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漢密爾頓（章靜 繪）

近兩年來，美國古典學界發(fā)生了很多變化，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去年5月，普林斯頓大學古典系決定不再強制古典學專業(yè)本科生修希臘語、拉丁語，一石激起千層浪，中美學界因此反響強烈。上月，美國著名德語文學學者約翰·漢密爾頓（John T. Hamilton）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自鳴得意：古典學及其在高等教育的失位》（Complacency: Classics and its Displac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對作為學科的古典學進行了反思。漢密爾頓教授現為哈佛大學威廉·凱能德語與比較文學講席教授（William R. Kenan Professor of Germa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雙聘于德語文學系與比較文學系，精研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德國文學、思想與音樂，同時也一直從事古典接受研究。漢密爾頓教授對于古典學有如何反思？對于普林斯頓大學古典系的舉措有何看法？以及，他對包括古典學在內的人文學科的未來有何展望？圍繞相關問題，《上海書評》采訪了漢密爾頓教授。

《自鳴得意》書封

作為一位比較文學與德語文學學者，您是如何想到寫一本反思古典學的書？

漢密爾頓：其實最初我是以古典學家的身份在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開始學術生涯的。但在兩年之后，我接受了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與德語系的聘用。不過，我還是一直與古典學家保持緊密聯系。比如，明年在希臘的塞薩諾尼基（Thessaloniki）舉辦一年一度的“古典學動態(tài)”（Trends in Classics）會議就是由我組織的。之前，我也參加過這個會議。在哈佛大學，我通過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舉辦過古典接受系列講座，詹姆斯·波爾特（James Porter）是本學年這個講座的最后一位報告者，我們剛剛邀請他來。我對古典學很熟悉，但也想在這個領域里提供一種批判聲音。盡管不在哈佛古典系，我的教學仍然和古典學有關。在剛剛過去的春季學期，我教了關于“德國愛希臘情節(jié)”（German Philhellenism）研討課，這門課也被古典系列入課程。因此，我不是一個局外人。漢密爾頓于2003年出版了關于古典接受的《幽暗的誘惑》，2010年被翻譯為中文

漢密爾頓于2003年出版了關于古典接受的《幽暗的誘惑》，2010年被翻譯為中文

您在書里解釋，這本書的正標題“自鳴得意”來自劍橋大學哲學家西蒙·布拉克本（Simon Blackburn）在2009年為《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列舉的“學術界七宗罪”（The Seven Deadly Sins of the Academy）之一。不過，其他學者也提到了其他“罪”，比如勢利（snobbery）、傲慢（arrogance）、迂腐（pedantry）等，這些“罪”都適用于人文學界，尤其是古典學。您能不能進一步解釋下，為什么“自鳴得意”特別吸引您，以至于成為本書的正標題？

漢密爾頓：這本書在某種程度有表演性質?！白曾Q得意”這個詞有很長的歷史，與英語的“滿意”（pleasing）接近而又來自拉丁語里面的“討好”（placēre/complacēre），也與拉丁語里的動詞“平的、光滑的”（planus）有關。這部書是探索、檢驗與挑戰(zhàn)古典學界里存在的這種滿足。因此，“自鳴得意”成為這本書的關鍵詞。當然，你無疑是對的，我們可以運用這“七宗罪”里的任何一宗“罪”去反思古典學的問題。不過，我還是認為“自鳴得意”這個詞特別適合，因為這個詞涉及“平滑、順利”(smoothness)，大家在閱讀文本時，非常通順，遇到很少的障礙，沒有遇到挑戰(zhàn)。閱讀體驗非常順暢、平滑，讓人得意，在從A點到B點的時候，沒有遇到陷阱、沒有遇到絆腳石，在通向傳統(tǒng)的古典研究路徑里一帆風順。這一傳統(tǒng)古典學的研究范式與“自鳴得意”包含的蘊味非常吻合，因此，我選擇了“自鳴得意”而不是其它詞。

在這本書中，一個非常有趣的論點是，數學在現代學科中的地位類似曾經古典學的地位。您提過多次，能不能進一步談談？

漢密爾頓：這一轉變與學科內部的基本區(qū)分有關，德國哲學家威廉·文德爾班（采訪者按：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新康德主義哲學家）提出了兩種學科：法則學科（nomothetic）與意會學科（idiographic）[采訪者按：這里術語翻譯參照了章益國：《道公學私：章學誠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按照漢密爾頓教授建議，“意會學科”可以譯為“經驗學科”（discipline of experience）；個人認為“意會”一詞更能傳神表達根據個人經驗與體會進行研究之意]。包括數學在內的自然科學屬于法則學科，該學科目的是根據某種因果聯系去建立某種規(guī)律，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則學科可以做預測。一旦你確定了A可以導致B時，當你遇到類似因果，就可以做預測，看出里面的因果鏈。毫無疑問，法則學科是生產學科的一種有價值的方法。在德語里，Wissenschaft一般翻譯成“科學”，但其真正含義是“知識生產”，去“生產（schaffen）知識（Wissen）”。不過，法則學科也只是生產知識的一種方法。法則學科強調科學準則、強調客觀中立。如果我閱讀一本微積分原理，不需要去了解寫作這本書的數學家的個人情況，他（她）是否和其女兒有矛盾，他（她）是否餓了，這些問題和我閱讀這本書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科學。我閱讀這本書是去了解數學原理和證明。因此，客觀中立對于法則學科非常重要，主觀在里面沒有作用。這與意會學科模式下的知識生產完全不一樣。

“意會學科”這個詞也來自希臘語，其意思是去尋找某種特例與個性，去研究過去與現在的作品，去理解這些作品的獨到之處。因此，意會學科無法預測未來，因為其研究的是某種時間下的獨特性。因此，像文學這樣的意會學科就并不關心中立客觀，不關心因果，而關心的是主觀。正如我所說，數學家是否和其女兒有沖突對了解其研究并不重要，但這對我們去閱讀一首歌就是重要的，因為就“我是誰”和“我在哪”這類問題，像我在世界的位置、我說的語言、我成長的國家、我居住的城市、我小孩的數量或我沒有小孩、我的其他經歷、我閱讀過的書籍，這些都對文學里面的意義生產有聯系。因此，主觀性在意會學科里非常關鍵。在這種情況下，當學科皇冠從古典學轉移到數學等自然科學時，數學等法則學科的方法成為衡量所有學科的標準——只有當客觀中立成為你的研究準則時，你才是一位科學家，如果你研究帶有主觀性，你就沒有價值——這是我們當下數學等自然科學的自鳴得意。不過，在十九世紀，自鳴得意是另外一回事，是主觀性去促使某種精英主義，出身與主觀天賦更具備吸引力。而現在，有趣的是，我們的自鳴得意是去否定主觀性，這是讓所有知識生產科學化，讓所有的知識都去遵照某種規(guī)律，都按照法則學科的方法行事，去忽視意會學科的特性。

您的書另一有趣之處是對語文學與古典主義之間關系的闡釋。不過，您的態(tài)度似乎比較模棱兩可。一方面，您強調語文學佐證了古典主義；另一方面，您也說語文學的科學精神會對古典主義構成挑戰(zhàn)。能不能進一步澄清下您對語文學與古典主義之間關系的態(tài)度？

漢密爾頓：就傳統(tǒng)意義而言，語文學（采訪者按：接下來說的語文學更接近漢語語境中的“文獻學”，而古典學則接近漢語里的“古典文學”）是奴仆。作為文本批評工作者，語文學家準備一可以閱讀的文本，將雜亂無章的手稿轉換成精校本，讓其更加易于閱讀，也為進一步解釋工作奠定了基礎。因為一個好的文本是進行解釋的基礎，所以傳統(tǒng)觀念把語文學看作是附屬學科。因為這一傳統(tǒng)的附屬地位，古典學家輕看語文學，將語文學家看作是勞工或仆人，準備好餐桌，保證可以合適地上菜，做一切基礎工作。但是，當宴會開始時，就是古典學家的世界了。不過，在非常革命的意義上而言，奴仆是可以翻身的，可以顛倒秩序，奴仆也可以參加宴會，然后重新安排飲食秩序。讓我們這樣想象，當一位大教授在詮釋荷馬史詩某些段落時，有一位語文學家出來說，實際上，那一德爾塔字母實際是后來改動（emendation）中出現的，將這一大教授的解釋推翻。古典學家變得非常惱怒：我們不關心這些細枝末節(jié)，我們關心的是文本里展現的品德、勇氣這些宏大理想。而語文學家們對文本的修正，則讓很多問題變得令人惱火。在現代學術興起時，語文學的確非常易與科學接軌；而科學又是對中下層階級有利的，這里說的中下層指的是那個時候的布爾喬亞（bourgeoisie）?？恐茖W、經濟學理論等各種創(chuàng)新，布爾喬亞們創(chuàng)造了工業(yè)、生產財富，并借著國際貿易將自己的事業(yè)進一步做大，最終到達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節(jié)點，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科學對傳統(tǒng)特權的勝利。因此，語文學地位低于古典學，但又對古典學有挑戰(zhàn)，特別是當提出對文本進行修正時，讓古典學家習以為常的順暢閱讀變得不可能，有了更多的疑問、有了更多的校勘，你需要處理文獻問題，而不是僅僅靠一個看上去顯而易見的文本。漢密爾頓涉及語文學的兩本書，分別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與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

漢密爾頓涉及語文學的兩本書，分別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與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

就古典學與語文學關系而言，美國語文學會（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前幾年改名叫美國古典學會（Society for Classical Studies，采訪者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典學學會組織），對此，不少學者是有異議的。能不能談談您對這一改名的看法？

漢密爾頓：當我們要批評古典學里的自鳴得意時，語文學是進行批評的一種武器。因此，當美國語文學會想改名成古典學會，將語文學這一名稱拋棄時，我對此是非常謹慎的。在我看來，這是對傳統(tǒng)古典主義自鳴得意傾向的回歸，是歷史的倒退。因此，我對這一改名是不支持的，我認為這非常誤導人。這是對語文學非常狹隘的理解。當然，語文學的確曾經被種族主義運用，語文學也在種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里發(fā)揮了關鍵作用。我們的確不應該忘記這一段歷史，尤其是納粹德國時期。不過，這并不說明語文學從本質上是邪惡的。相反，語文學也可以讓我們對過去的簡單理解增加難度，這是好事，這可以防止尼采說的將過去紀念碑化（monumentalization）的傾向，而紀念碑性則是古典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對此表示警惕。

與此同時，美國古典學這兩年也發(fā)生了很多改變。特別是普林斯頓古典系去年不強制古典學本科生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在中美都引起很大反響。從您對古典學批判立場的角度，不知道您對此怎么看？

漢密爾頓：毫無疑問，這是一種錯誤。我并不認為大家要像從前那樣，所有大學和所有學生都要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但對于那些想學古典學（我仍然使用“古典學”這一詞，因為我們缺少更好的替代）的人而言，沒有經歷過古代語言疑難問題洗禮的人，很難進入古代世界。另外，我對語言的熱愛是與這些語言的獨特性是分不開的。如果古代文本教學都是靠翻譯的話，這雖然讓學生滿意，大家覺得自己不用背誦大量古代語言變格變位也可以學古典學，但也遮掩了很多文本本身的問題。我們處于快餐文化的時代，也對此習以為常，如果我餓了，在手機上五分鐘就可以下單。如果我們在教學設計上也讓大家認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靠技術解決，所有的事情都要讓學生滿意的話，這是非常危險的境地。我們現在用英語交談，但英語無論是詞匯還是句法，在歷史上都受到希臘語和拉丁語極大的影響。如果我沒有學過希臘語和拉丁語，在古代研究上就無法提出嚴肅的問題，也無法讓相關研究成為批判性領域。

無疑，古典學現在面臨很多危機。就古典學的未來，您在書里提到了數字人文學與古典學結合的潛在可能性。您是否能談一下數字人文？

漢密爾頓：當談到數字人文學（digital humanities），如果我們指的是一種提出新問題的研究方法的話，那我是支持的。不過，如果數字人文僅僅是用科學的方法去解決文學或藝術問題的話，我是反對的。因為這樣做，我們會喪失處理文學藝術獨特性的能力、丟失主觀靈性，而屈服于科學的中立話語。如果我們靠機器去閱讀和分析文本話，將文本僅僅還原作數據，恐怕我們會丟失人文學者的主觀批判性能力，無論對于文學、音樂還是視覺藝術。在我看來，主觀性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們一般希望避免主觀，因為主觀會造成錯誤，是偏見，主觀是客觀與中立的反面。我們的確有政治立場，我們有我們的觀點，我們有我們的外在動力，但這也是作為人類的一部分。

盡管您在書里對古典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反思開始于維多利亞時代，但也許我們可以把時間往前推，推到羅馬帝國第二次智者運動。在讀您的書的時候，我一直在想倫敦國王學院的伊斯梅妮·拉達-理查茲（Ismene Lada-Richards）的文章《啞劇是值得思考的嗎？》（Was Pantomime Good to Think With）。這篇文章從流行文化的角度，重新解釋第二次智者運動起源，認為羅馬帝國的希臘智者和知識分子一直和啞劇藝人存在相愛相殺的狀態(tài)——這些希臘智者在社會上已經邊緣化，與啞劇藝人的當紅狀態(tài)形成對比。因此，他們悄悄模仿當紅藝人的行為模式，但不愿意承認他們在模仿，而一直在高姿態(tài)批判流行藝人（盧西安除外）。其實，我認為拉達-理查茲的這一文章不僅僅是在談一個歷史問題，她是在借第二次智者運動反思當代古典學家、甚至人文學者的處境問題。從您的角度來看，流行文化視角能否成為修正古典學家和人文學者自鳴得意問題的另一方法？

漢密爾頓：我的確認為我們可以從智者運動那里學習很多東西。我非常喜歡芭芭拉·卡珊（采訪者按：Barbara Cassin，法國哲學家、古典學家，法蘭西學士院院士）關于智者的研究。盡管智者們在柏拉圖對話里沒有好的形象，根據柏拉圖，哲學家處理的是不可言傳的真理，而智者僅僅是一雇傭職業(yè)，智術是一種偏見。但卡珊注意到了智者們的表演性和儀式性，而這一表演性對于古典學家非常有借鑒意義，因為這強調了我們作為人文學者的生存體驗。作為接受研究的一個核心理論，每當我們去處理一個文本時，我們都有自己的立場，就像啞劇這樣的流行表演一樣，每當我們去解讀一個文本或每當一個表演開始時，我們的解讀或藝人的表演都會融入周遭環(huán)境。一個成功的表演者需要與聽眾互動，需要具有很多即時性，而不是像傳統(tǒng)古典學理念那樣，我們有一穩(wěn)定的文本。我的確認為將智者運動歸結于啞劇藝人，是非常讓人信服的觀點，智者與現實互動更多，在互動中重新解讀過去。在文藝復興意大利也有類似的事，在當時的藝術喜?。ú稍L者按：commedia dell’arte，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一種流行表演）表演里有類似的情況，表演者的表演會基于某個刻板印象，根據現實進行調整，進而與現實有互動，去說現實問題。這種模式對于人文學者是非常有幫助的。

回到您作為比較文學學者去反思古典學的問題。您剛提到，您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古典系，我對此并不驚訝，因為現在古典學內部也有越來越多學者出自比較文學系或自身研究路數非常接近比較文學，比如普林斯頓大學的布魯克·霍爾莫斯（Brooke Holmes），芝加哥大學的馬克·佩恩（Mark Payne），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馬里奧·泰洛（Mario Telò）。您是否認為這對于古典學是一好事？

漢密爾頓：我認為這是好事。實際上，《自鳴得意》這本書是芝大出版社“批判性古代”（Critical Antiquities）書系之一，馬克·佩恩與布魯克·霍爾莫斯則是這一書系的兩位主編。同時，我也非常喜歡馬里奧·泰洛，我剛剛為泰洛正在主編的關于尼俄伯（Niobe）的一本書寫了一篇文章。我認為馬克、布魯克與馬里奧都代表某種進步趨向，他們都理解比較研究的價值，非常重視接受研究。布魯克特別把接受研究稱作某種“動態(tài)閱讀”（dynamic reading），這種“動態(tài)閱讀”對于關注文學中的獨特性是非常重要的，在科學的逼迫下，我們正在喪失這一特質。科學是去尋找模型、同一性與相似性，在這一路徑下，獨特性不被看好，因為這只發(fā)生一次，沒有科學價值，僅僅被看作是反常，或者是孤詞（hapax legomonon）。作為人文學者，去關注獨特性時，這是我們作為人類非常關鍵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丟失了對獨特性的關注，將會得不償失。特別作為比較文學學者，我們非常重視獨特性的價值，我們對同一化——將世界看作是平的，太陽底下無新鮮事——持警惕態(tài)度。而比較文學恰恰非常擅長去解構這些先驗觀念。

盡管您的書剛剛出版，還沒有機會得到學界反饋，您如何期待本書在古典學界里的接受？

漢密爾頓：我當然希望大家對這本書有好評。不過，我的確擔心，如果大家太把我看作一個局外人，這會成為一個問題。我還是希望古典學家將我這本書看作是一種誠實的反思，去與一些趨勢作斗爭。當人文學科越來越走向邊緣化時，我們都非常擔心。而我希望我的書能激發(fā)一些誠實的討論，去反思人文學應該處在什么樣的位置，為什么人文學科仍然有價值，尤其是在快餐文化語境下，尤其是在技術主導一切的情況下。我希望我的書能夠提供一種建設性批評，去保持人文學科應該有的位置。當然，這不是讓人文學科回到過去那種特權地位。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新的人文學，一種新的語文學——基于獨特性、基于多樣性，讓多種觀點和立場共存，去創(chuàng)造人文學科應該有的價值，而不是僅僅去維持一種表面上的多樣性。