得發(fā)抖，就用一條舊毯子披在身上，用嘴哈著氣，暖暖手，再寫。有時他把我叫起來，親切地說：“小朱！來唱個歌，唱進行曲，唱軍歌！”我喜歡唱，就放聲唱起來。窯洞外，大風沙嗚嗚吹打著，窯洞內(nèi)陣陣熱流滾動著。公木在我的手抄本詩集封面上，寫下了幾個大字：戰(zhàn)斗的歌，盡情的唱！我想起了那雙厚厚的棉布鞋。我們在山上秋收時，我的腳被刺出血，公木就把腳上那雙在延安幾乎見不到的家人做的很厚的棉鞋脫下來給我穿上。我現(xiàn)在還記得那雙新棉鞋多么暖和。我的腳正流血，穿著這雙鞋說不出話來。我忍著眼淚，看著自己穿的草鞋。后來我寫了一篇特寫《我們勝利了》，想不到在找我延安時期的詩時，還找到了這篇特寫，發(fā)表在1939年12月的《新中華報》上，還被選上參加陜甘寧邊區(qū)報告特寫優(yōu)秀作品展覽。1941年，在幾千人的群眾大會上，我指揮唱公木譜曲的《八路軍軍歌》。毛主席和黨中央一些領(lǐng)導同志都在場。大家熱烈歡呼喊著，再來一個！再來一個！

1985年10月朱子奇與公木合影。

我和鄭律成是在延安抗大相識的，他是教我唱歌的老師之一。音樂曾引我著迷。一度，我每天天不亮就跑到延安山頭上去練聲，對著海濤起伏似的西北山巒，盡情地喊，盡情的唱，直到把高原的黎明喊醒，把東方的紅日唱出來。律成夸獎我說：“你可以獨唱《群鳥歌》中的《巖鷹》了！”（郭沫若的《鳳凰涅磐》中獨唱曲之一，呂驥作曲）他的話給我很大鼓舞。1939年年底，《永別曲》是我和鄭律成同志在延安合作寫的第一首有關(guān)國際題材的歌。那是一個灰蒙蒙的風雪黃昏，鄭立成從“魯藝”橋兒溝步行十多里，來到文化溝山上我住的窯洞里。他頭戴草帽，手拿木棍，衣帽上落滿雪花。一進門，不等拍去身上的雪花，就急切地向我說：“你知道嗎？那位我們尊敬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白求恩大夫，不幸在火線上犧牲了。”他沉默了一下又說：“毛主席很關(guān)心他，過幾天就要開他的追悼會，組織上號召我們寫紀念他的歌，我來找你，就是想跟你合作，你看怎么樣？”這個消息使我感慨萬分，我馬上說：“開始?！蔽覀冏聛硪贿吅劝组_水，一邊提筆創(chuàng)作。我寫幾 句，他唱幾句。經(jīng)過一番修改，半夜就大致寫成了。幾天后在中央黨校大禮堂召開的追悼會上演唱了這首歌，同時又發(fā)表在黨校門口悼念白求恩墻報的?？稀：吐沙晒餐冗^的青春時光，化為一種內(nèi)在的力量，給人以激勵。

《永別曲》朱子奇詞，鄭律成曲。這份原件是1985年夏，中央檔案館的同事送給朱子奇。

1937年向隅帶著他稱之為“戰(zhàn)斗武器”的一把心愛的提琴，沖破重重困難奔赴延安。他帶來的提琴，是延安的第一把提琴。他到延安后，參加了“魯藝”的籌建工作，是音樂系最早的教員和系主任之一，還兼任延安星海音樂學校校長。我同他的愛人、著名聲樂家唐榮枚同志（中央民族樂團團長）一起從湖南到延安。我經(jīng)常徒步十多里，到“魯藝”看望他們，向他們請教。在他們的鼓勵下，我和向隅合作寫了一些歌曲，我寫詞，他譜曲。有三首收入了《向隅歌曲選》，他們是《反投降進行曲》《百團大戰(zhàn)進行曲》和《被風吹》。

1939年抗戰(zhàn)進入艱難時期，“日后”極為瘋狂，汪精衛(wèi)當了漢奸，國民黨頑固派陰謀投降，天空布滿烏云。我們有些同志對前途產(chǎn)生悲觀情緒。我們的黨連續(xù)發(fā)出：“堅持抗戰(zhàn)！反對投降！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項偉大號召。我和向隅同志在聽了張聞天同志的報告《動員起來與國民黨搞投降陰謀作斗爭》后，約定寫一首歌。我把寫好的歌詞，步行十多里路趕到橋兒溝去交給他。他高興地說：“鋼鐵是從烈火中鍛煉出來的，這句開頭語很好，形象有力！”（這句話是張聞天同志報告中的話）他又到周揚同志那里去把中央有關(guān)文件拿來，對照作品檢查。他說還要加一句：“把托派汪派從抗戰(zhàn)營壘中踢出去！”我很贊成說“踢”字很有勁，他就動筆加寫起來。我還記得，有時候我們研究作品久了，榮枚同志就下山把小米飯和土豆湯端到山上的窯洞里來，天黑了就點亮小油燈，一面“會餐”，吃著香甜的小米飯，一面興奮的共商創(chuàng)作。有時他們還送我下山，交給我一根“打狼棍”，好在路上以防萬一，因為我要經(jīng)過荒涼的延安機場才能回到城里“抗大”政治部。

我們寫成后又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見，并交“魯藝”合唱團試唱，還特意送給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蕭向榮同志審查。蕭向榮同志立即批準印發(fā)各部隊機關(guān)學校。這首歌就唱開了，流行到各個解放區(qū)。起了對反投降斗爭很好的配合作用。后來還曾被選為開國典禮那天天安門廣場廣播的五首革命歌曲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也廣播演唱過，很受群眾歡迎。當時有蘇聯(lián)、羅馬尼亞音樂家也稱贊過它，認為這首歌有中華民族氣派戰(zhàn)斗性強。

那雄壯優(yōu)美的歌聲多么親切、感人，仿佛把我?guī)Щ亓搜影玻瑤Щ亓似D苦而歡樂的、充滿詩意的戰(zhàn)斗年代。

注釋：

向隅：（1912—-1968）湖南長沙人，曾任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中央廣播電臺音樂部主任、北京電臺音樂部主任及音協(xié)書記處書記。

鄭律成：（1914——1976）出生在朝鮮，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繼念聶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優(yōu)秀作曲家，1939年正式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5年加入中國國籍。

公木（1910——1998）河北辛集人中國著名詩人、學者、教育家是《英雄贊歌》《八路軍進行曲》歌曲作者1988年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2022年6月22日朱維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