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學衡》雜志創(chuàng)刊100周年。在歷史加速消逝的當下，歷史常常成為人們的談資。但是，紀念的歷史多有不講根據(jù)，因為根據(jù)與紀念的旨趣往往南轅北轍。《學衡》雜志不同，它創(chuàng)刊于1922年1月，1933年?？还渤霭媪?9期。圍聚在《學衡》周圍的學人被稱為“學衡派”或“東南學派”?！秾W衡》以一份學術(shù)雜志，能在現(xiàn)代中國歷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記，憑借的是什么？ 思想和行動。借用1878年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在紀念伏爾泰（Voltaire）去世100周年大會上演講的句式，《學衡》在批評和贊美聲中遠去，它不僅僅是一個學派，還是一個世紀。

為了紀念《學衡》雜志創(chuàng)刊100周年，我們做了精心準備，但一切被突如其來的疫情給打斷了。所謂歷史的必然是由偶然堆砌而成的。盡管如此，我沒有放棄一個計劃，即用影視的方式再現(xiàn)百年學衡。這就是接下來要播放的紀錄片《百年學衡》。這部片子共有四集，分別為《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知行合一》《誠樸雄偉》，片頭語由兩段文字組成，第一段揭橥了紀錄片的要旨：

一百年前，十朝古都南京，一群學人相聚在這里。他們有的長衫芒鞋，有的西裝革履；有的須發(fā)漸白，有的風華正茂；有的博通經(jīng)史子集，有的浸淫歐風美雨。是什么讓他們走到了一起？倔強。

“學衡派”同人中，既有如柳詒徵、王伯沆這樣浸漬中國傳統(tǒng)的學人，也有如梅光迪、吳宓、胡先骕等深諳西方文化的留學生，梅光迪在悼念劉伯明文章——《九年后之回憶》里寫道：“《學衡》雜志出世，主其事者，為校中少數(shù)倔強不馴之份子，而（劉）伯明為之魁首?！碑斒氯俗砸暋熬髲姟?，那什么是“倔強”呢？ 根據(jù)《學衡》同人的言行可知，就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以學術(shù)為志業(yè)”。具體而言，是片頭語的第二段所概括的：

閎識孤懷，立復(fù)興傳統(tǒng)文化之志；特立獨行，懷探索現(xiàn)代文明之心。

四集紀錄片由兩個部分構(gòu)成。第一集和第二集互為表里，明線講“學衡派”同人的“新文化觀”，暗線比較《新青年》的“新文化觀”。“學衡派”同人認為，新文化的“新”與舊文化的“舊”，也即“今”與“古”，并非二元對立的關(guān)系，有內(nèi)在的關(guān)聯(lián)，這種超越新舊、古今之別的文化觀，自然也不會強分中西之別。與一般的理解不一樣，我們認為《學衡》和《新青年》在推崇“新文化”上沒有根本不同，在對待“舊文化”上似有可通之處。片中講到1923年12月1日胡適來南京參加族侄胡夢華婚禮的事情。胡夢華和吳淑貞是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后一起轉(zhuǎn)入國立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兩個同學非常新潮，沒有畢業(yè)就高調(diào)在花牌樓中國青年會舉辦婚禮，而且還請來自己的老師梅光迪和樓光來分別給男方和女方做介紹人。當晚出席婚禮的還有老師柳詒徵、吳宓等。據(jù)胡夢華回憶，胡適與梅光迪等老友新朋寒暄落座后，遇機辯論。胡適主張文學革命，侃侃而談。梅、吳倡導(dǎo)新人文主義，以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例，指出當時名揚中國的羅素、杜威等未必青出于藍，更遑論后來居上。柳詒徵舉出孟子助陣。你來我往，胡適寡不敵眾，楊杏佛從旁挺身相助，氣氛極為熱烈。一場新式婚禮變成了南北不同新文化觀論辯的場域。

有意味的是，第二天（12月2日）胡適受邀到國立東南大學做了兩場關(guān)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演講。一場是《書院制之歷史》，演講記錄發(fā)表在《北京大學日刊》，后又刊于《東方雜志》。胡適認為，中國古代的書院與西方現(xiàn)代的“道爾頓制”（Dal?ton plan）很契合。“道爾頓制”是20世紀初美國教育家帕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創(chuàng)立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方式，學生可以根據(jù)自己的意志制定學習計劃。在胡適看來，書院不僅是中國的最高學府和思想源泉，還是“古代最高的教育機關(guān)”。他稱贊南菁書院山長黃梨洲的箴言——“實事求是，莫作調(diào)人”，感嘆廢棄有一千年歷史的書院，導(dǎo)入僅有一百年的德國學校制度，實在是可惜。

胡適講書院，旨在挖掘傳統(tǒng)中的“現(xiàn)代性”；談國學，則從“疑古”開始。1921年7月31日胡適曾來國立東南大學演講《研究國故的方法》，這次講同一個主題，內(nèi)容有很大不同，當為《〈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胡適強調(diào)用現(xiàn)代學術(shù)方法重審國學的必要性：“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然未可厚非，但將來的成績一定要更好無數(shù)倍。”

紀錄片第三集和第四集可以視為一個單元?！皩W衡派”同人在南高師—東南大學播下的種子很快開花結(jié)果——第二代學人迅速成長。1919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文史地部成立后招收了36名學生，胡煥庸、向達、繆鳳林、張其昀、景昌極、陳訓慈、范希曾、徐震堮、錢堃新、王庸等后來成為知名學者。這屆學生被吳宓稱為最優(yōu)秀的一個班，空前絕后。1935年6月，胡煥庸在《地理學報》發(fā)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口之分布》的論文，文中寫道：

今試自黑龍江之璦琿（今愛輝），向西南作一直線，至云南之騰沖為止，分全國為東南與西北兩部：則此東南部之面積，計四百萬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積，計七百萬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則東南部計四萬四千萬，約占總?cè)丝谥俜种攀?；西北部之人口，僅一千八百萬，約占全國總?cè)丝谥俜种?。其多寡之懸殊，有如此者?/span>

這條自黑龍江璦琿至云南騰沖的人口密度對比線，被稱作黑河—騰沖線，即著名的“胡煥庸線”。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侵華戰(zhàn)爭的步伐。在國家存亡之際，如何最大限度地調(diào)動物力和人力資源進行抗戰(zhàn)是眾所關(guān)心的問題，“胡煥庸線”的發(fā)現(xiàn)可謂“學衡派”知行合一的體現(xiàn)。在抗戰(zhàn)期間，胡煥庸心系南海，命名了“南沙群島”；張其昀等考察西北，為抗戰(zhàn)建言獻策。對于“學衡派”同人的操守和堅持，紀錄片通過柳詒徵、吳宓、王伯沆、梅光迪和胡先骕等演繹了“誠”“樸”“雄”“偉”四字校訓。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時，在張其昀的協(xié)助下，在浙大推行“學衡派”的理念，“學衡派”同人陳訓慈、郭斌龢、王煥鑣、景昌極等到浙大工作。同年，受竺可楨之邀，梅光迪到浙江大學幫助建立人文學科。梅光迪創(chuàng)辦的《國命旬刊》，通過文化宣傳抗爭必勝的信心，他認為現(xiàn)代戰(zhàn)爭是一種文化戰(zhàn)，“國家競爭，兼含有文化競爭，滅其國家者，必滅其文化”。而在江西泰和，文理兼通的國立中正大學校長胡先骕則組織了中國大學中唯一一個前線戰(zhàn)地服務(wù)團。

作為總撰稿人，我和我的團隊在紀錄片中突出了兩點：第一、強調(diào)《學衡》與《新青年》在新文化觀上的互補性?！皩W衡派”長期被誤解為反對新文化?！皩W衡派”是個很寬泛的概念，如果把知名的同人、同道和朋友都算在內(nèi)，大概有八十多人，你看他們寫的文字，有反對新文化的嗎？ 沒有。間或有一二人譏諷白話文不雅馴，如胡先骕批評胡適，但他們不是敵友關(guān)系。胡適有兩句精彩的話：“兩個反對的朋友”。“皆兄弟也”?！秾W衡》與《新青年》的關(guān)系有點像法國啟蒙時代的兩位巨匠——伏爾泰和盧梭。伏爾泰屬于人類，盧梭屬于人民?！秾W衡》屬于中國人，《新青年》屬于中國青年；《學衡》是中國文化的守護人，《新青年》是中國文化的革新者。

第二、“保守也是一種進步”。這是“學衡派”弟子吳俊升的話。受近代主義的影響，人們認為保守即守舊，甚至反動，這是很大的誤解。“學衡派”核心人物大都是留美學生，西裝革履，言必稱西洋，哪來的守舊和反動！“學衡派”提倡繼承和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不忘本民族的根基，不是保守，是進步。

感謝我的團隊，感謝制作單位南京遠瞻傳媒有限公司，感謝出品單位榕祉（上海）影視文化有限公司。這部片子是兩個單位加我——三個南大校友共同制作的，我期待這部片子不僅屬于南大，還屬于所有與“學衡派”有關(guān)的學校，認同“學衡派”主張的人。

2014年12月，南京大學學衡跨學科研究中心成立，2016年4月更名為學衡研究院。學衡研究院繼襲《學衡》傳統(tǒng)，提出“全球本土化”的命題——梳理知識譜系，前瞻學術(shù)大勢，預(yù)流國際前沿，樹立本土風范?；仡櫰竦臍q月，我的感受一個字：難！ 這些年，無論是我個人，還是群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我們挖掘了南京大學乃至中國大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符號——學衡，借助這個符號的魔力和加持，開辟了一條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路徑。不管有人是否情愿，“學衡”已然成了南大文科的招牌。

招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從八年的實踐中，我體悟出學術(shù)評價的新標準，并貫徹于培養(yǎng)學生之中?，F(xiàn)在學術(shù)評價標準過度重視學術(shù)GDP。英國作家喬叟（Geoffrey Chaucer）說過的一句調(diào)侃的話，let?ter（文字）即litter（垃圾）。我同意李伯重先生的話，當下很多學術(shù)論著是文字垃圾。我以為評價學術(shù)的標準有四點，在四點中，學術(shù)GDP只能墊底。學術(shù)評價的重要度依次是：學界口碑、學科地位、學脈傳承、學術(shù)GDP。

有的學者，成果不一定多，學科地位不一定高（指學術(shù)貢獻），但口碑極好。這與當事人的學風和學養(yǎng)有關(guān)，其一言一行具有垂范作用。比如“學衡派”的王伯沆，南京淪陷前夕因中風沒有來得及逃離，1944年9月25日病重彌留之際囑咐家人，生不愿見日寇，死也不愿在城門口碰到日寇，棺材就埋在家里的后院。學界口碑傳承著作為志業(yè)的學術(shù)精神。

評價一位學者，除口碑外，還要看其在所屬學科中的地位和貢獻?！皩W衡派”同人對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的貢獻是巨大的，吳宓被譽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不消多說。提起“學衡派”，一般總想到它的文史取向，其實科學取向在當時的中國位列最前沿。竺可楨在國立東南大學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個地學系——涵蓋地質(zhì)、地文、氣象、古生物、政治地理等，胡先骕是中國植物學的開拓者。

如果一個學者，既沒有口碑，也沒有學科貢獻，徒有一大堆如野狐禪般的論著，又有什么意義呢？ 我對學生說，如果哪天老師是這樣的話，你們可以如金庸小說里的“滅絕師太”，當“滅絕弟子”。做學術(shù)研究，要“接著講”，也就是接著前人的話往下講，這既可以有意識地賡續(xù)某一學脈，也可以泛泛地遵循學術(shù)規(guī)范，將前人的研究和認識向前推進。來歷分明，才能凸顯自身研究的位置。

滿足了前三條后，才談得上學術(shù)GDP。當下學人普遍存在文字崇拜癥，以為寫得越多越好，在印刷文化時代之后的網(wǎng)絡(luò)時代，這已經(jīng)沒有多大意義了。

我在最近完成的一本小書的后記里，寫下了這么一段話：猶記，年輕時讀丁韙良（W.A.P.Martin）《花甲憶年》（A Cycle of Cathay），又讀宮崎滔天《三十三年落花夢》。年屆花甲，轉(zhuǎn)眼“未來的現(xiàn)在”已然成為“過去的現(xiàn)在”，而“過去的現(xiàn)在”恍若“未來的現(xiàn)在”。時間總是以否定“現(xiàn)在”的方式展開的，誰也逃不脫被否定的命運。有開始就有結(jié)束。有序幕就有落幕。明白這個道理的讀書人應(yīng)該自己選擇結(jié)束，選擇落幕。學衡研究院成立伊始，我就想好了今天。在播放《百年學衡》之前，當著學衡先賢的影像，面對線上的和線下的嘉賓，我宣布辭去學衡研究院的院長。對于一個教師來說，最能滋養(yǎng)知的地方，是書齋；最能刺激知的場所，是講臺。

（本文是作者在《百年學衡》紀錄片研討會上的發(f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